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作用的再认识——SOGO集团破产的启示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治理结构论文,启示论文,作用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超大型百货企业SOGO集团（崇光百货）（注：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是北京最大的商场之一，它是由日本SOGO集团采取提供"SOGO"商标和输出管理的方式设立的第14个海外百货商店。）由于负债总额超过1.87万亿日元，2000年7月12日向日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这是日本战后破产的首家大型百货企业，也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非金融机构破产案，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震动。审视SOGO（崇光）集团从兴旺走向衰弱的过程，可以给我国企业和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诸多的启示与思考。
一、SOGO集团破产的背景与起因
SOGO集团始创于1830年，从日本大阪的服装店起家，1897年开始进入百货业，1949年成为上市公司。其前会长（董事长）水岛广雄曾是日本兴业银行的职员，1958年进入SOGO集团担任副社长，1962年就任社长。雄心勃勃的水岛在掌管崇光百货之后，就提出了30年扩张计划，确定了建立地域第一大百货店的经营目标，实行所谓“站前巨舰主义”（注：即在地铁站等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立大型分店。），“广设分店”的经营战略，要把SOGO的招牌推向日本全国并扩张至海外。随着80年代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SOGO集团在日本国内外快速扩展，目前，SOGO集团在日本国内拥有店铺27家，在海外拥有店铺14家，从业人员约1万人。
但是，过度的扩张为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不旺，再加上公司经营不善，决策失误等原因，导致企业负债累累。2000年2月，总部设于大阪的SOGO集团公司宣布，企业债务超过资产5800亿日元（54.7亿美元）。4月，SOGO集团宣布了重建计划，并要求73家金融机构放弃总额高达6300亿日元的债权，其中主银行日本兴业银行1800亿日元，约占28%；原长期信用银行（现日本新生银行）970亿日元，约占15%。日本政府也曾计划动用10亿美元挽救SOGO集团，由于受到来自朝野的激烈批评，而使该计划无法执行。同时消费者对SOGO集团的重建计划，特别是要求银行放弃债权的方案无法理解，（注：由于银行放弃SOGO集团的债权后，一部分损失要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政府不能用国民的钱（税金）去救私有企业，因此SOGO集团放弃债权的要求遭到了各界激烈的反对，日本的在野党将其称为“政府优待大公司的又一项浪费行为”。）而对SOGO集团失去信心，致使其经营状况更加恶化，2000年3～5月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1%，直接导致了该集团资金回流的迅速恶化，使其重建计划无法实施，只得申请破产。SOGO集团的银行借款构成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参见表1、表2。
表1 SOGO集团银行借款构成情况 单位：%
时期
兴业银行
长期信用银行 其他银行
1997年2月 24.6212.3962.39
1998年2月 24.6212.3963.00
1999年2月 31.3212.1656.52
资料来源：根据东洋新报社，2000：《企业系列总览》（日文版）计算。
表2SOGO集团主要股东构成情况
主要股东
持股数所占份额(%)
千叶SOGO
10041 6.70
日本兴业银行7483 4.99
职工持股会 5673 3.79
本公司共荣会4517 3.01
野村证券3874 2.58
全国共济衣协2400 1.60
七博（股份公司）2400 1.60
日本生命保险2382 1.59
三和银行1925 1.28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1923 1.28
合计
4292328.47
发行总股数149695 100
注：表中所列数字为1999年2月28日的统计值。
资料来源：根据东洋新报社，2000：《企业系列总览》（日文版）整理。
二、对主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作用的再认识
SOGO集团的营业额在1990年曾居日本百货业的首位，它的破产给日本产业界和金融界带来的冲击是剧烈的，也引起我们对日本主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1.对主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作用的一般认识
日本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其经济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融资方式有着许多与英美等国不同的特点。由于证券市场不发达，为了迅速建成近代工业，日本的银行在解决企业资金短缺，保障企业资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银行制度在其金融结构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日本在战后，经济凋敝、资金匮乏时期，其独特的主银行制度在保证资金合理分配，减少盲目竞争，促进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个企业而言在资金筹措和运用等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并且拥有持股（主银行常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干部派遣等综合性、长期性交易关系的银行。日本的大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主银行，企业与主银行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稳定，一旦结合就很少变动。主银行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一般被认为主要有3个方面：
(1)资金供给。负责为企业提供系列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债券发行，股权投资及收支账户管理等。
(2)监督作用。一般来说，银行在向企业融资时，要对企业事先审查和事后调查，及时得到有关企业的各种信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
