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中期英国政府中的中产阶层官员
史欣灵
摘 要： 16世纪英格兰经济、政治与社会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一些中产阶层精英获得公职，并逐渐在政府高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影响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都铎中期形成了有学识的官员群体，以其专业能力促进了时政问题的解决，实现了以枢密院改革为核心的政府组织革新。这一群体逐渐成为都铎中期的政府主要成员，主导国家管理，推动了近代早期英格兰政府的制度化、专业化进程。
关键词： 学者型官员 都铎政府 政治制度
都铎中期(1) 这一时段（1540—1570年代）以爱德华六世摄政统治为主要时期，兼跨亨利八世后期、玛丽一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早期，中央政府机构在此期间逐渐成型完善，其维续国家权力运作之地位亦不断增强。 的英格兰，大量接受过人文主义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的中产阶层知识精英进入了中央政府体系，如威廉·彼得（William Petre）、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约翰·奇克（John Cheke）、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和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等，并于1540—1570年代历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和国务秘书（Secretary of State）(2) 国务秘书（secretary of state），1530年代前属国王个人秘书，掌王玺（signet），地位低于其他重臣。托马斯·克
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就任以来，秘书的权力和地位迅速上升，秘书处成为都铎中央政府的核心部门。 等要职。由这些精英形成的学者型官员（scholar-statesmen）群体直接接触并行使国家权力，逐渐在政府中跻居主导地位，因其相对理性的施政实践，成为推动这一时期英格兰国家运作的重要主体。
知识分子(3) “知识分子”（[Fran.] intellectuel, [Eng.] intellectual）这一表述，诞生于19世纪末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主要指心怀人类进步和社会正义、主动介入公共事件的知识精英。法国史家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美国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等均为知识分子史的重要倡导者和研究者，其研究视野集中于20世纪的法国，他们对著名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平、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等进行深入分析，并关注其时的公共政治与社会文化。而诸家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各不相同，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即主要关注中世纪随城市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居于教士身份的知识精英。 主要指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具有社会批判自觉和能力，并活跃于公共政治领域的个人或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20世纪中叶以降，法、美等国学界知识分子史研究的重要关怀之一。有关都铎政府史的研究多关注于中长时段的宏观变动，着重探讨具体机构的职能、运作与变革(1) 代表性研究如G. R. 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Cambridge [E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而对这一过程中官员群体作用的探讨稍显不足；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多以传记为主要形式。对群体及其在体制演进中的作用，也少有论述。(2) 早至17、18世纪即有诸多传记作品，如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London, 1665;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Thomas Smith, London, 1698;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John Cheke, M. A. London, 1705. 当代研究如Albert J. Schmidt, “Thomas Wilson, Tudor Scholar-Statesma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20, No. 3 (May, 1957), pp. 205-218; F. G. Emmison, Tudor Secretary: Sir William Petre at Court and Ho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Mary Dewar,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4; J. M. Anderson, The Honorable Burden of Public Office: English Humanists and Tudor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eter Lang, 2010. 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之上，借鉴知识分子史的相关理路，探讨都铎中期知识官员与政治演进之关系。
反观自己，也曾那么喜好过这些。生活也并未把自己逼到窘境，让自己非得放下什么。然而，好多喜好却一天天丢失了。日子倒是简单了，却简单到了枯燥苍白。再没有为等晚上一场自己喜欢的球赛，一整天兴奋得像心里揣只小兔似的感受了。生活没有了期待，一切变得索然无味。
一、知识官员群体的形成
伴随都铎中前期宫廷与中央政府体系的变动与发展，大量知识精英进入中央行政系统。他们的出身背景与文教经历，以及政府官员身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学识、有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官员群体，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中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宫廷与中央政府机构长期为世家贵族所主导。至15世纪中后期，贵族在长达30余年的玫瑰战争中数量锐减，实力大为下降。加之都铎早期亨利七世、亨利八世采取与西班牙联姻、镇压国内诸贵族等一系列措施，英格兰贵族的经济与政治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宫廷与中央政府中贵族成员较前代大幅减少。亨利八世继位之时，朝中仅有一位公爵、一位侯爵和九位伯爵。(3) G. R. Elton, Reform and Reformation: England 1509-1558,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 如是延续至都铎中期，传统贵族在中央政务机构的比重一直有限，如在亨利八世遗嘱所指定的16人枢密院成员中，托马斯·赖奥斯利（Thomas Wriothesley）等多数贵族均非世家出身，其获得头衔的时间集中在1530—1540年代。