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社会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社会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5)03-0005-04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重要任务。为什么要强调建设和谐 社会?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当前我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需要有一个社会和谐的良好环 境；因为健康社会须由社会的和谐来保证。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不等于是无差别境界，但是，和谐社会也绝不能是矛盾重 重，绝不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建设的过程，一个不断协调矛盾 而使之趋向和谐的过程。
本文仅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谈一点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看法。
一、收入差距悬殊是当前社会的一大矛盾
在计划经济年代，整个社会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理念，按劳分配原则在当 时实际上已异化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培育的是一种养懒罚勤的沉闷氛围，严重压抑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的冲击和否定。20世纪7 0年代末，首先是恢复奖金、恢复计件工资、恢复八级工资制，在“大包干”的农村提 倡“谁种谁收，多劳多得”，继而提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 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一直到提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 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一系列明快的分配政策与措施，极大地调动了方方面面人群发展 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与高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 入有了巨大的改善与提高，全国的贫困人口也因此由2亿多人减少到不足2千万人。
世上的事情似乎都不会那么十全十美，当平均主义分配倾向消除以后，却又出现了一 个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与收入悬殊的问题。
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的计算，在2002年底的我国，作为判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基本指 标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这一指标已经过高，被认为是超过国际一般公认的0.4的警戒 线。而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一般是在0.3～0.4之间。
更引人注目的是个人资产拥有量差距的急剧拉大。如果说2002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 系数为0.45，那么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已达0.55，其中城市为0.4751，农村为0.399。 至于城市与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皆低于全国居民财产基尼系数，是因为城乡差别的存在 ，居民财产拥有的高端多在城市，低端多在农村。若用更明快的指标，如按居民拥有财 产量10%的高端人群与10%的低端人群进行比较，则两者的财产比为60.89∶1。如再按高 低端各5%、2%甚至1%的人群对比，其差距必然更大。
对照发达国家财产基尼系数为0.5～0.9的区间，我国当前财产基尼系数似乎还不算高 ，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至少已有几百年历史，从而也已有几百年的个人财 产积累史。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不过20余年时间，由基尼系数反映的财产积累与 差距已到如此程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改革开放政策，造就了为数不少的富裕者，有的人资产积累以十亿、百亿元论计。与 此同时，西部仍有不少农民，至今还陷于绝对贫困之中，以失业者为主的一批新的城市 贫民，还须依靠社会救济与补助。
城市中的房产状况，称得上是居民间财富差别的一个显性标志。富者拥有的高级别墅 ，富丽堂皇，绿树围绕，价格超亿元，而贫者之屋，简陋局促，所值几何。不少城市的 住房格局，如今已形成富人区与穷人区泾渭分明的迹象。城市服务业的消费领域，也已 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迹象了。
收入急剧拉大，贫富差距严重，已经不完全属于经济问题，业已由此在社会上引发出 一些不和谐之音和现象。
社会腐败往往与贫富悬殊共生。暴富者由于财富来得容易，就常常是朱门酒肉，挥霍 无度；暴富的诱惑，更会导致贪污盗窃、走私贩私、权钱交易等经济腐败现象的大量孳 生。
城市中社会犯罪数量不少，甚至有不断攀升之迹象，相当程度上也是与贫富悬殊有关 。特别是一批涌入城市的民工，一旦遇到下岗而无以为生时，其中的一些人容易生发劫 富之念。
随着民营与外资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者的报酬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劳资矛盾也频频 而生，而这主要是与分配不公、劳动者报酬被压得过低有关。
一些怀旧之人，目睹当前的贫富悬殊情况，有的发出了今不如昔的声音。
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体与主人的产业工人与农民，如今已大量 成为经济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处于收入分配的低区间。
社会更应担心的是，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矛盾与问题如不及时化解，其累积的后果将有 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二、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有竞争就必然会有差别。市场经济不是否定差别，而是以 差别的存在为前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会有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承认收入分配差距 ，否则，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从而，不能说有收入差距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会影 响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首先要分析收入差距、 收入悬殊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其成因。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或者说收入悬殊，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
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分配原则与结构的变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 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更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将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改变为 公私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与此相应，中国的分配原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传统 的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演变为以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分配方式。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特别是当按劳分配实际上已演化为平均主 义“大锅饭”分配方式以后，整个社会是处在贫困之中，居民间的收入差别极其有限。 改革以后，由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共存，不同的分配方式，必然会引出巨大的收 入差距。
按劳分配所分配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消费品或者说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而按要素分配 中的按资分配，其对象则是生产与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剩余或者说剩余价值。劳动者 从按劳分配中的所得，主要是其劳动力价格的相应部分，从而数量有限，相对是一个比 较固定的数量；而按资分配中的剩余价值，则是与企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相连的一个巨大 变数。
