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宾礼是《周礼》五礼之一。宾即是客，所以是周天子礼待诸侯之仪，有内外两重含义（注：据《周礼》大宗伯之职，“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頫曰视。”孔颖达疏以为“此则诸侯依四时朝天子，故以天子见诸侯为文”。宋王昭禹认为其朝觐宗遇会同等“或宾于上，或宾于下，其交有时，其接有礼，外以和诸侯，内以蕃王室”。分见《周礼注疏》卷一八，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第759-760页；《周礼详解》卷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体。）。宾礼在中古前期的魏晋尚包括所谓“朝宗、觐遇、会同之制”（注：《晋书》卷二一《礼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49页。）；到了唐代，则具体内容减少，对内唐前期只有“二王三恪”，不过于朝廷举行大仪式时备宾客之位；对外即为朝廷接待蕃国来客的礼仪（注：按任爽《唐代礼制研究》指出，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化促使礼制作适应性的调整，“古宾礼中被删减的部分并未全遭废弃，而是随着君臣关系的演变转化为朝仪，成为嘉礼中的内容”，可为确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2页。）。《唐六典》卷四礼部员外郎条记开元五礼“二曰宾礼，其仪有六”完全针对蕃国蕃使，主掌其事务的机构是鸿胪寺。但是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所谓客礼却有了对“内”宾而言的新含义。与之相关，中央和地方都出现了专门接待彼此出使来客的新机构：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在地方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客司与客将。关于客省和客省使，赵雨乐在探讨唐代各种宦官使职时已有涉及，并指出其作为唐五代内诸司使中礼仪职司出现及其升迁次序和职级地位（注：见《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二章之壹《内诸司使之成立过程》，第四章之叁《五代内诸司使间之职级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171-174页。）。黎虎也注意到客省的存在及其外交职能（注：《汉唐外交制度史》第九章第一节《中书省的外交职能》之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373页。）。另外，周藤吉之最早提到了五代藩镇武职系统内的客将问题（注：《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史学杂志》61卷4、6期，1952年4、6月；《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9月。），近年冯培红也就敦煌归义军中的客司机构和职能作了分析（注：《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敦煌学辑刊》1999年1期，第72-84页。）。只是对于以上职司的设置发展及其在对内礼仪方面的交互作用尚乏对比和深入全面的论述。敦煌书仪中相关书启的出现，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很大启发，研究晚唐以后中央地方的礼仪交接问题，显然不可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及彼此关系。
一、客将、客司——藩镇的礼仪职司
（一）客司和客将的出现
敦煌P.4092《新集杂别纸》是五代后唐之际一件供藩镇官员与四方交往所用的书仪。在明显是致节镇幕府官员的别纸中，有“知客”一首：
比以一间光尘，屡移岁序；空驰魂梦，莫遂披承。昨者轩车到州，方获款晤；虽慰倾翘之恳，实乖迎伫之仪。曾未启申，遽然违远，惊惕依恋，岂任下情。（注：本文所用敦煌文书均转录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这封书信的大意是表达对知客的感念之情。写信人也是藩镇官员，“虽慰倾翘之恳，实乖迎伫之仪”，说明他在“轩车到州”时，曾受到知客的礼待，故匆匆离去后，要向知客再致谢意。
知客在地方亦称典客。《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称“刘捍，开封人。父行仙，宣武军大将。捍少为牙职，太祖初镇夷门，以捍聪敏，擢副典客。”同书卷六一《张遵诲传》，言其原为魏州人，投奔太原，“武皇以为牙门将。庄宗定山东，遵诲以典客从，历幽、镇二府马步都虞候”。同书卷一一一《周太祖纪》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丁卯制“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一条，亦有诸州郡“内知客”之名。《五代史补》卷三记欧阳彬世为县吏，“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
无钱买通知客，即不予通名传达，是藩镇或州郡知客之职首在送往迎来。晚唐五代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之间往来频繁，须有专门待客的职司，但典客与知客者皆非正式职名。《旧五代史》卷一○九《李守贞传》记其“少桀黠落魄，事本郡为牙将。晋高祖镇河阳，用为典客。”《新五代史》卷五二本传略同，唯“用为典客”作“以为客将”。又前述副典客刘捍，《新五代史》卷二一本传谓“（梁）太祖初镇宣武，以为客将”，知典客的正式名称就是客将。客将，《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三月条胡三省注以为“主唱导，傧赞宾客，汉、晋铃下威仪之职”。同书卷二五八昭宗天復三年（公元930年）五月条注又称：“今阃府州军皆有客将，主赞导宾客，盖古之舍人、中涓，汉之铃下、威仪之职。唐末藩镇置客将，往往升转至大官，位望不轻。”
