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王 莹 王学东
摘 要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形塑了现代世界面貌的伟大革命，同时也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各种语境下评论的主题。“青年马克思”指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尚具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的特点。青年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为研究线索，将法国大革命作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落后普鲁士的参照物、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主题以及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重要切入点，逐步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的转变，从而走向成熟。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 法国大革命 黑格尔国家观 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马克思”指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主要涉及马克思大学毕业后至1845年前后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此期间，马克思逐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虽然在其后数年中，不同政治势力依次角逐，政权频繁更迭，但革命精神与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其影响范围之广席卷整个欧洲，程度之深绵延数个世纪，感染力之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当下世界的基本面貌，故此被称为大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青年马克思走向成熟的重要动力。“尽管马克思一生多次评论法国大革命，也多次提及这一重大事件，但他确实从未写过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①因此只能从散落于不同文本的话语中，去体察马克思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认知，了解法国大革命之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意义，这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下”②评论的主题，青年马克思对其研究始于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偏好，经历了初入社会的《莱茵报》时期、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的克罗茨纳赫时期、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以及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时期，最终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
1.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偏好
1836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其后，马克思通过阅读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开始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
金枝为着钱，为着生活，她小心地跟了一个独身汉去到他的房舍。刚踏进门，金枝看见那张床，就害怕，她不坐在床边，坐在椅子上先缝被褥。那个男人开始慢慢和她说话，每一句话使她心跳。可是没有什么，金枝觉得那人很同情她。接着就缝一件夹衣的袖口，夹衣是从那个人身上立刻脱下的，等到袖口缝完时，那男人从腰带间一个小口袋取出一元钱给她，那男人一面把钱送过去，一面用他短胡子的嘴向金枝扭了一下，他说：
青年黑格尔派属于左派，是黑格尔追随者中激进的一方。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在《法哲学原理》中所体现的国家观：国家是“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作为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它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成为国家成员则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③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等的影响，对宗教神学采取批判态度，反对封建专制，希望通过政治变革以争取自由和进步。此类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可被视作马克思的思想起点。
传统工艺传承、振兴的实践和学术专著的编撰可以培养新一代的传统工艺专家学者。他们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较高的传统工艺学术造诣，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素养,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
2.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质疑、反思与批判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这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④。此时的马克思使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话语和理性主义的论证逻辑，认可以理性的原则对现实加以批判和改变。他通过对林木盗窃法案、摩泽尔农民状况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问题的研究，意识到了“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⑤这动摇了马克思对国家与法的理性主义幻想并意识到真正的立法过程并非源自理性，而是被特殊阶层的物质利益所裹挟。在唯心主义下的国家理性与客观经济事实的冲突中，国家既没有表现出普遍利益，也没有代表理性精神。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国家学说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对其进行批判。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于1843年6月与燕妮于克罗茨纳赫完婚，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⑥，开始着手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其中，黑格尔为君主立宪制辩护，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及其诞生的共和制以及自由、人权等观念，认为“自由的这种形式在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中，有更具体的表现。例如，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就属此……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⑦为了彻底清算黑格尔的国家观，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除了“批判地修正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外，还“在1843年3—10月间认真地做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域里”，⑧创作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未完成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一份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阅读线索的、对法国大革命展开具体而系统研究的历史研究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
不久后，马克思前往巴黎。“巴黎给他提供了两个因素，促使他从还带有抽象和混乱性质的民主观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在法国，（马克思）发现了具有革命传统和高度阶级觉悟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发现了为183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彻底实现的1789年大革命的传统。”⑨这就是说，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已经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同时，马克思计划“首先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然后写一部国民公会的历史，最后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⑩
