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给强者带来无限空间(论文文献综述)
陈彦霖[1](2021)在《论沙汀创作中的“江湖社会”》文中指出自1932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对沙汀的文学创作发表评论以来,从地域文化角度和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沙汀的文学作品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沙汀作为具有“江湖身份”的左翼作家,却少有研究者将沙汀的文学作品与江湖社会相联,探讨江湖社会对沙汀创作机制的影响。因此,本文试以沙汀“革命者”与“江湖人”的双重身份为中心,还原江湖文化对沙汀创作机制的影响过程。除此之外,“江湖”原指游民群体组成的秘密社会——即主流社会之下的次生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江湖在明清时期得以成熟,并在晚晴民国时期达到巅峰时代。江湖如何从秘密社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沙汀又如何利用他的江湖背景反映川西北江湖社会,沙汀笔下袍哥形象为何多且出彩,沙汀为何采用一种客观戏谑的讽刺手法描绘袍哥形象……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三章。在绪论部分,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江湖”的含义、范围及其流变,并总结出沙汀笔下江湖的含义,以确立研究范围,并以时间为线,梳理有关沙汀的研究历史,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正文第一章梳理了江湖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江湖社会在四川萌芽、发展到壮大的诸多因素。并从典型人物形象出发,归纳出沙汀笔下江湖社会反权威与实力至上的生存原则、圆滑与利益至上的生存方式、享乐到纵欲的绝对利己主义、赤贫状态下的卑微与坚韧、绝对权力下的霸蛮的五种生存法则。讲述镇民江湖如何对“侠儒思想”进行实用性、功利性地创造性转化和山民江湖如何还原原始丛林,激发人类浓厚的求生欲望和人性本恶的破坏性。第二章则重点分析江湖社会的聚集空间。完整的文化系统一般由权力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组成。茶馆、祠堂、学校分别从民间文化、权力文化、精英文化入手,呈现江湖社会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茶馆、祠堂和学校凭借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与江湖社会相辅相成。一方面,茶馆、祠堂和学校因为江湖组织的加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茶馆、祠堂和学校也因江湖组织的入侵放大了江湖痼疾对巴蜀社会的破坏力。第三章结合沙汀的个人经历明确沙汀“退却”的历史意义,通过解读沙汀“革命者”与“江湖人”的双重身份,分析沙汀理性戏谑的创作风格,还原江湖文化对沙汀创作机制的影响过程。并从新时期、新世纪层出不穷的“江湖幻想”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江湖情怀、侠客梦看江湖社会在新世纪的生存余波。
张炜[2](2021)在《地域·恐惧·困境——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六、七、八》文中研究指明地域地域性与世界性每个写作者都有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创造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二是怎样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接受。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当然是写作的依据,有最熟悉和最长于表达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这种"地域性"一定要和"世界性"发生关系,并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通常有个说法,即文学与艺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出处不详,却一直像某种公理一样,无人质疑。这种说法已经将"民族"与"世界"对应起来,实际上蕴含了稍稍复杂的关系,如果不加分析地笼统一说,
王继奎[3](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王书琴[4](2020)在《论《春桃》》文中提出《春桃》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展现,是作家的巅峰之作。因此,研究《春桃》不仅是在于存量基础上的认识,而更是一个动态学习过程。“怀疑论者”许地山终其一生都在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寻找一个“好去处”。他的思想和主张,投射在人物中形成其宗教世俗化观念的发展轨迹。宗教世俗化是他思想的精髓,是他用来保家卫国、拯救人性信仰缺失的凭借。所以,春桃包含着作家一系列人物的前世今生,没有她们(尚洁、惜官等)就没有春桃;她也是作者在现实人生跌宕起伏后,痛定思痛的转变,对时势、命运的反抗宣言。《春桃》是作者的“落花生”精神与宗教世俗化思想的结晶,寄托着作者对家国梦想、理想人性的美好设想。因此,春桃形象具有多层次的历史、人性和生活的意义蕴含。春桃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某人的妻子。所以,她有平常人的喜怒悲欢、爱憎情怀、理想追求,甚至有自己的“小算盘”、怯懦、纠结;她有异于常人的理智、果敢、独立,还有更为少见的事业心——她不是妇女解放的丰碑式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逞强扶弱,与命运做义无反顾的抗争的弱女子。