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之全球经济再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原本只是一个共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论坛，由七国集团(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十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E11：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澳大利亚、欧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过去10年间，二十国集团虽每年都举办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但其影响力和关注程度远低于八国集团(G8)以及之前的G7。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危机频现，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越来越需要一个跨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治理平台，来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确定国际规则、引导经济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二十国集团的国际地位迅速崛起。2009年9月随着IMF配额改革、《巴塞尔协议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以讨论并达成共识，G20正式超越G8成为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平台。
2009年全球经济面临全面收缩时，各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迅速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等手段，暂时缓解了流动性危机。然而，应对危机的各种刺激性政策工具并没有真正解决世界经济运行当中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全球经济失衡已经衍生出一系列问题，20世纪末的拉丁美洲和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欧债危机，都或多或少地与经济失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全球经济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实际损失不断增加，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当前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于过去失衡无序调整的痛苦回忆，使得国际社会深刻意识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的关键保障。
一、全球经济失衡描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外部账户的失衡程度日益严重。大体而言，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分析框架可分为三类：(1)以贸易与经常账户失衡为代表的外部经济失衡，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中美之间贸易与经常账户失衡；(2)以一国储蓄与投资为指标的国内失衡；(3)以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外汇储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往来失衡。其中(1)和(2)的理论关联来自于国民账户的基本原理，即国际部门失衡必然意味着国内部门的失衡；而(1)和(3)的关联则来自国际收支理论，两者密不可分。
(一)外部经济失衡表现
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经济体① 的整体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外部账户的失衡程度一直在加深，从2004年开始，失衡的步伐进一步加速，直至2006年达到顶峰，如图1所示。剔除个别国家，全球外部账户失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逆差阵营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与发展经济体的顺差阵营。总体格局表现为：20世纪最后10年的相对平稳期；20世纪末至2006年失衡迅速扩大期；2007年至2009年的危机收缩期；2010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与发展经济体之间失衡程度伴随经济的复苏而逐步扩大；2011年随着经济复苏乏力、债务危机频现，全球失衡程度再度呈现缩小迹象。
图1 外部失衡严重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2006－2010年)
数据来源：IMF－WEO数据库，2011年9月。
进入21世纪，新兴与发展经济体完成了从经常账户逆差向顺差的转变。由于经济规模的影响，中国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2.7％逐步上升至2006年的5％，2007年危机爆发后经常账户余额占比迅速缩小，2009年该比重迅速下降为1.6％。发达经济体内部既存在着规模较大的贸易顺差国，也存在着规模较大的贸易逆差国，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基本保持着相对较小的经常账户顺差规模。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其经常账户开始出现恶化，2006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为－1.2％，达到近二十年来的最高赤字水平。随着总需求下降，2009年该比重缩小为－0.18％的较低水平，2010年上升为－0.22％，扩大了0.04个百分点。
2.主要失衡国家的经常账户表现
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由于经济收缩、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以及汇率大幅震荡等多重压力，发达国家对于进口的需求迅速减少。2009年全球贸易急剧收缩，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全球贸易量和贸易额均急剧下降，世界贸易呈现70年来的最大跌幅。据WTO提供的数据，2008年至2009年全球实际贸易增长率从2.1％下降为－12.2％，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名义贸易额从15.78万亿美元减少至12.15万亿美元，名义贸易增长率下降了－23％。