X线平片漏误诊的原因主要有解剖结构因素32例（41.56%），机器设备因素7例（9.09%），患者因素14例（18.18%），临床医生因素6例（7.79%），X线摄片技术人员因素11例（14.29%），X线诊断人员因素7例（9.09%）。
3.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刊发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者剖析了法国大革命不同时期宪法的具体内容，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市民社会与宗教、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后者对照法国大革命以探求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并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两篇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体现了马克思克罗茨纳赫时期思考的逻辑成果，突显了法国大革命这一主题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以《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与卢格展开论战，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㉜，证实了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对于未来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贫困不仅作为政治问题，更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贫困问题的解决，除了诉诸政治手段，还应诉诸社会手段。他指出，任何形式的国家，即便先进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都无法找到针对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拿破仑曾经想一下子消灭行乞。……用什么办法呢？成立Depôts，这些收容所如此迅速地变成了惩罚机关，以致不久贫民只由违警法庭判决送进这种机关。……国民公会曾有过一刹那的勇气下命令消灭赤贫……国民公会下命令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命令，而一年以后，国民公会就被饥饿的妇女包围了。”㉝
从1843年末起，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柏林的《文学总汇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他们已然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大肆宣扬“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话语，以精神、理论和“批判”的高级法的名义，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众”思想上的“被动性”的蔑视，赞扬杰出历史人物和“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性。马克思“利用1843年克罗茨纳赫笔记和1843年末至1844年初的巴黎笔记，特别是关于法国革命史和国民公会史的笔记”⑫，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神圣家族》，以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的批判”。⑬
伴随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深入，青年马克思社会历史观已趋近于作为其成熟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并逐渐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二、青年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法国大革命在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阈中，更多地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法国大革命作为落后的普鲁士的参照物、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主题以及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主题，推动着马克思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促使其思想走向成熟。
1.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落后的普鲁士的参照物
马克思成长于十九世纪初的普鲁士莱茵省，这里曾隶属于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后所建立的莱茵联邦，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这里，“大革命灌输了新文化，德国的民主思潮得以兴起”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⑮；在这里，既能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与伟大，又能直观地体会到在十九世纪前叶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近乎不作为。“纠结于德国的落后”⑯的观念，始终贯穿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由于马克思认为“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⑰，所以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往往是从探索德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的，而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又常常是以英、法两国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的。”⑱基于此，青年马克思视阈下的法国大革命常常以参照物的形式出现，用以映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普鲁士的落后与反动。
在《德法年鉴》刊登的书信中，马克思谈及了他在荷兰与法国旅行途中的见闻，以法国大革命及革命后的社会状况作为参照物，愤怒于因普鲁士的落后制度而倍增的民族耻辱心。“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使我们掩面知耻。……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⑲马克思还批判了德国可怜的政治状况，“这种现状是由许多野蛮的世纪引起并逐渐形成的，它现在已经作为合乎逻辑的制度出现，非人化的世界就是这种制度的原则。最完善的庸人世界，我们的德国，当然必定远远落后于重新使人恢复为人的法国革命”，⑳表达了对普鲁士固守封建专制、拒斥现代文明的不满以及对变革的渴望。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法国大革命为正面参照，探讨了落后普鲁士得以解放的可能。马克思批判道：“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㉑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的未来应通过对法国革命的超越而实现：“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㉒德国需要一场将政治纳入社会并消灭政治的革命以实现对国家的扬弃。尽管马克思表现了对普鲁士现状的失望，但他最终发现了德国得以实现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并相信“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㉓
作为落后反动的普鲁士的参照物，法国大革命是一种衡量国家先进文明程度的标尺，也为马克思思考德国的解放方式提供了借鉴。马克思期盼着普鲁士能实现超越法国大革命的转型，摆脱封建专制枷锁。
2.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主题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国家观经历了从信奉到质疑的变化过程。马克思借助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考察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批判，在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等方面逐渐脱离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开始有意识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