本文从春桃人生前后际遇的落差、与其他同类作品人物对比等方面入手,剖析春桃在底层生活的战斗中形成的“蝼蚁哲学”——在困苦压迫的环境里,如何保存、实现自我。她的顽强生存、乐观向上在两性婚姻、情感、生活上的表达,成为引领两个男人走出人生困局的旗帜。她不仅是娜拉们出走后的“第三条路”,还可以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们的鼓励和曙光。春桃被赋予的坚韧、独立、仁爱的品质和民族的传承,被冠予“中国女人”的名号,带着“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和宗教式深沉,却是时代和历史所需要的力量。来自劳动人民不屈灵魂的呐喊,是超越了两性情感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浸润着普世的生活智慧。她站在人性的高度讲述人生的态度和方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清醒慎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虽然《春桃》不是冲锋的号角,却是人性深处守望的灯塔,指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迷航。
李岩[5](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指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赵京强[6](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李强妮[7](2020)在《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的价值与困境》文中认为李长之整个学术思想寓于“文艺科学”的构建理想之中。自1934年,李长之接触德国文艺批评家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译介之路。李长之有意将“文艺科学”的体系移植到中国,建设文艺研究的“专门之学”。在“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讨论以及对德国古典资源的接受中,李长之的“文艺科学”建构呈现出其时代和人格特色——对艺术和科学二重性的要求以及对主体有意味性的追寻。文章围绕“李长之精神科学建构的成败得失”之路,回归1930年代“科学”和“人生观”讨论的历史背景,从李长之文艺科学意识觉醒的三大方面,相对客观地分廓了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的思想渊源;从研究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了李长之文艺科学的建构思想体系;对李长之关于文艺科学的特殊性、“感情的批评主义”、“体验观”等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在具体研究中,将李长之文艺科学思想的形成和转变置于其精神演变脉络中加以分析。全文研究建立在李长之精神进展、知识接受、性格和时代环境的综合基础之上,以李长之之法释李长之之思想,通过对其精神进程的把握,历史地、整体地、联系地探究李长之学术思想的全貌。同时,文章尝试梳理了李长之“文艺科学”在本土化建构过程中所借鉴的德国古典资源,考察二者的承接关系,以期更深入了解李长之以“体验”为核心的文艺科学构建理想。最后文章探讨了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失效的原因和理论局限,指出李长之学术裂变的原因与其文化政治理想,体验与“科学”的内在矛盾,以及本人的性格悲剧密不可分。虽然李长之“文艺科学”最终成为“未竟之业”,但是囿于时代的李长之承认个体生命的完满力量,对感性和理性调和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对文艺科学特性的强调,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何凯[8](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邹淋[9](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丽[10](2019)在《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着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与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一起被称为日本先锋文学的三巨头。安部公房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先锋性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在创作手法和美学思想上都具有日本小说发展里程碑的意义。安部公房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善于将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以寓言的手法探讨工业文明下的异化这一现代主题。虽然安部公房经常被冠以“超现实主义作家”、“存在主义作家”等标签,但是无论是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诠释人类孤独处境的存在主义作品,“自我”始终是安部公房小说的重要精神课题。安部公房一生经历波折,其祖籍是北海道,出生在东京,而后又随同父母在中国奉天生活了17年。由于日本战败,他深深体会到了一种“故乡”的丧失感,这种丧失感说到底就是丧失了自我灵魂的栖息之所。因此,可以说安部公房整个一生都在寻找着自我的精神家园。此外,安部公房又深受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自我”,这也决定了安部公房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会从哲学角度展开对失落的自我的探寻。无论是50年代创作的《赤茧》、《墙壁》,60年代的“失踪三部曲”,还是70年代的《箱男》、《密会》,再到80年代的《方舟樱花号》,安部公房在这些作品中都探讨了自我,以及自我、他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部公房小说中有关自我的表现与探讨,可以说是基于对他者的分析之上的。