(4) Wriothesly, Chronicle, I, 115, in David C. Douglas,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263; 1 January 1544, L. P. XIX, i, 80, g. i, in David C. Douglas, ed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264; “Arrangements for the Succession and a Council of Regency in Hen. VIII’s Will”, 30 Dec. 1546,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p. 459; “Arrangements for Minority of Edward VI”,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471; 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 eds.,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485-1603,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7. 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的政府中，贵族成员亦居少数；至北方贵族和诺福克公爵的叛乱被平定后，传统贵族乃彻底无存于枢密院。(5)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I,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1922, pp. 131-133. 世家贵族在中央政务机构中数量和作用的下降，改变了体系内部的政治格局，并在客观上为其他阶层的成员进入和上升提供了空间。
1.2.2 5'缺失表达载体的构建 将各片段TA克隆至pMD19-T载体上，热激法转化大肠杆菌E.coli DH5α，培养12～16 h后挑单克隆，PCR鉴定阳性转化子，测序得到准确的质粒。
这些有学识的官员对理想的国家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理论阐释，试图通过自觉的设计实现社会和谐，体现了对国家建设的充分责任感。1549年，托马斯·史密斯发表《对话集》，指出“没有人是共和国的局外人”(1) Sir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11. ，议会必须考虑国家的改革，议员以外的共和国成员都应具有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作为都铎中期国务处理最核心的部门，枢密院的定制与改革构成了16世纪中叶英格兰政府组织演进过程中最为主要的部分。拥有专业能力的官员一方面主导枢密院的日常运作，一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他们在都铎中期国家与政府形态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作为财政支出和借取外债的重大项目，佩吉特在1548年圣诞夜的一封信件中针对旷日持久的苏格兰战争进行了详细分析。除对国际外交形势的剖析外，佩吉特直接指出了国内财政状况面临的困境，认为此时“正处于贫穷、负债和缺乏人力的状况，难以从内部寻求帮助，而外部其他国家和地区亦不会施以援手”。(1)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on Christmas Day, at night, 1548”, in William Paget & Barrett L. Beer, “A Critique of the Protectorate: An Unpublished Letter of Sir William Paget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34, No. 3 (May, 1971), p. 281. 在劝谏萨默塞特停战的同时，佩吉特还在信件中向萨默塞特公爵推荐了两位人选，其一为安东尼·奥彻（Sir Anthony Aucher），佩吉特认为其可担任负责海上给养的海军部司库一职；另一人是沃尔特·迈尔德梅（Thomas Mildmay），其父是亨利八世时期土地没收法院（Court of Augmentations）的审计员，佩吉特认为他有能力处理好钱款与铸币问题。(2)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on Christmas Day, at night, 1548”, in William Paget & Barrett L. Beer, “A Critique of the Protectorate: An Unpublished Letter of Sir William Paget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34, No. 3 (May, 1971), p. 281. 迈尔德梅此后在诺森伯兰时期的财政事务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被任命为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通过对都铎中期社会经济与阶层状况的分析，佩吉特指出，16世纪中前期频繁的土地流转与兼并，使英格兰形成了一批在朝中拥有较高地位和政治势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土地阶层（land class）的联合是导致国家金融问题的重要原因，有产者还将可能阻碍议会对税收或补助金的征集。(3)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on Christmas Day, at night, 1548”, in William Paget & Barrett L. Beer, “A Critique of the Protectorate: An Unpublished Letter of Sir William Paget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34, No. 3 (May, 1971), p. 280. 基于这一认识，佩吉特建议萨默塞特通过支持土地阶级而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托马斯·史密斯任国务秘书时亦感于时事，于1549年著成《关于英格兰王国之公益的对话集》，对英格兰社会面临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此著以分属不同阶层的医生、骑士、农民、制帽工人等人物之间对话录的形式展开，揭示出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利益与阶级仇恨，他认为这些现象是由社会经济问题造成的。史密斯指出，国家正面临着普遍的物价高涨、国库空虚、城镇衰退和宗教分歧等问题，希望能制定一个系统的经济政策，以确保问题在可控范围内得到解决。通过现实而冷静的分析，史密斯反对萨默塞特此前采取的反圈地措施与主动贬值货币的政策，认为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无益于整体问题的改善与解决。(4) Sir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ed. by Mary Dewar, Charlottesville: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69. 作为参与国家管理的核心成员，史密斯基于现实政治的需求，针对都铎政府的财政困境，提出了一整套改善经济状况的解决方案。1549年6月22日，他上书萨默塞特公爵，在信件中就国家收入来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建议萨默塞特采取要求清偿旧债、卖出部分王室领地等措施，以解决时下面临的财政困难。(5) “Sir Thomas Smith to the duke of Somerset, June 22 1549”, SP. 10/7, No. 38, in R. Lemon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of the Reigns of Edward VI, Mary, Elizabeth, 1547-1580,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6, pp. 112-113.