2009年中国、德国和日本等顺差国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以及印度和英国等逆差国名义有效汇率的贬值，都对改善外部失衡起到了一定作用。尽管美国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要求通过美元贬值来纠正，然而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美元的“安全港”功能反而使得美元有效汇率逐步升值。由于美元特殊地位所导致的这种现象，使得汇率的平衡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动荡加大时会出现失灵。当然，就整体而言，由于全球贸易活动的收缩，主要的逆差国(如美国、英国和法国)和顺差国(如中国、德国和日本)在危机后经常账户失衡相对本国经济的规模迅速缩小。
随着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复苏、油价上涨等因素，2010年失衡规模再度出现扩大迹象，7个主要失衡国家的经常账户表现开始出现分化。相比前一年，顺差国中日本的失衡程度进一步上升，而中国和德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逆差国中除了印度的逆差规模略有缩小以外，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逆差规模都再度出现扩大的势头，见图1。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收缩带来了外部失衡的强制性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没有消除导致失衡的基本因素。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失衡问题将暂时缓解；若全球经济复苏，失衡问题则很可能再度恶化。事实上，2011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全球贸易再度呈现收缩态势，9月WTO将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速度从6.8％下调为5％。若隐若现的保护主义情绪、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过程以及黯淡的经济增长前景，导致全球贸易活动放缓，减轻了全球经济失衡。以中、日、美三大全球主要的贸易失衡国而言，2011年第1、2季度的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分别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从目前的贸易活动形势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仍将继续保持，2011年全年的失衡程度将低于2010年。但是，由于导致失衡的原因并未发生改变，这次失衡程度的减轻与危机后的情况类似，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内部经济失衡表现
外部失衡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经济失衡的镜像。因此，在观察各国外部失衡表现的同时，也应该对各国内部失衡程度做出测定。UNCTAD(2011)指出，不应仅仅将经常账户失衡作为衡量全球失衡的核心指标。首先，经常账户失衡仅仅反映了失衡问题的一面。其次，经常账户在短期内的逆差或顺差，并不足以反映更为长期的或根源性的失衡状况。对于一国内部经济失衡最基础的测度则来自于该国储蓄和投资的实际表现。
以国民储蓄与投资差额占GDP的规模来衡量，失衡最严重的为中国和美国，相应地这两个国家也是外部失衡表现最严重的国家。就储蓄投资差额占GDP比重指标而言，2007年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1％，2009年迅速缩小为5.2％；同期德国则从7.5％下降至5.6％。作为主要的储蓄投资逆差国，美国在失衡最严重时期该指标分别达到－5.1％(2005年)、－5.1％(2004年)和－5％(2007年)，危机后，由于经济收缩引致的消费模式的变化使得内部失衡迅速缩小，2009年该比重上升至－3.3％。
在已经认定存在较大失衡的7个国家中，财政赤字对GDP占比规模的增加更多地来自于这些国家财政纪律方面的缺陷。危机以来，7个失衡国家的年度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的赤字规模高达9％－10％。与持续的财政赤字流量累积相对应的是公共债务的存量表现持续恶化。过去十年中，法、日、英、美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上升超过1.4倍，其中英国的增长速度最快(见表1)②。
金融危机以来，失衡国家经济收缩带来了财政收入减少，财政刺激政策导致了支出增加。对于系统重要性企业的救助等等，使得已有的失衡雪上加霜，私人部门的部分债务负担被转移到公共部门，公共财政平衡能力迅速恶化。如果财政赤字增长继续，或者即使财政平衡但经济出现负增长，都意味着债务占比的进一步扩张。目前内部失衡，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失衡，已经引致部分发达经济体(如“欧猪五国”)陷入泥沼，严重阻碍了全球再平衡的进程。
(三)国际金融往来失衡表现
实物资源的国际间转移必然伴随着国际资本的转移。按照目前IMF对国际收支账户的划分，分别由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储备与其他项目和错误与遗漏五项构成。对主要失衡国家而言，美国的经常账户高逆差对应反映到金融账户的高顺差中，2006年其金融账户的顺差占GDP比例一度高达6％(图2)。但是对于顺差国而言，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失衡表现中则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管制、资本市场不发达以及出于自我保护需求等种种原因，私人部门的金融账户转移规模较小，主要表现为储备账户的畸高(表2)；而以德国和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尽管也积累了一定的储备，但主要平衡经常账户顺差的项目落在金融账户上。
图2 外部失衡严重国家的金融账户余额占GDP比重(2006－2009年)
数据来源：IMF－IFS数据库，2011年9月。
过去十年以来，G20中的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官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态势(表2)。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经历了数次金融危机后的预防性需求，资金需求国为吸引投资者稳定投资信心的棘轮效应，汇率缺乏弹性或者存在结售汇管制，私人部门缺乏投资渠道，货币存在升值预期等等。而发达国家由于本身已经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其外汇储备占GDP比例相对平稳的多。
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主要流向发达经济体的低风险、低收益率金融产品如美国、德国长期国债。最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美国，其被外国持有的金融资产中约65％是属于有利息支出的，而美国持有的外部金融资产中只有45％存在利息收益，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利息净流出趋势③。但是这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金融失衡已经被或即将被一些因素缓和。首先，这些金融产品往往是以发行国货币计价，因此发行国可以通过贬值等手段减少其债务负担。其次，美国目前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大于外资在美国的投资收益(反映为金融账户顺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外部负债状况。