无论是战后经济复苏期的50年代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失踪三部曲”,再到70年代末以来面向他者的小说,这些作品既一以贯之地展开了对“自我”的审视和剖析,同时也相应地显示出由“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式思想到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这一思想脉络的演变。这一转变究其实质就是安部公房试图确立的一种自我与他者理想化关系的积极尝试,同时也只有超越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才有可能应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精神危机。具体来说,安部公房50年代创作的小说主要以变形的方式,刻画了日本战败后处于经济恢复期的个体生存窘境。当时日本国内经济低迷,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内所有的物资,在政治方面,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美国又企图在日本建立反共的防波堤,在这种被禁锢、被压制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可以说毫无自由发展和进行自我确认的可能性,并且呈现出一种迷惘、幻灭、孤独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安部公房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创作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小说,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类存在处境,采用变形、逃离的形式对抗荒诞的外部世界。进入6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在都市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的灵魂也在新生活与旧文化的撕扯中深感压抑和孤独。现代化变迁形成新秩序,旧秩序虽被瓦解却仍存在“我”信仰中,安部公房在60年代“失踪三部曲”中以主人公“我”被这两种秩序双重否定、双重逼迫的现代个体生存状况,展示了从都市生活脱离、与社会秩序相背离的现代人的徒劳感和无力之感。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安部公房以敏感的触角,感知社会时代的大变化,并以丰富的想象力向全世界诠释了现代文明危机下人类的精神困境。这一时期安部公房创作的小说,从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人出发,发出另一种振聋发聩的“探究自我”的声音,呈现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人们的恐惧、不安乃至绝望的状态。同时,其小说创作的主题与核心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探寻,走向面向他者的自我探寻之思。这种着眼于边缘人的独特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条到达普遍性道路的小说创作方法,也是安部公房进行自我批评和正视整体世界的重要途径。总之,安部公房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一以贯之地展现了对“自我”的追问,在安部公房离世2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认真思索安部公房在文学上的贡献之时,依然能感受到其小说所具有的启发和警示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安部公房小说创作的局限性,尤其不能武断地认定安部公房已经具备了一整套有关自我与他者的思想体系。追根究底,“自我”是安部公房在小说中使用的主体言说形式,换言之,虽然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回到自我的内部世界并呈现出对他者的抵抗状态,但安部公房始终也没有探寻出一条寻求变革的行动之路。
二、入世给强者带来无限空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给强者带来无限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1)论沙汀创作中的“江湖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的确立及材料来源 |
二 沙汀作品研究现状与本文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沙汀小说中的“江湖社会” |
第一节 从江湖到江湖化 |
一 沙汀笔下江湖社会的历史发展渊源 |
二 天府之国与江湖之地 |
第二节 镇民江湖:侠义思想的异化 |
一 “老子大家乱整”:反权威与实力至上的生存原则 |
二 “糊得圆”:圆滑与利益至上的生存方式 |
三 “说是要说的,吃是要吃的”:享乐到纵欲的绝对利己主义 |
第三节 山民江湖:丛林社会的还原 |
一 赤贫状态下的卑微与坚韧 |
二 绝对权力下的霸蛮 |
第二章 “江湖”的空间聚集 |
第一节 茶馆——“江湖社会”的“窗口” |
第二节 祠堂——江湖痼疾的“助燃剂” |
第三节 学校——知识分子的“受难所” |
第三章:江湖社会与沙汀的小说创作 |
第一节 江湖社会对沙汀戏谑风格的影响 |
第二节 “退却”对沙汀创作道路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地域·恐惧·困境——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六、七、八(论文提纲范文)
地域 |
地域性与世界性 |
类型化是一种机会主义 |
在同一片星空下 |
人在他乡 |
文化与自然的板块 |
虚假的乡土文学 |
恐惧 |
人类最古老的体验 |
对同类的恐惧 |
共同的与特殊的 |
哲学和信仰的力量 |
