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力理论视角下霍耐特主体间承认理论再思考
冯 骥, 白苏妤
(1. 南开大学哲学院, 天津 300350; 2.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天津 300450)
摘 要: 精神分析理论为具有实践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独特方法论。社会批判理论学家霍耐特采用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作为其承认理论的解释基础。但是相比较温尼科特，克莱因的驱力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的概念，对人的攻击破坏性给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解释。因此，克莱因的理论更符合批判理论需要精神分析的目的，也更适合作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元规范和理论解释基础。
关键词: 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分析；死亡驱力；攻击；克莱因；霍耐特
一、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
批判理论为什么需要精神分析？批判理论有两个基本原则:走向解放和批判“传统理论”。两者不仅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时代诊断，而且也允许我们区分识别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的潜力以及阻碍潜力实现的障碍。虽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历史联系是深厚而长久的，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试图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以理解欧洲文明沦落为野蛮的原因。而在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却从精神分析转向了认知发展心理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表面上，精神分析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历史关系并不足以证明两个理论间的必然联系。但若是按照霍耐特(Axel Honneth)指出的批判理论的“内部历史性”，每一代批判理论家都提出了与精神分析潜在相关性的问题，以作为具有实践解放意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独特方法论。
霍耐特提出了当代批判理论应该吸收借鉴精神分析理论的两个理由。一是关于元规范和哲学人类学的理由，即批判理论需要一个人的现实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必须要充分考虑人的内部运作中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力量。批判理论如果没有关于人的情感和动机方面的现实概念，即理性的对立方面，那么人就有可能被推定为拥有过高的理性洞察力，社会批判理论就有可能陷入“道德理想主义”。[1]由于精神分析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关心霍耐特所说的“人类非理性的构成”，因而它在批判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精神分析理论对现实中的理性主义、道德理想主义过度倾向的考察。二是如果人类真的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力量的影响，那么为了解释社会事件，我们必须使它们概念化，至少部分概念化，即“由于主体的无意识驱动或依恋需要而具体化的结果”。[2]霍耐特认为，人类社会行为通常是受到意识理性空间之外或超出其意识的动机支配的。为了解释这种行为，我们将不得不利用一种探究模式，为我们提供理解“无意识”或“幻想”的语言。正是精神分析所具有的这种解释力引起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通过精神分析，他们最初试图将受压迫的工人与其环境联系起来理解，并据此考察心理依恋的力量。后来，为了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依恋力量是权威主义普遍存在和权威主义易感性的根源。同样，当代的批判理论依然需要心理分析：例如，去理解人类为什么依附于使他们屈从和受到伤害的那些来自身份的精神力量——种族、性别(gender)、性(sexual)。[3]精神分析是迄今为止对人类非理性最为复杂和系统的研究，它为批判理论家提供了理解这些动机和力量的最佳机会。
其次是“三段路径”。第一个是用在传统建筑材料替代上，这也是当前的主要路径；第二是把磷石膏当成化工品，如磷石膏分解制硫酸副产水泥或石灰；第三是把磷石膏用在土壤修复上，杨三可强调，磷石膏是很好的修复土壤的材料，对于矿山的充填、盐碱地土壤的改良等有很好的作用。他说：“这三个路径都是指向磷石膏绿色建材，我认为要把磷石膏当成绿色建材来定位与开发。”
潞新矿区地处哈密市三道岭聚煤盆地，位于北天山大断裂前缘拗陷带，煤田内构造形态主要受燕山运动及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褶皱简单，断裂发育。褶皱主要是西山倾伏背斜；断裂构造主要为F2逆断层，走向东西到潞新一矿转向南，与F1断层相交，倾角17°左右，倾向南，转向后变成西，断距达3 000 m。一矿东翼采区和二矿西翼采区以F2断层为分界线，这两个采区矿压显现较强烈。
虽然，批判理论应该依靠精神分析来发挥这些元规范和解释作用，但并没有告诉批判理论家应该依赖何种精神分析理论。在做选择时，批判理论家们将面对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交织或完全对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从经典的弗洛伊德到克莱因、拉康，从自我心理学、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到主体间模式等等。
