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两次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初学术发生过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成为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即汉学取代汉宋兼采之学，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拙文强调“两次转变”，自有视角、侧重，即认为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潮之间，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二次转变则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的内部，属于朴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两次转变虽然时间相隔不长，但对清代学术的影响各有千秋，尤其是第二次转变的思想史意义，过去论述不多，应该予以关注。
成因：两次转变的出现背景
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第一代国学大师相继凋谢，风雅学坛顿失巅峰，但崇岭叠嶂，别呈景象，颜习斋（元）、阎百诗（若璩）、胡胐明（渭）、毛西河（奇龄）、姚立方（际恒）等，各展姿态，尽显其能，使清初学术运动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
此前，顾炎武、黄宗羲引领清初学坛，转变风气，开启朴学先河，“考文以通经，通经以致用”是他们共同的治学理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叫为学的价值核心。他俩心仪政治，把通经当作正本的手段，致用当作通经的目的，大处上应于救世，小处上应于做人；且悬经为日月，昭明天下，身体力行。因此，朴学思潮揭竿而起时，通经致用观念是主其股肱的。
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病故，黄宗羲随后而去，他们倡导的通经致用精神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也遇到了挑战：一是以颜元为代表的、注重事功的“习行经济”派，强调“致用”，否定“通经”，认为解决社会问题靠实行实用实效，与通不通经毫无瓜葛；一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为代表的所谓“汉学派”先驱（注：据钱穆所考，“汉学”之名于乾隆之后“始稍稍起”，故用“所谓”一词。），他们通经就是为了通经，只追求学术的精专缜密，考证一字一事，“返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必得其果而后止，以祛千古大疑。至于经学对社会政治有何功用，他们并无刻意。后来，由于颜元的弟子李塨为立言而归于考据一途，使重事功、轻通经的治学理路近于沉寂，为通经而通经的纯学术主张反倒凸现出来，成为倾向，并对当时的学术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中叶以后，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经世之学，正在向强调通经、重视实证但却拘守、烦琐而复古色彩浓厚的道路上走去”（注：戴逸：《汉学探析》，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这一批学者与“清初三大儒”等先导大师相比，“反满意识渐趋泯灭”。虽然他们有别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理学家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而保持了‘布衣’、‘处士’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和清朝合作，大多数人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幕宾食客”（注：戴逸：《汉学探析》，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就拿阎若璩来说，二十几岁开始，为区区功名奔走，十数年不息，虽未如愿，却攀交了不少官场人物。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阎若璩有幸奉召，喜不自胜，慨叹“野无遗贤”，由衷地为能服役“公事”而高兴。翌年春季，应特科试，阎再次落榜，仍滞留京城，不愿离去。后来在一场关于古代丧礼的口水战中，出了风头，受到詹事府赞善徐乾学的赏识，“延为上客”，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替幕主润笔饰文、校审裁定，乃至孝敬墨宝，一气将自己参与撰写的史著《资治通鉴后编》，署上徐乾学的大名，当作顺水人情奉送（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于是位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的徐大人投桃报李，也让阎若璩谋得了一份差事。
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在官场倾轧中失利，“被迫疏请去官回乡”，阎若璩随幕主南归。“两年后，乾学又因招权纳贿事发，再被弹劾夺职”。阎“见颓局已成，难以撑持，毅然与徐氏分手”，重新流落民间。然而，习惯于京城荣华的百诗先生，此时已耐不住清闲寂寞，偶见入仕机遇，便耳热心跳，抛下斯文矜持，来一个长揖及地，叩跪不起。1703年，康熙南巡至淮安府，泊舟江上，传旨召见阎若璩。阎兴冲冲地赶到岸边，发现御舟已拔锚远去。遥望龙驾圣影，他顿足扼腕，悲叹“穷老不遇”。其后为改变窘况，阎“先让长子咏在京中畅春园进献《万寿诗》和所著《四书释地》，接着又敦促阎咏在京郊跪迎出巡归来的皇帝”，效果不彰。同年十一月，他“接到了胤禛（即雍正帝，当时尚未即位）手谕”，不顾重病缠身，“冒死北行”，受到了皇子的礼遇，并被延为宾客，住进王府，“不及三月，病情加剧”，一命呜呼（注：陈祖武：《阎若璩》，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六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5-358页。）。
胡渭也是如此。朝廷开馆聘士，他伙同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人，一起加入了一统志局，为官家所用，并因学业精专，受到赏识。晚年，康熙第四次南巡，他以老迈之躯（71岁），赶赴江南行宫迎驾，献颂一篇，康熙赐他“耆年笃学”匾额，胡以为是“不世之荣遇”。