按：客将一称多见记载，其所在机构便是客司。前揭冯培红文即提出客司是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府内机构之一，负责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事交往活动。并指出客司的长官为都客将，一般由节度押衙兼领，下属又有知客或客将等。但客将客司非归义军所独有，它们不过是归义军借鉴内地藩镇的产物。只是见于传世文献无“都客将”之名，而是只有客将、典客或知客以及副典客，也多指客司的负责将吏。此外又有“客司小将”（注：《北梦琐言》卷三“李太师光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客司小子弟”（注：《北梦琐言》卷三“薛能尚书镇郓州”条，第15页。）、“客司十将”（注：《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从章）墓铭并序》，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按十将乃藩镇武将职名之一，此处为客将所带军职。参见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十将”及下属诸职考》，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第25-35页；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412页。）等名，它们应当也是客将或客司之职属，此类人物初始官职不高，但不乏有才能者，如曾为“客司小子弟”的李勋后竟中举，亦领藩镇为节度使。
（二）客司、客将的典客之责
客司、客将属于武职系统，但显然并不是藩镇设立的一般武将官职。如唐末马嗣勋世为军吏，因“有口辩，习武艺，初为州客将”，后归朱全忠，任副典客，“颇称任使”。宋令询“闵帝在藩时，补为客将。知书乐善，动皆由礼”。张筠曾被时溥擢为偏将，“累有军功”，后被朱全忠俘获，“梁方图霸业，以筠言貌辩秀，命为四镇客将”（注：以上分见《旧五代史》卷二○（第274页）、六六（第880-881页）、九○（第1181页）。）。以言貌辩秀，知书懂礼的特点被命为客将，显然是与客将职能有关的。唐后期五代，来到藩镇州府的人员非常复杂，有朝廷来使、过往官员、他方将吏、文人学子，所以客司客将的第一大职务便是应接、引见、招待各方面的来人来使。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九有《与客将书》一首。这件书启说明崔致远曾以一介书生远投藩镇（即书中的相公、淮南节度使高骈），在“无媒进取”的情况下求助客将。书中极力渲染自己“却缘虽曾食禄，未免忧贫；赵囊则到处长空，范甑则何时暂热”的穷愁落魄之境，感谢“将军”（客将）“许垂拯拔，每赐吹嘘”，使自己“得遂献投”；为了能获得节度使重用，就连“今欲专修启事，再献相公”的事也要与客将商量。说明来人来使，甚至到藩镇来谋事的人想要见到使主，都必须通过客将介绍安排。客将的推荐是很起作用的，他的职务在某种意义上十分关键。
在接待的过程中，一应相关食宿宴设等事，自然也由客司和客将负责。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记载了进士杜荀鹤见梁太祖和午间由掌客设食，拦住不放归；及生病期间由“客司守之，供侍汤药”的情况。遇有宴会，客司理当安排人选。《玉泉子》记襄州节度使裴均设宴，因“客司漏名”，致使郑滑馆驿巡官裴弘泰耽误了赴宴（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页。又如《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与此类似。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言闽国主王曦（延羲）暴戾，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八月丙寅，“宴群臣于九龙殿。从子继柔不能饮，强之。继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将斩之”。是客将于宴会中还当祝酒劝酒，招待客人。由此推测，宴会的主持或赞礼人也是客将。
崔集卷一四还有《客将哥舒珰兼充乐营使》墨敕牒一件，内称“久委宾司，既见与言之可使；俾兼乐职，必期饰喜之克谐。尔其有礼为先，天荒是诫；迎送于燕台郑驿，指挥于迴⑥雪遏云（“挥”，《唐文拾遗》卷四○作“踪”）。勿使英贤，或发养痾之诮；须令艳丽，先缄笑躄之声。事须兼充乐营使”。事涉“乐营使”是个什么官职。藩镇皆有乐营，乐者，音声伎乐也。“迎送于燕台郑驿，指挥（踪）于迴雪遏云”是客将迎来送往的常务。由于安排宴饯的同时，少不了歌舞伎乐，于是“须令艳丽，先缄笑躄之声”。原来，乐营使负有管理这些“艳丽”或称营妓之责。以客将之职兼充乐营使，是配合他的工作需要。
另外更重要的是客将还要掌握接待中的具体仪节。《东坡志林》卷七记曰：
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于界石。
误犯节度使讳是大失礼，客将预先提醒是必须的，当然接待朝廷或其他地方来使时，礼节更是有其特殊的讲究和含义。《北梦琐言》卷五记曰：
唐薛廷珪少师，右族名流，仕于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倾动，渐自尊大，天下惧之。孤卿（指薛廷珪）为四镇官告使，夷门客将刘翰（捍？）先来类会，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会，谓谒者曰：“某无德，安敢辄受令公拜？”竟不为屈。
何为“恐申中外”意不明。但此事可参见《新唐书》卷二○三《薛逢附薛廷珪传》：
子廷珪，进士及第。大顺初，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从昭宗次华州，引拜左散骑常侍，称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复为舍人，累尚书左丞。朱全忠兼四镇，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将先见，讽其拜，廷珪佯不晓，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见，卒不肯加礼。
原来“恐申中外”就是恐怕来使要行藩镇拜朝廷之礼，这是正常情况下应有的仪节，但客将却要求官告使先拜朱全忠，薛廷珪只好佯装不懂，反说自己不敢受朱全忠拜，就这样避免了朝廷使臣反拜藩镇的尴尬局面。
《册府元龟》卷六六一《奉使部·守节》：