二、全球经济失衡原因
在当今世界，除了一些极端封闭的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经济失衡问题。只要各国自然资源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报酬不同、面临的冲击不同，就有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最终造成全球经济失衡。Blanchard④ 的研究分析了引致失衡的主要原因，并将这些原因区分为“好的失衡”和“不好的失衡”。由基本面等因素导致的失衡被认为应属于“好的失衡”，是政策治理难以改变的；而“不好的失衡”则往往是由经济政策(如贸易、税收政策等)扭曲、国内价格扭曲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等因素所导致的。只有这些存在扭曲的环节才是G20在建设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试图加以调整的。
(一)基本面因素
1.资源禀赋差异
对于资源输出国而言，经常账户顺差实际是因为提前交易该国资源所获得的本该属于未来收入的跨期收入，可被视为现在对未来的转移支付。例如对于石油输出国而言，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实际是对其不可再生石油资源的跨期支付。外部顺差的积累可视为，其有限资源被提前使用所获得的对于未来的转移支付。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过去农业人口转化而来的大量新增劳动力资源成为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优势，这种情况下的经常账户顺差实际可被视为劳动力转移红利，这种红利会随着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而渐次消失。
2.全球产业格局与生产模式变化
全球失衡是全球化时代无法规避的现象，体现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全球化浪潮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在劳动成本上缺乏优势，产业结构从传统的实体制造业向虚拟的金融服务业转移。同时，随着通讯和物流技术的发达，传统的产业链在地理上被打散，国际贸易向外包和模块化方向发展。过去由于国境等因素导致劳动力难以在国际间流动的客观限制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制造业中，也体现在服务业。各国工业化的差异和演进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Pain和Wakelin⑤ 的研究，美国每增加1％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其出口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减少0.25％，而且这种关系将随着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而更加显著。事实上，若一国企业的投资转移至海外是有利可图的，即使该国出口贸易恶化，但对于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仍是正的(即GDP增长虽然下降，但是GNP依然增长)。只要国际分工产生的效率利润足够可观，投资环境和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企业家仍会存在跨国投资冲动，从而使得贸易失衡现象持续存在。
3.人口年龄结构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工业化国家，国内储蓄率逐步下降，将最终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根据Higgins⑥ 的研究，65岁以后的人口占比增加将使得经常账户向逆差方向变动，且年龄越高向着逆差变动的冲动越高。因为，老龄人口越多，越倾向于花费，减少储蓄，导致经常账户偏低甚至逆差。社会老龄化以及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减少全社会储蓄水平，并引致外部账户失衡。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婴儿潮”从2011年起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由于受到生活水平、健康福利条件的限制，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然而，随着工作人口对老年人口比例的逐步下降，尽管资本外流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现象还将在一段时间中持续，未来这些国家的顺差比重会逐渐减少。
4.收入弹性因素
由于豪斯克－麦奇不对称效应⑦ 的存在，即使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美国经常账户失衡也会继续存在并恶化。这一效应可以描述为由于美国的进口与出口的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导致美国或外国居民的收入增加对于贸易表现的影响存在差异，最终反映为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造成这种不对称效应的因素包括移民效应⑧、“45度规则”⑨、贸易结构等。尽管弹性的测度具有差异，但美国商品贸易的进口收入弹性大于出口几乎没有异议，这一效应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实。前美国财政部长Summers⑩ 也曾指出该效应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密切相关。
(二)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监管
二战结束之后，金本位制度被放弃，由该制度产生的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自动调节机制随之丧失，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现代国际货币体系(即1945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1973年之后延续至今的牙买加体系)对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不但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甚至还有推波助澜的负作用。