毛奇龄的变化更加突出。他生于明代末年，当过前朝秀才。清兵入关时，曾与义军为伍。失败后，隐姓埋名，匿于民间。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毛得友人推荐，奉召入翰林院任检讨，其间屡屡向朝廷献书，以邀宠为幸。章太炎批评他昨是今非，“晚节不终，媚于旃裘”。
这样一来，早期朴学思潮因应的政治主题，即反抗异族统治、救亡图存的立义，在他们心里便无从驻守。尽管其时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大规模的政治反抗已经平复，知识分子的精神对立也由正闰异统转向了夷夏沟壑。但相对于那些不媚不争、不卑不亢、以学为隐、走中间道路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阎胡诸子还是更乐于亲近朝廷，他们有时以学问自勉，有时又把学问当作入仕的台阶和待价而沽的身价，在迎合求取间，前人倡导的经世精神反倒成了顾忌。
既然远经世如避水火，那么道一声“吉祥”时，做学问的心法就有了异样。从当时的情况看，朴学汇成大势，汹汹不可阻遏，学问一路，顺着来，没商量；唯心法之道，各有打造，说白了也就是把通经与致用割裂开来，取其一截为鹄的，使通经变成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再以致用为归宿。为此，“汉学”派学者反省早期朴学思潮的通经致用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治学规格，即以通经为鹄的，盖过致用的传统，使经学研究“离开宋学，向汉学靠拢”，走纯学术化的道路。
两次转变的学术实践：《书》《易》辩伪
当然，汉学化倾向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中间有一个过渡，起桥梁作用的代表人物乃阎若璩、胡渭诸子，他们开启的《书》《易》辩伪运动，是促成学术两次转变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
阎氏著述不丰，仅有《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四书释地》六卷、《潜邱杂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困学记闻注》二十卷、《丧服翼注》、《博学掌录》等数种，但其用功至深，见地独到，尤其是《尚书古文疏证》，质累世之疑，开辩伪道路，为考证学的典范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考证之学，未之或先”相称，评价甚高。
现存的《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本，所列考据一百二十八条，实际完成九十九条，缺二十九条。通观内容，相当驳杂，诸家归纳，似以戴君仁的《阎毛古文尚书公案》最为详尽，细分成十四大类，其中的十三大类与辩伪有关。林庆彰循此分陈，逐条梳理，摆布得面目清晰。第一类，泛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第二类，分别根据古书引用《尚书》各篇的话，相比照以证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第三类，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妄说、妄议、妄语及误解、误认、误本、误仿者；第四类，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各篇字句，乃从各种古书剽窃而来者；第五类，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各篇内容抵牾不合者；第六、七类，不似者、忘而未采者；第八、九类，将一作二者、旁证者；第十类，申论前条者；第十一类，辨证孔《传》之伪者；第十二类，辩《大序》者；第十三类，论述前人及时人疑古文者云云（注：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辩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54页。）。
当时与《尚书》辩伪比肩而行的还有《易》学辩伪，黄氏兄弟（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李塨各表己见，胡渭的成就最高。
胡渭一生写了四部书：《禹贡锥指》二十卷、《易图明辩》十卷、《洪范正论》五卷、《大学翼真》七卷，其学术“不尚泛博”，善就一个专门的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禹贡锥指》堪称典范。但对辩伪运动影响较大的，还是十卷本的《易图明辩》。详观此作，所论各题，皆有所据，卷一辩《河图》、《洛书》；卷二辩五行九宫；卷三辩《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辩《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辩《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辩先天古《易》；卷八辩后天之学；卷九辩卦变；卷十辩象数流弊，要旨在于说明“易图”之妄。他在“题辞”中称：“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一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圆之体，复姤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图可也，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
《易图明辩》问世后，广获好评，万斯同赞叹：“一一为之剖析，洵大畅予怀。而其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精如此！”阮元则称此书“引经据典，原原本本”，不愧为经典的“纯”考证著作。
《书》《易》辩伪对学术两次转变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一，用“纯正”的考据要求、规格学问，造就了“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的学术样式（注：阎若璩：《潜丘劄记》卷四《南雷黄氏哀辞》。），为学术的汉学化提供了可以仿效的摹本；其二，吸引了大批学者参与其中，激成风潮，使朴学的汉学化改造具有了“群众”运动的规模；其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考证方法与严格的治学原则，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客观性原则与以经为证、以子为证、以史为证、博学以证的考辩方法。虽说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先导大师那里已见端倪，但精思博考、不参成见，究其微旨、通其大例，以至融会贯通，阎、胡诸子技高一筹，“实可视为乾嘉汉学忠于元典、立足考据的先导”（注：陈居渊：《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在清代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第653页。）。
