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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并逐渐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此过程中，诸多的非商业性风险或政治障碍也与中国企业如影随形，华为与中兴通讯两家企业的遭遇就堪称典型。
2012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后公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华为与中兴两家中国公司对美国电信设备市场的影响会损害美国核心安全利益。并建议禁止涉及中兴和华为的并购活动，以及美国网络提供商或系统开发商需在华为、中兴之外另寻供应商等。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0月中旬正式启动对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的第二轮调查。于是，中资企业再次在美国面临非商业性风险而“中枪”受挫，这一遭遇也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蒙上了阴影。
华为、中兴在美遇挫的原因
近年来，美国打着保护国家安全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一再刁难进军美国电信市场的中国企业，导致中国电信企业举步维艰，数次与大订单擦肩而过。美国如此打压中国这两家企业，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战略考量以及利益集团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隐形贸易壁垒加重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出台的诸多经济刺激政策未能显著重振其国内经济。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国际上倡导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其隐性的贸易或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增加。由于中国的高技术企业有能力实现低成本和高收益，国际竞争力日趋强大，美国政府为扶植本土企业、重振国内经济，动辄借“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
在国际电信行业，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两家企业发展迅猛，对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形成挤压。2011年华为的销售额高达32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中兴通讯排名第四。而在2012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达1027亿元（约合162亿美元），一举超过老牌电信巨头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相比之下，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思科的“拳头产品”——路由器的市场份额从66%降至55%，交换机市场份额下跌2%至67%。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护，思科所保有的市场份额会出现大幅下滑。随着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在国际电信市场中的实力越来越强，美国政府担忧这些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对美国市场的渗透，以此一直以各种手段来排挤中国电信企业，从而保护诸如思科等美国电信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
美国力图维护本土企业在高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支柱之一即是在科技领域的强大实力，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义为美国高技术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夯实了基础。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他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击，意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低端工业品的生产基地。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沉重的环境代价生产低附加值产品输往美国等发达国家，获取微薄的收益，而美欧等国竭力掌控产品研发、核心部件制造、全球供应链等主要增值环节。美国从目前这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获取巨大收益，并力图继续维持这种于已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但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趋提升、创新和研发能力日益增强、在全球的业绩表现愈发突出，引起了长期占据产业制高点的美国的不安。
虽然目前中国电信企业的技术实力尚难以撼动美国的技术优势，但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发展迅猛，具有挑战美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潜力。如华为在LTE终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核心处理器上也取得重大突破。中兴等中国企业曾表示将推出自主的操作系统，以替代谷歌Android和微软WindowsPhone系统。中国企业技术实力的强劲增长势头令美国及其企业感到不安与警惕，必然在美国市场上遭遇反制。
对于来自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的竞争，一般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抑制效果有限，且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制约，而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进行操作的自由度则大得多，更易实现美国保护本国核心产业的目的。由此，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企业屡次打压，阻碍其在美国市场上的进一步成长。如2008年，华为与贝恩资本联合竞购3COM公司未能成功。2011年，华为被迫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撤销收购3Leaf公司特殊资产的申请。2011年10月，美国商务部阻止华为参与国家应急网络项目招标。而此次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出台后，华为公司认为美国政府意在阻碍竞争、阻挠来自中国的电信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在华为等企业的技术赶超步伐日益加快之际，遭遇美国政府频繁打压的境遇，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技术赶超的警惕，以及维持其在高技术优势的决心。
美国利益集团排斥中国企业分食其市场份额
