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同盟论文,关系论文,试析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韩同盟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安全领域都得到了极为深刻的体现。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战略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形态，而美韩同盟关系在结构上和内容上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变化的状态、动力以及限度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变化的状态
美韩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注：Choong-Nam Kim,“Korea-U.S.Alliance in thePost-Cold War Era”，in Yu-Nam Kim and Hoty H.Purvis eds.,Seoul and Washington:New Government,New Leadership,
NewObjectives,Seoul:Seoul Press,1993,p.13.）虽然这一同盟最初的建立只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其内涵却在随后的发展以及实际运作过程中逐步扩大，对美韩之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这一进程在冷战后期已经开始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则真正动摇了美韩同盟昔日赖以存在的基础。现在，军事安保关系已经不再居于同盟体系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经济关系开始渐渐从军事安保的阴影下走出，而政治外交领域也日趋多样化和自主化，美韩关系的性质正开始从冷战时代的军事同盟关系向平等的、正常的、全方位的伙伴关系转变。
政治关系：从“从属”向“伙伴”发展，美国开始不再是绝对的主宰者。
众所周知，基于冷战对立而造就的美韩同盟，使得两国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韩美之间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一直扮演着军事保护国、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而韩国则推行“唯美外交”，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0多年，只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有了得以更改的可能性。伴随冷战的结束，美韩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它已经不再是至高无上、独断专行的领导者，而开始强调同盟内部的“美韩协调”；另一方面，韩国的地位相应提高，它正在积极寻求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希望能更大地突破从前“唯美外交”的束缚。应当说，近年来美韩之间的政治关系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这从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和接连会晤可见一斑。乔治·布什在任期间，与卢泰愚的正式会晤前后达6次之多，克林顿执政后，与金泳三、 金大中的会晤也接连不断。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双方关系中韩国地位的上升，更何况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韩国也日益显示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表明美韩关系已经由美国单方面扮演安全保护者的角色逐渐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变，韩国传统的“唯美外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另一方面，韩国在争取与美国平等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自主外交的力度，努力追求自身的国际化。这种努力始于卢泰愚总统，而金泳三、金大中两任总统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卢泰愚的“北方外交”使韩国外交开始体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它改善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打开了南北对话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与苏联、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而其后的“新外交”则致力于推行全球化、多样化和全方位的地区合作，通过推动与美、日、中、俄的“四强国外交”来实现韩国的对外战略，并形成了以与美、日为“同盟”关系，与中、俄为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格局。
经济关系：从“垂直依赖型”向“互惠互利型”演变，经济摩擦与贸易争端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日常性悬案”。（注： Donald N.Clarked.,Korea Briefing,Westview Press,1993,p.72.）
战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严重依赖于美国。在早期的经济关系中，美国几乎居于一种类似于经济“监护者”的地位。 据统计， 1962—1992年间，美国对韩国的投资累计21.64亿美元， 占韩国所有外国投资的27.58%，而来自美国的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则成为韩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韩国经济实力弱、产业层次低，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韩美经济关系就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垂直依赖”——美国企业经营技术含量大、产业层次高的项目，而韩国企业却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小、产业层次低的项目。这种情况，使得韩美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之中。