二、客体关系理论与批判理论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对死亡驱力进行了论述，其后弗洛伊德努力将这一理论融入到人类心理模式中，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人类心智理解的巨大进步”。虽然克莱因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和驱力理论一脉相承，但是相比较弗洛伊德，克莱因发现了人类关系中矛盾性驱力的含义。克莱因在对儿童的心理分析中，看到了生死之争的冲击。正如她所说的那样：“通过观察发现，幼童的心理在不可压抑的毁灭力量和拯救自己的欲望之间不断地挣扎，攻击他的对象并保护他们，我认识到，彼此斗争的原始力量正在起作用。” 然而，在克莱因看来，弗洛伊德本人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精神分析低估了攻击和侵犯在人的心理和情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克莱因从逻辑上拓展了驱力理论的含义，通过发展这一观点来理解生死本能在精神生活中统治性的相互作用。正因为克莱因对驱动概念的重构，在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中去理解驱力，使驱力理论符合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哲学任务，并为批判理论的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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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耐特对于温尼科特理论的借鉴，特别是他对温尼科特关于母婴融合理论的解释，受到了怀特布克(Joel Whitebook)的强烈批评。怀特布克指责霍耐特把温尼科特误解为“强烈的主体间性主义者”。怀特布克认为，与温尼科特关于母婴融合的说法一样，霍耐特过分强调“融合共生”而对“婴儿全能”的问题重视不足。正如怀特布克所说：“温尼科特是一位强烈的主体间性主义者，他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具有霍布斯主义倾向—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观点，这个“够好”的母亲和过渡的对象让孩子克服了原来无所不能的状态。”正如怀特布克所看到的那样，只要婴儿认为自己与母亲融合在一起，婴儿就处于一种全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与母亲的行为之间有任何区别。无论母亲做什么，都被作为婴儿本身的一部分，作为婴儿自己欲求的一个无中介的延伸。怀特布克提出更重要的一点是，婴儿全能的立场与承认的关系是不相容的：全能状态中的婴儿甚至没有把母亲作为一个与自身不同的实体，因此，婴儿根本没有把母亲作为一个可能的承认对象，更不用说一个值得承认的人。正如怀特布克所指出的，霍耐特注重融合而不是全能状态，他将“融合”等同于“未分化的主体间性”。[5]但正是这个等式把权力关系从婴幼儿无所不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使得它听起来好像母婴纽带本身就是一种承认的关系，如同它是承认关系范式一样。
霍耐特早期使用对象关系理论也受到另外一个方面的质疑，即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的婴儿研究，这个研究对母婴融合假说提出了相当大的经验质疑。[6]斯特恩声称，即使是非常小的婴儿(只有几个星期)，他们也具有初步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的照顾者是截然不同的，婴幼儿和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最好理解为互惠互动而不是融合。随后，鉴于证实婴儿存在“初级自我意识”，霍耐特已经接受了斯特恩的质疑—幼儿不能区分自己与环境的观点，因此，他对“幻觉万能的原始阶段整体观念产生了怀疑”。
然而，霍耐特也与怀特存在分歧，他认为用“无所不能”来表征这些融合状态是一种误导。对于霍耐特来说，婴儿不是将自己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幻想状态中分离出来，而是从爱的对象中分离出来。霍耐特将这种融合体验描述为婴儿身心安全的一种幸福感。因此，他认为，由于照顾者这个独立实体的介入，使融合的破裂，于是，婴儿产生了“恐惧、痛苦、愤怒、悲伤”的情感。虽然霍耐特承认，把这些融合经验称为主体间性的是需要纠正的，因为经历自己与照顾者融合的婴儿还不是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承认怀特布克的批评，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为什么这种合并(融合)经验与他的主体间性认知理论方法不相容”困惑不解。相反，霍耐特认为“婴儿偶尔发生的融合体验，是所有体验承认的零点(Nullpunkt)。”[7]这意味着：融合给我们带来了与另一个人完全没有中介的体验。在这样一种存在中，承认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承认关系预先假设为存在两个相互认可的不同主体。然而，霍耐特与怀特布克看似微不足道的术语上的分歧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它允许霍耐特提炼和延伸融合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是权力纠葛和对全能控制渴望的最早范例。