美国大企业和政界的联系复杂而密切，许多大企业都通过对政客的竞选活动予以资助等方式获取政客的潜在支持，当然也有利于其借用政治手段排挤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长期以来，思科与美国政、军界关系密切，在政治游说方面投入颇巨、经验丰富。同时据媒体报道，美国会有73名议员持有思科的股票，这无疑强化了思科在国会的影响力。
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壮大，势必将对思科等美国本土企业产生压力。华为已推出的H3C高端路由器等产品，瞄准了思科的核心业务领域。2007年以来，华为已经对思科在路由器市场的传统霸权构成了潜在威胁。2011年，华为正式成立了三大业务BG（Business Group），除传统的电信设备领域外，华为也将其业务扩展到了企业网和终端。尽管华为尚不能动摇思科的根基，但其不断的发展壮大给思科增加了竞争压力。目前的思科公司经济绩效不佳，其利润大幅下降、市值萎缩、大幅裁员，保住美国本土的市场成为思科的生存底线。虽然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占据份额有限，但思科是绝对不会坐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顺利在本土市场生根开花。而一旦华为和中兴被挡在美国市场大门外，最大的获益者自然是双方的竞争对手思科。诸多业内人士认为思科是本次美国国会出台对华为和中兴不利报告的幕后推手和最大受益者。
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和竞争关系，导致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
在中国国力快速增强的过程中，美国维护自身传统霸权的压力与日俱增。对中国威胁的警惕导致美国政府不断在经贸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西方大国并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中国的政企关系确实要比西方国家的政企关系更为密切，美国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声称这些企业的技术和业务资源会被中国政府用以攻击美国，并以此来制裁相关的中国企业。10月份发布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报告并未对华为和中兴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指责给出确凿证据，只是泛泛而论这两家公司的“所有制结构不够透明”，中国政府和军方与这些公司有生意往来，公司有中共党组织，华为属于非上市公司等因素，还语焉不详地提及两家公司没有配合其调查，但这些理由都成了美国对两家公司“定罪”的理由。
此外，“电子战”的威力也成为美国政客发挥想象力、打击华为的有力借口。美国政客们认为中国制造的电信设施会成为瘫痪美国网络的武器，如果美国政府允许华为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威瑞森电信（Verizon）等运营商建设电信网络，华为可能会在软硬件中留下后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潜在威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称，设备中植入的恶意软件或硬件可以使中国在战时关闭或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降级，并可能攻击美国电网或金融网络。其实这个理由极为牵强，禁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电信市场无法解决中国电信产品用于美国电信设施的问题，因为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与上海贝尔建有合资企业；阿尔卡特-朗讯和思科已将部分零部件外包到中国大陆；爱立信及其他厂商使用的许多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美国所有的大型网络设备公司都有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如果按照美国政府的逻辑，以国家安全为由禁用中国产品建设其网络系统，在现实的商业运作中根本行不通。
大选年的政治造势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成为长盛不衰的政治话题，尤其在大选年，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此间，美国的政客们更乐于扮演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频频打出“中国牌”，向中国“示硬”，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过去十多年来，华为与中兴已多次因这一原因被排斥于美国市场之外。就在2012年8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宣布对来自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生产的无线电子设备发起大规模的“337调查”（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发起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以确定这些企业是否侵犯美国企业的专利，华为和中兴即在被调查之列。由于目前共和党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又是共和党的议员，在总统选战白热化之际大打中国牌是共和党为竞选构筑优势的惯用伎俩，因此，华为、中兴在这一阶段遭到美国众议院的打压，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制裁华为、中兴事件的影响
华为、中兴在美受挫主要是基于非商业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会对华为、中兴未来在美国的发展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
华为、中兴在美发展的前景蒙上阴影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低迷，国际电信设备市场增长乏力。2011年全球电信设备市场增速仅为12.2%，较之2010年的31%的增速大幅下滑。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区债务危机动荡不定，未来几年国际电信设备市场的增速将持续下降，各大厂商为争夺现有市场空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的电信市场份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因此将是国际电信设备制造商争夺的最大的一块“蛋糕”。