李光序为散骑常侍，庄宗初平中原，与右拾遗曹琛往湖南马殷册命，先是，为梁中使往如邻国礼，或呼殷为殿下，宾幕皆有丞郎给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会谒殷之礼，须遵梁朝旧事，琛谓之曰：“岂有湖南令公称藩事唐室，复欲天使称臣哉！如不受唐册命改图，即任所为。”既见殷，但呼公而已，其余学士舍人但呼为判官书记。
这里记载了马殷由对梁行邻国礼到对唐行属国礼的过程。“客司先会谒殷之礼，须尊梁朝旧事”，说明是通过客司来处理复杂而敏感的仪节问题的。
《旧五代史》卷六八《崔沂传》：
贞明中，带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时张全义留守、天下兵马副元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中书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绝中外，沂至府，客将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礼，沂曰：“张公官位至重，然尚带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见尹之仪何如？”全义知之，遽引见沂，劳曰：“彼此有礼，俱老矣，勿相劳烦。”
案梁之西京即洛阳。崔沂作为副留守本是张全义的副职，但客将却要他按惯例行“廷（庭）礼”也即“庭参”，此是下属拜长官之礼。所以崔沂只好以问“副留守见尹之仪”（尹职在留守下）为狡辩，拒绝行廷礼。由此三例可见，无论是朝廷或他方来人来使，抑或本藩镇内部上下级之间，应行何种等级的礼仪都由客将掌知并预告。客司客将作为藩镇礼宾司的作用由是而知。
（三）客司客将的出使交接之职
客将的第二大职能是承担藩镇间（有时是敌对双方）的交接和对外出使之务。这一点也与归义军相似。但与归义军四邻多是少数族政权不同，内地的藩镇须协调处理的主要是与朝廷和其他藩镇的关系，或是藩镇间的事务，其间多与客将有关。
《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记天祐三年朱全忠借幽、沧称兵密谋攻魏，遣客将马嗣勋带同人马入邺城设祭，结果取邺计谋得手。同书卷一三《朱瑾传》记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春，朱全忠令大将朱友恭攻瑾，后以瑾伪遣牙将瑚儿持书币送降，即派客将刘捍去接洽受降之仪。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被晋将周德威围经年，累战常败，乃遣客将王遵化致书于周，后守光被擒，仍由客将引来见晋王（注：《新五代史》卷三九《刘守光传》，第426-427页。），也说明客将在两军作战中的协调沟通和礼仪作用。
至于客将充当使节的情况更是史不绝书。如前述梁太祖客将刘捍，曾迫使镇冀节度使王镕定城下之盟，此事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光化三年（公元900年）载情节曲折，但刘捍的作用显然很关键。所以当“太祖迎昭宗于歧下”，便以刘捍为亲军指挥。“天复三年正旦，宋文通（即李茂贞）令客将郭启奇使于太祖，命捍复命。昭宗闻其至，即召见，询东兵之事，仍以锦服、银鞍勒马赐之”（注：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第8534页，《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第271页。按据传记“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镇、定，至常山，而王镕危慑，送款于太祖，命捍入壁门传喻。时两军未整，守门者戈戟千匝，捍持旗而入，竟达其命”。是捍刘为其间主要联系人。），刘捍与李氏客将郭启奇往返复命，成为朱全忠与朝廷和凤翔方面联络的使者。
五代十国时期，客将来往于藩镇或割据政权之间，活动十分频繁。《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记光启三年（公元88年），唐廷以淮南久乱，命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全忠遣内客将张廷範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吴越备史》卷三《忠献王》记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南唐攻福州，闽威武节度使李弘达“遣客将徐仁宴、李廷谔等奉表称臣”。《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记后汉李守贞反河中，遣其客将朱元来向唐主李璟求援。广顺元年，楚马希崇代马希萼，国人不附。部下徐威等“欲杀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觉之，大惧，密遣客将范守牧等奉表请兵于唐”（注：《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65页）。南平王高保融当周世宗征淮之际，“又遣客将刘扶奉笺南唐，劝其内附”（注：《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第859页。）。这些活动包括册命、求援、称臣、劝降，其身份可称是礼仪使者。与蕃国的交往也同样少不了客将。如刘知远勾结契丹，即“遣客将安阳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注：《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天福十二年，第9335-9336页。），其中客将所起的作用，亦属奉表请降的礼仪使范围。