为了响应怀特布克和斯特恩的批评，霍耐特放弃了婴儿与照顾者融合的观点，然而，他仍然认为婴儿存在“与照顾者融合”这个重要阶段。霍耐特认为：合并或融合的阶段是偶发的—例如，婴儿正在哺乳或被照料的时候，他们是曾经经历过这一阶段的，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假定为发生过。在这个阶段中，婴儿与自己的照顾者融合在一起，使他/她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是自己需求和愿望的直接表达。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会使婴儿同时感到快乐和痛苦。霍耐特认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婴幼儿感到“快乐的融合(扩张)”，并且会使婴儿逐渐认识到其照顾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是自己痛苦的来源之一，也就是说，这是“非融合(分离)的负面经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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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选择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理论，霍耐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而且这个论证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他使用精神分析作为元规范和解释性描述的初衷。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精神分析对于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式解释版本提供了映射人类理性构成的最好方式，从而批判了道德理想主义，也不认为它很好地捕捉到了非理性主义、无意识和那些理解特定社会行为或事件所必需的心理需求。相反，霍耐特阐述了另一个理由，即因为主体间性版本的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可以相对无缝地被应用到社会理论中，他说到，温尼科特与古典精神分析方法不同之处在于，温尼科特版本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很容易就适合于黑格尔和米德理论框架的理论。霍耐特的理由似乎是矛盾的，换句话说，之所以霍耐特选择客体关系的主体间式精神分析理论，是因为它对主体间性的规范假设存在最少的破坏性。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霍耐特可能会被指责社会批判理论需要精神分析的理由不是对批判理论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检查，而是对其进行确认。
然而，尽管霍耐特并不拒绝承认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消极性否定力量，但他还是怀疑“消极性力量、犯罪倾向和分裂是人类驱动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将人类消极(否定)力量理解为“人类社会化过程内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也就是说，消极的刺激存在于婴幼儿与照顾者之间原始互动中不可避免的不足之中。承认照顾者的独立性——通过他或她的独立，要求独立存在的现实——给孩子造成了伤害，为婴幼儿灌输了与他人共生共荣的终身动力。霍耐特所赞成的客体关系方法并不像他所看到的那样消除了消极的否定力量; 相反，对象关系理论在动态关系中去理解心理中的消极力量，而不是采用驱动理论术语，它认为消极的否定性力量是交互式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天性的嫁妆”。
关键在于，抑郁使婴儿承认并接受与主要客体之间关系的矛盾性质。当婴儿进入抑郁状态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心理现实和外在现实。因此，意识到被爱的对象同时也是被恨的对象，并且外在的和内在的真实物体和想象的人物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当婴儿能够认识到母亲是一个整体的人，并认定她是一个真实的外在客体，而这个客体同时也是被迫害和理想化的幻想对象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抑郁的境地。
另外，霍纳特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理由怀疑这种人类天生的消极否定性驱动：即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种驱力。在这里他引用了一位婴儿研究者马丁·多尔内斯(Martin Dornes)的研究结果。多尔内斯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攻击性最好理解为对痛苦和剥夺经历的反应，而不是内部驱力的表现。根据这一观点，对幼童的攻击性“完全可以解释为对拒绝、忽视等行为的反应性管理，其来源是社会关系”，无论原因是因为由照顾者虐待、忽视所造成的创伤，还是因为照顾者不能或不愿意完全满足孩子的愿望。而且，霍耐特认为，即使另外一些经验证据确实支持了一种先天的攻击性驱动的存在，这种驱力的假设也不符合承认理论，只不过需要考虑攻击性驱力会给社会带来额外的敌意而已。[8]
综上，霍纳特提出不采用驱动理论的三个理由：(1)批判理论并不需要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版本去做精神分析最适合的工作; (2)经验证据否认侵略或死亡驱力的存在; (3)即使有理由相信这种驱动的存在，也不会对其认识论产生影响。
以上霍耐特的三个理由是值得我们注意和考虑的。首先，霍耐特不采用驱力版本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因为他否认这种驱力的本能性质，但是是否可以将人类攻击性定义为派生的——作为剥夺经历的必然结果，由于婴幼儿接受的事实是照顾者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这个独立的实体不会并且实际上不能满足婴幼儿所有的需要和愿望——并且能否对攻击性在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持续的作用给予满意的解释，这还是需要商榷的。其次，经验性证据不支持幼儿存在攻击性驱力，这个问题提出了有关婴儿经验研究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复杂并负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非常熟悉的问题，即社会交往参与者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察者角度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当以婴幼儿为研究对象时，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涉及到婴儿的体验时，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差距原则上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婴儿无法从第一人称角度向观察者提供任何说明，解释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行事。