日常生活的深刻性 |
福克纳怎样说恐惧 |
困境 |
困境离恐惧有多远 |
共同的困境 |
关于人的“被打败” |
生存的荒诞 |
现代书写的纵深地带 |
作家的特殊困境 |
(3)《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4)论《春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许地山与《春桃》 |
第一节 他的信仰 |
一、宗教学者的宗教观 |
二、逐步成长的宗教观 |
第二节 宗教世俗化的践行者 |
一、宗教世俗化 |
二、“人的文学”与宗教世俗化的殊途同归 |
第三节 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一、落花生精神的实质 |
二、《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第二章 《春桃》与春桃 |
第一节 “为人生”的解答 |
一、超凡入圣和超现实 |
二、“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三、生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
四、第三条路如何走下去? |
第二节 她的性格 |
一、她的倔强 |
二、她的洒脱 |
三、她的“逞强” |
第三节 她的爱情 |
一、夹缝中的爱情 |
二、爱情“初学者” |
三、她的“女儿心” |
第四节 她的理想 |
一、怎样才算是个“人”? |
二、战斗的梦想 |
第三章 希望的呐喊 |
第一节 人性的光辉 |
一、人性与人心 |
二、后“穷则独善其身”时代 |
第二节 真正的解放 |
一、“活着”和“生活” |
二、话语权 |
第三节 精神的引领 |
一、强大的精神力量 |
二、破与立的重大意义 |
三、会燎原的星火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致谢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6)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理由 |
二、孔孚其人 |
三、研究综述 |
四、本文其他有关问题 |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与时代呈现 |
一、“源与流”的辨正 |
二、“失重期”的选择 |
三、孔孚留给诗坛的“财富” |
第二章 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新探 |
一、诗是骨感的文体 |
二、捕捉诗美,读者的乐趣 |
三、象现求隐,诗人的游戏 |
四:孔孚的加减辩证 |
五、《峨眉山月》的真美之境 |
六、减隐的极限 |
第三章 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 |
一、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 |
二、诗与“道” |
三、心灵距离 |
四、诗是造假的艺术 |
五、距离的标准 |
第四章 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 |
一、“看山” |
二、山水诗的“创作层” |
三、透视本的秘密——孔孚诗的删改 |
四、孔孚诗歌创作流变 |
第五章 孔孚山水艺术整体观 |
一、错位的批评 |
二、理论自觉的诗人与身为诗人的论者 |
三、升华的艺:孔孚的诗与书 |
四、渊默的道:孔孚的论与文 |
五、山水艺术整体观 |
第六章 孔孚山水创作的试验性 |
一、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 |
二、作为诗语策略的模糊 |
三、文体试验:触壁 |
四、丝人茧行 |
后记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的价值与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Ⅰ.李长之生活及思想发展历程 |
Ⅱ.李长之学术思想研究现状 |
Ⅲ.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的意识觉醒 |
第一节 “科学与人生观”论争新诠 |
第二节 对唯物史观与科学文艺论的反思 |
第三节 对德国“精神科学”的主动接受 |
第二章 李长之文艺科学的体系构建 |
第一节 文艺科学的研究对象 |
第二节 文艺科学的研究体系 |
第三节 文艺科学的研究方法 |
第三章 文艺科学的研究实践:对内容意义的追寻 |
第一节 形式主义的“感情”批评 |
一、文学作品之“感情的型” |
二、创作主体的“情感”本质 |
三、批评家之“感情的批评主义” |
第二节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体验”核心 |
一、“体验”在创作与批评语境中的不同内涵 |
二、体验共通性得以实现的两大要素 |
三、“体验”的超越性精神 |
第三节 文学的浪漫精神与古典理想 |
一、古典与浪漫的辩证关系 |
二、文艺研究古典理想的三大原则 |
第四章 李长之文艺科学构建的价值和局限性 |
第一节 从个体位到国族本位的精神变迁 |
第二节 文艺科学构建失效的原因及理论局限 |
一、“精神科学”暗含的文化政治理想 |
二、“体验”与文艺科学二重性的矛盾 |
三、李长之的人物性格及生活悲剧 |
第三节 李长之文艺科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时世变易与汉晋辞赋的嬗变 |
第一节 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旨趣 |
一、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境遇 |
二、汉晋赋家的身份地位与归属 |
三、动荡政治与赋的巨变 |
第二节 学术的转向与赋家主体的变化 |
一、现实关怀的内转 |
二、赋家的学识素养 |
三、赋家的精神面貌 |
第二章 玄学思想对赋作品的渗透 |
第一节 “玄”以状物的文化意蕴 |
一、色彩的集体记忆 |
二、好“奇”的心理 |
三、玄学的基本概念 |
四、陈词的祖述 |
第二节 玄学思想对两晋赋的多维影响 |
一、禀“气”与“道”的物性标举 |
二、居卑贵柔、随顺变通的处身之智 |
三、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 |
