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扩张中的产权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产权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德姆塞茨教授认为：“所谓产权意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这就是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可以看出，产权经济学的产权定义是从行为权利的角度来阐述的，它使产权概念的外延更为宽泛，使产权的客体不再局限于生产资料。它可以泛指人们排它性地拥有一切使自己或他人受到损益的权利，不管这种权利是建立在对财产、资源等有形物品的占有，还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所拥有的某些特权。
制度通过界定和限制交易主体的选择集合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社会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创新意味着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对另一种制度安排的替代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对旧的制度安排的不断博弈与否定的过程，从而实现部分制度安排的局部均衡。同时，制度创新又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是艰难而复杂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及其矛盾必然形成对新的方案的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
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一个十分重要并且引人关注的问题。乡镇企业从8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部分国有企业增长速度异常之快，但是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较之国有企业来说失去了前一阶段的绝对优势，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这是乡镇企业独特的产权制度造成的。本文将从产权结构及制度创新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扩张。
二、乡镇企业的扩张与产权效率分析
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获得了迅猛的扩张。 从1979 —1992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增长速度为9.9%， 高于同期社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速度2.8%的水平；同样，在这一阶段当中， 乡镇企业社会总产值年增长为29.2%，也远远高于同期社会总产值1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注：《中国统计年鉴》1994。）
乡镇企业无论其总体规模，还是企业本身的扩张都是非常迅速的，使它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及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乡镇企业之所以扩张如此之快，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在于它独特的产权结构，相对于它所处的环境来说，克服了产权的外部性，或者说延缓外部性的产生，提高了产权效率。
1.政企之间关系紧密，便于协商，减少了边界摩察。企业归政府管理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乡镇企业也归社区政府管辖，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直到1992年以前，国有企业受国家下达的各项指标的控制仍比较严，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为各项指标的制订还得进行讨价还价，国有企业很难根据市场的需求制订自己的扩张规划和发展战略。而乡镇企业不受国家计划指标的控制，直接对社区政府负责，乡镇企业与社区政府之间这层“亲密”关系容易促成二者之间的默契，社区政府为突出自己的政绩，会给乡镇企业以优惠贷款、调拨资源等扶持政策，促成本地区企业的扩张。同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乡镇企业也面临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容易扑捉市场机遇，有利于自身的扩张。乡镇企业与社区政府之间的良好协作减少了边界摩擦，提高了效率，使得乡镇企业得以较快扩张。
2.乡镇企业独特的产权结构，克服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乡镇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关系比较疏松。在乡镇企业里，职工有随时被开除的危险，而且企业对开除职工不负有任何福利、生活保障等责任。乡镇企业职工不享受象国有企业职工那样的公费医疗等福利，避免了职工为家属看病报销等搭便车行为。企业职工不能吃企业的大锅饭，有劳才有得，多劳就多得，不劳就不得，有效地克服了企业财富被不劳之人所得的“搭便车”现象，职工的偷懒、投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3.直接面向市场，自主经营，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产权效率。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时就不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各项计划指标的控制，能够自由地面向市场，市场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需求多少，就生产多少，能对扑捉到的市场信息作出快速反应，乡镇企业这种相对灵活，“船小好掉头”的经营机制，减少了很多象国有企业那样的不必要的交易费用，资源得到有效运营，产权主体得以快速扩张。
实际上，从乡镇企业的诞生开始，直至其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企业产权制度始终存在着产权模糊、政企不分、产权不能转让、产权配置不当等问题。在前一阶段由于其独特的不健全的市场环境，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乡镇企业扩张的阻碍作用表现并不突出，甚至还没产生阻碍。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部分国有企业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明晰产权的制度创新的实施，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的逐步形成，以及竞争的国际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阻碍作用迅速地凸现出来，使乡镇企业原有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少以至消失，本身固有的缺陷日益暴露，乡镇企业原有灵活机制的优势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已不复存在，从而影响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扩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企不分，导致边界摩擦加剧，交易成本增加，效率低下。