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是由控制、压制、摧毁他人的欲望所驱使的，对人类本能欲望的理解会使我们认识到：承认关系并非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简单，霍耐特所描绘的母子关系图景忽视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非对称权力关系，即子女反对来自父母的高高在上的权力和权威的斗争。父母在这里就是社会要求的化身。为了从父母(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从整个社会)那里得到维持自身生存需要所必需的承认，无论这种权利和权威是否合法，子女在具备对父母的权力进行判断或者对其合法性做出批判性评价之前，都必须对父母的权力让步。霍耐特也因为对承认关系的简单、片面认识而遭到了学界的批评——割裂了理性、合法性与权利间的复杂关系，社会批判理论若想避免这种危险，就需要通过对儿童(人类)矛盾心理的重新思考去认识家庭(社会)中的承认关系。
因此，一种在客体关系中不放弃驱力观念的精神分析理论，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人类消极否定性的力量，可能会更适合完成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为精神分析所设定的元规范和解释角色。这种与力比多有关的、坚持侵略或死亡驱动概念版本的客体关系，能更好地检验批判理论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社会事务中统治和暴力的普遍性和持久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任务，克莱因的理论为批判理论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资源。
三、克莱因驱力概念的重构：关系中的驱力概念
尽管精神分析并没有在霍耐特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但霍耐特在他提出的承认范式中认为，主体间性的客体关系理论是最适合与批判理论进行理论整合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为承认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一书中，霍耐特吸收了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 Winnicott)的客体关系精神分析方法，他依靠温尼科特的理论以阐明家庭中的承认关系，个人通过家庭爱的形式形成基本的自信心，并以自信心为先决条件形成其他承认形式(法权、团结)。特别是，霍耐特借鉴温尼科特对母婴关系的描述，将其视为共生的融合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按照温尼科特的理论，霍耐特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为满足双方的需求，互动的双方完全相互依赖，并且不能单独地彼此区分(分开)”。[4]
(一)驱力的对象性
尽管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论述非常复杂且不断变化，但一个核心假设是驱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初级自恋之后，才会附着在物体上，而它所附属的物体具有很高偶然性(contingent)。弗洛伊德在《本能及其变迁》中写道：对象，对于本能来说是最可变的东西，对象原本并不是与本能连接在一起的，而是仅仅因为使本能满足成为可能才附着于对象……本能在存在和变迁过程中其对象可以随时变化。尽管弗洛伊德使用的“客体”这个术语很复杂，但是他通常把驱力本身看作是主要的，而驱力所附着的对象——也就是说，力比多或侵略性驱动力所针对的那个人——是相对不重要的。 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关于客体概念的某些版本中，客体不一定是人。
因此，对于克莱因来说，驱力是心理力量，它们总是“面向他人，面向现实”。格林伯格(Greenberg)和米切尔(Mitchell)指出：对于克莱因而言，身体并不是驱力的来源，而是表达的载体。驱力本身是从根本上就已经定向的心理现象，它构成了复杂的情绪。[9]攻击并不是无方向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而毫无目的地附着于物体上的破坏性能量。克莱因体系中的侵略是个人明智的、有目的的仇恨，总是与特定的他人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克莱因的驱力是基于人的心理和关系基础上的概念，所以她对驱力结构性作用的理解也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截然不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性欲和攻击性都是基于身体的，从个体内部获得的无物体的能量，必须由自我来控制，通过实际原则的操作来强制实现对外部社会现实的要求。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所主张的那样，人类的中心斗争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性和攻击性的本能，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对于克莱因来说，相比之下，性欲和攻击性驱力从一开始就面向社会世界，因为它们本质上是针对对象的。因此，正如格林伯格和米切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克莱因而言，人类经验的核心冲突在于爱与恨之间，在于对他人的关心保护与对他人的恶意破坏之间。”也就是说，冲突不是在人类内在的反社会性和他们必须达成和解的社会现实的要求之间，而是在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性或相关社会模式之间的一种形式。