对于取值越大，所属灰类就越优的指标，关于“差”的白化权函数为下限测度白化权函数，关于“优”的白化权函数为上限测度白化权函数；对于取值越小，所属灰类就越优的指标，关于“差”的白化权函数为上限测度白化权函数，关于“优”的白化权函数为下限测度白化权函数。各指标“中”和“良”白化权函数均为三角白化权函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国家制度与立法权而言，马克思反驳了黑格尔所阐述的立法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而立法内容却不包括国家制度的观点，以“立法权完成了法国的革命……就其特殊性来说作为统治要素出现的地方，它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立法权代表人民、代表类意志，所以它进行斗争，反对的不是一般的国家制度，而是反对特殊的陈旧的国家制度”㉔，认为立法权的内容包括国家制度且人民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明确了人民作为主体，可以通过行使立法权决定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那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㉕，其变化必须体现普遍的人民意志的民主政治观念，进而否认了王权统治。
马克思针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述，延伸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认为自中世纪以降，市民社会中的各等级作为立法的等级具有政治意义和效能，是政治等级；而在现代政体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㉖市民社会成为了私人等级，“表现出市民社会同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对立，表现出政治性质的缺乏，即市民社会本身是没有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的。”㉗同时，青年马克思运用了费尔巴哈所提出的方法论，“只要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题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㉘，发现了市民社会相较于国家具有优先性，初步完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倒置，即并非如黑格尔所言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自此，黑格尔的理性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影响在青年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中逐步消解，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
3.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重要切入点
马克思在破除黑格尔国家观的迷思后，借助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化的研究成果以及以研究法国历史为中心的笔记，以法国大革命为切入点，向青年黑格尔派发起论战。
在威廉四世推行“德意志—基督教”国家计划之下，异教徒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成为了普鲁士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热门话题。布鲁诺·鲍威尔本人并非反犹主义者，但他于1843年所发表的两篇探讨犹太人解放可能性的文章却表达了犹太人囿于其宗教本性，并不适于解放的观点。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视为纯粹的宗教问题，他将对宗教的批判视为社会解放的唯一途径，认为犹太人只有先摒弃犹太教，进而再摒弃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才能获得解放。
对马克思而言，法国大革命在反复中前进，既是一场历史的胜利也是其失败。其胜利在于“革命本身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㊷资产阶级或成唯一赢家，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其失败在于忽略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这也就否定了大革命所宣称的解放全社会的主张。但马克思从中预见了未来实现社会革命和人的解放的阶级斗争，并萌生了“不断革命”的思想：“法国革命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在1830年取得了胜利，这个要素由于意识到其社会意义而得到了充实，但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并没有结束”，㊸凸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萌芽以及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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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解放形式的探索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因遭到政府镇压而失败，这也将普鲁士的“贫困”问题暴露于世人面前。7月，卢格发表了《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作为对不久前发表于《改革报》上一篇认为普鲁士政府关于反对“贫困”战争的命令是源于政治权力害怕纺织工人的文章的回应。卢格认为，普鲁士内阁的命令是一种政治的行政管理措施，纺织工人起义只能算是一场工业的暴动，并不能唤起任何革命的希望，因而普鲁士国王没有理由害怕；同时，基督徒的善良之心是治愈贫困问题的良药。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591页。
《德法年鉴》停刊后，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以“一个普鲁士人”的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其中谈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普鲁士的贫困问题，情绪悲观且充斥着对起义工人的贬低。此时已与卢格决裂的马克思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⑪作为回应，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贫困的不当认识和做法为切入点，论证了社会革命相较于政治革命的优先性，与卢格文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展开论战。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理智的古典时代和顶点。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则中看出社会缺点的根源”时发现，当下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问题正在于政治国家本身。因为政治理智“发挥得越充分，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没有能力发现社会缺陷的根源。”㉞马克思以此驳斥了卢格所谓“政治理智定会发现德国社会贫困的根源”的谬论，指出：“如果指望普鲁士国王不仅具备连国民公会和拿破仑合在一起都不具备的权力，而且还指望他具备超出一切政治范围的思想方式……那是荒唐的。”㉟马克思还通过赞美产业工人“恢弘的灵魂”、揭露政治起义所隐藏的“狭隘的精神”的局限性，反驳了卢格的唯心主义观念，批判了其对无产阶级的消极情绪并揭示了其观点中妄图通过“具有政治灵魂的革命”来为统治阶层牺牲社会本身利益的实质。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柏林《文学总汇报》的伙伴们所作的一个详尽的长篇论战，也是“第一部较系统地来源于大革命，力图用大革命的实际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著。”㊱
布鲁诺·鲍威尔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一场为了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思想斗争，而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是被动的，作用是消极的，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参与，这场革命“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史观，肯定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宣告了“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㊲大革命并非纯粹的思想斗争，阶级利益的不同使得群众的真实诉求在实际斗争无法得到反映，“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指出：“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合时宜的’，它‘赢得了’一切，并且有过‘极有影响的成效’……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㊳进而驳斥了鲍威尔的“群众的局限性”的观点。