以上客司、客将对内对外所承担的要务，使之成为藩镇不可缺少的重要机构和官职，以致发展到其他一些使职如三司下诸道盐铁转运使额职员中也有“客司通引”官（注：《五代会要》卷二四《建昌宫使》长兴四年正月，上海古籍标点本，第380页。）。《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记天福三年三月中书舍人李祥上疏奏节度刺史州衙前职员等事，提出“节度州只许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练使、客将、孔目官，及有朱记大将十人”，其中便有客将。事实上客将既由节度使奏署，便常常是节度使的心腹。他们在藩镇接待四方来客，在征讨或结盟过程中充当使者，是藩镇形象的代言人。《益州名画录》卷上一则颇有代表性。此则言大中年杜相公悰镇蜀，起净众等寺门屋，请善画者陈皓、彭坚二人“各画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将伴之”（注：《说郛》本。），正是人间客将对藩镇意义的写照。而客将本人在交往过程中的历练与因此而建立的诸种关系，也可能使他们更易建功立业，或蒙重用。《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言“捍便习宾赞，善于将迎，自司宾局及征讨四出，必预其间，虽无决战争锋之绩，而承命奔走，敷扬命令，勤干涖职，以至崇显焉”。同样，李守贞虽然最初只是“河阳一客司耳”，且“不习戎行”；但是“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也聚集力量成为一方叛主（注：《旧五代史》卷一一○《周太祖纪》，第1450页。）。后唐宰相范延光和任永平军节度使、西京留守的张筠，后晋宰相景延广更是从藩镇客将“往往升至大官”的显例（注：范延光任客将见《旧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纪》，同光四年四月乙未条下，第492页。景延广事见《旧五代史》卷八八本传，第1143页。）。而由藩镇客将迁转任朝廷阁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则是客将升迁的一条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为最多。
二、客省、客省使——中央机构中的客司客将
（一）客省与客省使的设立发展
客将、客司虽然多见于晚唐五代，却并不能认为就是藩镇的创造。事实上在藩镇客将客司出现之前，中央机构中早已有了它们的模式客省和客省使。
客省作为朝廷留止宾客的机构大约南朝即有。《宋书·范晔传》记文帝使“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华林东阁是殿名，明客省是在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二四谓“客省，凡四方之客人见者居之，属典客令”。《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诸王·元德太子昭传》：“及闻萧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兴宫之客省。”是隋大兴宫内也有客省。
大约是由于客省置于宫内，故唐初太极宫内的客省便称为内客省。《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秋七月“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先斩之，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出。”胡注曰：“四方馆隶中书省，故内客省在焉。中书省在太极门之右。膺福、猷皆中书省官也。”四方馆是各地上达文书的机构，故胡注将它与宾客留居的内客省联系起来是对的。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于“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下即明谓“省内有内客省”，并引《通鉴》及胡注为证（注：按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7册，第120页）“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 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 所说，四方馆是在宫城之外的中书外省：而内客省所在的延明门，距太极宫正殿太极殿和中书内省较近，与四方馆尚不在一处。）。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内客省”与《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所说“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的客馆不是一回事。鸿胪客馆，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应当是在宫城之外，“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另外它在隋炀帝时曾称四方馆，但唐代以四方馆隶中书受四方章表，于是鸿胪寺典客署便另置接待四夷使者的客馆（注：见《隋书》卷二八下《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98页。并参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1-325页。），说明地方和外夷事务是有所划分的。唐代客省的设置临近中书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接待来自地方的“内”宾。黎虎认为客省隶属于中书省，从最初的情况看有可能是如此。另外东都洛阳也有客省。《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下记上阳宫，‘玉京［门］之西曰客省院”。作为陪都的客省院，其性质应同于在长安宫内的客省。
不过到了唐后期，长安太极宫的客省被迁至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开始成为隶属宫内的机构。《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记客省曾一度因来人众多而负担过重：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七月诏，罢给客省之廪，每岁一万三千斛。永泰己后，益以多事，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仍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居之。上书言事者，常百余人，蕃戎将吏，又数十百人，其费甚矣，至是皆罢。