乡、村两极企业是乡镇企业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这两类企业。它们的原始资金来源于社区政府（乡、村两级）的积累，也就是集体成员创造的财富。而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又不可能具体到每个集体成员，只能由社区政府代替行使所有权，委托厂长（经理）对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其实这就产生了真正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缺位，使乡镇企业既无来自产权主体的持久驱动力，也无来自所有权的自我约束，其经营行为必然会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也就不会对外部环境的刺激作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合理反应。
在乡镇企业扩张的初期，由于规模较小，生产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也低，因此，乡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那层紧密关系在当时来说促进了其扩张。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乡镇企业迫切要求摆脱社区政府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依靠企业自己在市场中求生存，求扩张。社区政府放不下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干预企业的自主权。这样，在政府与企业的这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授予企业代理人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同时企业也无“理由”拒绝履行其承担的“义务”。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各自的利益目标函数不同，使得企业产权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导致局部受益（社区政府受益），整体受损（乡镇企业扩张受损）的产生，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牵制与被牵制的关系，加剧了边界摩擦，交易费用上升，乡镇企业难以真正面对市场寻求扩张。
2.乡镇企业的扩张为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乡镇企业经过初创阶段的扩张，生产规模得到扩大，企业资产、总产值迅速提高，乡镇企业本身可支配的资源增多。社区政府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经理人员的偷懒、投机以及二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导致双方之间的非协作非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经理人员在经营过程中，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为自己最大限度增进效益的同时，作出损害集体利益，降低组织效率的行为。如经理人员利用集体财产向政府官员施惠、请客，以求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或向更好的职位升迁，也就是“权钱交易”。企业业务人员的损公肥私和回扣，使集体资产严重流失。道德风险使大家都在侵吞集体资产，而无人对其负责，使集体资产陷入“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的境地。
3.乡镇企业在产权不明晰的前提下的较小规模以及产权不能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乡镇企业虽然扩张快，但从总体来说其生产规模、资源总量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并不很大，尤其是与企业自身扩张要求的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很小的，其运营成本则相对很高，由此导致了产权效率的损失。
乡镇企业的产权不能流动，造成资源的重复配置。长期以来，乡镇企业都作为独立的经济成份存在，乡镇企业之间、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起横向联合的专业化协作关系，企业无论大小都在社区政府的袒护下独立存在，自我满足。乡镇企业间会因争夺资源而产生边界摩擦和非协作非效率。使得企业间不能优势互补，资源重复配置，造成全社会范围内效率损失，从而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
乡镇企业现存的不完善的长期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不相符的。产权不明必然会产生外部性，如搭便车、道德风险、边界摩擦、资源重复配置等，外部性的直接后果就是效率损失。 增加交易成本。 1993—1996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增长速度为7.76%，低于前一阶段9.9%的增长速度；同样，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角度看，乡镇企业在这一阶段年均增长率为27.8%，低于社会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32%的水平。（注：《中国统计年鉴》1997。）要克服乡镇企业现存的产权制度的外部性，就需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企业成为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三、制度创新与乡镇企业的进一步扩张
制度创新是为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使各种资源的所有者在交易过程中实现自己行为最大化，与此同时，使资源流到使用价值最大的当事人手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诺思和托马斯，1973）。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目前我国乡镇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体数量的扩张，而是单个企业本身规模的扩张。以前，乡镇企业依靠自身的“规模优势”起到为国有企业拾遗补缺的作用。现在面临国有企业、国际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迫切要求乡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明晰产权，实现新一轮的扩张，增强竞争力。为此，我们必须对乡镇企业不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创造一种新的产权制度，克服其存在的外部性。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产权制度创新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也不可能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所以，在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中，只要符合实际，乡（镇）、村和企业达成一致，并达到资产彻底人格化的要求，有利于产权效率提高和减少外部性，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下面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1.