(3)救助作用。主银行一般不干预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旦企业经营陷入危机，它不仅能提供紧急融资支援，而且通过派遣干部等方式直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对企业进行重组。由于主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又是股东，这就强化了主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力。同时，由于企业借款所承担的风险与银行贷款所承担的风险是共命运的，因此主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依存，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2.对主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作用的再认识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大企业的相继破产，银行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不良债权，使人们对主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作用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日本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植草益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与主银行资金往来关系密切的企业，较之其他没有主银行、融资方式多样化的企业，资金成本高，同时企业的收益性与成长性较差。
对于主银行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我们应该客观地进行评价。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由于资金短缺，融资渠道单一，主银行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在向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同时，作为主要的债权人和大股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营实施监控。对企业来说，由于融资工具缺乏，企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依赖于银行，因此与银行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对其也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资金的充裕和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相应的其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弱。
(1)主银行未必能对企业的经营形成有效的监督。主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的监督作用一直被视为是主银行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它是否真的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呢？就日本来看，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日本证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企业的资金状况和融资模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银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出现了企业“脱离银行”，以及“企业选择银行”的现象。同时，银行间竞争的激烈，银行本身对利润的追求，促使它不断扩大贷款规模，积极寻求向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提供贷款。
这一时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银行的贷款审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单个贷款项目审查耗时长、成本高，银行更倾向采取以土地、证券作抵押的方式提供贷款，（注：参见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有斐阁（日文版），1998年版，第375页。）这样，银行不可能真正对企业进行监督。正如日本有关报道中所指出的，企业在扩张中，如果一个分店开设成功，就等于取得了信用，以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贷款融资。
此外，由于企业与主银行密切的交易关系，使其可以轻易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加之主银行与企业之间是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一般并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这些相应强化了企业经营者的地位，使他们拥有很大的自主经营决策的权力。有关研究表明，80年代后期以来，银行向企业派遣干部减少的同时，银行对企业经营者更换的影响力也减弱，（注：参见宫岛英昭：《战后日本企业状态依存的治理结构演变》，载《经济研究》（日文版）1998年，第49卷第2号。）企业中出现了约束软化的现象。
(2)银行间的竞争使其在向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推动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企业过度扩张欲望。一般来说，银行经营的目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这就使银行在经营中具有追求贷款规模的倾向。这是由银行经营活动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只不过银行在经营中还须保证资金的安全性，防止资金损失；保持资金的流动性，维护银行的偿债能力。因此，对贷款规模的理性追求应被限制在资金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最佳组合之内，也就是说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要以企业能够按时归还本息为条件。但在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随着银行间竞争的日趋激烈，银行对贷款规模的追求，却往往超过了这个范围的限制，其扩张贷款规模的内在冲动实际上是以牺牲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为代价的，甚至出现了银行唯恐企业不借钱，积极劝诱企业借钱，借大钱的反常现象，银行的大规模贷款更助长了水岛等人扩张的欲望，刺激了企业资金需求的膨胀。在银行监督弱化以及过度放款的情况下，一旦企业经营陷入危机之中，主银行即便采取派遣干部、更换领导人等挽救措施，恐怕也是回天乏术，于事无补了。
(3)主银行在对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救助中作用下降。日本的主银行对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进行救助，主要包括减免债务和为企业提供重建方案两个方面。人们常说，银行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日本的银行之所以常常“雪中送炭”，救助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日本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银行如果对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见死不救，将会使其声誉受到损害。二是出于银行对被救助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90年代以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前一因素对银行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小，后一因素的不确定性却不断增大，这使得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日本的主银行并不是按照过去习惯的做法对其进行救助，而是作为债权人从股东、经营者手中接管企业的控制权，根据债权的流动性来考虑对企业进行重建还是清算。例如，日本大型的建筑公司东海兴业和大都工业，其主银行分别是拓殖银行和樱花银行，在这两家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其主银行均没有按照惯例进行救助，而使企业选择了破产保护。（注：参见桥本寿朗：《现代日本经济》，有斐阁（日文版），1998年版，第376页。）SOGO集团也是由于主银行之一的新生银行不同意放弃债权，而最终不得不走上破产的道路。