16世纪，英格兰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发生全面变革，这部分具有专业能力的知识精英逐渐成为都铎政府选任官员的主要倾向。都铎时期是英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承中世纪晚期遗风，启早期近代之变革，其间激荡宛转，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圈地运动等交叉进行，农业、手工业与对外贸易均有较大提升，社会思想则是新旧交变、繁荣代谢。与此同时出现物价上涨、贫富分化、宗教冲突等社会问题，国家管理层亟需作出应对措施。亨利八世晚期入朝的威廉·塞西尔，因其显著的财政能力，于爱德华六世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多次出任国务秘书、财政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等要职，主导了都铎中期的各项经济改革与国家财政事务的处理。与之相类，虽经王位更迭与其他政治动荡，威廉·波莱（Sir William Polet）和托马斯·迈尔德梅（Thomas Mildmay）等人，亦因杰出的财政能力而长期位居要职。同时，这一时期追求博学广闻的人文主义精英，也希望以其专业能力作为君主的专职谏臣和顾问，因而有主动追求仕途的动机。他们与宫廷要人形成庇护关系（patronage）(1) patronage一词源于法语，意指上级（superior）对下级（inferior）的保护和支持。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的语境下，这一概念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乃指一种由高位者施与的恩典、一种任命官员的权力和职官选任的模式。政府机构分散构建于庇护制的基础上，国王本人在庇护网络中居于最高，部分朝廷重臣亦在其中有重要地位。这一系统由多重个人关系网络联结而成，亦广泛渗透于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领域。 ，实现了官场晋升。如托马斯·克伦威尔为威廉·彼得的庇护人(2)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p. 430-431. ，约翰·奇克和托马斯·史密斯则受到亨利八世的御医巴茨（Dr. Butts）的恩庇(3) J. M. Anderson, The Honorable Burden of Public Office: English Humanists and Tudor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56. ，并因此受到国王的赏识，获得任用。这部分获取公职的知识精英，在任期间仍有相当一些人保持学术工作，如史密斯即在1549年著成《关于英格兰王国之公益的对话集》（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4) 由于书于托马斯·史密斯去世后的1581年方公开出版，学界关于其作者曾有争议。玛丽·杜瓦（Mary Dewar）于1966年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此书作者应为托马斯·史密斯，并确定其著成年份为1549年。参见Mary Dewar, “The Authorship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2(1966), pp. 388-400. ，1562—1565年间在驻法大使任上完成了《论英格兰共和国》（De Republica Anglorum），对英格兰的现实政治及其国家学说进行了深入阐释。爱德华六世时期入仕的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威尔逊，以其1551年所著《理性的法则：逻辑学的技艺》（Rule of Reason Conteinyng the Art of Logique）而闻名，更因1553年《修辞学技艺》（Arte of Rhetorique）而扬名愈远。1570年，威尔逊将德谟斯提尼的演说从希腊文译为英语，并在次年完成了《关于高利贷的对话集》（Discourse upon Usury）一书。以精英学者之身份出任政府公职，有学识的官员的为学与为官经历亦因之而交叉结合。
传统贵族在宫廷与中央政府机构中影响力减弱，客观上形成了容纳其他成员进身的空间。上升中的中产阶层有意识、有能力加大子弟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了人文素养和专业能力，正好迎合了16世纪都铎政府应对中世纪晚期以来社会各领域的矛盾与变动的需要。于是，出任国家公职的知识精英逐渐增多，形成新型官员群体，在都铎中期逐渐成为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结合。
二、财政危机中的建言献策
爱德华六世幼年继位，由行政官员主导国务处理，维持国家与政府体系的正常运作。面对都铎中期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管理中的困境，已于亨利八世中晚期进入中央政府的知识精英群体，以其学术能力对具体时事进行深入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引导。
2.4 应用 任意选取市面2种牌号(标记为A和B)的卷烟，采用该方法进行卷烟烟丝中K、Ca和Mg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牌号卷烟的烟丝中K、Ca和Mg含量都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牌号卷烟的叶组配方不同造成的。
(6)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 430.
枢密院等政府组织的定制逐渐完善，由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员主导的改革在整个都铎中期延续发展。针对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群体进行了有意识的规范化和合理化设计，体现了这一时期都铎政府构建理念的自觉化转向，亦反映出政府成员知识与管理能力的整体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对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推动了都铎中期的社会治理，促进了英格兰国家与政府形态的制度化进程。
由式(1)和式(2)计算得出不同地震烈度、不同场地类别下的地震影响系数,再根据地震影响系数α与加速度反应谱Sa之间的关系α=Sa/g,即可得出加速度反应谱.
