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与永久和平——马基雅维里国际关系伦理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伦理论文,和平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72-0962(2007)06-0082-06
自近代以来，对政治中所蕴含的基本伦理问题的探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思想家阐述了不同的伦理思想，如自然法、契约论、功利主义及自由主义等，但若作最根本的划分，可以说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基本传统：第一是“普遍道德”(common morality)的观点，其根本特征是依据绝对和先验的理性来规定至上和普遍的道德法则，然后依据这些法则而非行为、政策或律制的结果来判断对与错；另一传统是“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它在思想方法和根本信念上近似于用利益来规定道德的古希腊现实主义，表现为把值得想望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然后根据有助还是有碍实现这一利益目的来判断行为、政策或体制的对与错[1]。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无疑属于后者，其撰写的《君主论》不仅真正引导了以“非道德”①立场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基本伦理观念，也使其在长达400多年中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②。究竟应如何看待马基雅维里独特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如何理解其关于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述，是否应该认同其为实现统一和永久和平的终极企望而作出的伦理选择，是马基雅维里之后的国际关系学者值得深入研究并已经为之驻足的领域。
追溯现实主义伦理思想的源流，马基雅维里是较早明确国际关系“非道德”性质的思想家③。他通过对“权力”、“必然”和“美德”几个关键概念的表述，开始了对现实主义伦理思想的初步探寻和对实现永久和平的自觉尝试，被誉为“近代现实主义的鼻祖”[2]。
(一)“权力”(power)——君主的首要目的是权力，不能轻易追求道德目标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3]。马基雅维里堪称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彻底分家的人，他并未延续以往政治思想领域流行的观点，从道德来解释政治。他认为，政治判断不能总是从属于伦理判断，君主作为个人可以对其进行道德评价，但作为统治者对其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应是他是否能够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4]。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是使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政治学说摆脱了宗教神学。他大胆指出罗马教会是“意大利衰弱和分裂的祸根”[5]，教会的势力和德行根本“不足以降服意大利的专制统治”[6]，并把教皇写作“与世俗君主同样贪婪狡猾、穷兵黩武的人物”[7]。他认为，人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命运女神的赠礼，他全然漠视正统基督教的训诫中强调的：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应当避免受尘世的光荣和财富的诱惑，方可得到天国的奖赏。相反，马基雅维里却认为，人民必然为之竞争的最高奖品是“光荣和财富”——这是命运女神有权力馈赠的两种最好的礼物[8]。
为此，马基雅维里强调君主必须保持“理性”，才能最终获得“权力与声望”、“光荣与财富”。在中世纪哲学家的概念里，“理性”包括“明辨正义和非正义的道德能力”，而马基雅维里仅仅将其作为“实现个人意志的手段和工具”[9]。他认为，如果一个君主要实现他的最高目标，就会发现有道德的并非总是合乎理性的；如果君主“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将会证明这种企图是非理性的，“定会遭到毁灭”[10]。
(二)“必然”(necessite)——君主应遵循必然性的命令，必要时采取非道德的手段
一个真正有德行的君主还应顺应“必然”，愿意去做必然性命令的任何事情，无论行动碰巧是邪恶的还是有道德的，以实现他的最高目的。马基雅维里认为，道德的含义在这里是清楚的：每个人都应“控制他的本性”，“使他的行为方式与时代相配合”，那么“聪明人成为星宿和命运的统治者就会真正实现”[11]。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必需的权力，君主只能遵循自助逻辑，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
由于必然性的命令排斥道德，马基雅维里主张在必要时采取非道德的手段。他指出，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12]。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为了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但马基雅维里并不主张无端作恶，在他看来，最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准则又顺应必然性的命令，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马基雅维里肯定地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他(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13]。
(三)“美德”(virtù)——君主唯有具备美德标准，才能真正实现永久和平
“美德”(virtù)这个单词来自vir这个词根，意思是“男人”。很显然，马基雅维里使用这个词的用意在于彰显文艺复兴时代绅士的男子汉气质。卡斯蒂廖内指出，这样的绅士典范应该远见卓识，能透过经验洞察人生的目标；具备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及在战争和政治中创造不朽业绩的素质[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Virtù首先要求君主应富有远见，“君主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15]。
Virtù还意味着君主所应必备的道德灵活性的品质，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应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16]。一位英明的君主，当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在慷慨与吝啬之间，君主不应对吝啬之名有所介意，吝啬是使“他能够统治下去的恶德之一”[17]；在残酷与仁慈之间，君主必须提防不要滥用仁慈，在受人爱戴和被人畏惧难于取舍的情况下，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君主还要学会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善于掩饰以上这些品质，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Virtù所指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君主不同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对于君主来说，“作恶比行善有利”[18]。把“美德”与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统帅相结合，主张将公共利益置于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道德考虑之上的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对古典人文主义伦理观的最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19]。在马基雅维里的伦理思想中，君主的行为代表了国家利益的需求，只要是国家福祉所在，或有益于治国安邦，或无碍于政府的治理，就无须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如果用一种典型的夸张语气来说，一个聪明的君主除了“战争和它的规则与军队的纪律”，就应该没有其他的目标和兴趣[20]，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永久和平。
