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覆到建构——从《简#183;爱》的多种解读看阅读的政治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性论文,多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6)03—0100—05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1847年出炉到现在，一直受到批评界的关注，而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正是在读者的不断解读中延伸，在意义的增值中增长文本的价值。20世纪中叶以前，人们还普遍将《简·爱》视作灰姑娘浪漫传奇的一个翻版，20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批评则将之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1] (P262)视之为女性的独立宣言。伴随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兴起，关注此文本中的殖民话语也渐成热点。这种批评话语的转变，一方面是基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转向，另一方面基于文学批评的读者转向，读者不再以作者说了些什么作为批评标准，而是认为意义存在于空白处，存在于作者未曾明言的地方，在阅读中挖掘隐含的意义。那么，《简·爱》为什么能够给女性主义批评家提供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呢？首先，作者勃朗特以及小说叙事者简·爱都是女性，这引起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其次，勃朗特生活时代的特殊性引起了后殖民批评家的关注，当时大英帝国到处进行殖民扩张，而殖民的权力正像福科所说的那样，如同一张网，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罗切斯特、简作为宗主国的臣民也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引起了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关注。再次，批评家注意到那个被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沉默的他者”，这一形象引起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
桑德拉·吉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in attic)、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 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琼·里丝(Jean Rhys)的《藻海无边》(The Wide Sargasso Sea)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他们对文本因素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隐喻、叙事和戏拟。这些关注点的选择意在探寻文本隐含的“政治”意义，探寻对之进行怎样的解释有助于更新和深化对文本的理解。这种代表不同立场的颠覆性阅读本身有其政治性，也存在一定的等级之分：没有对话基础的抗拒性阅读是霸权式颠覆；从叙事与美学角度反抗文本意识形态的阅读属于理性颠覆；通过重建叙事进行建构的反抗性阅读是建设性颠覆。
一、霸权式颠覆阅读
霸权式颠覆阅读是那种为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而驱逐作者、文本与世界，强行建立读者话语的批评方式。70年代英美女权主义的代表吉尔伯特、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像》，以现代批评理论和方法阐释以往的女作家作品背后的意义，将之纳入她们的解释秩序。她们大力推崇《简·爱》，认为简是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反抗父权的第一人。她们更惊人地指出疯女人贝莎是简的一个黑色替身，而贝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是简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2] (P360—362)吉尔伯特和古芭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将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解读为简潜意识中反抗父权的另外一个自我，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就是叛逆的作家本身。他们认为勃朗特笔下的贝莎其实是一个微妙复杂的文学策略，用这个隐藏在父权制表象背后的真实女性来拆穿男权叙述的诡计。这显然是一种为了当时女权主义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臆想性的、霸权式的解读。