基于对政治管理与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经验，都铎中期以佩吉特、彼得、塞西尔和史密斯等为代表的这些有学识的官员成为宫廷与政府体系的直接掌控与运作者，同时以专家身份维持国家政治运作，成为推动政策制定的主体力量。他们提出的时政分析和政策建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问题，缓解了都铎中期的财政与政治危机。政务处理既为知识官员的重要职责，也是实现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表现。
时任国务秘书的威廉·佩吉特对这一时期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特别重视，认为这是国家各领域政策制定中的核心要素。在人口增长、农业歉收的情形下，都铎中期物价迅速攀升。以1538—1541年作为基准（100），物价指数于1545年飙升至124.6，1548年升至141.5，1549年则为163.0，次年小幅上升至168.8，至1551年达到202.3，并长期在这一水平波动。(1) A. E. Feaveryear, The Pound Sterl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64. 其中，食品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尤为可观：如将1301—1310年的数据作为基准（100），15—16世纪之交（1491—1500）方缓慢上涨为127，而1531—1540年已为210，1541—1550年迅速攀升至257，1551—1560年已高达464。(2) Barry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50,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7, p. 85. 政府在都铎中前期实行的货币主动贬值政策，则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1526年，1英镑价值26先令8便士；而至1551年7月，1英镑已贬值为13先令4便士。(3) Ann B. Clark, “Thought, Word and Deed in the Mid-Tudor Commonwealth: Sir Thomas Smith and Sir William Ce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1979),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of Portland University. Paper 2776, p. 64. 同时，亨利八世以来官僚队伍不断扩大，导致维持政府和王室的经费上升，1547—1552年，行政管理开支已然翻倍。(4) G. R. Elton, Reform and Reformation: England, 1509-1558,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56. 加之亨利八世时期遗留的10万镑外债(5) Albert Pollard, England under Protector Somerset: An Essay, London,1900, p. 45. ，爱德华继位以来，财政问题愈发严峻，税收状况亦无法跟上国家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6) F. C. Dietz, “Finances of Edward VI and Mary”,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III, No. 2, 1918, Northampton, Mass.: Dept. of Hist. of Smith College, p. 81. Quoted in Ann B. Clark, “Thought, Word and Deed in the Mid-Tudor Commonwealth: Sir Thomas Smith and Sir William Ce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1979),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of Portland University. Paper 2776. p. 99. 1544—1551年间，政府通过贬值金属铸币的措施，共获得90万镑以弥补赤字(7) Fredrick Charles Diez, English Government Finance 1485-155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21, p. 149. 。这一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却加剧了下层民众的贫困，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三、规范枢密院的运行机制
传统贵族的衰落，中产阶层（middle-class）(1) 20世纪前中期，学界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R. H. 托尼（R. H. Tawney）和G. E.明格（G. E. Mingay）等一众史家关于乡绅（gentry）及中等阶层等问题的诸多探讨，其中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各不相同。通观其论，作为动态形成过程的“中等”概念，则主要为区别于高级贵族和底层民众的中间阶层，包括约曼和乡绅等乡村土地阶层、骑士等低等贵族，以及城镇的工商业者、律师和神职人员等专业群体。R. H. Tawney,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1, No. 1 (1941), pp. 1-38; G. E. Mingay,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 1976. 其余尚有大量研究，此不再列。 地位上升，是16世纪英格兰社会纵向流动的主要趋势。这一时期供职于宫廷与中央政府，甚或身居高位的官员，颇多出身中产者，其中即包括典型的有学识的官员：托马斯·史密斯于爱德华六世至伊丽莎白时期数任国务秘书，对都铎中期经济改革等事务影响重大，其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是埃塞克斯（Essex）一位富有的乡绅(2)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Thomas Smith, p. 1-3. ；威廉·彼得历事四位君主，是德文教区托牛顿（Tor Newton）约翰·彼得（John Petre）的长子，出身乡绅之家(3)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 430. ；约翰·奇克曾任爱德华六世之幼年教师，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及其后出任财政大臣、国务秘书等职，其父彼得·奇克（Peter Cheke）则为剑桥一位神学仪仗官（bedell of divinity）(4) J. M. Anderson, The Honorable Burden of Public Office: English Humanists and Tudor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eter Lang, 2010, p. 1. ，如此等等。