首先，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低成本对外融资，造成改善经常账户与财政双赤字激励机制的缺失。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政府和居民轻松地通过对外高负债支撑国内的低储蓄和高消费，维持着本国的经济繁荣，并为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外部市场需求，而全球失衡就在这看似美好的增长模式中不断加剧，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才真正体现出失衡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另外，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元币值经常会与基本面因素脱离，如在本次金融危机初期的金融市场动荡中，受避险情绪影响，美元“安全港”的身份凸显，持续升值，使得美国尽管经济基本面恶化、存在大额贸易逆差，然而其币值依然保持坚挺。显然，这种状况并不利于美国经济失衡的调整。由于美元特殊地位造成的这一现象，既不是美国能控制的，也不是顺差国能影响的，而是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也将影响各国的外部失衡状况。对于逆差国而言，货币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来改善经常账户，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同时是石油依赖国，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决定油价的根本因素仍在于全球能源供需基本状况，但美元贬值也可能引致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高于50％。能源需求的相对刚性和国际贸易中J曲线效应的存在，使得美元即使呈现贬值，也会导致经常账户暂时的恶化。
最后，全球金融监管不力和缺失所导致的过度投机与流动性过剩，在制造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外部失衡程度。如Lane和Milesi－Ferretti(11) 指出，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泡沫和宽松的借贷环境，使得部分国家对未来经济增长呈现过分乐观的预期。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的平均外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36％迅速增长至2007年的87％。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外部冲击而出现收缩，影响了其债务偿付能力，造成融资环境的急剧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债务危机等导致其货币购买力受到影响，造成了贸易条件的改变。因此，快速扩张的债务问题，加剧了危机前后这些国家外部环境的改变，进一步加深了痛苦的经常账户调整过程。
(三)投资储蓄失衡及政策因素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等于该国公共部门的财政收支余额和私人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即CA＝(T－G)＋(S－I)。这一结论已经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证实，即存在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往往存在储蓄过少或投资过高的情况；反之亦然。其微观经济学基础为“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即各国在银行信贷约束、资本市场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异，并影响到经常账户模式的差异。因此，去除扭曲性的政策，缩小国内储蓄投资缺口，将有助于降低经常账户顺差。下面以外部失衡较严重且存在较大系统影响力的中国和美国为例，来分析导致这两个国家投资与储蓄失衡的主要政策性原因。
中国拥有较高的私人储蓄率，而国内储蓄转化的投资相对有限。中国目前存在的对经济再平衡不利的问题和政策大致包括：(1)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相应的社会保障建设相对落后，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偏高，推高了私人储蓄水平。由于投资率已经非常高，国内投资的增长持续低于储蓄增长，从而扩大了储蓄投资缺口。(2)对于生产要素，如土地、水资源、能源和资本等的补贴以及出口导向政策下的税收补贴，扭曲了市场价格水平，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受到影响，反映为内部的福利损失和外部账户顺差扩大。(3)利率管制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资源分配效率。国有企业能够轻松享受廉价资本，而私人部门则主要依赖自我储蓄融资，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4)汇率管制使得市场失去了自身调节能力。低估的汇率降低了货币的国际购买力水平，压低了居民与企业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抑制了企业的进口类设备投资需求。汇率并非影响国际收支失衡的唯一因素，它的变化方向对于经常账户平衡方向的影响也非完全确定(12)，但其仍在外部失衡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正在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然而仍离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相去较远。
美国私人部门的低储蓄率加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高负债，推高了对外部的需求。美国引致经济失衡的政策大致可以归纳为：(1)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对于减税政策的依赖以及持续的战争支出，导致美国财政平衡能力逐步下降。美国的公共财政处于税收收入增长缓慢，而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结构性失衡(13) 状态中。(2)宽松的融资环境和信贷政策，推高了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同时也放大了私人消费能力，压低了储蓄水平。(3)金融创新的过度和金融监管的失位，导致资本市场呈现非理性繁荣，资产泡沫形成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私人部门压低储蓄率。(4)尽管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中存在较大逆差，但美国长期对高科技出口实施管制(如在美国商务部的《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中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影响了其贸易的平衡能力。
储蓄投资失衡不仅仅来源于存在扭曲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内部失衡的彻底改变尚待时日，但是发现和认识到扭曲的经济政策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部分失衡国家已经显示出主动调整意愿和政策规划，同时G20也构成促进全球再平衡的外部推动力量。
三、全球失衡的治理与主要进展