首先，说它是臆想性的，是因为这种批评脱离了社会现实。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简不可能像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那样，走出狭隘的私领域，去谋求自我实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在经济上尚无法独立、意志上无法自主，就是反抗意识极强的简，也只能依靠作者特意也实属无奈的“灰姑娘”奇遇式的情节安排——得到在殖民地掠夺财富的叔叔的一笔飞来遗产，自立的威胁才得以消除。这让我们从中看到，女性在当时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真正彻底的“反抗父权的第一人”。
如果说贝莎是简内心深处反抗冲动的无意识流露，疯女人和简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简内心深层矛盾的体现。而疯女人又是简走向婚姻殿堂的障碍，只有疯女人死去，简的愿望才能实现、内心才能平静。贝莎实际上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自我解放两难处境的反映，也是当时女性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也构成一种隐喻：女人只有抛弃属于自我的那一部分，才能成为男人的好妻子。如果说疯女人是以文学策略隐藏在父权制表象背后的真女人，而让疯女人葬身火海，不正是简反抗意识与父权文化冲突的焦虑向父权意识的妥协？不正是女作家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的无意识流露？这种反叛冲动也许正是作者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力图要压制的。《简·爱》的叙述从历史语境中来看确实有超越传统之处，但源于作家自身的矛盾与局限，作品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其次，说它是霸权式的，是因为吉尔伯特和古芭给了那些一直为父权制文化压抑的女作家说话权利的同时，又挺身而出窃取了这一权利，强行将政治话语赋予她们。
爱弥尔·蒙泰居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是她的小说的本质。”[3] (P182)勃朗特曾暗恋过她的法语教师埃热，埃热夫人是勃朗特现实生活中爱情的障碍，疯女人是小说中罗切斯特和简之间不可逾越的精神和法律樊篱，这就注定了作者在对疯女人的描述中或多或少地带上现实的情绪。勃朗特借罗切斯特之口把贝莎描写成一个淫荡的妻子，纵欲的疯子，说她品质恶劣，心性歹毒，正是作者潜在欲望的一种外显。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简还是勃朗特，她们梦想的实现都寄托在牺牲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异族女子身上。而吉尔伯特、古芭的颠覆式阅读却再一次忽视贝莎的主体性存在，而将疯女人视作白人女作家的“替身”写作策略，认为她们将反叛冲动投射在作为主人公对立面的疯癫形象身上，进而表现自己的隐秘欲望。这就以另一种主观臆想掩盖了贝莎们的声音，对异族女性形成另一种殖民与霸权，被剥夺主体性的贝莎们不过是各种相互掠夺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一些试图为西方女性的权利摧毁男性话语的女性精英，却将自我权利的获得建立在“她者”的牺牲之上。她们以自己的权威代替了父权制的权威，而这种代妇女而言的行为，又正是包括她们自己在内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所坚决反对的。
虽然后现代文本阐释中提倡误读，重视误读的颠覆性、革命性，但超越时代、远离作者没有对话基础的主观臆想式的阅读，是霸权式的阅读。
二、理性颠覆阅读
当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先锋斯皮瓦克，在其《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 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充分将作者、文本、世界的话语纳入到自己的平等对话中，考察世界和作者的关系，再深入到文本叙事和美学交织的网络中，探究文本所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对《简·爱》形成理性颠覆阅读。