第三节 言志赋的玄学表现 |
一、陆机:“贵柔”与“通达” |
二、挚虞:“天命”对骚怨的否定 |
三、陶渊明:“质性自然”与困扰 |
四、李暠:老、庄“风度”别有用途 |
第三章 题材的演变与山水赋兴盛 |
第一节 题材的延续与新变 |
一、两晋赋题材概况 |
二、都邑、蒐狩:政治主题的淡化 |
三、言志、纪行:强烈骚怨的摒落 |
四、咏物小赋:从政治到生活 |
五、题材新变的内生动力 |
第二节 江海赋:宏富浩博的空间世界 |
一、空间与水态的描摹 |
二、江海世界的物产呈现 |
三、水质世界的敬畏与畅想 |
第三节 两晋赋与山水审美 |
一、前审美:行途山水的黯然点缀 |
二、山水审美的前提:思辩与山水品格的确认 |
三、审美的享受:闲居、嘉遁的山水畅适 |
第四章 大赋、小赋的分途演进 |
第一节 散体大赋的体制因革 |
一、大赋铺陈程式的延续 |
二、左思、挚虞等论赋的“征实”导向 |
三、《三都赋》:“征实”主张的实践 |
四、《江赋》《海赋》:寓虚于实与尚奇尚怪 |
五、大赋题材铺陈空间的萎缩 |
第二节 骚体赋的衰落 |
一、《楚辞》对赋的分途影响 |
二、汉代骚体赋对《楚辞》的全面承袭 |
三、渐趋黯淡的两晋骚体赋 |
四、骚体赋巨变的原因考察 |
第三节 咏物小赋的图绘与思辩 |
一、先秦至魏晋咏物小赋的变迁 |
二、庶品杂类:物欲、物感中发现自身 |
三、品物图绘:“渐近自然”的审美观照 |
四、事物进程、动态的展示 |
五、物性物理:托身的隐喻 |
第五章 两晋赋的语用考察 |
第一节 句式 |
一、赋体句式的《诗》《骚》、散源流 |
二、四、六言句式的主体与新变 |
三、“兮”字弃用:赋用句式的文学化演进 |
四、诗化的准备与骈偶的盛行 |
第二节 语词 |
一、地名词:标记与认知 |
二、名物词:物产与炫示 |
三、偏正式名词:细腻与“柔”美 |
四、喻体名词:图绘与夸饰 |
五、联绵、叠音:字面尚简与属对趋严 |
第三节 典事 |
一、赋之用典与夸饰 |
二、“援事”的情感弱化 |
三、潘岳《西征赋》:赋用典事的新变及范式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9)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绪论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5.1 叩问存在 |
5.2 审视灵魂 |
5.3 透视本体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8.结语 |
参考书目 |
作者简历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10)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安部公房研究综述 |
(一)日本的研究 |
(二)中国的研究 |
二、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安部公房思索“自我”的人生背景与小说创作 |
第一节 安部公房与“自我”问题的相遇 |
第二节“自我”及其在安部小说中的表现 |
第二章 荒诞世界中“存在”的自我 |
第一节“自我”的社会性世界走向“自我”的个人化世界 |
一、无家可归的“自我” |
二、被他者逼迫的“自我”变形 |
三、自我的“独立”空间 |
第二节 逃避他人驱赶的“自我” |
一、无机物的“侵袭” |
二、分身的窘地——两个自我的对立与斗争 |
三、寻求自我的终点——变身为墙 |
第三节 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 |
一、“美军占领”下自我的存在 |
二、虚假民主下生存的威胁 |
三、“成为自身”——个体的抗争 |
第三章 现代性视域下的“此在自我” |
第一节 跨越黑暗深渊的“此在”体验 |
一、在世“沉沦”的生命病像——寻找自我的起点 |
二、内外空间的对峙——自我的外部感知 |
三、生命的此在抗争——循环往复之体验 |
四、返回沙穴——自我的内部反省 |
第二节 自我的困惑与主体认知的反思 |
一、安部公房与身份危机中的自我 |
二、具有二重身的分裂自我 |
三、“强烈自我意识”的回忆书写 |
四、走向毁灭的自我之狱 |
第三节 生命的沉重与都市惶惑者的“迷失” |
一、都市迷失人群的书写 |
二、掌控他人的“妻子”与“弟弟” |
三、夹缝中的艰难跋涉——田代 |
四、无法定位的自我——侦探“我” |
第四节 移动和虚拟的现代性凝视 |
一、凝视他者:凝视的强力 |
二、对抗性凝视:存在处境的抗争 |
三、凝视自我:封闭空间的内与外 |
第四章 基于“自我”的现代文明批判 |
第一节 时空建构中的“自我”与“他者” |
一、时间维度:“自我”连续性的否定 |
二、空间维度:“权力场”中的自我与他者 |
第二节 中心图示下的自我与他者 |
一、核战争阴影下的“我” |
二、边缘化的自我与他者 |
三、绝望中觉醒的“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入世给强者带来无限空间(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沙汀创作中的“江湖社会”[D]. 陈彦霖.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地域·恐惧·困境——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六、七、八[J]. 张炜. 天涯, 2021(02)
- [3]《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4]论《春桃》[D]. 王书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2)
- [5]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6]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李长之“文艺科学”建构的价值与困境[D]. 李强妮. 西南大学, 2020(01)
- [8]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9]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10]安部公房小说中的“自我”研究[D]. 任丽.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