全球经济失衡现象的存在，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作为基本的发生发展背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制度固化和竞争力变动，一国很难在长期内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通常是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如19世纪初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另一时期内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如20世纪初的英国和20世纪早中期的美国)。而经常账户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反映为资本回报的转移。在哲学意义上，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且失衡与均衡是同时存在、相互转化的。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家间经济结构和制度差异，导致经常账户失衡出现持续化、长期化的表征。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所面临的挥之不去的阴影，逆差国位于这片阴影的中心，顺差国虽然情况略好，但由于外部金融失衡等问题也同样处于阴影之中。
(一)外部失衡调整的不对称性和早期约束
在从失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有关国家承担调整的代价。根据半个世纪以来的外部失衡的调整经验，顺差国和逆差国在承受外部调整冲击时的成本和压力是有区别的，后者所承受的代价要高于前者。首先，逆差国的经济调整压力往往先于顺差国。IMF(14) 分析了在1960－2006年间，42个先进经济体、60个新兴市场和17个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表现。研究发现，逆差的校正开始于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4％左右时，而新兴市场的顺差调整则往往在超过GDP的5％左右之时。其次，逆差调整往往对应着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的减速，而顺差调整则对应着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的加速。此外，逆差的纠正常常与逆差国国内的财政整顿、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动相关，外部冲击只是其表现形式而非实质性原因。再次，顺差国的调整往往是主动的，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制约(如逆差国需求变化等)而随之做出的适应性变化；而逆差国的调整则往往是被动的，伴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并且往往是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
在金本位制下，一国的货币供给规模与其国际收支余额相一致，因此在理论上国际收支盈余或逆差都是暂时的，即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黄金的输出与输入来影响物价的涨跌，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自发产生再平衡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特里芬两难的作用，当美国国际收支恶化，美元贬值压力上升时，抛售美元兑换黄金行为增加，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5)。调整失衡的固定汇率协调机制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协调机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显著增加。1970—2002年期间，以标准普尔定级为违约(being in default)或该国得到IMF的非优惠性贷款超过其配额的100％为标准，约出现了53次债务危机(16)。
(二)IMF在全球经济再平衡方向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在面临失衡难题时，G7是通过政治协商产生的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来解决的。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传统的再平衡机制被破坏，因失衡导致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而且其持续时间和破坏性逐步加深。因此，国际货币基金(IMF)于1992年建立了国际收支委员会，专门负责追踪和研究全球账户失衡问题，并从1995年起发布年度统计报告。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率从1989年的1.7％增长为2004年的5.3％，并在之后三年中持续超过5％的高水平。这一现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3年在IMF与世行的迪拜年会上，IMF与C7一起指出失衡的风险以及需要政策协调促进再平衡。据IMF执董会在2007年通过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一个有巨额长期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汇率的“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其国际收支有出现危机的可能(17)。随着失衡问题的持续恶化及随后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2006年开始，IMF为实现其给全球提供监管协调公共产品的思想，开始启动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第一次“多边磋商机制”，从过去的双边监管向多边监管迈进。这是首次在多边平台上正式探讨全球失衡的相关问题，在2007年4月的IMF半年会上，参与第一次磋商的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和美国提交了各自应对失衡的政策方案和细节。然而，由于IMF仅拥有监督提议权，与已经升格为首脑峰会的G20相比，该磋商的影响力和执行力都略显逊色。2010年底随着世界经济渐趋平稳，G20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向着更具有根源性、更为长期的全球失衡问题方向前进。
(三)G20平台上全球经济再平衡议题的主要进展
2010年10月G20庆州财长会前夕，在美国财长盖特纳给各位财长的信函中就再平衡问题提出了量化外部失衡，采取政策措施调整的建议。尽管在庆州会议上矛盾集中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汇率问题，该提议并未得到响应，但在会议公报中依然将失衡问题列于其中，并提出量化失衡的倡议——参考性指南。
为了提高协调效率，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副财长会上提出建立一个增长框架工作组(由G20各成员经济体代表、西班牙代表、世界银行代表和IMF代表组成)，并赋予该工作组向其他国际组织(如WTO、UNCTAD等)请求技术支援的权利。工作组在IMF提供的技术协助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协商，并将讨论结果提交财长会参考。2011年在G20框架下共举办3次财长与副手会，2月份在巴黎财长与央行行长会(以下简称财长会)上确定了参考性指南中包含的6个指标；4月份的华盛顿财长会进一步对失衡程度量化方法做出确认，并确定出7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失衡国家；10月份的巴黎财长会上宣布7个失衡国家，同时提交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戛纳行动宣言草案，并由11月首脑峰会通过和宣布。