在斯皮瓦克后殖民视角的阐释中，《简·爱》这个广为阅读的女性成长小说，事实上是使读者初晓帝国主义暴力的寓言故事。[1] (P270)勃朗特虽力主白人女性为发声主体，却也将克里奥女人边缘化；在肯定一个女性的同时，也诋毁了另一位女性——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贝莎·梅森，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义为疯女人。德里达在与福柯的论战中指出，“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概念，它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4] (P2)掌握话语权的力量完全可以给一切异己的东西贴上疯癫的标签。斯皮瓦克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将贝莎建构为疯癫而为简从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指出在这个虚构的文本中，所有的欧洲之外的女性都必须驱逐干净，以使简·爱成为英国小说中女性个人主义的女英雄。[1] (P270)斯皮瓦克对于这个文本中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是有历史根据的。就小说的历史背景而言，19世纪是大英帝国全面、疯狂向外殖民的时期，殖民意识已经渗透到大英帝国臣民的深层意识中了。比如，罗切斯特是一个在殖民地掠夺财富者，娶贝莎为妻正是其获得财富的手段。而没有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简就不可能获得那笔保障她幸福生活的遗产；没有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简的表妹黛安娜、玛丽也就会终生过着低贱的生活。同时，勃朗特创作这部小说的19世纪40年代，还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当时牙买加种植园里的黑人劳工像牲畜一样工作，为了争取人的权力，他们在30年代就开始了零星的反抗，1831年底到1832初，西牙买加60000黑奴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他们纵火烧毁庄园。因此，贝莎放火烧毁桑菲尔德庄园，就具有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它与整个社会运动构成互文性的说法也就不是空穴来风。
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基础上，如何实现对文本意识形态的颠覆和超越呢？文本的意义及其所建构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那么，对文本叙事本身进行颠覆，无疑是颠覆性阅读的有效武器。斯皮瓦克正是从叙事者和叙事视角着手进行颠覆性批判的。言说本身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不仅确立了主体的存在，更表明了主体存在的意义。“对于简·爱的性格塑造来说，没有比给予她说话的权利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在《简·爱》这部小说里，叙述声音就是绝对权利相当的比喻。”[5] (P209)当作者赋予简绝对话语权的同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贝莎却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讲道：“贱民是不能够说话的，也就是说，即使贱民冒肝脑涂地的危险发表自己的意见，她的言说也是不会被听到的”，[6] (P271—313)贝莎的笑声、咆哮声所传达的反抗之声不仅不被听到，还被殖民者建构为癫狂的表征，正是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
那么，被剥夺了话语权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如何被再现的呢？在小说中，贝莎除了恶魔般的笑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动外，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只能由她的丈夫罗切斯特和简来讲述。由于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限制，贝莎处于文本的边缘，极少正面出场，偶有的几次出场，也是作为“疯子”、“野兽”，不知“是动物还是人”的妖魔化形象出现的。在罗切斯特的话语中，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蒙蔽的受害者，由于年轻、毫无经验而成了“三万英镑陪嫁”的牺牲品，而贝莎是一个“心地平凡、卑下、窄狭、不能领它到更高处去，或向宽处开展”[7] (P377)的女人，一个“西印度荡妇”。[7] (P352)殖民话语中认为白人与低贱的土人结婚生出的混血儿是低等动物，至少不是完全意义的人，甚至在殖民地的土生白人，也因为沾染上了土人的野蛮而低人一等。讲述贝莎“邪恶”、“卑鄙”、“粗俗”，是罗切斯特为博取简的同情和谅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而简对这一话语并无质疑，再次肯定了中心话语对帝国主义权威的维护和殖民意识的普遍性。“和当时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夏洛特也往往将与纵欲有关的想像安到东方人或西印度人身上，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英国人对‘自我’与‘他者’的构想。”[8] (P276—277)贝莎在作者先在的观念下被再现为“野兽”、“疯癫”者和生命低贱者。贝莎不仅被剥夺了做人的主体性，牺牲自己“低贱”的生命来成全简的自我实现也是那样理所应当，这种情节安排本身，也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