中产阶层的扩大与实力的提高，使这些家庭有能力、有意愿承担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加之这一时期英格兰地区沛然长盛的人文主义风潮，使15世纪末与16世纪早期的中等阶层，已然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他们因谋求家族地位与利益的需要，希望后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培养专业能力，进而从事体面的工作。劳伦斯·斯通在有关英格兰近代早期“教育革命”（educational revolution）的研究中，论述了中等阶层在兴资办学、传播书籍和教育后代子弟等方面的重视及推动作用。(5) Lawrence Ston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60-1640”, Past & Present, No. 28 (Jul., 1964), p. 41-80. 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子弟从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学习后进入大学，接受法律、古典语言或神学等学科的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专业能力、积淀了人文修养，有些还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声誉与地位。前述威廉·彼得，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接受教育，取得法学学位并成为知名学者。(6) 约翰·奇克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优秀的交流能力与文学水平(7)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John Cheke, M. A.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Wyat, at the Rose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705, pp. 6-7. ，在1540年亨利八世创设钦定讲座教席之时被选为希腊语教授，广受当时学者的爱戴。托马斯·史密斯则是与奇克同朝为官的友人，亦为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精于逻辑学、伦理学、古代与当代历史等，于1540年成为首位民法钦定讲座教授(8) J. M. Anderson, The Honorable Burden of Public Office: English Humanists and Tudor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55-58. ，是其时英格兰最优秀的学者，曾被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誉为“剑桥之花”。(9) Richard Eden, “Preface”, in Martin Cortez, The Art of Navigation, 1561, p. i.
承亨利八世时期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政府改革，枢密院于都铎前期成为一个确定的政府机构，与王权的强化趋势相应，直接处理国家重大内外事务。亨利八世在遗嘱中指定了16位执行人组成新的枢密院，在幼主成年之前集体行使摄政职能。(2) “Arrangements for the Succession and a Council of Regency in Hen. VIII’s Will. 30 Dec. 1546”,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459; “Arrangements for Minority of Edward VI”,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471. 其中除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等3人为教会人士外，余者以具有学识和专业能力的官员为主，包括国务秘书威廉·佩吉特爵士等，他们在爱德华六世以来的都铎中晚期政坛中居于重要地位。(3) “Arrangements for the Succession and a Council of Regency in Hen. VIII’s Will. 30 Dec. 1546”,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459; “Arrangements for Minority of Edward VI”,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 471. 通过1547年初的一系列政治手段，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的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成为萨默塞特公爵，并被授予“护国公”（protector）称号。在爱德华六世统治前期，国家内外政务由护国公一人独揽，萨默塞特“乃是无名而有实的君主，确切说来，他被所有人尊为‘国王的国王’”。(4) “He was all but the king, or rather esteemed by everyone as the king of the king”, Quote in “Francis Bourgoyne to John Calvin. London, 22nd Jan. 1552”, in Zurivh Lette?rs, II. pp. 731-737,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 Vol. 5, (1485-1558), p. 415. 而他仅仅“会在两处出现：一是当特殊事宜需要其召集同僚至国王御前，另一处则是在其信件的署名之中”。(5)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100. 枢密院成为其批准个人意见的“橡皮图章”，常规集会和方案建议经常被忽视不理。(6)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17. 在这种情况下，枢密院成员对萨默塞特的事实独裁愈发不满，威廉·佩吉特亦曾多次在信件中告诫萨默塞特，应当“遵从枢密院的建议”。(7) “To Somerset. Westminster. 2 January, 1548-1549”. (PLB; another copy in BM, Cotton MS, Titus F. iii, fo. 273.) in L. Beer Barrett, M. Jack Sybil, B. Litt. and F. R. Hist. S., eds., “The Letters of William, Lord Paget of Beaudesert, 1547-1563”, Camden Fourth Series, No. 13 (1974), p. 20.