在增长框架工作组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G20在再平衡建设中的主要成就包括：首先，在参考性指南的指标建设中，将政策关注引导至内外部两大方面的失衡问题。对于失衡的量化已经逐步演化成一套跨越对外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三大层面的6个失衡度量指标：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财政盈余占GDP比重、私人储蓄占GDP比重、私人债务占GDP比重、贸易盈余占GDP比重、净投资收益与转移支付占GDP比重。显然这一变化较之以前各国仅就外部失衡相互指责、推诿而言，前进了一大步。其次，在失衡国家的确定中，首次引入了系统重要性国家的概念。系统重要性国家不仅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份量，而且其政策往往具有较大的外溢影响。对其判断方法是基于名义汇率或者购买力平价(PPP)的GDP占全球GDP比重超过5％的国家。再次，通过财长会确定了衡量失衡的量化手段，并确定了7个失衡国家：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在IMF等机构的协助下，将对这些国家导致失衡的政策扭曲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最后，二十国宏观互评(MAP)工作在再平衡工作中得到进一步推进，并提出了“戛纳行动决议”，即通过各国在提交全球经济与国内经济展望基础上，提出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相关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以实现不同国家间的观点与信息交流。
(四)G20在治理全球再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优势
尽管G20在再平衡工作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参考性指南和宏观互评工作谈判中，由于意见分歧较多，各国能够就政策协调达成共识的部分较少。一致同意方式的议事流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最终只能通过相互妥协达成协议(18)。其次，各国在宏观互评中均以国内目标优先，国际目标为辅，提出应对失衡的各种政策手段存在不易推行或难以在短期内显现效果的可能。如中国承诺以改革国有企业和开放金融市场来提高内需，以及发达经济体承诺整顿财政等，这些措施都难以在短期内奏效。再次，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议题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就G20的工作进展而言，目前对于这些议题之间联系的探索略显不足，金融再平衡问题还未被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问题。
拥有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两大阵营的G20，其主要优势首先在于首脑峰会的领导能力，财长与央行行长会的执行能力，副手和工作组会的操作能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国际清算银行等的专业信息和咨询服务。这一架构使得G20成为承担再平衡这样的中长期宏观命题的唯一选择。其次，由于G20各成员国发展阶段和情况差距很大，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资源出口国也有资源进口国，还存在货币区经济体，因此对于失衡问题的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使得对于失衡的理解具有较好的全面性和前瞻性。最后，G20的宏观互评工作增强了政策透明性，并正在加大对于政策可监测性的建设，这些工作将有助于各国提高政策协调能力。
四、小结与展望
(一)再平衡与保护主义
随着经济失衡现象的持续以及发达经济体遭遇的失业难题，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理解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如世界银行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只有那些比较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而较封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富裕国家更为缓慢。另一种声音认为，逆差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和失业高企是全球化造成的结果，并提出应对全球化加以限制和规范。如在2011年8月2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Jeffrey Sachs指出全球化在成为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的巨大财源的同时，也使得逆差国缺乏技能的就业者深受其害。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困境，财政政策空间缩小，常规经济政策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各种保护主义政策，如贸易保护、汇率干预、资本流动管制等一系列措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蔓延。德国默克尔总理在2010年首尔峰会前夕、中国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戛纳峰会上均就贸易保护主义发出警告，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威胁之一是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李嘉图、米塞斯等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自由贸易能保证经济活动中的最高效率，任何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都必定导致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减少，既不利于全球福利增加，也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今天，全球化已经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经济依存度大为增强。对于国家发展而言，经济合作主义远比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现实。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19)，迫切需要G20这样的全球性多边平台对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加以建设。G20对再平衡方面的推动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维护将有助于抑制保护主义思潮。