此事《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和《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均记在大历十四年七月，《通鉴》且明谓右银台门客省是代宗所置。这时唐帝居处、朝见都在大明宫，右银台门距宫内中书门下宰相机构所在的日华门、月华门都不太远。安史之乱后，朝廷要应对的“四方奏计”、“蕃戎将吏”诸事庞杂，右银台门成为宫廷内外的交接处。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就曾“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注：《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44页。）。客省置于此，大概也是为了上书言事的方便，不过这造成了客省接待之务和停留人员过多。其结果是更增加了度支的用度。
客省的混乱是和代宗朝政治经济治理无序有关的。但是这样一来，客省接待的来人来客甚至有些内外不分。所谓“蕃戎将吏”者似乎不止于藩镇地方，还有一些长留朝廷的少数民族。所以德宗在清理和省费的过程中，对客省职能也重新作了规划。除了接受贡献和朝觐的具体仪节外，少数民族入朝的一般居处接待之事有可能不再经由客省（注：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认为，客省的主要功能是收留两部分人员：国内的和蕃国的。后者与鸿胪寺相类。“但是鸿胪寺所居蕃客是一般的外交人员，客省所居是因故尚未能及时报答的一部分特殊的外交人员”（第371-373页）。笔者认为，唐后期客省职责内重于外；代宗以后，在对外方面负责的主要是相关礼仪之务。），而由唐后期设置的鸿胪礼宾使及代替客馆的礼宾院负责（注：见《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天宝）十三载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直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以上，并令鸿胪勾当。”疑此礼宾院已代替客馆。）；客省主要是对“内”的职务大概从此更明确了。
可能由于客省仍置在宫内，所以唐史料提到客省有时也称内客省。《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记李少良罢官游京师，疏论元载罪恶，“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同传又载大历八年，有晋州男子郇谟欲献字以言时事。“京兆以闻，帝召见，赐以衣，馆内客省”。从史料看不出两者的不同，《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郇谟“馆于客省”事下胡注“时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一段引上述大历十四年史料，说明郇谟所在的内客省即大明宫客省。1978年出土的《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记载了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以前内外官局的修葺情况，其中便提到客省（注：见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也可以证明客省就是内客省。
唐后期长安大明宫的客省于是成为主要招待地方来使的机构。《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九月丙午诏节日文武百僚追赏为乐，宰相以下赐钱中有“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长式”。这个“客省奏事”，《唐会要》卷二九《追赏》同条作“各（按当作“客）省诸道奏事官”，看来诸道奏事官是可以在客省里的。客省还拘留了一批前来投诚的叛镇官员如李惟岳弟惟简、朱滔判官郑云逵之辈（注：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第5950页；《旧唐书》卷一三七《郑云逵传》，第3770页。）。所以陆贽《翰苑集》卷一五《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指出德宗自建中以后对于从藩镇来人来访者都一律不信任，“咸使拘留，谓之安置。或诘责而寘于客省，或劳慰而延于紫庭；虽呵奖颇异其辞，然于圈闲一也。既杜出入，势同狴牢，解释无期，死生莫测，守护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絷维，动历年岁，想其痛愤，何可胜言！”可见客省在宫禁高墙之内，还可以用作软禁地方来人来使的处所。而无论是从地处宫内还是从主要招待地方来“宾”的意义看，称为“内客省”都是恰如其分。
（二）客省和客省使的对“内”礼仪之务
客省既在宫内，则唐后期即设置由宦官充任的客省使予以管理。客省使除了负责接待地方来使，还有更重要的上传下达等礼仪节目。《职官分纪》卷四四客省“使、副使”条称“五代梁有客省使，国朝因之，掌四方进奏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可以说明。掌四方进奏和赐物回诏即上达四夷使者和地方奏章并传宣诏命，负责内外上下之礼仪交接，而掌进奏又须与引进、阁门使等相配合。此点赵雨乐前揭书已指出，并据《唐会要》等史料提出客省使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如阁门使般承受外廷奏章，再通传君主之处分。但是，与阁门使比较，客省使之处理奏章对象似为地方之武臣，亦即‘蕃戎将吏’之事务。臣僚奏章之传递方式，往往是先经客省使继而进呈至阁门，反映了客省使与阁门使之配合关系。”这一看法无疑很正确，但两使比较，职能毕竟有所区别。据《职官分纪》同卷阁门使“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大宴，及赞引亲王宰相百僚蕃客朝见辞［退？］、纠弹失仪”。所负责的主要是朝见时一般性的传宣赞引和纠弹之仪，即宋人所谓“阁门官日日引班，乃令郡典谒吏耳”（注：参见《桯史》卷四《一言悟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438页。《文忠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第645-646页。）；但客省使在接受和处理奏章方面却似乎更直接而权力更重。
