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启思未来——关于《红学通史》编纂的构想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通史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红楼梦》于18世纪中叶问世以后，这部旷世奇书以及成为显学的《红楼梦》研究，便一同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一方面是《红楼梦》广为流行、盛久不衰的永恒魅力刺激了红学的兴起和发展，并造就了红学作为显学之盛世；另一方面则是《红楼梦》研究的日益深入，不断丰富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以及世人对它的认识，彼此相互推波助澜，在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演绎得如此轰轰烈烈，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正值新世纪开始之际，回顾二百多年来红学研究之历程，反思当今红学研究之现状，展望21世纪红学研究之走向，确是一个为红学界内外所普遍关注并应由红学家及时作出回答的热点话题。早在1999年11月召开的金华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期间，我们酝酿筹划多卷本《红学通史》的计划，这里发表我们的一些构想，并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指教。
●编纂多卷本《红学通史》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来筹划这一研究项目的？
○张庆善：《红楼梦》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宝藏，是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充满着超越时空的神奇魅力，吸引着一代代不同学科的学者投身其中进行精神探索和采掘。除文学界之外，还有哲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乃至自然科学界的学者都曾汇聚于红学之下，形成了最为广泛、最为庞大的研究队伍，为红学的兴盛和繁荣共同贡献了自己的学术创见和智慧。高山不弃抔土方能成其高，大河不捐细流方能成其大，红学研究能吸纳和聚集如此众多的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所以才能成就其显学地位——这一罕见的现象本身即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而其中诸多学者的学术创见更值得我们予以好好梳理，认真总结。昨天既联接今天，又启思明天，红学历史的研究是为了在回顾与总结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更好地寻找和建立未来红学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我们编纂《红学通史》的首要目的正在这里。
○梅新林：如果把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的评点视为红学之起点的话，那么红学至今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了。由于代代红楼学人的不懈努力，红学终于成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值此新世纪开端之际，需要站到新的历史高度，对这二百多年的学术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的发展与创新铺平道路。历史是一种财富，一种智慧，一种启示，无论是学术创见还是经验教训，未来的红学研究都需要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因此，我们编纂《红学通史》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即不是为了写史而写史，而是力图在历史的叙述中贯穿现实与未来意识，或者说，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红学通史》定位于“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的三结合上。
○张庆善：寻找与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对于未来红学研究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印证，即青年学者如何更好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以避免精神浪费。由于现有红学文献太多太多，若不对其进行一番系统梳理，简直如入茫茫大海，漫无边际，结果很容易造成选题的重复，不利于红学的创新与发展。《红楼梦学刊》常常收到一些稿子，作者化费了大量精力，而且自认为很有创见，实际上却是重复研究。究其原因，一是作者在主观上没有密切关注现有研究成果；二是在客观上作者没有条件准确获知与选题相关的研究信息。通过《红学通史》的编纂，仔细盘点一下红学研究的家底，然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的确也是很有意义的。
○梅新林：学术发展本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总结和不断创新的过程，要像接力赛那样一个个接着跑，而不是每个人从头开始跑，否则徒然消耗精神能源而于学术无益，对于刚刚迈入或即将迈入红学之门的学者来说，《红学通史》在这方面应该发挥其重要的参照作用。
○张庆善：《红学通史》的编纂既是新世纪红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在客观条件方面也已基本具备。关于未来红学发展路向的讨论与争鸣，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年青一代学者的团结与合作，都是完成《红学通史》编纂的重要保障。我们红楼梦研究所早就有编写新的红学史的计划，冯其庸、林冠夫先生曾主持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我们还计划立项编撰《百年红学述评》，试图对20世纪红学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一番梳理、总结与评价，同时还组织力量编辑了一百多万字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这些都为《红学通史》的编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梅新林：我认为，就《红学通史》编纂的可行性而论，关于红学历史与末来走向的世界回眸与前瞻的讨论与争鸣，为《红学通史》的编纂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与思想资源，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作为对二百多年红学研究的一次新的历史性总结，必须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理论与评价尺度重写一部崭新的红学史。那么，如何审视和把握二百年来红学研究的演进规律？又如何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与评价？
○张庆善：通观二百多年的红学历程，尽管充满着风雨沧桑，风波不断，争论不断，哗众取宠之论频频炒作，浅薄无聊之作时而出现，因而不能不对红学的学术规范有所冲击，对红学的学术声誉有所影响，但必须予以肯定的是，红学的主流是健康的，红学的成绩是巨大的。否则，将是对这么多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各界学者真诚的学术奉献的亵渎，也无法理解和解释红学之所以逐步成为显学的历史本身。