鉴于这一形势，美国众议院的报告对华为、中兴而言可谓是沉重的一击。目前，华为、中兴的海外市场收入已经在公司总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2011年，华为的全年财报显示，华为实现营业收入2039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市场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68%。中兴的海外市场份额多年来也占据公司收入的半壁江山。2012年上半年，中兴实现营业收入426.42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17，57亿元人民币，占整体营业收入的51.02%，同比增长6.20%。从营业收入的规模来看，海外市场均在两家公司的业务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虽然华为在美国销售额仅占其总收入的4%，但考虑到美国电信市场规模大约占全球电信市场50%的份额。在欧洲电信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国市场的障碍对华为、中兴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美国国会的报告使得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好像莫名其妙地遭到一记闷棍。该事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悲催遭遇。2008年，丰田首次超过美国通用，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位列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通用、福特、凯迪拉克则在金融危机中苦苦挣扎。2009年，美国多家政府机构对丰田展开集中调查，指责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易导致汽车突然加速引发事故，并牵扯出政治献金等系列“丑闻”。这一事件导致丰田被迫在全球展开大规模召回，并陷入市场信任危机。2011年2月，美国交通运输部公布调查结果，承认未发现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但此时通用已重占全球汽车霸主地位，而丰田则由于美国方面的安全调查与舆论炒作而元气大伤。当前，如果美国继续加大对华为、中兴的打击力度，这两家公司将会失去在美国市场影响力，就连中国通信产业链也会受到冲击，据有关专家估计，影响企业的直接产值规模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可见，如果应对不当，此次华为、中兴事件的后果会相当严重。
美国的不良示范会导致他国跟风制裁中国企业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面标榜并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却又屡屡挥舞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大棒保护自己的本土企业，反映了其在狭隘国家利益面前对国际经济准则的“双重标准”，为全世界做出一个不良示范。他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而对中国企业举起制裁大棒。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年内曾禁止华为公司参与建设其380亿美元的全国宽带网络项目。在美国国会的报告刚刚出台之际，2012年10月10日，加拿大政府对华为公司启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展开调查。这一条款会在不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前提下，区别性对待某些被认为危险的企业，并拒绝其参与通讯网络建设，禁止其承担传输政府电话、电子邮件、数据中心等服务。加拿大政府声称，基于安全考虑，将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政府通讯网络的建设。此外，2012年10月12日，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展开对华为的调查，以确定华为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鉴于相关国家的类似行动，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的调查和发布的报告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上产生示范效应和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
华为、中兴的国际化之路不可阻挡
在中国快速发展及民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华为、中兴的坎坷遭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充满危机感的霸权国——美国和新兴全球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内的竞争越来越多，企业之间的竞争、赶超与防范也愈加激烈。由于两国的体制差异巨大，加之高科技产业的收益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意义，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防范和打压会继续持续。美国的打压对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但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正视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改善企业的结构，提高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学习美国的游戏规则，辅以政府的国际交涉，目前的困难很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实力质变的契机。
其实，华为、中兴有今日之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残酷的竞争和锲而不舍的突破。当前，不管是国营还是私企，中国公司“走出去”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两家公司都不可能放弃美国的市场。如果在重压之下能够因应得当，扛住压力，通过不懈努力，华为、中兴两家公司有可能将受挫的挑战，转化成突破的机遇。
如何克服中国高新企业在美遭遇的障碍
基于华为、中兴遇挫事件所体现的种种原因及其影响，中国企业的自身建设、与美国政经社会各界的沟通，以及中国政府的适时支持，对于克服在美发展障碍必不可少。
中国企业的自身建设不可忽视
虽然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的指责缺乏逻辑、非常牵强，背后的狭隘企图昭然若揭，但其中也提示了这些公司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是透明度问题，中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大型的国营公司以及有强大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确实会遭到猜忌与政治封杀的可能性。华为是独立的民营公司，但长期以来，华为很少透露其国内及国外业务信息，拒绝公布详细的股东结构，只大而化之地声称股份完全由职员持有。当遭遇类似“国家安全”制裁时，华为缺乏评级机构等给出的具有公信力的证明。如果想尽可能消除外国政府对中国企业“与政府有关系”的暧昧指控，中国企业必须做到尽可能透明。其次，要防止外国政府的政治干扰，中国企业需让公司的资本结构和管理结构多元化，加强与东道国公司的合作，促进互利双赢，藉此克服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非商业性风险。再次，企业在国际化宣传上应淡化自己的强势公众形象。最后，由于业内对华为等企业涉嫌侵权、抄袭行为的传言时有提及，因此，华为等企业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在知识产权方面授人以柄。
加大企业在美国的政治公关力度，提升公关技巧