1549年10月，约翰·达德利带领大部分枢密院成员在伦敦发动政变，推翻了萨默塞特的摄政统治。针对不合既往政治运作的主政方式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部分官员出于纠偏意识以及提高行政效率和规范程序的考虑，提出了枢密院的改制方案。在萨默塞特时期，枢密院事实上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并且在成员组成、召集方式和运作程序等方面，均无确定的规程。亲历了爱德华六世前期的枢密院运作，佩吉特在1550年3月给时任国务秘书威廉·彼得的信件中，对枢密院的人员构成、开会时间、收信程序和会议记录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安排，规范了枢密院的会议频率与具体时间，规定每周至少于周二、四、六进行三次会议讨论国王要事（king’s affair），于早上八点到正餐时间、午后两点到四点均集合于会议室（council chamber）开会。(1) “Advice to the King’s Council. No place. 23 March, 1549-1550”. (BM, Egerton MS 2603, fos. 33r-34’.) in L. Beer Barrett, M. Jack Sybil, B. Litt. and F. R. Hist. S. eds., “The Letters of William, Lord Paget of Beaudesert, 1547-1563”, Camden Fourth Series, No. 13(1974), pp. 98-100. Modernized text in G. 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7-98. 政变后上台主政的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亦鉴于故事，认识到枢密院在国家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不重蹈西摩之覆辙的重要途径，即在于维持枢密院的有效运作。1550年春，诺森伯兰采纳了威廉·佩吉特的方案，开始对枢密院进行改革。(2)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164. 1553年，威廉·彼得在枢密院法案中将决策程序与枢密院会议规范化(3)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164. ，具体确定了枢密院会议的时间，排定了会议的内容与议程，明确了枢密院的成员及其管理规章。(4) “Certain Articles Devised and Delivered by the King’s Majesty, for the Quick, Better, and More Orderly Dispatch of Causes, by His Majesty’s Privy Council”, in J. G. Nichols, Lit. Rem. King Edward VI, II, 552, in C. H. Williams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1485-1558), pp. 529-531. 诺森伯兰主政时期，威廉·塞西尔主导枢密院进行高效的工作，每周举行3—4次会议。(5)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106.
以佩吉特等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官员群体，自16世纪中前期进入都铎宫廷与中央政府以来，在仕途上不断成长，逐渐提高了政治与经济实力，改变了中世纪晚期以来宫廷与中央政府的成员结构，维持并提高了政府成员的专业化程度。
1549年10月政变之后，接掌摄政权能的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 Duke of Northumberland）采纳了佩吉特建议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削减开支的措施立即实行，同时结束了苏格兰战争。此外，作为诺森伯兰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1) D. E. Hoak,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p. 212. ，威廉·塞西尔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前为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赤字，萨默塞特推行了货币贬值政策，导致物价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也随通货膨胀一并而起。1550年，塞西尔就任国务秘书，并于1551年与沃尔特·迈尔德梅、威廉·波莱和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等组成了处理经济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塞西尔等人着力于恢复币值和扩大财政收入来源，改革政府机构以削减行政开支。同时，枢密院于1552年通过法案，取消了汉萨同盟此前获得的商业特权。(2)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New Series, III, 1550-1552, HMSO, 1891, pp. 487-489, in 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eds.,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1000-1760),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77, p. 297. 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使得爱德华六世统治后期的财政危机大为缓解。参与主持经济改革的塞西尔，在此期间一直与其友人、在政变中失去国务秘书一职的托马斯·史密斯保持密切的交流与联系。此时虽不在官位的史密斯仍然通过塞西尔与朝廷保持着密切联系，心系经济改革等各项事务。他为枢密院提供了很多建议，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继续发挥了重要影响。传记作家约翰·斯特赖普认为，“史密斯即使已非国务秘书，但似乎仍然对宫廷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因国是之故受到任用”。(3)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Thomas Smith, London, 1698, p. 45. 在长期共事中，塞西尔在诸多方面学习史密斯，如1552年实行的币制改革等经济政策，即是受史密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当伊丽莎白时期再度出现这一问题时，史密斯通过塞西尔间接参与了1560年对金属铸币币值的确定。(4) C. E. Challis, The Tudor Coin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5, 135-137. Quoted in Ann B. Clark, "Thought, Word and Deed in the Mid-Tudor Commonwealth: Sir Thomas Smith and Sir William Cecil in the Reign of Edward VI" (1979),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of Portland University, Paper 2776. p. 93. 此外，托马斯·威尔逊在伊丽莎白一世早期参与了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于1571年在下院推动了反高利贷法案的通过。他撰写的《关于高利贷的对话集》，系统阐发了他本人所理解的一些经济学原则。(5) J. M. Anderson, The Honorable Burden of Public Office: English Humanists and Tudor Politic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51; Thomas Wilson, A discourse vppon vsurye, Londini: In aedibus Rychardi Tottelli, 1572. 塞西尔与史密斯等官员，以其知识能力为现实政治提供了解决方案，并通过掌握的国家管理权加以落实，从而改善了都铎中期的财政状况与政治局面。