○梅新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艺术结晶，《红楼梦》既是文学的，又是超文学的，因而一部红学史就远远不局限于文学研究史，而是从文学进入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渗透性与综合性。一部红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文化史，或者更确切说是二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命运与历程的一个缩影。我认为红学史的独特个性与价值也正在这里。所以，我们既要由外观内，即透过红学的外部社会历史背景准确把握红学研究发展演进之轨迹；同时又要由内观外，即通过红学发展演进之曲线发掘其丰富深刻的社会文化含量。然后在此内外结合过程中对于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我们自己的独特判断与评价，比如对于红学史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学术主流把握的不同，即蕴含着各自独特的学术理念与价值尺度。质疑成见不仅需要学术敏感，同时更需学术勇气。
○张庆善：在红学史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红学研究作为学术而走向成熟始于本世纪初，奠基者为胡适与俞平伯先生，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将胡适发表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及俞平伯发表于1922年的《红楼梦辨》作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端的标志。这里首先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旧红学作出再评价？旧红学并非一无可取，许多学术闪光点至今依然很有价值，需要作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二是对于新红学也同样需要予以再认识。我们两人一致的看法是胡、俞是新红学的完成者，而开创者则是王国维先生，其发表于1904年的红学长文《红楼梦评论》，应视为开启新红学先声的标志性成果。
○梅新林：对！最早对旧红学发起冲击并主动走出旧红学窠臼的不是胡、俞而是王国维先生。早在1904年，王国维即已引入叔本华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并对当时盛行的索隐派与自传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的确是很先锋的。只是由于时代所限，王文未能得到当时及其后学者的响应，更未能创成一个学派，大有孤掌难鸣、高音难继之憾，这是先锋者的悲哀！所以，一直晚至20年代，才由留学西方的胡适先生融合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方法，最终完成了旧红学向新红学的转型。胡适先生之功主要在考据，即文献研究，而在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创见上反倒逊色于王文。比如胡适重新确认为王国维所否定的“自传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但王国维也有自身的局限，彼此具有互补性。因此，新红学的开创者或者说代表人物不应单提胡、俞，应是王、胡、俞三人，王是先锋，胡、适是完成者。
○张庆善：王国维与胡适代表了不同的学术理念、路径与方法，彼此的隐显消长实际上昭示了后来红学主流变迁的方向。假如王国维先生能独自或与同道开创新红学，则从本世纪初红学方向即会开始向文化与文本研究推进。然而，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是王国维先生本人还是当时的学术背景都还不具备这种可能。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热的勃兴，才与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重新接上轨，而期间却整整过去了四分之三世纪。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问世及其由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的最终完成，则无疑将红学研究的重心引向不同于王国维的注重文献研究的方向，自此之后文献研究倒是延绵不绝，一枝独秀。其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学术命运？与其说是《红楼梦考证》奠定了这一研究传统，毋宁说胡适此作暗含了整个红学发展之走向，因为在当时犹如一笔糊涂帐的红学研究，的确非常需要首先从文献上作一番清理功夫。其次是由于有关曹雪芹家庭及其本人留下了许多悬案，具有文献考据的价值。另外也得益于文献考据始终未曾受到学术外部变故的大的冲击，所以文献研究最终成全了新红学，而且成绩显著。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等也都是承此学术传统的集成之作。
○梅新林：一个旧的红学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红学时代的开始，除了外部社会历史背景影响的因素之外，的确需要一个拥有新的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学术群体的崛起及其代表性学术论著的问世。二十年代由旧红学向新红学的转型是如此，五十年代再向社会学的转型也是如此。从学术的传承与交易来看，以李希凡先生、蓝翎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是从批评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先生开始的，该派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红楼梦》的社会历史内涵，勃发着学术朝气，对于红学的转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红学时代。应该说，初期的社会学研究，或者说该派中的一些佼佼者，既注重于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又潜心于文学作品自身思想政治意义的发掘，这些研究的历史价值应予充分的肯定。然而社会学研究的不足是常常忽视《红楼梦》的文学特征，尤其是从社会学进一步走向政治学甚至政治图解之后，更显示出了有悖于文学自身规律的严重缺失。
○张庆善：从20年代初胡、俞完成旧红学向新红学的转型至五十年代初到社会学红学的崛起，历时三十年，再至八十年代初由社会学红学向文化学红学的转型也同样不多不少三十年。《红楼梦》文化学研究在八十年代初的兴盛，并一直延续至今天而不衰，既是由《红梦楼》小说本身所固有的超越文学的丰富文化意义所决定的，同时也直接激发于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整个学术界文化热的勃兴。严格地说，文化学的红学只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不是一个流派，在近二十年的研究历程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学术论著，然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这一学术思潮中，也存在着对文化学理论与概念套用、泛用、滥用、俗用的不良倾向。