冷战的终结标志着以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全球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代之以“经济冷战时代”（金泳三语）。韩国经济的腾飞，已经使它有把握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发展。特别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使以往的“垂直依赖”关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近年来，韩国经济不仅在汽车、造船、通讯等传统工业领域与美国竞争激烈，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也开始与美国“叫板”，以至于美国已不愿把韩国视为发展中国家，更无法再以韩国的保护者自居。在许多美国人眼中，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新重商主义”国家，是“第二个日本”。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迫使韩国开放了其大米市场。1994年底，美国以动用“超级301条款”相威胁， 迫使韩国同意将进口汽车的关税从10%降到8%。（注：（韩）《美经周刊》1994年11月9日。）1996年7月，克林顿政府又将韩国列为“优先对话国（PFC—PriorityForeign Country）”，企图压韩国在通信、电讯等产业做出更大让步，以致于招来韩国舆论的一片讨伐声，有的甚至攻击美方“以大欺小、干涉内政”。（注：香港《大公报》1997年10月8日。）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对韩美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冲击。虽然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韩美两国都继续视对方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但这种关系的性质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经济摩擦和贸易争端的增多，恰恰表明韩美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垂直依赖”，而进入了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互惠互利”的新阶段。
军事关系：由美国“主导体制”向“支援体制”转化，韩国开始走向“自主国防”。
作为冷战的直接产物，美韩同盟曾被赋予一种约定俗成的内在结构：美国是保护者、指挥者，帮助建立了韩国国防力量的基础，并保卫了韩国的安全；而韩国则是受保护者和服从者，充当了美国对抗苏联、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这种情况一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开始逐步改观。由于朝鲜半岛战略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政府对韩国采取了“战略收缩”的安全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核心内容则是撤军、让权、分摊费用。为了实现“战略收缩”，美国举出了安全“伙伴关系”的大旗。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所谓“伙伴关系”是指“所有方面既要为共同防御的需要作出充分的财政贡献，又要有可靠的自卫能力”，（注：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卡尔·福特1991年3 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的讲话，转引自《国际资料》1994年第21期。）而美军则相应地由“主导作用”转为“支持作用”。与此同时，韩国也开始调整其安全战略。它一方面继续强调密切韩美军事互助体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交流，另一方面则是提出了尽早实现“自主国防”的目标，认为“必须相信和只能相信某一种力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韩）金泳三：《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M ]，东方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7页。）“大韩民国最终应当担负起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的责任”。（注：韩国海外公报馆编：《韩国手册》[M]，1992 年版，第306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韩安保体制开始进行重大调整，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近年来，韩国方面逐步收回了对朝作战的指挥权，并大力加强自身武装力量的和现代化。与此同时，它还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以此作为“自主国防”的补充。韩国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讲，只有超越冷战的产物——韩美安保关系，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多边合作，才能保障韩国的安全、繁荣与民主”。（注：（韩）安秉俊：“开创亚太时代的新纪元”[J]，载《新东亚》1993年12月。 ）就目前的情况看，美韩联盟虽然仍是韩国安全战略的重心，但“强兵”与“睦邻”却无疑构成了其安全政策的新形式。近年来，韩国加强了与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并开始同新加坡、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进行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建立两军对话渠道、开展军事技术交流等等。应当说，这些活动既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增大了韩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并在实际上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防卫战略的突破。
二、变化的动力
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尽管我们在分析美韩关系变化时不能不考虑作为重要条件之一的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但探讨这一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内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美韩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推动力。在这里，当我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美韩关系内部时，以下几个方面最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经贸关系中的摩擦
如前所述，韩国经济在战后的腾飞已经使它有把握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韩美经济摩擦成为影响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一位美国学者曾明确指出，“美韩不仅在争夺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而且在争夺美国市场上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一事实对确保美韩关系永远处于正轨无疑是一大挑战”。（注：Korea Newsreview,June 27,1987.）从1982年开始，韩国对美贸易连年出超，1987年的出超额甚至达到96亿美元的高峰。据美国方面的统计，韩对美贸易顺差额从1989年到1994年分别为63亿美元、41亿美元、15亿美元、21亿美元、23亿美元和16亿美元。（注：U.S.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7.,Washington,D.D.,1977, pp.813 —816.）对此美国极为不满，它一方面不断加强贸易保护措施，严格限制韩国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则连续向韩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开放市场。在美国的压力下，近几年的美韩贸易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不仅扭转了对韩贸易逆差，而且其顺差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根据韩国方面的统计资料，美国对韩贸易在1991年即已出现3亿美元的顺差， 而且此后逐年扩大，1996年高达116亿美元，1997年也有85 亿美元。（注：Korea Annual,1998: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n Korea, Seoul:Yonhap News Agency,1998,35[th] Annual Edition,p.152.）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遭到了韩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他们批评美国不考虑韩国的特殊环境及其经济的脆弱性，声称韩国是近年来唯一与美国实现贸易实际平衡的亚洲国家，言外之意是美国不应该对韩国过于苛刻。而美国方面则一再指责韩国“在市场中不公平的贸易、过多的法规和行政干预”。（注：Washington Post,July 4[th],1995.）尽管到目前为止，韩美经济关系中还没有出现真正有危机性的问题，但双方为解决接连不断的经济摩擦而进行的频繁的经贸谈判本身就提供了一种途径，并成为冷战后美韩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二）军事合作中的矛盾