根据史料记载，唐后期地方表章笺奏的递交可以有两条路，一条即前章已述通过中书省四方馆，另一条即客省；前者唐制规定可以通过馆驿递交（注：见S6537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关于表状的“载牒式”，并参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后者却是由藩镇或州郡派人专达。《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记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三月甘露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内官仇士良闻之惕惧。是日，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遣之”；是一例。从唐史料看两者区别似不大。但一条是宫外一条是宫内，一条是中书一条是内廷，在传达路径和方式上都是远近之别，而后者到达皇帝前可以更快更直接。所以到了五代，两者便分成了公事内容上的轻重缓急。《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五代会要》卷五《杂录》作元年）八月敕称：
建国之初，用兵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
这条史料说明，有关紧急军事申奏的诸道章表，后梁规定是由客省引进的，这种作法其实是相沿唐朝客省传递藩镇章表的旧制，说明通过客省是藩镇上达军机和与朝廷取得直接联系的一条通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唐长安大明宫中的客省不但距离宰相机构的中书门下近，而且客省所在银台门与延英门基本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距皇帝坐朝的延英殿不远。五代客省的设置大概也本着这一原则，所以《五代会要》卷六《开延英仪》有“南班揖班退，于客省就食”的规定，而《职官分纪》卷四四也说“国朝客省在阁门之西”。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通过客省递表奏事方便，以及客省与阁门、引进等使在传接上的配合。当然由于职务的相通与两者本来的联系，我们也不能认为客省使与四方馆完全无关。《职官分纪》同卷在“四方馆”条下说“国朝四方馆在朝堂门外，使客（按“客”当作“阙”）则客省、引进、阁门使副兼掌”，四方馆由诸使兼掌的情况五代以来其实已很普遍，它只能进一步说明诸使与四方馆在上传下达功能上的共性。
《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
天子入全忠军，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传呼彻三仗，有诏释全忠罪，使朝服见。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唐朝廷借助平卢节度使王师範等力使朱全忠暂时受挫。但此事《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作：“（正月）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与《新唐书》略不同。案此时昭宗既至凤翔，则朱全忠不可能在大明宫客省，事实当如《通鉴》所记。胡三省于“命客省使宣旨释罪”下注曰：“时客省使，盖通知阁门事，故令宣旨释罪。”但这个解释并不一定正确。按照《职官分纪》所说“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客省使须依礼节处置。调停朝廷与“四夷”或“牧伯”间的矛盾关系，如上述“宣旨释罪”和引进章表都是处理和藩镇关系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的绝不止是形式。
（三）客省使在五代的特色
正是由于这一代表朝廷的礼仪交接作用，所以客省使是晚唐内职中的重要职务。客省使之上，五代中原朝廷又设内客省使。《集古录跋尾》卷九述《康约言碑》记墓主于文宗太和开成间曾任河东监军、鸿胪礼宾使、内外客省使，后升至宣徽北院副使，说明客省使在鸿胪礼宾使之上，宣徽使之下。《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唐故刘府君（士准）墓志铭并序》记墓主长子刘重约职也为“内外客省使”，内外者，不知是否因职兼内外，但很可能已是五代分设客省使内客省使的滥觞。《旧唐书·昭宗纪》记天复三年十二月辛巳，和崔胤、张濬一起被汴州扈驾指挥使朱友琼诛杀的有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乂等，自崔胤谋诛宦官以来，王建乂等几乎是最后一批被杀的宦官当权者。而同卷载朱全忠天祐元年迁帝洛阳并将其身边所有宦官尽数杀害后，闰四月戊申，复“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也说明和藩镇打交道的客省使还是非留不可。五代时期，客省使不仅中原朝廷设立，即十国政权一旦建国称帝，也往往将原来藩镇时期的客司机构升格。如《蜀祷杌》卷上记天复七年（即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前蜀王建即皇帝位，十月下诏即有“客司为客省，乐营为教坊，使厨为御食厨”等官司职名的改称。《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公元923年）二月记吴越王钱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反之则降格。如楚马氏臣服于南唐，唯有客司客将而无客省。南唐当宋朝逼迫之际，不得不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二月下令贬损仪制，改客省为延宾院（注：陆游《南唐书》卷三《后主本纪第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4册，第403页。）。不设客司者即有客省，官职机构的上下，进一步说明客省是客司的替代，而客省使本身也愈益带有藩镇的特色。
和藩镇体制相配套的，是在朱全忠诛杀宦官后，原内诸司使身分的变化。如赵雨乐前揭书所指出，内诸司使既可由朝廷的承旨、殿直、供奉官的三班官正常迁转，也可转向军职或由军将直接升迁。“使职与军职之间，在五代藩镇政权下，代表着两种性质颇为相近之帝王元从集团。故此，在转迁之关系上，彼此有互通之趋向。”（注：见《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三章之贰，第127页。）五代阁门使、客省使或者内客省使等的一个来源就是藩镇的客将。如孟承诲，本为晋高祖在藩镇时客将，“高祖有天下，擢为阁门副使，累迁宣徽使”。在迁宣徽使之前孟承诲还任过客省使及内客省使。刘继勋亦为晋高祖镇邺都时客将，“高祖爱其端谨，籍其名于帐下，从历数镇。及即位，擢为阁门使”；阎晋卿“少仕并门，历职至客将，（汉）高祖在镇，颇见信用。乾祐中，历阁门使，判四方馆”，后又任为内客省使（注：分见《旧五代史》卷九六，第1277-1278页；卷八三《少帝纪》开运二年春正月癸卯条，第1099页；卷一○七，第1412页。）。又如张遵诲、朱弘昭、李仁矩都是由后唐庄宗或明宗在藩的客将升为客省使或内客省使的（注：分见《旧五代史》卷六一《张遵诲传》，第824页；卷六六《朱弘昭传》，第876页；卷七○《李仁矩传》，第931页。）。王峻、李守贞、李彦韬等也有类似的经历（注：分见《旧五代史》卷一三○《王峻传》，第1711页；卷八八《李彦韬传》，第1146页；《新五代史》卷五二《李守贞传》，第594页。）。