峻立家法和规格范型：学术两次转变的完成
朴学的“汉学”化改造，完成于乾隆年间。标志有二：一是学术基本摆脱“汉宋兼采”的影响，进入了独立自主、个性化的发展阶段；二是汉学家法的建立，把阎若璩、胡渭等实践的学术样式、规格成为明晰的汉学范型。
为了标明“辟宋”的彻底，汉学派学者有意识地与先导大师们划清界线，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等开创的清代学术或多或少地残留了宋儒面目，所谓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辩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同时又强调立德与立言并重（在传统的通经致用观念里，通经为立圣人之言；致用为“经世”、“安身”，是修齐治平的功夫，简括为：立言、立德、立功）。故在汉学派眼里，先导大师的宋学面目有两重含义，即“以宋学为根底”（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不脱经世致用之道。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先导大师们又“以汉学为不可废”，梨洲“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亭林“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记之遗”，“实启”考据之风，故其学为“汉宋兼采之学”（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汉学派用“汉宋兼采”描述朴学思潮的早期特征，目的在于标榜自身专注于考据的纯粹性，然后再通过树立一个相应的学术准则来表达强烈的“非宋学”含义，以促使学问完全摆脱宋儒的影响，走上独立自主、个性化发展的道路。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峻立家法，规格“汉学”范型，势在必行。成此大业者，吴中惠学的创始人惠栋居功至伟，他在《经义考序》中称：“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经师之说之于学官，古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辩，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注：惠栋：《雅雨堂文集》卷一。），强调了师传家法对通经的重要性。这里，家法是规格、规矩；师传是依家法授业，两者相依相存，容不得半点含糊。而今学问尽失古义，根由在“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行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于是应矫枉扶正，恢复古风，峻立家法乃重中之重，以使学人“苟奉此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矣（注：惠栋：《雅雨堂文集》卷一。）！
那么，如何依家法而确定“汉学”范型呢？体会前文大意，旁及时代环境，结合实际做法，拟用二十字简括，即明源流、笃信汉、从古字、审古音、谨遵古训、鲜下己见。
惠栋重视“明源流”，主要赖以梳理、分辨学术变异的来龙去脉，从传承理路中窥测正谬，强调的是治经皈依汉学家法须从事的基本作业。他在《九曜斋笔记》中讲到著《汉易学》之目的时说：“汉人传《易》，各有源流。余尝撰《汉易学》七卷，其说略备。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否则如朱汉上之《易传》、毛西河之《仲氏易》，鲜不为识者所笑。”故考经必先从明源流起，据《易》为例，“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别传自称五世传孟氏《易》；以郑玄次京房者；以《后汉书》称玄通京氏《易》也；荀爽别为一卷，则费氏《易》之流派”（注：《四库提要》卷六《经部·易类》。），遂发现汉《易》犹存，荀、虞之说俱在，进而为《易》经回归元典寻着了源头。
“笃信汉”，是惠栋标帜“汉学”家法的信条与原则，道理在于汉去古未远，所谓“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因为“其近古也”（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依次类推，求六经之纯正，周秦胜于两汉，两汉胜于魏晋，魏晋胜于隋唐，隋唐胜于宋明，故“宋儒之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尤其“不好古”、多臆说的治经方式，使“唐时所存东汉、六朝之书，皆亡”，其遗祸决不亚于“秦灰”。由是复古去宋、笃信汉经便成了惠栋“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的根据。梁启超曾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6页。）
“从古字、审古音”，是惠栋峻立家法的为学准则，取之于汉儒“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治经传统。他整理典籍，主张从恢复古字古音做起，因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汉儒经师不能辩。然“传至魏晋，俗师失读，人用其私”，好以俗字代替古字，致使经义晦而不彰。故取经书原旨，从古字、审古音不可简省。他在《松崖文钞·韵补序》中称：“读先王之典，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并列举了左史倚相能“正言其音”，以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被时人“谓之良史”的故事，证明“音之重于天下也久矣”。