通过简和罗切斯特的叙事视角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在无序、野蛮的殖民地出生的低贱的半人半兽的疯女人，在“殖民者的凝视”中，被凝视者成了赤裸裸的被审视评判的对象，两者是单向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但斯皮瓦克在贝莎沉默的怒火中发现了颠覆的力量，提出小说作者虽然没有给贝莎出场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但她用自己的怒火，建构了反抗压迫的言说。贝莎桀骜不驯的性格，预示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喻说着殖民统治必将以失败告终，因为殖民统治要求的是人民温顺、服从的性格，而贝莎恰恰是一个不屈从的反抗者。
贝莎，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对于小说叙事者简的权威叙述视角也充满了挑战。小说中有一段对贝莎的非人格化描写：“深的阴影里面，一个形体跑来跑去。那是兽还是人，第一眼我们是说不清的；它似乎爬行着；它像奇怪的野兽一样，急抓咆哮：但它却穿着衣服，有许多黑和灰白的头发，象马鬃一般蓬乱，遮住它的头和脸。”[7] (P360)简的描述是含混的，因为贝莎并不清晰可见，她在阴影中，蒙着头和脸，躲避着叙事者的视线。一方面可以将之解读为殖民话语剥夺了被殖民者的主体性，让她不可见，但另一方面，也可将之视作是贝莎对简的全知叙事地位的挑战，贝莎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纳入到叙述者的话语建构中。这里，贝莎遮蔽自己的脸和头，就具有了颠覆性的象征意义，即避免自己成为被观看、被再现的对象。
除对叙事结构解构之外，斯皮瓦克还深入挖掘勃朗特美学原则下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简·爱》第27章，勃朗特透过罗切斯特的描述呈现的西印度狂暴之夜，带有太多对殖民地的文化预设。罗切斯特将牙买加描述成一个邪恶的、世界末日般的所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空气、集结在天空中的乌云、如滚烫的加农炮弹一般的月亮、妻子与海的惊涛骇浪交织在一起让人心惊肉跳的地震般的怒吼……营造出牙买加犹如人间地狱的印象。疯狂的贝莎与殖民地牙买加的荒蛮互为验证，代表了一种疯狂、非理性和邪恶的力量。那么陷入这种动荡中的罗切斯特，灵魂是如何平息的呢？是“从欧洲吹来的甜甜的风”，是“大西洋自由自在地咆哮”为他注满了新生的渴望。这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牙买加：蔚蓝如洗的大海、重获生机的树叶，他的狂躁变为平静，渴望“再回到欧洲去”。通过这两幅场景的对比，斯皮瓦克认为勃朗特是按照摩尼教的悖反原则建构她的小说世界的。摩尼教美学是以完全相反的范畴及所附带的联想意义来建构世界，一切依照光明与黑暗，美好与邪恶来架构现实的意义与道德水准。在摩尼教美学中，光明的是秩序、规律、理性、道德，因而也就是美好的；黑暗的是退化、混乱、野蛮无稽、疯狂，也就是邪恶的。在《简·爱》中，晨曦的光芒打破了殖民地狂野的黑夜，带来了光明与秩序，也拯救了处于自我毁灭边缘的罗切斯特。显然，在勃朗特的审美架构中，殖民地牙买加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后者处于言说地位，具有超越的权力，而前者则在言说主体的架构中被把玩，被观看，由此而再生产了殖民话语的想像。
斯皮瓦克的批判性阅读是建立在与文本、作者、世界的对话体系内，从叙事结构、美学原则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文本和作者进行颠覆性批判，显然是富于理性而有说服力的。
三、建设性颠覆阅读
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又游走于英国和欧洲文化边缘地带的作家琼·里斯，认为勃朗特将一个克里奥尔女人描述为可怕的疯子，“那仅仅是一方——英国方面的说法……而西印度群岛的人则有另一面”，[9](P144))她要为贝莎·梅森夺回话语权。里斯于1965年发表中篇小说《藻海无边》，从《简·爱》缺失和沉默的地方开始，让安托妮特/贝莎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有了“说”和“看”的主动权，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重现历史的真实叙述与想像。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本身“是一种文本的运作”，[10] (P13)从跨文化视角读解文本主流话语掩盖或消解的“他者”，更能摧垮经典文本得以确立的根基，认识中心话语的不确定性和虚构性，从而对文本建构的帝国意识起到摧毁。里斯对于《简·爱》的颠覆正是通过叙事与命名的重新建构，戏拟源文本形成建设性的颠覆阅读。说它是颠覆性的，是因为通过挖掘文本的意识形态对源文本建构的权力话语形成了逆转；说它是建设性的，是因为它利用源文本的缝隙/空白之页，建构起自己的叙事，让被压抑的“沉默的他者”以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获得了主体性。
