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益共生”化解“土客”心态对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心态论文,利益论文,土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中国各地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土客冲突”。“土”、“客”是不同人群按照定居时间先后进行的区分，其冲突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群对本地有限资源(历史上主要是土地和水源)的分配争夺。这里借用该词汇指称当前特大城市(如北、上、广、深)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非户籍人口这两大群体。当前大量流动人口高速集聚，对特大型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形成挑战。特大型城市无法如中小城市那样放开户籍，在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是否拥有户籍便经常成为资源和服务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来人口权益需求扩大和本地户籍人口资源享有保护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对立，两大群体的结构性冲突也日益成为威胁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61%的本地市民对上海户籍持保守型态度 各国关于移民冲突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具有对立利益的群体间是否会在现实中爆发群体性冲突，其重要影响机制和因素在于对立群体的群体心态。社会结构上的分化甚至利益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同群体间形成对立性的群体心态，进而造成社会的割裂和对抗。不同群体间的群体对立心态一旦形成，就会自发传播、扩散并寻求“正当性”理据，进而成为群体动员的思想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针对这一问题随机抽取了1500户上海常住居民(包括外来人口)进行问卷调查，旨在通过了解上海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对于上海户籍与相关政策的意见，掌握“土”、“客”两大群体的群体心态。调查分析得出以下几个发现。 第一，对于上海户籍政策，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有着冲突性的认识，形成保守型和开放型两大态度截然相对的群体。 调查数据显示，总体看，61%的本地市民抱怨上海的户籍政策太松，对上海户籍持保守型态度；相应地，64%的外来人口认为上海户籍政策太紧，持上海户籍应该放开的开放型态度。具体来说：保守型态度依据程度可以分为“收紧”和“拒绝放开”两种心态。“收紧”者认为“上海户籍政策现在还比较松，应该更加谨慎”，其中上海户籍人口占19%、外来人口仅占7%；而对上海户籍政策持不开放的保守心态的本地市民高达42%。开放型态度分为“无条件放开”和“有条件放开”两类群体心态。外来人口赞同“上海户口现在收得太紧，应该更加放开”的无条件放开，比例高达44%；造成有条件放开上海户籍政策的外来人口占20%。 由此看出，在户籍问题上，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已经形成两种截然相对的群体态度。在将来中央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外来人口市民化待遇的大背景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态度，有可能会形成两种截然相对的群体性力量，在某种诱因下一旦处理不当，出现群体性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第二，以享有公共资源和服务为着眼点，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 外来人口的权利意识越来越明确，分享所在地公共资源和服务的诉求强烈。调查数据显示，71%左右的外来人口要求在就业及教育上与本地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而约60%的本地市民坚持户籍人口应该享有优先权。可见，在资源享有为主的利益分配上，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有着相对立的利益诉求。 第三，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群体分别发展出“市民本位论”和“公民本位论”两种对立观点，并以这两种观点作为各自群体态度的“正当性”理论基础。 “市民本位论”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本地人都应享有优先权利。相对地，“公民本位论”则强调，作为中国公民，外来人口理应在上海被同等对待。38%的上海市民赞同“市民本位论”；46%的外来人口赞成“公民本位论”。可见，不管是“市民本位论”还是“公民本位论”，在上海本地市民群体和外来人口群体中均有一定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这两种对立性的群体观念和群体心态在现实中与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的实际利益相联系，容易成为这两大群体现实利益对立化的理论依据、群体舆论和群体动员的基础。 第四，虽然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群体态度上总体对立，但两个群体内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态度分化。 调查数据显示，在本地市民群体中，虽然有42%的本地市民对上海的户籍政策持完全不放开的保守心态，但仍然有25%的市民认可有条件放开上海户籍，甚至有4%的市民持有无条件放开上海户籍的群体态度。 类似的次群体态度分化也反映在外来人口中，超过44%的外来人口赞成无条件放开上海户籍，17%的外来人口出人意料地持有完全不放开上海户籍的保守心态，还有7%的外来人口持有收紧上海户籍的保守态度，即对上海户籍保守心态的外来人口比例达到了24%。寻找群体内态度差异的内在原因和机制，扩大群体内的态度分化，是缓解社会矛盾和消弭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 务必使看似处于利益对立双方的外来人口群体和市民群体共同认识到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使这两个群体认识到除了资源争夺的利益对峙之外，双方更多的是现实中的利益共生。 以“利益共生性”为核心推进不同群体和谐相处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户籍政策是牵涉到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两大群体的重要制度。围绕这一政策制度形成了利益上和群体态度上对立的群体，且有向极端化对立方向发展和激化矛盾的潜在危险。对此，我们应该吸取西方族群冲突的经验教训，未雨绸缪地做好工作。 第一，以“利益共生性”为宣传的核心，推进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相处、共同维护社会发展稳定大局的社会共识。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让外来人口和本地市民都认识到，两个群体只有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更好。近年来，“农民工是城市建设者”的观点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心理，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意识日渐提高。但随着外来人口在城市人口比重的愈益增加，外来人口和市民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资源领域发生利益争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时对外来人口和市民两大群体进行理性的群体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舆论引导尤为重要。务必使看似处于利益对立双方的外来人口群体和市民群体共同认识到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使这两个群体认识到除了资源争夺的利益对峙之外，双方更多的是现实中的利益共生。 第二，通过媒界对“公民本位论”和“市民本位论”观点展开讨论。不论是“公民本位论”还是“市民本位论”，都是仅仅从本群体出发、维护本群体利益的片面观点。坚持“市民本位论”的市民群体要求市民在享受市政府保障和公共服务等资源上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权，排斥了外来人口基于劳动贡献之上的权利，容易发展成为极端排外主义。持有“公民本位论”的外来人口以公民权利平等为旗帜，看似合理，实际上不仅否认了公共资源骤然开放势必带来资源不足所引发社会问题的现实可能性，而且该观点实质上仍然是“群体保护主义”。通过媒体平台展开这两种观点的讨论，可让民众看清其中的极端性和偏颇性，有利于引导两类群体理性看待资源竞争。 第三，针对牵涉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现实利益的户籍相关改革措施、实施细则等，应实施第三方政策评估，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通过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不但要对户籍相关改革措施精算“经济”账，核算地方公共服务和资源的承受能力，进行政策可行性评估；还要算“社会”账、“政治”账，同时听取这两大群体的意见、建议以及对改革措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对政策后果进行预测与评估，以达到在不同社会领域有序推进户籍身份与福利保障脱钩、切实提高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目标，提高相关改革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接受度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