以上客将升为阁门使或客省使、内客省使当然并不都是一步到位，但是任使职者多有藩镇客将经历毕竟说明其职能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客将在藩镇的职务移到中央后肯定是扩大了，所以并不是都被客省使所继承。根据《五代会要》等书记载，客省使、东西上阁门使和引进使都是后梁正式设立的使职（注：《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梁朝诸司使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8页。）。上面已说明一般朝见辞退接引传递的“赞引”之务即委于阁门使及引进使，有时阁门使、引进使与客省使职务也有临时交叉（注：如《资治通鉴》卷二六八，梁太祖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六月条《考异》引《大梁编遗录》记“三月壬辰，差阁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章赍国礼赐幽州刘守光”，是为一例。第8743页。）。诸使之下又设副使，并设承旨等官。承旨、副使、使的设置说明客将的职司到中央后复杂和规范化了，但总体上说，在针对藩镇地方的礼仪和交往方面这些单位是协同负责的，诸使的迁转大体本着阁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宣徽北院使→宣徽南院使的次序，是使职迁转中一条常见的途径（注：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四章《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叁《五代内诸司使之职级初探》，第173-174页。）。这一迁转途径说明，为处理中央地方关系而设的礼仪官职是五代中央机构内很核心的一部分，而其发展膨胀正是藩镇格局下的一大特色。
（四）五代客省使的外交职能
五代客省使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和事务中作用一如既往，并可以再分为两方面，即一是上面已指出的在中央对藩镇军州的礼仪接待和上传下达。这里不妨再举些事例。如《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开平三年七月丙寅敕要求加强大内皇墙使诸门把守，“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便于千秋门外排当讫，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可见进奉是要由客省使安排，他们是藩镇进京后必须打交道的官员。所以《新集杂别纸》中有写明是“客省”的一封：
伏以太保手文星异，足理呈祥：为间代之雄才，作明［时］之伟器。而自三秦著政，八水分忧；当下车之时，既歌来暮（慕？）；及朝天之后，人有去思。今则允践崇资，尽由睿智。事虽光于省闼，望继在于藩维；凡在恩知，忻抃攸极。
这位太保名不详，根据书仪时间，应当是后唐明宗时代的人。他官高位重，是客省的长官客省使无疑。书状中“当下车之时，既歌来暮（慕？）；及朝天之后，人有去思”，“事虽光于省闼，望继在于藩维”数语不但歌颂他给藩镇去京城的人带来好处，而且指明了其本人在藩镇的威望。此下还有给“承旨”书一封，内赞颂对方功德外复有“梦寐潜通于陶侃（？），就望且异于子牟；凡在恩私，企抃同恳”语，颇疑它的收书人也是一位客省承旨。另在“俵州判”之下又有“前知客尚书”一通：
近因专使西行，已专附状；必许情恳，寻达聪聪（聪听）。伏承参从台幢，却朝京阙，欣喜之至，不任下情。谨专奉状陈谢，伏惟照察，谨状。
这位“知客尚书”从官名看，不大像是藩镇的客将，而有可能是客省使或副使一类的官员。而且书中特别提到“伏承参从台幢，却朝京阙”语，似乎是为在上京时受到这位“知客尚书”的照应而表示感谢。
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的一通书状注明是给“引进副使薛尚书客省副使杨仆射彦均”的。这封书信是祝贺薛、杨二人“光膺圣渥，允副崇司”的，书中赞他们“道光今古，名溢朝端”，“副一人之启流，叶百群之倾瞻，伫从紫禁之权，更践黄枢之贵”；致书人（灵武节度使）并说自己“谬司藩守，早仰恩光”。薛，杨二人才任副使，就得到藩镇如此的祝贺和礼赞，由此可知客省及引进使职司与藩镇的关系。卷中又有一件《礼宾引进内省书》，这件书状对收书人称司空，但“礼宾引进内省”只说的是职务，官名和所在职司不具体，推测是为引进、客省等使预作的，书中说明“伏自荣膺异宠，美播朝端；虽申深翰之仪，未效献芹之礼。况叨恩顾，常切感铭。今则有少微诚，具则别幅”。“别幅”即“具马”书，所以总体上是一件送礼的贺仪。据《刺史书仪》(P.3449+P.3864)刺史得官上任前须辞谢，其“俵钱去处”有宫中各门，其中特别提到阁门、客省门和阁门司等，都是请求关照之意。阁门、引进、客省都是藩镇或地方官员不敢得罪的部门，不但到京城用得着，就是平时也要与之周旋搞好关系，在需要的时候还要送上宝马等贵重礼物，则上述礼仪职司和客省使等与藩镇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另外唐末五代客省使的主要职务虽不是对蕃夷，但相关礼仪实也包括少数民族和蕃国。《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即有开平三年八月戊寅，梁太祖“御文殿召契丹朝贡使昌鹿等五十人对见群臣，以远蕃朝贡称贺，罢，赐昌鹿以下酒食于客省，赉银帛有差”的记载。《五代会要》卷三○《杂录》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六月条称：“从开元定礼之后，本朝故事，对诸番客又并于内殿引对，其殿名曰参殿，事在礼宾使、客省使，不下外诸司，现今施行不一。”举行于客省的宴会和召见引对事在客省使，说明客省使当此之际是有职责的。