按资、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即使是企业中的经营者， 由于是按照当前所公认的人力资本原则进行分配，其与企业一般职工的工资分配也已经 大不一样。不同分配形式的存在，正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断拉开的基本原因。
二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或者说经济转轨期的某些体制中断，为少数人的寻租 和暴富提供了巨大机遇。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体制转轨，需要有一段时间， 特别是我国渐进式体制改革，转轨的时间或者说市场经济完善的时间可能更长。在这一 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必然会有不少体制真空，即新体制未立、传统体制已去或者说是传 统体制与新体制模糊相处的那些区间，为权钱交易与寻租活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大量的 走私贩私、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倒卖批件、非规范批租等活动就由此而生，成了少数 人迅速暴富的一大原因。
研究一下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中的一些富裕者，其第一桶金往往 是与灰色的或非法的经营有关。这可能也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中的重要一 部分。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特区初起之时，其沿海一些农渔民村庄 ，几乎是家家都涉足走私，但一般的农渔民无非是从海上购置一些自己所用的家用电器 等物，只有少数人特别是有权者以走私为业，迅速暴富，由此而实现了其资本原始积累 。
三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运行方向与力度不一。从按劳分配的角度看，由于多元所 有制结构的存在，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经 济生活的常态。于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事实上也异化为劳动力的价格。在按劳分 配的情况下，劳动者是对企业生产结果的分配，从而，其分配的所得不仅是V，还应包 括价值剩余即M中的相当一部分。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管是公有企业还是非公企 业，流动中的劳动力价格是由市场统一定价，都是由V所构成，从而，市场经济下的按 劳分配实际上也已异化为按要素分配，即按劳动力价格进行分配，失去了按劳分配应有 的M的相应部分的分配。从而，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做的是减法。
对企业主来说，无论是原始积累的资本，还是正常的资本积累，企业主用于个人消费 部分终究有限，不像劳动者的工资所得基本上是用于个人消费，从而，其剩余价值所得 必然大量地用于积累与扩大再生产。正是资本的这一积累效应，所谓财能生财，造成了 资本的所得急剧扩张。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短期内之所以能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迅速发展， 道理也在这里。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分配政策所促成。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还是后来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以及 与“发展是硬道理”相配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实施结果必然是人们之间收入分 配的拉开。
在上述影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四大因素中，应该说除了第二种因素即转轨期的 体制真空以外，都是属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因素。就是转轨期出现的体制中断 或真空所出现的权钱交易、寻租与暴富，尽管是属于非规范甚至是非法的东西，但也是 转轨期所难以完全避免的。
从总体上说，收入分配的拉开以至拉大，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环 境中，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必然结果。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上述引起收入差距拉大 的诸种因素，还会继续存在，从而，居民间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转变为收入分配拉开，应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过大 的收入差距以至于收入悬殊，特别是当弱势群体出现困境时，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充分 注意。如何实现差距与和谐的相互统一，这是须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三、关注社会和谐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收入差距的拉大，富者与贫者共存，特别是相当一批贫困阶层与 弱势群体的存在，都是客观的现实。但是，这个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不少社会 矛盾与问题。对此，整个社会都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与注意，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搞得不好，又可能演化成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围绕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在分配问题上必须注意：
一是正视多元分配结构的客观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是分阶层的。不同阶层的存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存在，是社会稳定 与发展的基础。从而，在解决贫富悬殊而引起的有关矛盾时，绝不是简单地缩小收入差 距，更不能在初次分配上劫富济贫，否则，只会引起社会新的不稳定与不和谐，造成经 济的停滞甚至破坏，这显然不是我们的要求与愿望。
二是要把解决收入悬殊的主要精力，放在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使低收 入者的生活年年有改善与提高。这应该是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 要着眼点。
与此相应，改善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运用财政再分配与社会再分配 的手段，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开放文化设施等，而绝不 是去否定要素分配原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
在最近几年，中国财税收入的增长幅度都是超过GDP的增长幅度，这意味着政府已拥有 充足财力，可以承担对弱势群体与贫困阶层援助的转移支付。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经 济职能必须改革和归位，把主要精力与财力放到执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上，尽可能减 少现有的一些投资项目，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援助弱势群体。
三是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体制转轨进程，积极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与暴富得以存在的空间。这里特别需要提出 ，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如政府职能改革、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等，必须加快推进，以为经济市场化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还须努力加强法制特别是执 法力度，以扼制各类灰色的尤其是非法收入，并以此来减少那些不正常的暴富机会及其 引起的不稳定因素。
四是要在发展中缓解分配悬殊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在这里，发展还是硬道理，只 有在经济发展中，社会各方才能共享发展的成果，才能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因而，缓解贫富悬殊矛盾的办法，绝不能以不利发展甚至伤害发展为条件。
最后，要使整个社会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适度的收入差距不仅无碍社会稳定，而 且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确实要注意收入悬殊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 题。这里的节点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生活能够持续不断 地改善与提高，那么，市场经济中非均衡的分配结构，也同样能成为社会和谐与稳定的 基础。
收稿日期：20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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