虽然美韩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安保合作体制，但各种各样的矛盾也时有发生。冷战时期，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需要，这些矛盾曾被长期掩盖或消弭。但在冷战后，伴随韩国反美情绪的上升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双方军事合作方面的矛盾开始日益表面化和激烈化。近年来，围绕驻韩美军犯罪问题、驻韩美军费用问题以及韩军武器装备更新等问题，传统的美韩安保体制受到巨大的冲击。根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从1967年到1991年，美军犯罪案件每年平均为1100至2300件，之后这一数字虽有下降趋势，但平均每年仍达770多件。由于1966 年签订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实际上赋予了驻韩美军当局治外法权，因此驻韩美军的行为一直肆无忌惮。据韩国政府的统计资料，从1996年到1999年底， 在657起涉及美军偷窃、抢劫、强奸妇女乃至杀人的案件中，韩国当局能运用其权力拘留涉案人的仅有7起， 其他涉案人大都在美军当局的纵容包庇下要么从轻发落，要么逍遥法外。韩国人普遍认为，《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与驻日美军和驻德美军地位协定相比，更加单方面有利于美军，是一个“举世难觅先例的不平等条约”，是“韩国与美国不平等关系的象征”。为此，韩国一些学生、民众和社会团体，如120 多个团体组成的“要求修改不平等的美军地位协定国民行动”和“根绝驻韩美军犯罪运动本部”等，就“梅香里射击场问题”、“老根里事件”以及“有毒物质排放问题”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2000年7月2日，韩国总理李汉东在韩国教育电视台发表讲话时明确谈到，韩美之间签订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须修改”。（注：《解放军报》2000年7月31日。 ）至此，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要求已经由民间运动变成了政府行为，美国政府不得不与韩国政府进行磋商。2000年12月28日，美韩之间曾就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对包括刑事裁判权、环境、劳务以及检疫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修改。但韩国的一些社会团体普遍认为，该协议虽有进步，但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注：《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9日。）可以预见，韩美之间在军事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弥合，双方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还会持续下去，并肯定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冲击
在完成经济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政治由军人专制到文人执政的过渡之后，韩国开始了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面对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美国越来越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必须支持韩国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进展，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实际上，这也是它向全世界展示其对外政策原则性的一个“检测场”。但另一方面，韩国政局的变化又不能不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担忧，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使韩国变得愈发难以驾驭。很明显，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将使韩国政府更难满足美国在贸易、防卫和其他问题上对韩国的要求。韩国国内的反对党派不仅会在选举中利用这些问题牵制政府，而且会以提出不同政见的方式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而有可能造成韩国在一系列对美政策的决策上更为复杂化，使确保美国利益的目标在今后美韩关系中更加难以顺利实现。与此同时，在日益民主化的社会环境下，韩国民众将会对韩国历史以及韩美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他们将会更加“畅所欲言”地批评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特别是在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过程中的作用，更加“放心大胆”地谴责过去美国支持韩国“军人政府”对民众实行镇压的政策。对此，一些国际评论家早就指出，“亚洲民主化、国际化和民族主义的上升也许会被利用来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注：WashingtonPost,July 26[th],1995.）而现在，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出现。它已成为美韩关系中新的紧张因素和敏感问题，而且必将会对美韩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对朝鲜政策的不协调
由于韩国与美国在面对朝鲜时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双方的对朝政策并非完全一致，而由此产生的美韩之间关系的不协调也就不可避免。1994年10月，美朝核框架协议的签订曾给美韩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韩国看来，该框架协议只能反映美国利益，却未能体现韩国利益，它抱怨“美国不理解韩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担心“尽管美国作为臂挽臂的长期朋友与韩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但也会出于自身利益在对外政策或经济利益方面转向它以前的敌人”，（注：Hang Yul Rhee,“New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Stat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in Korea Observer,Vol.1,1996.）而韩国的利益则有可能“被作为美朝交易的筹码而牺牲掉”。（注：Kyung-Ae Park,“Explaining North Korea's NegotiatedCooperation with the U.S.”,in Asian Survey,Vol.XXXVI, No.7,July,1997.）类似的情况在“粮食问题”、“和平体制转换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屡屡出现，美韩之间在对朝政策步调上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一斑。必须看到，朝韩之争在美国看来只是一个地区性问题，但是对韩国而言，却是国家与政府的生存问题，这是一场权利之争，也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想象，如果美朝关系改善的同时韩朝关系出现重大突破，那将是皆大欢喜之事，而如果在韩朝关系停滞不前的时候美朝关系实现正常化，则必将会给美韩关系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冲击。