首先，小说叙事结构的颠覆意义。里斯表面上并未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霸权提出批评，但通过叙事者和视角的变化，赋予了《简·爱》中的沉默者以发言权，以再现被掩盖的被殖民者的生活悲剧。小说第一部分由安托妮特讲述自己童年时代充满歧视与恐惧的殖民地生活。第二部分由无名男子讲述他为三千英镑陪嫁娶安托妮特为妻及疯妻给他带来的不幸。无名男子的讲述，让熟悉《简·爱》的读者在互文性阅读中，敏锐地感知到此人就是勃朗特笔下的罗切斯特。安托妮特打断男子的叙述，讲述自己被逼精神失常的痛苦过程。两种声音交错，使罗切斯特对贝莎的缺席审判受到质疑。第三部分仍由安托妮特自述她被带到英国后，被当作疯子关在阁楼上暗无天日的生活，穿插了女仆格雷斯的叙述。她梦到自己放火烧毁了庄园，跳下了屋顶。小说结束时，安托妮特手持蜡烛，慢慢地走在幽深而空旷的走廊上，将自己认同于桑菲尔德庄园里所谓的幽灵，完成了《简·爱》的结尾，与勃朗特的小说构成了某种形式的衔接与互文。
里斯采用多声部、多视角的叙事方式，让安托妮特与罗切斯特的叙述话语并存，在形式层面上体现了两者的平等和冲突关系，而不是《简·爱》中单向的主体与客体、言说与被言说的不平等关系，从形式上瓦解了中心话语的框架，讽刺中心话语强制贬抑被压迫者的做法。这部小说有两个主要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安托妮特和她的丈夫。二人的叙事时常构成冲突与对抗，甚至水火不容。在话语权力交锋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男权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霸权的存在，而安托妮特的自述给了读者另外一种声音。同时，安托妮特还是小说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叙事者，使得她丈夫的叙事被包含在她的叙事架构中，导致叙事很难按照她丈夫所预设的来确定意义。另外，格雷斯指控安托妮特母亲被逼疯的事实，谴责罗切斯特为了钱和欲而对安托妮特所施的压迫，桀骜不驯的声音对权威话语也构成挑战。处于边缘地位的群氓的声音也不容忽视，让罗切斯特担心继续留在加勒比会受到流言蜚语的指责。说明边缘人也在努力抗拒权力者确定的意义，并将他们自己的话语建构成中心和主导。
里斯作为一个反叛经典的抗拒性读者，她以自己多元的、非线性的叙事建构，干扰并颠覆源文本线性结构的独白权威，使先前被压抑的众多隐性文本涌现出来，淹没象征着“父法”的显性文本，有力地反抗了勃朗特有意无意建构的文本“政治”。
里斯小说的作用不仅在于填补勃朗特小说当中的裂隙，更在同权威的源文本的比照中获得自己小说的意义。对安托妮特身世、经历的书写，并非只是《简·爱》中贝莎的婚前史，还提供了通过《藻海苍茫》来解读勃朗特书写的新视角，形成另一重权力关系的转换，通过抗拒自己的叙事被纳入到经典文本的叙事架构中去，从而颠覆、解构源文本所建构起来的殖民话语。
其次，里斯也通过重新命名来颠覆文本所隐藏的身份政治。安托妮特的名字是随着她的家庭境遇的变迁而变化的，有些批评家把她的名字叫做贝莎·安托妮特·寇斯维·梅森·罗切斯特，这串长长的名字，反映了男性在她的文化身份建构中的铭刻作用。而在里斯笔下，安托妮特的名字没有按照她丈夫所喜欢的那样叫做“贝莎”，而是还她以个人存在的主体性，这也是里斯的反抗性所在。相反的是，在《简·爱》中那个处于叙事主导地位的宗主国男子罗切斯特，在这部小说中，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使得读者在转述故事内容的时候，只能用“无名男叙事者”、“安托妮特的丈夫”、“无名男人”来称呼他，这也是里斯从话语层面针对源文本所建构起来的殖民主义、男性中心的颠覆。
里斯给了贝莎全新的诠释，使“疯女人”逐渐洗去了“恶魔”的污垢，露出了遭受父权制、殖民主义双重摧残的真面目，让人们看到了《简·爱》中的缺失与沉默背后的殖民主义话语。殖民主义话语批评者们认为，欧洲人来到殖民地，“除了掠夺抢劫，他们所能带回去的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而描述、记录下的世界”。[10] (P55)里斯正是要打破中心话语的垄断及对殖民地的扭曲，补写被刻意抹去的历史，争取边缘人自己的声音，是具有建构意义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批评家的抗拒性读者，对作者、文本、世界的态度直接关系到阅读政治实践：如果驱逐它们而建立的读者意识形态霸权，结果只能使阅读批判成为臆想的存在；而进入作者、文本、世界所交织的意义网络中去，可以有效地颠覆文本的意识形态建构却无法充分彰显读者的创造性；只有自由出入于作者、文本、世界之间，发现三者之间的裂隙，进行意义的再挖掘与叙事的重建，能够在有效地建构起自己的意义网络的同时，对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构成颠覆，从而使自己的叙事更有效地加入到文本意义的再生产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