三、启示与思考
1.过分依赖银行系统间接融资会导致金融风险的集中化
一般人们普遍认为，通过银行系统的间接融资的金融风险要低于直接融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间接融资的风险较低，是以银行信贷资金的高效运用为前提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把众多投资者（储蓄者）手中的剩余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资产组合——向不同的企业提供贷款，将融资风险降低至最低限度。银行要保证投资者资本的保值增值，就要具备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这就要求银行的经营收益大于经营成本；而收益大于成本又是以银行能够按期收回本息，或企业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为前提的。只有满足这一系列条件，银行才能实现信贷资金的高效运作。很显然，如果这一系列联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间接融资仍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比如，在银行不能对企业的经营实施有效的监控的情况下，作为融资者的企业选择高风险、低成功率项目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增高，一旦经济运行不畅，大量企业出现呆坏账，银行贷款不能按期收回，就会导致银行的风险集中化、最大化。因此，主银行制度虽然在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成熟，增长率的降低，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排斥了市场竞争，加之银行不能对企业的经营实施有效的监控，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不振，银行企业间出现的大量不良债权债务，乃至破产倒闭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2.单纯依靠放弃债权、融资救助不是挽救陷入企业财务危机的有效途径
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营机制的问题，也有管理机制的问题，仅仅依靠银行减免债务，提供融资援助并不一定能使企业真正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日本著名的企业马自达、大昭和制纸、日本轻金属、三井东压等为例，主银行在对这些企业的救助中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改善。其中马自达公司是得到主银行住友银行的援助进行经营重建的，但是经营业绩迟迟不能改善，最终在1997年被美国福特公司兼并。现在，住友银行只对马自达公司提供融资支持，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明显减小。（注：参见崛内昭义：《日本经济与金融危机》，岩波书店（日文版），1999年版第38、39页。）围绕SOGO集团提出的银行放弃债权的请求和重建方案，也增引起日本社会的激烈争论，其中包括方案中没有追究经营者的责任，诚然，企业经营责任不明确，监督和约束等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银行同意放弃债权，其重建计划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而且，日本的一些学者对减免企业利息或债务也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过度债务是为了对经营者进行约束所付出的社会费用。如果企业认为存在依靠公共权力减免债务的可能性，轻率的借款者就会多起来，贷款者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会使信贷市场紧缩的可能性增高。（注：参见大龙雅之：《过剩债务问题与调整资产负债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课题报告打印稿，2000年。）
据此，我国企业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应该严格选择企业，慎重操作，不要为了国企解困达标而放松标准。债转股的本意是要从“呆账经济”走向“信用经济”，但是如果出现偏差，搞成“债务赦免”，则不仅银行的资产质量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可能使不良债权成为“死结”。如果只是搞“数字游戏”把账面变得好看一些，而不落实到解决企业经营机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债转股将失去任何意义。同时，一旦银行预期企业赖账而拒绝放款，出现“惜贷”现象，在国内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信贷收缩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自明的。
3.银行主导下的企业经营重建是化解不良债权问题的一种值得探索的模式
SOGO集团宣布破产后，就在其最大的债权人、主银行兴业银行的主导下展开了经营重建。兴业银行从外部聘请了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西武百货店的原社长和田繁明作为SOGO集团下一任社长，并从银行派遣3名干部辅佐他，明确表示将继续为SOGO集团提供周转资金，以恢复供货商对SOGO集团的信心，同时表明要追究过去经营者的责任。而西武百货店在积极向SOGO集团提供人员、业务等方面支援的基础上，也在积极探索将来与其联合形成共同持股公司。由于西武百货店的主银行是第一劝业银行，而第一劝业银行于1999年9月宣布与兴业银行合并成立集团，这就为西武百货店与SOGO集团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SOGO集团的重建的模式也为我国银行化解不良债权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途径。在对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的过程中，作为资产处置的一种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积极地引导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民间的资本，来帮助国有企业进行经营重建，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而且可以最小限度地减少银行资产的损失。当然，SOGO集团的经营重建能否成功，银行在其中的作用究竟如何，是需要我们今后继续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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