马基雅维里的伦理思想代表了一种政治优先于道德的观点，只要有利于政治，管他道德不道德。他肯定地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为获得必需的权势，只能遵循必然性的命令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能以道德为目标。这种强硬的现实主义伦理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正如萨拜因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属于十六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意大利人，要是他在另一时期和另一地点写作，他的政治观点一定会迥然不同。”[21]
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欧，伴随着大多数封建帝国出现了中央集权化，揭开了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序幕。然而，由于西班牙、法国、日耳曼的干涉和教皇的阴谋野心，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仍处于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状态，分裂为南方的那不勒斯王国、东北部的威尼斯共和国、西北部的米兰共和国以及中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管辖地。这些城邦之间为了争夺疆土，长期互相征战，甚至为了战胜对方，不惜勾结外部势力，引狼入室，这对马基雅维里非道德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和平统一的向往。为实现统一意大利这个最高目标④，爱国主义作为政治行动的动机，被马基雅维里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他强调，“如果要达到城邦的光荣，最需要对自己的军队灌输，而对自己敌人的军队也需要慎重考虑的品质是美德：即愿意为保卫祖国的自由而把个人的安全和利益置之度外”。
意大利政治上的这种相对滞后并没有妨碍它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一个主要学术中心所取得的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自14世纪下半叶开始，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北部城市肇始，传遍了整个西欧各国。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文艺复兴)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2]。这一时期，马基雅维里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共同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在理论创作和政治交往中相互切磋[23]。他们就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问题进行讨论时，在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的有效运作高于一切的认识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多数人开始以现实的眼光看待意大利的政治走向，并注重从国家权力自身的特点来设计政治行为。这些言谈经过学者、政界的传播，构成了一种政治思想界的风尚[24]。文艺复兴运动还大力倡导人的自由、解放以及理性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开始从人类的行为寻找经验和教训。他彻底抛弃了中世纪思想家设定的上帝的仁慈，以及上帝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灵魂救赎制定的规则，被誉为“现代政治思想的里程碑”[25]。
马基雅维里本人深受人文主义熏陶，尤其是人文主义的人性理论和理性主义对他影响很大。他曾经接受过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的训练，熟习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熟悉古罗马共和国政制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学，这为他后半生长达14年的外交生涯准备了充足的基础和条件。自1498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开始，他先后出访了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成为当时管理国家事务的领导人的最直接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他将切萨雷·博尔贾⑤奉扬为“新君主的典范”[26]，强调他能够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行动来实现其目标，虽然“被人认为是残酷的”[27]，但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统一与和平；他与潘多劳福·佩特鲁奇⑥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后者主张成功管理国家事务的关键在于接受必然性命令，成为后来马基雅维里非道德伦理思想的关键理念；他密切关注朱里奥二世⑦战事的惊人进展，从中悟出了“道德”的真谛，认为“道德”的含义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聪明使自己顺应于时势”。更重要的是，马基雅维里在履行外交使命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动摇和软弱，这不能不加深他谋求祖国统一、民族独立的巨大渴望。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意大利仍处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列强的附庸地位，但他仍然将其假定在重新振兴和真正独立的基础上，为它们做出了种种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基于以上背景，马基雅维里的伦理思想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他常常以平静的语调谈论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即使叙述柯西莫·德·美第奇利用出访来审度权谋国内势力时，也全然不存在道德评判的色彩[28]；他有着对于政治现实的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政策中各自在结盟问题上的利益考虑等评析得环环相扣、精辟入里[29]；他以人性恶为先验的命题，认为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30]；他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指出所有的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彼此敌对竞争的状态中生存，并且总是“倾向于试图统治他人”[31]。马基雅维里指出，每一位君主都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善良的黑暗世界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建立某种统治。他主张建立君主制政府，以实现祖国统一和永久和平的最高目标。“因为，在人们已彻底腐化堕落的地方，法律已不起制约的作用。这就必须建立某种最高的权力，凭借君主之手，依靠充分而绝对的权力，才能遏制权贵的极大野心和腐化堕落[32]。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3]。马基雅维里摆脱了道德和宗教对政治的束缚，不容置疑地以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从“理性和经验”[34]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他凭借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对古代历史的研读思考，指出政治的现实就是君主无一例外地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普遍道德行动；他提出了比修昔底德更为强硬、更具结果主义色彩的“非道德”主张，为实现永久和平的终极企望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