而对于克莱因来说，驱力是“内在地，不可分割地指向对象”的。克莱因对“对象”这个术语的使用不仅指本能驱力的对象，也指特定的对象关系，也就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正如克莱因所说的那样，任何本能冲动，任何焦虑，都是涉及外在或内在“物体”的心理过程。换句话说，爱、仇恨、幻想、焦虑、防御与外部和内部物体(这个物体包括：真实的其他人和构成了人类心理现实的虚构图像)的关系是情感生活的核心。但是，我们的外部和我们的内部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根据克莱因的观点，我们与外部物体的关系总是由内在的幻象和预测来构建和过滤的。换句话说，除了透过我们自己的幻想、焦虑和预测的镜头，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外部的其他事物，所有这一切都受到驱力的影响，这就是克莱因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中所说的“爱与恨，幻想，焦虑与防御”是从根本上与对象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每一次外在经验总是与他自己的幻想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每一次幻想都包含实际经验元素”的婴儿来说，情况都是如此的，但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主体间性总是与心灵内的幻想和投射纠缠在一起的。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大多以湘西作为环境背景，许多学者在原型视域下对沈从文如何艺术地构建湘西世界展开了研究。李海燕认为，沈从文对现代化生活的抗拒和对湘西故土的思念，促使他在构建湘西世界时不断地美化湘西世界，而现实生活中湘西世界的变化又使得这种美化充满了悲悯和无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成了在都市生活的沈从文心灵的避风港，寄托了沈从文对善与美的追求[13]。
(二)关系中驱力的矛盾结构
克莱因通过偏执分裂和抑郁概念对性欲与攻击性间的矛盾关系进行了解释。克莱因提出，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婴儿主要是由先天的攻击性和与客体分裂的经验所驱动。克莱因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孩子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这个乳房被分裂成了“好的乳房”——提供营养和照料，和“坏的乳房”——拒绝照料。由于受到自我毁灭性的攻击冲动的恐吓，这个婴儿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坏乳房”上，坏乳房被认为是一个可以用来报复、迫害的客体。婴儿反过来把爱的感觉投射到理想化的“好乳房”上，为了保护前者不受后者的伤害，好乳房必须与坏乳房分开，即使坏乳房的破坏性来源于婴儿自己破坏性愤怒，它还是已经被投射到母亲身上。克莱因使用“偏执狂”一词来解释对客体的愤怒，这一精神分裂术语既指出这一位置的分裂特征，也指出婴儿现阶段是分裂的阶段。
然而，克莱因驱动理论的明显优势在于，它并没有让人类背上这个天性枷锁。在克莱因的叙述中，攻击和破坏并不被理解为源于天生的反社会性，而是作为关系中的一种激情，也就是说，作为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人相关的构成倾向，如社会性方面本身。而且，克莱恩并没有以生物学的本能方式来设想驱力。相反，她将驱力理解为通过身体表达的自我心理和关系力量。克莱因对驱力关系性质的理解，使我们对驱力理论的理解更加历史化，会认识到早期的、无定形的和非结构化的驱力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由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塑造。因此，接受克莱因的驱力观念并不需要为所有社会都以相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非历史观点负有责任，即侵略和破坏性在某种文化或社会中的一成不变，即使它们总是不好的。即使我们假设侵略和破坏性是负面影响，它们仍然可以以各种方式处理。攻击性可以被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所压制，它可以被引导或升华成相对无害的文化形式(运动竞赛，哲学辩论，甚至是民主审议)，或者它可以通过关系驱力来平衡，使由其造成的损害不断得到修复。
图1为涡轮盘应力分布图，等效应力最大处为螺栓孔处，最大为685MPa。从计算结果来看，该涡轮盘的轮缘与幅板连接处、叶片叶根处应力也较高。螺栓孔处的温度约为760℃，该温度下GH710材料的屈服强度σb=785MPa；轮缘与幅板连接处、叶片叶根处温度约为760℃～800℃，此时材料屈服强度σ0.2在665MPa～785MPa。
对于克莱因而言，分裂与整合的过程表明了人际间的情感发展不是压制甚至也不是攻击性和破坏性冲动的升华，而是承受矛盾现实的必然结果，这些冲动是与爱情相关联的冲动共同存在的。此外，情感发展也是一个弥补的过程，攻击性冲动迫使我们惩罚我们爱的人，弥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外在或内在的关系，一种内心深处矛盾心理的状态，而不是诉诸分裂或其他狂躁的防御。重要的是，孩子的情感发展取决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形成的)他是否具备找到承受挫折方式的能力，能否承受由自己造成的爱与恨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因挫折而增加的仇恨与弥补内疚感的爱之间找到出路。
四、克莱因的驱力理论和批判理论
对于那些认为批判理论不需要驱力理论的人来说，其理由是因为驱力理论假设了一种天生的、生物决定性的反社会性，并认为这一反社会性是人性的核心，这种假设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哲学承诺是并不相容的。因为，社会批判理论认为，人类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和语言背景下构成的，人类能够批判地、自主地反思自己和社会世界，社会中的种种病态可以通过社会制度、实践、结构和关系，通过渐进性的、解放性的转变得到改善。