惠栋写作甚勤，似无研究古声韵的专著，唯借助古字古音、辨析经义的成就很高，在总共“二百三十一卷，三十三种撰述及批校的著作中，他对古代经，包括《易》、《诗》、《书》、《礼》、《春秋》、《左传》、《论语》；史，包括《后汉书》、《汉志》；子，包括《尸子》；集，包括《渔洋山人精华录》”等，均“从文字音韵的训释、解读上进行了新的整理、爬梳和注释，发掘了一些亡佚的古义；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新的见解”（注：尹彤云：《惠栋学术思想研究》，《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比如惠氏《周易述》就将《易》卦爻辞“晋·六五：失得勿恤”句中的“失”字改为“矢”，依据是《论语》“夫子矢之”的话语；又如“井·羸其瓶”句，将“羸”改为“累”，依据是《释文》“蜀才作累”云云，不一而足。
惠栋从古字、审古音的主张，其实是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延续。然而有了“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的补充（注：章太炎：《清儒》、《说林》，载《章太炎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又使为学谨严的门槛大大提升。惠栋非常重视古训，他在评论《尔雅》时说：“《释诂》、《释训》，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诗》称古训是式。汉时谓之故训，又谓之诂训。诂训者，雅言也。周诂训，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门人记之。俗儒不信尔雅，而仲山之古训，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故特撰《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古字古言，以博异闻，正俗学”（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让汉儒诠释经籍的古义、不因后人的曲解而受到蒙蔽。由是坚持了弃后人之说、谨遵古训、鲜下己见的治学态度，它一方面从时间上限定了取舍规则，另一方面又杜绝了主观阐发可能对元典的二次污染。这一点恰恰是朴学先导大师们力有不逮的。后来，汉学治理得日趋规范，“鲜下己见”又具化为取守六法：“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注：章太炎：《清儒》、《说林》，载《章太炎学术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客观性原则得到了更加严格的遵守。
思想史意义：学术两次转变的作用
清初学术两次转变的思想史意义不可低估。
众所周知，学术批判不同于社会批判，它直接触及批判对象的基本理念与学术体系，关联的范围固不如社会批判来得广泛，深入的程度却动了对方的底气。一般而言，没有社会批判的学术批判，失之空洞；没有学术批判的社会批判，失之肤浅。清初，朴学思潮的开启者们，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批判理学，气势极其雄壮，“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9页。），说白了也就是学问做得大气磅礴，但不缜密严整。故当革命风潮平静，社会进入消化期后，再不用精专健实的修理功夫，去清除阔斧杀伐时留下的残桩遗茬，前人的批判成果就很难巩固。因此，从完全确立朴学思潮主流地位的需要来说，通过纯粹的学术要求来获得根基上的稳固，不失为一种建树。
阎若璩、胡渭开启的《书》《易》辩伪运动，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宋代以来，被理学家奉为经典的《河图》《洛书》、伪《古文尚书》，前者是建立宋学宇宙论和心性论的根据；后者乃道德观的来源，即所谓十六字的“虞廷心传”（出自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并且用学术方法，即通过详细缜密的考据，证其为赝品，使之丧失了立足的根基。这种近乎摧毁性的打击，离开了以汉学为规格的学术批判是很难实现的。
显然，作为循序渐进的反理学运动来说，先导大师们聚焦于对理学流弊的清算，得出了体用不合时宜的结论，思想上抨击批判、学术上改造反正，用“经学即理学”的口号，确立学术归于元典的目标，解决了时代思潮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到了阎、胡诸子驰骋文坛之际，理学回归经学的任务已告完成。但经学能否“汉学化”、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品格？抹除旧痕迹、摆脱依傍十分重要。于是，大家围绕着“回归元典”的方向，树立起“纯粹”的考据准则、用以规格学问，标明了“纯粹”与“非纯粹”的界限。这种近乎苛细的区分，尽管弱化（不是割断）了两代朴学先驱之间的胶漆之密，但清代经学由此走出宋明窠臼却成为可能，梁启超称：“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10页。），正是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肯定了他们的贡献。而后惠栋围绕着尊古信汉原则峻立家法，以筑台阶的方式谨严门户，凸现了“汉学”对立于理学、又区别于汉宋兼采之学的特质，进而把阎（若璩）、胡（渭）等汉学先驱实践着的学术样式，规格成为明晰的范型。自此“汉学”便像一面旗帜，引领学界在净化学术环境的同时，迈出了完全告别宋学时代、且最具意义的一步。
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回顾了上述过程，他以考据为正统，以三惠之学（惠惕周、惠士奇、惠栋）为表率，用屏弃一切经世义理成分的绳墨，重新描画了汉学师承谱系，并断定：“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浩浩荡荡，蔚然成军矣！陶澍在《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经学卷中亦称：“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惠栋字定宇）先生为之导也。”
上述评价很重要，它至少复合了本文强调的思想史意义，即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首先不在于它的自律倾向，而在于它通过树立一个纯粹的学术准则来表达强烈的“非宋学”含义，既过滤了主观阐发对学问的干预，又过滤了学问对社会政治的干预，而这两点也正是汉学家们指认宋学的特征，由此促使学问完全摆脱宋儒的影响，独立自主、个性化地向前行进。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回归元典的目标得以实现，并产生出明显的导向作用，推引朴学思潮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两次转变彻底终结了理学时代，迎来了朴学的全面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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