然而，马基雅维里的这种非道德伦理思想却经常被夸大或误读，在他去世后的四五百年中，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往往被作为阴险狡猾、口是心非和在政治中运用欺诈手段的象征而被人们所谈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从宗教伦理出发，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所谓爱国是以抛弃道德的善为前提的，根本不值得去颂扬；另一种将马基雅维里的伦理思想等同于“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认为其根本点在于否定道德、鼓吹邪恶。前一种观点以腓特烈二世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为代表，他们指责马基雅维里“没有基督教所倡导的善的品德”[35]，认为只有“正义、善良和诚心等才是君主维系社会，臣民遵纪守法的必备条件”[36]。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实质，不可避免地堕入了宗教的藩篱，因此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后一种观点则是对马基雅维里批评的主流，以致在当代的政治辩论中，被指责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控告。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37]
实际上，马基雅维里虽然怀疑“普遍道德”的存在，但本质上并未否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君主论》中，他的许多论点都是以一般的伦理观念作为立论依据的：他以被支持者不会忘恩负义为由，主张君主面临两个强大邻国相争时应公开支持一方；他基于雇佣军不讲忠义、不守信用，主张废除雇佣军制度；他承认人们一般推崇的守信、仁慈、慷慨等道德品质，强调君主必须善于掩饰和伪装等等。之所以被误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基雅维里始终将伦理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强调道德命令与结果相比是次要的。尽管马基雅维里认为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应当是既合乎道德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但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后者，从而使人产生缺乏道德色彩的误解。对此，摩根索指出，“谨慎——权衡各种政策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中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抽象的伦理学判断行动是看它是否符合道德律令；政治伦理学判断行动则看它的政治后果”[38]。被误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将道德领域划分为两个范畴——君主道德和个人道德，这两个范畴具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和伦理法则，个人需要遵循公正、诚实、怜悯等道德标准，而君主只能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需求。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里，君主的概念已经不是纯粹的君主个人，而成了国家权力的载体，其道德标准不能用传统的个人道德标准去衡量。在国际关系中，君主作为最后的评判者往往采取有悖于个人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人们的攻击和指责。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在历史上并非特指马基雅维里的伦理思想。据史家考证，这个词出自法国人——他们饱经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的暴政之苦，对意大利怀着强烈反感，从而制造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后来在世俗偏见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了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语。[39]由此可见，如果简单地将马基雅维里的非道德伦理思想视为“马基雅维里主义”，“似乎有些把他的观点庸俗化了”[40]。
在马基雅维里心中，真正的道德应该是罗马共和国的道德，具体体现为法制的、以共和国自由和永久和平为目的的道德行为体系。作为“一位热爱自由、推崇共和国体制的思想家”[41]，马基雅维里本人无意提倡恶德，只不过从实现统一和永久和平的实际出发，将理想置于一边，“只考虑现实”[42]。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机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3]
马基雅维里将爱国主义作为政治行动的动机，他的全部希望是由一位富有“美德”的君主组织起民族的军队，驱逐外来的干涉力量，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恢复国家的独立和光荣。这种独特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总体上具有进步性、革命性和创造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
首先，马基雅维里诉诸于意大利的特殊国情，认为实现国家利益不能轻易追求道德目标，忽视了道德对国际关系的推动作用。在国际关系中，道德往往受到诸多限制：一是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共同的价值观，基于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国家对某些行为的道德判断也存在分歧；二是国家和个人不同，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行为相对于作为个人的行为总是处于更有限的地位，国家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存，并更加倾向于审慎地权衡各种政治行动的后果；三是政治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往往使道德的选择变小，正如雷蒙·阿隆指出的那样，“政治就是政治，绝不受道德压制……韦伯教给我，匹夫有责，责任不在感情，而在抉择的后果”[44]，统治者在涉及国家的最高利益时，常常在两害之间取其轻，甚至违反政治诚信和国际义务以维护更多人的利益；四是国与国之间缺乏共同的立法机构、中央行政机构和强大的司法机关，导致秩序与道德的严重脱节，某些国家有可能为了伸张自己的正义观而抛弃道德，破坏秩序。但这些限制并不能抹杀道德本身的巨大作用，昆廷·斯金纳曾经指出，妄图用道德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是错误的，但道德作为被经济和政治决定的东西，完全可以反过来对历史和政治的进步起推动作用。斯派克曼也指出，“寻求权力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则可以用来帮助获取权力”[45]。马基雅维里并未否认道德，但却忽视了道德对国际关系的推动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局限。