而抑郁却是一个整合过程，其特征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去经验，既包括好的经验也包括坏的经验，而自我是一个整体的自我。“因为攻击性冲动被认为是针对被爱对象的，所以儿童对母亲的爱和恨不再是广泛地分离的，而这一结果却增加了对失去的恐惧，产生了抑郁情绪(类似于哀悼的状态和强烈的内疚感)，……抑郁情绪的经验反过来又进一步发挥了整合自我的作用，因为它增加了儿童对心理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理解，以及对内部和外部更好的整合。”[10]一旦孩子开始将母亲体验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有好有坏的方面)，他将意识到攻击和摧毁的母亲是他所爱的、安全生存所依赖的同一个母亲。这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内疚感——因为担心被毁灭的“好妈妈”永远消失，由此而生的内疚感又引起了孩子在幻想和现实中渴望对母亲的伤害进行弥补的愿望。
3.3 年龄增高增加经产妇中各类高危妊娠的发生率 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均发现，高龄初产妇发生前置胎盘、妊娠高血压疾病、慢性高血压合并妊娠、妊娠期糖尿病比例显著高于非高龄组 [3-6]。
当然，说攻击和破坏总是消极的，也过于片面了。尽管它们与冲突升级和统治的加剧有关，但它们也是一种有助于打破僵化关系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创造方式。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与他人所有形式的联系天生都是好的，如果那样的话，这种联系不仅可以变得僵化和封闭，而且这种强大的与他人的友爱关系将会与新纳粹和黑手党息息相关。
因此，克莱因驱动理论与批判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克莱因强调人类经验的主体间和心灵内维度，即我们与外部其他人的实际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中个人的心理方面——虚幻预测和狂躁防御，与霍耐特强调的社会-心理条件更为契合，提供了一个比纯粹驱动理论或主体间性版本精神分析所提出的更为现实的人的概念。克莱因并不认为人类是被异化的、反社会的、被力比多力量所摧毁的或者是爱好和平的，他认为，人类只是因为一次痛苦的失败经历而变得具有侵略性，并且作为基本的社会生存者，人类在两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社会性模式之间徘徊，在相互联系和相互摧毁的驱力间徘徊(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因此，更为现实人的概念使克莱因理论非常适合扮演霍耐特所认为的精神分析应该为批判理论发挥元规范作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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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关于爱与恨之间矛盾斗争的描述对于批判理论也具有一些潜在的解释力。正如艾萨克·巴尔布斯(Isaac Balbus)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克莱恩帮助我们理解了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传统批判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即个人为什么能被统治系统所吸引，在主体形成的过程中是什么使我们易于屈服于统治。巴尔布斯坚持认为，“通过躁狂抵御抑郁焦虑和内疚的孩子通常会成为支配他人的成人，而通过理想化抵御抑郁焦虑和内疚的孩子通常会变成被别人控制的成人。”[11]虽然克莱因认为大多数人能够成功地消除抑郁症状并因此能够避免这些命运，但她也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脆弱的成就，必须在面对真实或精神上的损失时需要不断更新和加强自我。
总而言之，克莱因的关系驱力概念不仅符合批判理论的基本哲学任务，而且也比霍耐特所选用的精神分析主体间主义版本更适合去完成批判理论的元规范和解释角色。而且，克莱因对本能消极性的说法更为公平，而不会让我们相信人类的反社会性是天生固有的。她对人的概念比霍耐特的主体间主义理论更为现实和真实，这使得她的论述能更好地检验批判理论中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向。最后，她对矛盾心理的关注也颇具解释力，它使我们能够理解渴望权力和服从统治的心理动力。
五、结语
在霍耐特看来，精神分析的描述为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其以规范的方式思考。为了突出承认的首要地位，霍耐特将弗洛伊德正统学说与客体关系理论对立起来。对于霍耐特来说，弗洛伊德忽视了与他人的关系，即主体间性，从而忽视了交往的交际模式。霍耐特认为弗洛伊德的贡献仍然局限于驱动模型的僵化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读。首先，以辩证的方式表达客体关系理论和驱动模型是可能的。这两个模型可以互补，特别是因为它们是根据弗洛伊德和温尼科特的临床发展而建立的。其次，弗洛伊德的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忽视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弗洛伊德的贡献恰恰是把本我和驱力作为无意识物化的证据。潜意识被看作是自我和人格形成的一个组成因素，它与一切限制它寻求满足的现实事物始终冲突交织在一起。此外，对客体关系模型的强调并没有阻止霍耐特陷入主体自我概念的陷阱，适用于社会化概念的主体间性原则的激进化使主体间关系的创伤维度变得沉默。这一转变不仅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存在问题，而且在精神分析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方面也存在问题。在霍耐特的客体关系理论中，克服自恋的自我不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因为自恋不再是解放运动的问题，也不再是障碍，批判理论的批判潜力也逐步消失了。