针对鲍威尔将大革命思想仅局限于以暴力推翻旧秩序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超出其自身成就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中开始、中期以勒克莱尔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㊴马克思概括了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源流关系，认可了18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展示了其自觉地向共产主义者接近的趋向。
⑧赵凯荣：《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5期。
马克思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过程并对其间主要阶段作了评述。㊵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法国大革命历经代表不同利益的派别轮番登场，粉碎了封建主义，乃至建立了“最极端的资产阶级统治”，是现代国家的产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进行，市民社会中公民权的幻象放弃了实现普遍的国家理想：“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自己追求的国家的理想，看做世界的福祉和全人类的目的，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㊶
马克思以《论犹太人问题》批判了鲍威尔表达的德意志新教国家因其宗教性质无法解放犹太人的观点，指出其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形式中“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㉙犹太人行使此类属于政治自由的公民权利，无须以废除犹太教作为前提。通过列举和分析法国1791、1793 和1795年宪法中关于自由、财产权等的具体条例，马克思发现“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㉚市民社会中的人优先于民主国家中的公民，政治解放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却并未实现人的解放，此时的人并不是以类存在物而是基于私人利益而存在，这意味着人权与公民权、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分裂。马克思剖析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发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仅满足市民社会成员的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因此，法国大革命确实在政治上解放了犹太人，但无论是现实的人，抑或作为类的人，都并没有得到解放。同时，马克思也萌生了共产主义革命思想，认为人的解放以政治解放为前提却不同于政治解放，只有将现实的个人和抽象的公民相统一，成为类存在物并“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㉛人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本文考察监管部门实行分类监管对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分类监管对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从财务绩效来说，分类监管有助于提高村镇银行的预期收益率，但是对预期收益的影响还要考虑时间的因素。在短期来看，村镇银行预期收益的变化程度取决于分类监管制度下产生的正负效应大小。从长期来看，分类监管有助于提高村镇银行整体的预期收益水平。从社会绩效来说，分类监管有助于扩宽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覆盖广度，但并不一定能够加深服务的覆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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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反动落后的普鲁士国家的认识，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并将之颠倒，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并且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清算。至此，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物、主题和切入点，马克思已然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马克思也已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并逐步深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注释：
①②⑫⑯傅勒著，朱学平译：《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50、5页。
●在吉林省白城市套北区南高平村有千亩重度盐碱地，PH值达到9以上，最高达到12。多年来种植水稻，插秧后成活率只有30%，使用有机硅功能肥，成活率达到90%以上。以前，水稻插秧一个月以后，土壤出现返碱，造成水稻烂根死苗。使用有机硅功能肥不再出现返碱，亩产达到1000斤，每亩增产600斤。白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在盐碱土壤上纷纷使用有机硅功能肥，老百姓都说硅谷好肥料，省时省力有神效。
③⑦黑格尔著，张企泰、范扬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14－15页。
以横轴表示时间t，设定其总范围为0—10，以纵轴表示政府激励开发商无效的概率X，设定其范围为0—1。通过对南安被动房项目的现状进行访问，结合政府对推行被动房项目的积极性、当地开发商开发被动房的态度、当地气候条件、被动房技术成熟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将复制动态方程其他相关参数初始值设置为：A1=4、A2=2、A3=1.5、A4=1，B1=2、B2=1、B3=4，C1=0.5、C2=1.5，X=0.4或0.2。在讨论某个参数时会相应的对该参数进行变化，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变化时需要满足A2+A4>A3和B3>B2+C1+C2，变动程度及其表现曲线详见各图像及其图例。
以报刊发行为纽带，岭南革命报刊将华侨与祖籍国紧紧连在一起，促进了华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发展，也推进了革命思想在华侨中的广泛传播，促进华侨投身革命。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参考文献[13]制备诃子提取物。称取诃子粉适量，用适量60%乙醇加热回流提取3次，合并提取液浓缩至约药材量的一半，再加入等体积的95%乙醇，搅拌均匀，静置12 h后，滤过，滤渣用60%乙醇洗涤，合并滤液与洗液，减压回收乙醇，冷冻干燥后即得诃子提取物（每1 g提取物由2 g诃子粉制得），备用。
⑨奥古斯特·科尔纽著，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90页。
⑩ Ruge A：《Briefwechsel und Tageb Cher》，P.Nerrtich，1886，P342.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弱电网下并网逆变器自适应H∞控制方法//马兴,徐瑞林,陈民铀,何国军,付昂,董光德//(13):189
⑬⑰㉑㉒㉓㉙㉚㉛㊲㊳㊴㊵㊶㊷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513、5、4－5、18、39、42－43、46、287、287、320、319－326、326、324、326页。
⑭㊱徐海亮：《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若干问题》，《高校社会科学》1989年4期。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5页。
⑱ 张芝联：《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世界历史》1983年4期。
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废活性炭的再生率是衡量活性炭再生工艺质量的重要指标，在生产过程中废活性炭的含水量被称为炭水比，其中炭水比是对再生率及活性炭再生质量影响最大的生产要素，所以做好炭水比等一系列指标的控制至关重要。表1为活性炭再生工艺试验中常见要素条件。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㉔㉕㉖㉗㉜㉝㉞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3、100、95、389－390、383－385、387、384页。
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李金山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
作者王莹，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学东，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朱可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