三、变化的限度
如前所述，冷战的结束以及共同敌人的消失，曾使传统的美韩同盟关系遭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但是，“来自朝鲜的威胁似乎给汉城与华盛顿的联盟注入了新的能源，”（注：（韩）《韩国焦点》1994年3／4月号，第6页。）美韩之间逐步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即“作为冷战后东北亚新的安全环境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美韩安全关系将保留它的价值和重要性”。（注：Kim Sung Han,“The Future of Korea-U.S.Alliance”，载韩国民族统一院《关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资料汇编》（英文版），1996 年第3期。）当然，美韩同盟关系得以维持，“朝鲜威胁”只是一个由头，还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同盟”本身所追求的，是更为深刻、更为“远大”的战略目标。
从韩国方面看，其对外战略的重要仍然是确保自己的生存。韩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念认为，只有当周边国家的力量平衡大致能够维持时，半岛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而倘若美国撤离了东北亚，这种力量平衡将被打破，韩国面临的威胁也将更为严峻。在这一方面，金大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为了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美军驻扎在日本与韩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一旦美军撤走，“中国和日本可能进行军备扩充竞赛”，这样，“被四大国包围起来的韩国将会处于不稳状态”。（注：（日）《读卖新闻》1998年3月10日。）为此， 韩国必须建立更加成熟和现实的韩美关系，同时实行与日、俄、中全方位的综合安全外交，以建立某种力量均衡。
就美国方面说，其亚太战略的核心是要“保持和增强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确保美国主导下的大国均衡”，（注：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而东北亚则是其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这里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有暂时遭受挫折的大俄罗斯，还有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并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在美国看来，日本经济势力的扩张会动摇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政治影响的扩大会对其世界领导地位形成挑战；而俄罗斯这头睡狮在醒来之时，也将在世界上、至少是在东北亚对其领导地位构成威胁。面对东北亚的复杂形势，美国认为，韩国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战略位置以及朝鲜半岛统一后相当可观的经济规模，都将对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有了韩国这一“平衡器”和“桥头堡”，美国就可以在维持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的前提下，进一步谋求它在那里的领导权了。对此，美国国防部1995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和韩国的关系不仅是对条文的一种承诺，这也是我们国家支持和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朝鲜的威胁解除以后，美国也打算为地区安全起见，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注：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1995年2月27日。）应当说， 这种联盟除对付所谓“北朝鲜的威胁”外，恐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制衡中、日、俄等大国力量。从这一方面考虑，韩国无疑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性棋子，无怪乎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其《大棋局》一书中，也将韩国视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与此同时，在美国国防部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中，加强和巩固美韩联盟的意图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该报告指出，“美国在韩国的军队将继续发挥遏制朝鲜半岛的侵略并起到促进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稳定的作用”，“美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安全联盟”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切外交、防务和经济活动的基础。”（注：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1998年11月23日。）
可见，战略利益的一致与政策层面的协调是考察和分析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时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保持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是美韩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彼此战略利益的共同点。正是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使美韩同盟关系在冷战后获得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并在最深层次上规定了美韩关系发展、变化的限度。当然，战略利益的一致并不总能确保政策层面的协调。美韩同盟关系的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双方在战略利益层面上是否一致，而且同样取决于彼此在政策层面上是否协调。可以肯定，未来的美韩同盟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双方关系将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协调又有分歧、既相同一又相矛盾的状态下合乎逻辑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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