○梅新林：八十年代初，《红楼梦》文化学研究的兴起，一是因红学圈内试图借用文化学理论进行学术创新；二是因红学圈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红楼梦》为范本阐释与印证文化学理论，内外合一，遂推动了文化学红学的兴盛。孙逊先生作于1992年的《“红楼文化”论纲》一文，曾就《红楼梦》的文化研究层次、内涵与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将“红楼文化”研究分为深层次的学术层面与俗文化层面。前者包括《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以及小说传播中的部分文化现象，后者涉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文化、旅游文化、绘画文化、戏曲文化、影视文化、游艺文化、茶文化等方面。在我看来，对于红学来说，后者固然不可忽视，但前者更为重要，就八十年代至今这一层面文化学研究趋向观之，大体可以分为神话学、宗教学、哲学研究三个分支，成绩也比较显著。当然，彼此也有交叉关系。今天，面对《红楼梦》文化学研究的繁荣与缺陷，我们应该更注意如何准确地把握“文学——文化”的维度深入文化哲学的深层研究，既不忽视《红楼梦》的文学特征，同时又注重发掘其文化哲学的深层与普遍的意义，以避免套用、泛用、滥用、俗用文化学原理与概念而不着红楼边际之弊。这样，也许更能推动文化学红学研究的走向深入，更富有创新性意义。
○张庆善：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已大致理出了红学史的发展线索，以及本世纪重要的转折点：1904年→20年代初→50年代初→80年代初。每一时期都有其学术主潮、代表人物与论著，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梅新林：宏观地看，本世纪的红学研究是世纪初王国维先生以跨文化比较研究开其首，世纪末跨学科的文化学研究收其尾，中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最后首尾遥遥相应，终点又回到始点，也许正应了“天道循环”之理。当然，以上仅就各个时期红学研究主潮转向而论，彼此尚有相互交叉、渗透、复合的关系，需要仔细予以辨认。
●第一部红学史著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后又陆续有一些相关的论著问世，《红学通史》将如何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实现学术创新与超越？要完成这样一个大型研究课题，当然需要做许多基础性工作，目前各方面的进展如何？
○张庆善：早在1960—1961年，郭豫适先生就曾因华东师大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与评论”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印了一本《红楼梦研究简史》讲义，后来又陆陆续续作了一些增补、删削和修改的工作，至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是《红楼梦》问世以来第一部红学史研究专著。
○梅新林：郭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及《续稿》不仅在学术研究史上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对于青年学者的治学来说，很有参考价值。因为你要迈进红学门槛，而且有所作为，不能不了解历史，不能不了解现有研究成果，不能不了解诸多争鸣的症结之所在。尽管郭先生本人在序中谦虚地说：“考虑到目前《红楼梦》研究的园地上还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著作，便把这个粗疏简略的本子拿出来发表，或者聊胜于无，使爱好《红楼梦》的读者增加一点关于《红楼梦》研究史的知识，并借此向更多的同志求教”，但其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则应给予高度的评价。在郭先生著作出版之后，又陆续有一些著作问世，影响较大者有韩进廉所著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白盾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此外，还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红学史研究论文。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编写《红学通史》的重要学术资源，我们会充分吸取其中的学术成果。
○张庆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前人所作的所有开拓性工作都是很有价值的，是我们得以继续前进的起点。但由于种种限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郭、韩二著分别问世于80年、81年，至今已近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正是红学研究非常活跃，《红楼梦》文化学研究相当兴盛的重要时期，郭、韩二著当然不可能涉及于此；另外则是观念问题。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之潮尚未兴起，许多评价尺度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因而需要更新；其他还有如学术观点的分歧乃至人事因素的介入，种种缺憾在所难免，因而尤有重写红学史之必要。重写红学史并不是续写红学史，即并不单纯将研究时间延续到今天，更重要的是站到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以新的理论视野与思维重新审视、评价二百多年来的红学历程，我们之所以取名之为《红学通史》，此“通”并非一种自诩，而是一种自励。
○梅新林：史书编写的价值如何，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史识，二是史体。《红学通史》不同于已有数种红学研究史，尝试建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三大板块结构的新体例。这是一种融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问题与争鸣、史实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的新探索，对于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红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启示今后红学的发展方向，并为青年学者的治学门径提供参照等等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比如钗黛合一问题，我们将会在“形象研究”中详细叙述其渊源流变，揭示目前学界研究之现状，评点历来研究之得失，这是一般红学史所难以做到的。在史识方面，我们不仅要力图以学术的原创性为尺度，对于每一个创见都予以公正的评价，而且要站到世纪之交的新的制高点上，以今天的理论成果重新审视历史，在精确把握学术发展整体走向的基础上作出创新性的独特评价。有位哲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只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不断重写之必要，之可能，之价值。《红学通史》也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达于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三结合的学术定位。