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进军美国市场，分食思科等国际竞争者的利益，必然受到反制。因此，如何防范竞争对手的政治游说对己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拓展自身的公关活动便成了规避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美国，企业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利用捐款和多种途径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org）统计，思科从1998年就开始游说国会，15年来累计投入高达1572万美元。同时，思科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选举捐助了约104万美元。2012年，思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给两党的捐助资金为22.75万美元。华为、中兴从2005年起电陆续投入经费用于游说美国国会。据美国国会游说登记资料显示，华为从2006年至2012年在游说上的费用总计255万美元，其中2012年占到总量的近一半，达127.5万美元；中兴则从2005年至今花费59.2万美元游说费用，但两家公司的游说投入较之思科的投入仍相形见绌。
游说资金投入的规模不容忽视，但对游说法则和技巧的掌握则更为重要。美国游说公司与美国本土大企业长期合作，其体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虽然华为等聘请了一些美国前政界人士参与游说活动，但其影响尚难与美国大企业匹敌。同时，中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游说法则尚不能够运用纯熟，对特定议员的赞助及沟通的方式仍需优化。中国企业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具体官员的沟通，特别是在涉及并购等问题时，这样会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防微杜渐、占得先机。
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形态，其国内利益呈多元化格局。中国企业在美发展需要积极协调与非政府组织、媒体的关系，需要加强与运营商的协作，深化与当地民众（消费者）的沟通。当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大型并购项目时，由于有国有资本的存在，美国政府和民众很容易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或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行为，进而使他们感到安全存在问题。届时需要通过媒体让美国政府和公众明白，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军事、政治没有任何联系。对于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华为、中兴等企业应该强调自身能够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通过媒体，强调此类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但目前，中国企业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沟通和公关力度极为有限，这些媒体很少能发出中国企业的声音。基于这种现实，中国公司要想将游说活动的投入形成现实的支持，尚需时日。
中国企业与政府需以法律和外交等手段维权
美国国会发表的报告以及建议并不具备国际法根据，与WTO“安全例外”条款完全背道而驰，是对该条款的滥用。美国国会报告调查认为，华为、中兴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藉此得出两家公司在美投资与贸易行为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建议对这两家公司的投资与贸易采取限制措施。可是，根据WTO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规定的法定情形之列，援引该条例外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行为根本就没有WTO规则依据。鉴于美国国会上述报告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企业和政府需要在否认报告的不当指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采取法律等手段，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权益。考虑到近期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现象已成普遍态势，中国政府应下决心运用国际法规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手段遏制这一态势的进一步蔓延，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缓解华为、中兴在美面临的非难，中国政府的外交等支持必不可少。当前中美经济关系盘根错节、相互依赖，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并未设置严格的障碍。如思科等美国电信企业在中国享有巨大的利益，其设备已广泛进入中国的金融、能源、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场。尽管思科的产品漏洞及安全事件并不鲜见，但中国政府并未以此为由打压思科。华为、中兴在美遭遇打压后，若中国以牙还牙制裁思科等美国企业，则会在惩罚了思科之后，使华为、中兴等企业在美国市场多年的经营效果归零，其结果是两败俱伤，而通过两国多层次的对话解决经济关系中的分歧与纠纷才是理性的选择。这就需要中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议题的会谈时，提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准入和非歧视等问题。这种做法只是履行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义务，并非对市场或企业的干预，不应成为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操纵”企业的口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中兴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之时，欧盟委员会则决定暂缓对华为、中兴的调查，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欧盟也担心其在华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可见政府对本国企业的后盾作用还是极为重要的。
近期华为、中兴在美受挫事件，只是两家企业在美经受前所未有的大考验、大挑战的开端，随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华为、中兴两家公司第二轮调查的启动，关于两家企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风波将会继续发酵。尽管目前事态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但回溯华为、中兴成长历程和蓬勃气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两家企业能够不断提升技术制高点、改善企业形象、加强与美国多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沟通与协作、辅以法律维权和政府外交的支持，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大格局下，两家企业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拨云见日，为企业国际化之路夯实基础并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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