其次，马基雅维里过分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提出的强硬的“非道德”手段，在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与马基雅维里相比，后世的现实主义思想家虽然同样持“非道德”的伦理观点，但在采取的手段上往往较其温和。如卡尔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不可能出现普世道德”[46]，强调建立在承认国家利益冲突基础上的磋商和妥协，比起赤裸裸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摩根索也认为马基雅维里的非道德手段过于强硬，强调“作一名马基雅维里是件危险的事情”[47]。马基雅维里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指出君主不应遵守信义，也无需具备慷慨、仁慈等品质，确实是他伦理思想的一个局限。他没有意识到“无政府”并不意味着毫无秩序，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的一些基本惯例和不太完善的制度，如均势、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这些惯例和制度使国际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国际关系也不仅仅是杀戮和被杀。因此，任何为实现国家利益所采取的手段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国际秩序的限制，特别是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随着国际秩序的逐渐建立，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强硬的非道德手段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
最后，马基雅维里所倡导的非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并不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有效途径。马基雅维里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希望实现永久和平，但他与所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一样，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他期待实现永久和平，但他所主张的政治优先于道德的观点和强硬的“非道德”手段，将会导致一种非正义和平。虽然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可以认为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有效途径，但如果这种伦理思想过于实际，过于功利，就会造成道德选择的困境。这不仅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最后一点情怀，还失去了对国际关系基本规则的考虑和关注。真正能够实现永久和平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一方面应表现为明智或审慎，即考虑自身所属群体的长远和全面利益，考虑各种政策和行为将对它产生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应表现为顾及原则和边界意识，所谓顾及原则，就是不仅考虑自身群体的利益，也顾及其他群体、国家的利益；不仅考虑局部，考虑一地、一国、一洲，也顾及人类全体；不仅考虑后果，也更直接地顾及手段。而所谓边界意识，就是承认在行动和手段的选择上是有某种限制的，一般情况下不能越过这种限制[48]。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都应依靠自己求生存，同时也应该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正如一个格言所说的，人类既不能完全靠说教(word)而生，也不能仅仅依赖刀剑(sword)而活[49]。
总之，马基雅维里的非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想存在着某些局限，但他的伦理思想更多地表现为对实现国家统一和永久和平做出的贡献和探索。正如马基雅维里墓碑上的碑文骄傲地提醒我们的：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显得徒费言辞[50]。
注释：
①“非道德”(amoral)，是指政治领域与道德无涉，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immoral)。转引自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政治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欧洲》2002年第1期。
②马基雅维里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400多年来，他在西方遭受的攻击最多，总体说来贬大于褒。而中国在文革以前则完全照搬苏联方面对他的评价，把他贬的一无是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开始肯定马基雅维里的历史作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评价研究，参见赵文亮、赵东喜：《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专报》2000年第2期，以及周春生：《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寻迹》，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③修昔底德是最早明确国际关系“非道德”性质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在《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的“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辩论”中，他指出雅典人的讨论前提是，“通常情况下，只有拥有同等权势才可以讨论正义问题，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逆来顺受”。他们认为，战争从来不能用公平与否来衡量，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是自保。在选择战争或是安全的时候，虚妄的个人道德感和荣誉心会使国家采取不够理智的行为，从而令国家陷入危险甚至倾覆的境地。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2—421页。
④对于这个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者是给予肯定的，但对于“只要动机好，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马克思自始就反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0.
⑤切萨雷·博尔贾(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1502年，马基雅维里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博尔贾宫廷停留了近四个月。
⑥潘多尔福·佩特鲁奇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那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
⑦朱利奥二世(1443—1513)，原为圣·皮那罗·阿德·温库拉枢机主教，自1503年继任教皇后称朱利奥二世。他于1506年征服了
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之后解散了康布雷联盟；1511年成立了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