正如美国哲学家李尔(Jonathan Lear)所说，霍耐特的承认框架是一种“从天堂坠落的世俗化结构”。这种叙述的结构是这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某种暂时的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条件，在经过断裂或破裂之后，我们剩下的生活将处于一种坠落状态，我们无法找回所失去的东西。在霍耐特的客体关系理论的主体间性阅读中，这种天堂失落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开始，在婴儿期，我们经历了与母亲融合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天堂般的，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与另一个人没有任何中介的纯粹的幸福。然而，母亲必须通过破坏这些融合来驱赶我们——实际上，就温尼科特的观点而言，通过引入可忍受的挫败感并因此让婴儿适应现实需求而破坏融合是母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结果是使婴儿感到痛苦和焦虑。根据霍耐特的说法，这种焦虑(不是任何天生的动力或倾向)是攻击性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融合的幸福体验，迫使我们寻求与其他人的承认关系，虽然与其他人无法完全重新获得但却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最接近初期融合奇妙体验的中介形式。
事实上，正如李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叙述的“职业病”是倾向于将在堕落之前的事态浪漫化或理想化。与这种倾向相关联的是，霍耐特可能不愿面对人类的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令人不安的特征。但是，李尔说到：“如果我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合体呢？如果我们不仅愿意同情他人，同时也是贪婪的，有竞争的，侵略性的，羡慕的，嫉妒的和杀人的动物呢？如果我们发展承认他人的能力是为了能够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欲望)呢？”[12]克莱因关于矛盾性驱力的论述——人类的联系之中既包括爱又包括恨的特性，印证了李尔所暗示的人类原始状态的描述。此外，通过矛盾心理去反思认知的方式，克莱因指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和体制结构在试图实现承认概念固有的规范承诺时所需要考虑到的：即承认的关系根植于融合的体验中，这种体验也是婴儿无所不能的一种体验，它本身可以为我们的攻击、破坏和统治行为服务。这个问题对于承认理论提出了相当大的质疑，不仅质疑承认的规范结构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充分实现，而且还质疑承认本身的规范地位。因此，批判理论需要重新拿起精神分析中最激进的武器——驱力理论，在人类生活中去揭示“理性行为者”的非理性行为，在生与死、爱与恨的矛盾关系中去讨论自我实现(价值、自治)的条件，真正地为承认而进行斗争。
土方开挖务必要保证后续工序的正常展开，不得延误工期。每个施工区的流水作业工序为：定位放线→机械挖土→清理整平→放基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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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Reconsidered from Drive Theory
FENG Ji1, BAI Su-yu2
(1.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2.Tianjin Coastal Polytechnic ，Tianjin 300450)
Abstract : Psychoanalysis theory provides a unique methodology for social critical theory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actical liberation. Axel Honneth adopted Winnicott’s object relation theory as the explanation basis of recognition theory. But compared with Winnicott’s theory, Klein’s theory of drive provides a more real concept of human beings, and gives more rich conno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for the destructiveness of human attacks. Therefore, Klein’s theory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ritical theory for psychoanalysis, and is more suitable as a meta-norm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Honneth's theory of recognition.
Key words : critical theory; psychoanalysis; death drive; aggression; Melanie Klein; Axel Honneth
收稿日期： 2019-05-25
作者简介： 冯 骥(1982-)，女，天津塘沽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政治哲学。
白苏妤(1984-)，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天津滨海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主要研究方向：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3-0018-07
标签：社会批判理论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死亡驱力论文; 攻击论文; 克莱因论文; 霍耐特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