股份合作制。目前，多数乡镇企业都在采取这种产权结构模式，来寻求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股份合作制是劳资结合、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主旨也并不在于筹资上，而主要通过股份合作制彻底改造集体经济传统的产权结构，重新塑造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股份合作制发祥地在我国的山东诸城市，其优点很多文章都有论述，但是股份合作制发展到现在，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是实行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的决策方式，使企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很难达成集中表决，容易出现无人负责的现象，企业会因决策上的分歧而错过了发展的良好机会。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在股份合作制企业里也可采取按股投票决策方式，使拥有多数股权的股东有更大的决策权，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提高决策效率。为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防止其行为短期化，也可以采取企业股票债权方式进行奖励，而不采取或尽量少采取现金奖励的方式。
二是企业职工缺少进步的动力。股份合作制下，职工也是股东，拥有年终分红的权利，而且同股同酬。这样，一部分有偷懒、投机行为的职工很可能就会逃避繁重的工作，只分享由其他职工创造的红利。这种现象在那些拥有股权较多的职工身上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如何来规避这类搭便车的行为，从而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性问题。要克服或减少由此类搭便车所引起的效率损失，我们认为，首先要在职工内部建立一种监督机制，通过职工自我监督，减少偷懒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建立一套适合于职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职工日常表现与利益挂钩。对工作积极性高、对企业扩张作出积极贡献的职工采取月奖与年终奖的形式激励这种良好的行为继续保持下去，而有偷懒、投机行为的职工要对其他职工，特别是积极性高，有贡献的职工作出补偿。具体做法是企业根据平时考核扣除他们的搭便车行为引起的企业利润损失（可采取月扣和年终扣相结合的形式），将这部分扣除的货币奖励给积极性高、有贡献的职工。通过这样一种制约与激励，来规避搭便车行为的产生。
三是集体股占控股份额。有一些乡镇企业在股份合作制改制中，集体股成为第一大股东，而集体股掌握在社区政府手中，这就很容易产生社区政府参与企业决策，干预其日常经营，最终仍没有摆脱有政企边界摩擦引起的效率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社区政府可采取赠股（赠给为企业或社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管理者或技术开发人员）或有偿转让股份的形式，将其掌握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社区政府彻底退出企业的经营管理，让企业有一种自我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使企业成为“四自”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2.股份制。一般情况下，经济效益好，实力强，规模大的乡镇企业可通过组建股份制，吸收外部资金，实现优势互补，来促进乡镇企业更快扩张，组建股份制的途径大体有三条：
（1）外资嫁接。引进外资，对老企业进行嫁接改造， 形成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
（2）内资联营。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能够与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以及其他乡镇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或资本联合，组建股份制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自身的改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 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改造后的乡镇企业，也就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挣脱了传统产权制度下政企之间错综的边界摩擦，抑制了职工偷懒、投机等道德风险的发生，提高了企业运作效率。同时，企业也实现了产权规模化，克服了由规模不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节约了交易费用，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也提高了社会整体效率。
但是乡镇企业在组建股份制后，要注意处理好集体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各地区的乡镇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克服代理人的偷懒动机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非对称所导致的双方之间的非协作非效率。当前，许多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机制逐步走向成熟，产权效率逐步提高，乡镇企业可以借鉴国有企业的发展改革经验，使自己走出误区，加快扩张。
3.鼓励乡镇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兼并与重组，向集团化发展。当前，我国很多集体企业，如海尔、春兰、科龙集团，都是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来实现滚动式扩张，并由此加快了扩张步伐。组建企业集团，产权流动突破了城乡界限，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组合，既减少了过去各企业之间因利益纠分所带来的边界摩擦，又节省了谈判、签订合同等交易费用。同时，集团成员可以独立地行使对自身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转让等权力，有助于单个成员产权效率的提高。当然，随着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组织结构也要不断创新，以减少非协作、非效率，如海尔集团（注：详见孙健、郑海航《青岛海尔兼并案例及其产权效率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10期。）就是通过组织结构创新，有效克服了产权个体不付成本而分享他人之利的“搭便车”、“偷赖、投机”等行为，提高了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产权主体的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