四、中产阶层官员占主导的政府成员结构
这一时期对政府架构与政策法令等各方面的设计，作为爱德华时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在其后的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得到实践和发展。(6) G. R. 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pp. 238-239. 枢密院集会程序与主要职能，在发展中保持相对稳定，并随其运作而进一步得到了规范。伊丽莎白时期，枢密院于1565年10月9日颁布法案，规定每周二、四、六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同年12月11日的法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一安排即与佩吉特1550年信件中的设计相合。(7) 边瑶：《都铎中期枢密院建制两方案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第78页。 受主政者和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枢密院的人员组成和数量存在短期的变动，如玛丽一世即位之时，起用了大量旧贵族和宗教人士，枢密院成员达到44人，其中大部分既无行政经验、亦无政府公职。这些成员分成不少于10个委员会分管事务，而其间权责各有交叉、斗争混乱。(8) J.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 D. 1485-1603, with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18, 224. 伊丽莎白一世的首个枢密院，则仅有18位成员。(9) J.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 D. 1485-1603, with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pp. 218, 224. 但如威廉·彼得、威廉·塞西尔等拥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在都铎中期政变与君主更迭的政治动荡下，仍长期掌有对财政事务等重要国家管理职位的控制，在枢密院中居于重要地位。作为常设的中央政府机构，枢密院在都铎中期由有行政经验的官员主导的一系列改革中逐渐制度化，国家事务得到及时讨论和处理，中央决策机构提高了效率，国家管理运作更为有序。
传统建筑因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用途，有着不同的样貌和细节。这些样貌和细节不仅在造型上极具美感，同时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这样的造型和内涵给陶瓷艺术带来许多灵感，两种艺术在历史长河中交汇、融合，产生许多美妙的艺术浪花。
1540—1570年代政治动荡，大法官、国务秘书、财政大臣等要职，仅在玛丽一世时期由教会人士，如温彻斯特主教史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 Bishop of Winchester）等短暂把持，其余时间多为具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出任。(1) Ken Powell and Chris Cook eds., English Historical Facts 1485-1603, pp. 20, 22-24. 这些官员各有其政治和人生经历，总体上说，他们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都呈上升态势。佩吉特于亨利八世统治中期进入政府，1532年即受职为御玺事务官（clerk of signet），1543年进入枢密院，并担任国务秘书，同时受任大使，派驻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2)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 99. 亨利八世驾崩后，佩吉特作为遗嘱中指定的16人枢密院成员之一，在爱德华·西摩确立其单一摄政体制的过程中颇具影响力。作为萨默塞特的友人和受信任的顾问，佩吉特于1547年成为爱德华六世的王室审计官（Comptroller of Household）、兰开斯特公爵领大法官（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获授嘉德骑士。(3)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 99. 同年，佩吉特被授予哈蒙兹沃思（Harmondsworth）庄园的领主权，并获得了斯塔福德郡的波德塞特（Beaudesert），1549年又以波德塞特男爵（Baron Paget de Beaudesert）身份进入上议院，同时拥有了斯塔福德郡坎诺克蔡司（Cannock Chase）和伯顿庄园（Burton Abbey）等大量地产。此后虽因诺森伯兰上台而遭到打击，但在玛丽一世继位后又被任用为私人顾问（privy councilor），再次进入嘉德骑士团，并在1555年成为掌玺大臣。伊丽莎白一世上台后他仍然备受尊重(4)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 99. ，在都铎中期的政坛具有重大影响力。威廉·彼得在其仕官经历中不断积累起地产与财富，政治权力与地位也不断攀升。因克伦威尔的引荐和提携、以及亨利八世的赏识，彼得在入朝之后获得快速晋升，1543年受封为骑士。1544年，彼得被任命为国务秘书，在亨利八世的遗嘱中被列入12人辅助理事会（of council）名单。(1) 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1988, pp. 189, 480. 在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政府中，彼得均曾出任国务秘书，在都铎中期英格兰的国家运作中掌有重要实权。