五代客省使的另一职能是常常被派出使。《册府元龟》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记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四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刘岩）回，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百余万”。《新五代史》卷四七《刘处让传》：“庄宗即位，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称旨。”《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记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六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回，奏范延光叛命，遣客省使李守贞往延光所问罪”。《十国春秋·楚二·文昭王世家》开运三年“冬十二月，契丹执晋主重贵以北。是岁，晋客省使王筠来聘，以国乱未归”。
同样的奉使外交活动也常常在十国政权中进行。见于史载如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十月，“越主岩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注：《资治通鉴》卷二七○，第8821页。）。贞明五年八月，吴杨行密以狼山之败，遣客省使欧阳汀通好吴越；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夏四月又因吴越王钱镠死，南唐遣客省使许确入祭（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卷三《文穆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4册，第533、545-546页。）。后周广顺元年三月南唐册马希萼为楚王，以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注：《资治通鉴》卷二九○，第9458页。）周世宗显德五年（公元294年）三月（时南唐改元中兴元年），南唐李景在奉表称江南国主并献上国土的同时，又别遣临汝公徐辽和客省使上买宴钱二百万及表（注：《册府元龟》卷二三二《僭伪部·称藩》，第2766页。）。这类出使活动仍包括了贺节寿、贡献、通好、劝和、问罪、册礼、归降等多种，可以说，五代客省使是全面地接收了客将的职能，他们仍是国际间的礼仪代表。
由于客省使常常被中原朝廷或割据政权派遣侦察他国他方动向，所以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彼此关系影响颇大。庄宗时的李严便是伐蜀战争的始作俑者（注：参见《旧五代史》卷三三《庄宗纪》，第454页；同书卷七○《李严传》，第930页；《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五月《考异》，第8921页。）。明宗客省使李仁矩本是去传达帝旨，令两川献钱，却得罪了节度使董璋，结成仇隙，激反董璋（注：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七六明宗天成四年五月条，第9029页：《旧五代史》卷七○《李仁矩传》，第931页。），致藩镇与朝廷交恶。因此五代客省使在中原朝廷和其他割据政权交往中负有很大责任，其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承担此任者也不完全是客省使。例如杨彦询就是在任为引进副使后“将命西川及淮南称旨，累迁内职”而到唐明宗时升为客省使的（注：《旧五代史》卷九○《杨彦询传》，第1186页。），明宗时阁门使刘政恩也曾被差遣充西川宣谕使（注：《旧五代史》卷四三《后唐明宗纪第九》长兴三年九月，第594页。）。这说明在以上五代几使中，其职能有时可以兼通。不过，史料关于内客省使具体职事的材料甚少，不知与客省使是否有明确分工。但涉及藩镇事务和关系，尤其是出使事宜，客省使似乎承担更多。内客省使官职既在客省使之上而在宣徽北院、南院使之下，距离中央权力核心就更近一些。五代愈到后来，使职愈益成为递进迁转的一个职级，但与藩镇地方的礼仪交接事务，仍当由阁门、引进及客省等职司共同进行。
综上所述，晚唐五代中央客省与客省使的职务与藩镇客司与客将极为相似，唯官职地位略有不同耳。由于五代政权本身藩镇而来，所以前者是中央化了的客司客将，后者则是地方化了的客省和客省使。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其性质的相似，保证了中央地方的礼仪对接。特别是客省、客省使与阁门、引进等使司配合，形成唐末五代藩镇体制下最具实用特色的礼仪机构。如前所指，“客”的含义即是宾，因此无论客司、客将，抑或客省、客省使，它们处理的都是地方与中央或割据政权彼此政治关系中属于“宾仪”的那一部分。这个宾仪或宾礼与开元五礼中的宾礼事实上已有对“内”、对“外”的实质区别。藩镇政治之下割据势力或政权的交往往往多于对少数民族，故内宾之礼始重而内客机构始兴，这为礼仪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不过有一点也应注意，即前述唐末五代随着客省权力的膨胀和机构扩大，蕃夷事务也部分地归于客省使。这事实上是藩镇客将职能内外不分在客省职务上的反映。史料记载反映入宋以后，客省使出使割据政权和藩镇的机会逐渐减少，但接待和出使蕃夷的事务增加。这就形成了《职官分纪》所说客省使掌“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的情况，即内、外宾礼由分至合，客省、客省使（当然还包括其他礼宾职司）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原来的鸿胪寺。与此同时，藩镇地方的客司逐渐萎缩，州县的客司甚至发展为一种职役。中原和南方统一形势下的礼仪机构虽然没有回到唐初的原点，却变成了一种新的格局。这虽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但时代的大变动之际礼仪和礼仪机构的发展，却是值得玩味和深思的。
标签：旧五代史论文; 接待礼仪论文; 晚唐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旧唐书论文; 唐会要论文; 北梦琐言论文; 归义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