(二)G20在全球再平衡问题上的拓展
尽管目前已经确定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7个失衡国家以及具有指导性质的“戛纳行动决议”，但决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还需要失衡国家间的权衡和协调。这7个国家中既有赤字国也有盈余国，在全球再平衡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调整的义务，可以考虑以这些国家为核心成立均衡发展经济理事会。
理事会由于成员数量有限，将有助于降低政策协调成本、提高议事和监督效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等国际机构的辅助下，均衡发展经济理事会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除了完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工作外，还包括明确国际经济往来中的行为指南，树立国际经济活动一般规则(以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健增长、减轻负的外部性和抵御保护主义)，并指导现有国际机构改革以完善针对突发冲击的应急机制。这些工作将为全球经济迈向良性竞争，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石。
此外，应进一步拓宽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涵和需求，不仅仅是单个国家内部需要进行政策的调整改进，在全球层面也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合理和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积极维护自由贸易投资金融往来环境。全球经济再平衡并不是意味着更多的束缚，更不是意味着减少国际往来的规模，而是要通过多边治理甚至全球治理，为各国提供公共产品，为主权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健康、透明、稳定的国际发展大环境。
收稿日期：2011-10-15
注释：
① 这里的新兴与发展经济体沿袭IMF-WEO数据库中的定义，包含150个国家，详见该数据库相关说明。
② 由于私人部门的数据准确性欠佳，下面关于内部失衡的分析将以公共部门的失衡为主要对象。在已经认定存在较大失衡的7个国家中，尽管2010年部分国家为估计值(表1中用*表示)，但其变动方向不会有太大出入。
③ Mann,C.L.,"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Global Co-dependency,Collective Action,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Adjustment”,CESifo Forum,2005.
④ Blanchard,O.and Milesi-Ferretti,G.M.,Global Imbalance:In Midstream? IMF Staff Paper SPN/09/29,2009.
⑤ Pain,N.and Wakelin,K.,"Export Performance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Manchester School Supplement,66,1997.
⑥ Higgins,M.,"Demography,National Savings,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9,1998.
⑦ 豪斯克—麦奇不对称效应(Houthakker-Magee income effect)由美国经济学家Houthakker和Magee(1969年)首次发现，美国进口与出口收入弹性存在差异，进口收入弹性为出口收入弹性的1.5倍。因此，当美国和外国居民的收入都增加10％，美国的进口将增加15％，但出口只会增加10％。
⑧ 移民往往会保持对原属国产品的偏好。
⑨ 即存在高经济增长的国家其出口收入弹性较大，进口收入弹性较低；低经济增长国家反之。
⑩ Summers,L.H.,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Global Economy,The Per Jacobsson Lecture,Washington D.C.,2004.
(11) Lane,P.,Milesi-Ferretti,G.M.,"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Global Crisis",IMF Working Paper,WP/11/197,2011.
(12) 尽管理论上货币升值将意味着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但是实际中名义汇率的变动对于全球失衡方向的影响并不绝对。例如，当一国主要出口品的替代性较弱、需求的价格弹性偏低，同时该产品的供给规模较大、投资建设周期较长时，该国货币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失衡状况的恶化，而非缓解。
(13) 尽管非安全性支出在危机前部分受到挤压，但军费开支(反恐军费等)不断增加。而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2001年和2003年实施的两次减税使联邦政府收入在后面10年中减少了2.5万亿美元。尽管减税措施都设定了有效期限，但在多党执政的情况下要重新调高税率在政治上并不容易实现。
(14)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7: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Washington D.C.:IMF.
(15) 1945年底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意味着全球进入到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形式的新型金本位时期。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可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要求兑换。
(16) 黄薇：《拿什么来拯救走在钢丝绳上的国家们》，《中国经济》2010年第6期；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7) IMF并未就“根本性失衡”给出明确的正式界定，但大体而言它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当逆差国出现严重的持续经常账户逆差，其货币应贬值却没贬值时的情况，或者相反情况。
(18) 由于各国偏好不一致，最终通过的参考性指南量化几乎包含了IMF最初推荐的所有方案：四种不同的量化方法，两套不同的历史时间区间，引入的系统重要性指标。
(19) 大萧条期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2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1932年英国通过《进口税法案》予以还击，引发全球贸易大战。1931年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大幅贬值；1933年美国也采取同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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