与之相类，其他成员在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获得了土地和恩赏等经济利益，甚至是贵族头衔。这些中产知识精英，在学界与政界均享有较高声望与权力，又因出任公职，地位进一步上升。著名拉丁文和希腊文学者约翰·奇克，早在1534年即被亨利八世授予御用学者（king’s scholar）之荣誉(2) John Strype ,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John Cheke, pp. 6-7. ，1544年又被延聘为爱德华王子的教师，爱德华六世登基后他仍然长期保持帝师身份。1548年，奇克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务长，是特派长官之一，可以视察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伊顿公学（Eton College）。(3)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John Cheke, pp. 44-45. 1551年，奇克受封骑士，1552—1553年任财政大臣，1553年6月成为国务秘书，进入枢密院。(4) David Lloyd, Statesmen and Favorites of England Since the Reformation, pp. 191-192. 与奇克同为亨利八世御用学者的史密斯，则已于1547年进入枢密院(5) Mary Dewar,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4, p. 26. ，1548年出任国务秘书(6) Mary Dewar,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p. 32. ，同年获封骑士。1549年10月政变后，史密斯被关进伦敦塔，失去所有公职、荣誉和地产；次年春天获释后，从国王处购买了整个欧弗斯通（Overston）庄园，经营田产，不久后又被起用，1551年再次以国务秘书身份出使法国。(7)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Thomas Smith, p. 58. 玛丽一世时期，史密斯与威廉·塞西尔失去一切公职，(8) John Stry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Thomas Smith, p. 59. 政治生涯中断数年，至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被再度任用为国务秘书。而同样身为学者的托马斯·威尔逊，在玛丽一世时期遭受打压之后，借助友人威廉·塞西尔和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的帮助，于伊丽莎白继位两年后获得宗教法庭（Court of Arches）辩护人（advocateship）、圣凯瑟琳医院（St. Katharine’s Hospital）和请求法庭（Court of Requests）主掌（mastership）等美差(9) The Visitation of the Country of Gloucester, i623, ed. by J. Maclean, Harl. Soc., XXI (London, I885), p. 278. Quoted in Albert J. Schmidt, “Thomas Wilson, Tudor Scholar-Statesma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20, No. 3 (May, 1957), p. 208. 。他在任期间以商业活动和从女王处获得的大量闲职、赠礼来提高地位，并于1571年获得100镑的终身年金。(10) P. R. O. Patent Rolls, 13 Eliz., C. 66/I076, m. 29. Quoted in Albert J. Schmidt, “Thomas Wilson, Tudor Scholar-Statesma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20, No. 3 (May, 1957), p. 216. 威尔逊还拥有大量地产，包括从林肯郡（Lincshire）的斯特拉比（Strubby）和沃辛博罗（Washingborough）继承而来以及在1570年代通过购买获得的土地等。他还在埃德蒙顿（Edmonton）的领地售卖木材。(11)1 P. R. O. Close Rolls, C. 54/917; C. 54/1017; C. 54/1050; C. 54/1054; C. 54/1005. PM. C. 142/233, No. 41, 34 Eliz. and Ct. of Wards 7/23, No. 112, 34 Eliz., Quoted in Albert J. Schmidt, “Thomas Wilson, Tudor Scholar-Statesma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20, No. 3 (May, 1957), p. 216. 577年，威尔逊出任国务秘书，1578年又受命成立国家和议会事务档案的管理处（SPO），并获任首位文件事务官（Clerk of the Papers）。(1) Albert J. Schmidt, “Thomas Wilson, Tudor Scholar-Statesma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20, No. 3 (May, 1957), p. 212. 由是，以佩吉特等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官员，长期控制着朝中的重要职务，以其学术能力实现了专家治国，在近代早期经济、社会与政治变动下，加强了政府的管控能力。他们自身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同时，也获得各种殊荣，获取了经济利益，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群体在都铎中期的宫廷和政府中的政治实力。如是往复相形，改变了由传统贵族主导的政治格局，推进了都铎政府的成员结构向专业化转进的历程。
生发于亨利八世时期的官员群体，逐渐成长为主导都铎中期英格兰政治演进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于专业学养以外怀有处理政务的热情，具有冷静而务实的政治头脑。他们作为国家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和执行人，以其知识和能力，以专家的眼光理性地审视与分析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参与并推动了各项政策法令的制定与实施，改善和解决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与政治危机。在知识官员的设计和推动下，调整了以枢密院为核心的国家机构，促进了中央政府组织的制度化。有学识和专业能力的官员群体的实力与地位不断上升，改变了都铎中期宫廷与中央政府中新旧力量的格局，推动了英国近代政府形态的形成与发展。
但不可过度夸大的是，都铎中期尚未形成现代政治话语意义中具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16世纪以学者（scholar）等概念名之的知识精英，就群体而论，在广义上存在共同的学术、政治活动领域与个人间的交际网络，但仍属边界模糊、内部认同较弱的存在范畴。相应而生成的官员群体，亦无明确的群体边界，只是以具有典范性特征的高位者为核心，逐渐向边缘弥散。获职居官之后，这一群体的主要身份属性立足于政府官员，其心态与行为乃与国家政治生态密切相关。近代国家与政府的建构，只有在社会的全面转型与协调发展中才得以实现。
在理解三种方法的意思时，部分学生出现困难：方法二和方法三，先求的是什么？后求的是什么？看着抽象的数量，学生眉头紧锁，睁着茫然的眼睛看着黑板。
本文作者史欣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张晓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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