○张庆善：对于如何编写好这部《红学通史》，我们两人已经过多次讨论，也相应地作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前文已经提到，我们红学所已有《百年红学述评》的立项，我们所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也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理论准备方面，新林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红楼梦学刊》2000.2）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将是我们《红学通史》编写的学理基础。
○梅新林：除了充分利用前人所编的文献资源之外，为编写《红学通史》所需的其他相关的几个前期研究项目也已正式起动，一是《红学论文索引》，已完成；二是《红学书目提要》，正在进行之中；三是《红学纪年》，已完成部分内容。三者都是为编写《红学通史》所作的基础性工作，目的是为了使《红学通史》建立在更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这三者还可独立成书，可以为红学研究者提供信息之便。
●把《红学通史》定位于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启示未来的三结合上，以为未来的红学研究建立新的逻辑起点时，能否对进入21世纪后的红学研究作一预测？应如何实现突破和创新？
○张庆善：我们不是预言家，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对红学的未来发展，我们确实有些看法。从我们编写《红学通史》的新体例中，已充分地表述了我们的看法。进入21世纪的红学研究应将文献、文本与文化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融合中寻求创新，寻求突破。正如新林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一文所表述的，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真正消除红学与曹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但从已往的红学研究历史来看，以上三者的融合还需要一些时间，还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还需要诸多学者自觉的共同努力。由于文本研究长期受到忽略，因此回归文本研究将会成为近期红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实际上，在九十年代后期，文本研究的问题就已开始引起红学界的重视，我也已在许多场合发出了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吁。
○梅新林：学术的起承转合有其自身规律，过去的冷点可能会成为今天的热点。鉴于文本研究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它应该也有可能逐步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这是对长期以来红学偏向的反拨和校正。不管《红楼梦》内容如何丰富，也不管红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容否认的是，《红楼梦》首先是小说，是文学作品，因此占据首位和核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所以我把它在文献、文本、文化的“三文”研究中定位为“轴心地位”。
○张庆善：回归文本研究的趋势在90年代后期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但早在八十年代，随着文学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转移之风的兴起，这一趋势已露端倪。1980年，年事已高的俞平伯先生在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书面发言中指出：“《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1986年俞先生赴港讲学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再次呼吁展开文、哲两个方面的研究，以此作为今后红学研究突破的两个方向。这可视为直接提出回归文本研究的理论先声。联系九十年代后期回归文本研究的高涨，我们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俞先生的深邃眼光。
○梅新林：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学研究占据主流地位，俞先生的理论先声并没有引起红学界更为广泛、更为热烈的响应，以至于延搁了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文本研究才逐步显山露水，由边缘向中心挺进。以世纪末的俞先生与世纪初的王国维先生并观之，彼此何其相似乃尔！不过，就我个人研究的切身体会而言，我已从俞先生的宏论中获益非浅。九十年代中期，在《红楼梦哲学精神》一书中，我承俞先生的观点对回归文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回归文本之一是从非文本的外部研究回归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之二是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割裂状态回归于一百二十回本的艺术整体；之三是从对文本研究的笼统定性回归于对文本结构的具体析解。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文本研究已受到红学界的重点关注，也出版了一些颇有创意的论著，相信在21世纪会取得新的更重要的进展。
○张庆善：关于文本研究，我认为需要澄清一些观念。一是文本研究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涉及《红楼梦》研究的各个方面；二是文本研究的路径也是有多种选择的，人们可以不同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展开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三是文本研究离不开文献与文化研究，没有文献研究的基础支撑，没有文化研究的高层牵引，文化研究的轴心地位就会最终失落。
○梅新林：多元化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学术得以不断创新的重要条件，21世纪的红学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多元化，在多元化冲突与交融中寻求创新，寻求丰富，寻求深邃，最终达到多元与主潮的相对稳定与和谐统一，这对于红学界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与考验。此外，我们也非常珍视台港与海外前辈同仁的学术成果，不仅要在《红学通史》中充分反映他们的学术贡献，而且要通过更为广泛深入的学术交融，一同把21世纪的红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张庆善：编撰《红学通史》无疑是一项较大的学术工程，我们二人虽有此弘愿，无奈才疏学浅，能否胜任，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期待着前辈学者和学术同仁的不吝赐教。我们希望组织起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来完成这一宏伟工程，我们要以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加倍的努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