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后现代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之后，“互文性”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形式——人言己用、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戏拟(parody)、模仿与仿作等等。互文性概念产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于是它就使上述传统文本手法具有了当代的理论内涵。互文性理论可以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两种基本范式。广义互文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他们的互文性理论主要从后现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获得理论基础，从语言自足论出发，否定作者的主体性，取而代之的语言和文本成为新的主体并相互对话和交织——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狭义互文性与传统的“影响-渊源”研究大致相似，它不象广义互文性那样从对语言的性质做出判定入手认定所有文本都是互文本，而是将互文性认定为：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即重视互文关系的可辨认和可论证性。代表人物是热奈特。
“互文性”是一个当代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批评术语和理论范畴。“‘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已一般地适用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这种现象预示了某种情惑和态度的变化，从而使得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1] 笔者认为引文中所言的情感和态度主要是指西方人在二战之后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一系列现代之后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态度——自我的彻底碎裂，没有了现代主义的焦虑和失落感，只剩下零散化的自我；主体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先于个人的语言、权利、无意识的产物；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可解释性；意义只存在于语言之中，为了经历现实我们不可能跳离语言的藩篱，因为现实都要经过语言的过滤和重新解释，我们的话语并不指称外在的事物。而这些体验和态度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中体现得十分鲜明和凝练。它们共同构成了互文性理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互文性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而后现代哲学，尤其是后现代语言哲学直接促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产生，为它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
一、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策略
文艺理论是在文艺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虽然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却不能离开文学艺术实践而孤立的发展。互文性理论寄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中，是后现代文学创作的理论表达，确切地说，是华丽的夸张表达；“互文性”研究之所以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一个焦点，是因为互文手法业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弥漫性的文本策略，以至于成为文本构成的决定性因素。
“后现代主义文学”通常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正式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鼎盛时期是70年代和80年代，到了90年代声势大减，并逐渐分化、沉寂。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诗歌、小说、戏剧诸文学体裁都有代表作家和作品：后现代诗歌不具有世界性，其主要活动场地是美国和欧洲，主要流派有投射派、自白派、具体诗、语言诗；后现代主义小说包括众多不同的流派，诸如新小说、黑色幽默、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现代主义戏剧主要有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特克的“说话剧”以及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的戏剧。
乌里奇·布洛赫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总结为如下几项：①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original)，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因此传统意义的作者不复存在了。作家不再进行原创，他只是重组和回收(recycle)先前文本的材料；②读者的解放：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组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③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现实世界)提供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镜子；④剽窃的文学：文学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或回收，它是寄生的。这致使传统的原创和剽窃之间的界限消失了；⑤碎片和混合：文本不再封闭、同质、统一，它是开放的，异质的，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这种混合建构的效果不在于和谐，而在于冲突。[2]
现代之后的文学表现出与前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相决绝的特征：作家的写作姿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作家采取了彻底的怀疑主义态度，怀疑文学再现现实和表现自我的可能性。作者再也不为了“原创性”的文本而思考、生活和承受痛苦，而是沉浸在破碎的话语世界感受着自我的碎裂。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表现出明显的“互异性”(热奈特的术语)，先前的文本被广泛的回收和借用，不同“肌质”的话语拼贴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破碎”的美。这种“破碎的美”正如巴特所谓作为织物或“恋人絮语”的“极乐文本”所表现出的色情的诱惑——“在两种物件(裤子与毛衣之间)、在两个边缘(半开的衬衣，手套与袖子)之间闪耀的皮肤间断具有的色情……是种显现——消失的表现状态在诱惑”。[3] 后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新的审美特征，促使理论家们重新思考文学的概念、文本的存在状态、文学的意义生成等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作为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文本策略的互文性手法自然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并且得出了“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的结论。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具体特征。
(一)作为碎片的现实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特征在于深度模式的消解，并且消解后不再试图予以重建。杜威·佛克马说：“现代主义者力求给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提供一个确实可靠，虽则绝对个人的看法；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放弃了寻求一种仅为个人信念体系和理智所确认的对世界的再现的企图”。[4] 后现代主义文学否定了世界的可解释性，否定了在复杂纷繁的具体事物后面有一个最高、最后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现实是没有本质和规律可以再现的，它本身就是碎裂的和令人捉摸不定的。罗伯-格里耶指出，“新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与巴尔扎克的传统小说表现的现实是不同的，“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完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它的完整性。但20世纪则不同了，它是不稳定的，是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它有很多含义都难以捉摸，因此，要描写这样一个现实，就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那种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飘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5]
(二)“零散化的自我”
罗伯-格里耶宣称：“以人物为主体的小说完全属于过去，它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对自己并不那么自信，也许它更加谦虚，因为它反对个人的强权；……惟‘人’独尊已经让位于一种范围更广、不完全以人为中心的觉悟”。[6] 后现代主义作家有着强烈的自我丧失感：我们再也不能把“个人”一词设想为一个完整的、有中心的、稳定的和已完成的自我。主体被视为语言、权利及无意识的产物，人不再是“自主性的我思”，而是先于个人的力量(语言、无意识、权利)的附带现象。福柯以“躯体”的概念取代“主体”的概念，有良知、自我反思的主体、创造性角色的主体被抹去，主体成为权利的无名导管或副产品——人将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一样。
奥地利后现代主义剧作家彼得·汉特克(1942-)的著名戏剧《卡斯帕》可以说演绎了雅克·拉康的语言理论。剧作以历史人物卡斯帕·豪塞为创作原型。主人公卡斯帕独自一人在一所林中小屋里住了16个年头。由于离群索居，此时他只会说一句话：“我要成为像我父亲那样的一位骑手”，人们于是开始教他恢复语言。汉特克选取这样一个人物，旨在通过对人物学习和恢复语言过程的描述，分析语言的社会功能——只要是人就必须学习语言，而语言有共性，必然构成对人的限制。语言是社会进行非个性化的手段，语言同化了个人，异化了人的自由本性。正如卡斯帕所说：“随着第一个句子的使用，我已经被捕捉住了”。这部戏剧至少向观众传达了这样一种焦虑，当代西方人的自我丧失感正在与日俱增，以往作为便捷交际工具的语言也成为异化的牢笼。
(三)话语的世界与文本的游戏
在“逻各斯中心”和“同一性自我”被消解后，世界、历史和主体成为永远触不到的东西，世界成为一个话语的世界。一般来说，现代主义文学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将内在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高度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并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自我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话语世界。作家们的意图不是再现世界，也不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既然语言能够制造现实，语言本身就是意义，那么，后现代主义作家只要沉溺于语言之中自由嬉戏，就能获得充分的意义和乐趣。于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文学进行戏仿、拼贴等互文性处理，在语言中自得其乐。这种创作姿态隐含着一种深刻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和无可奈何的疼痛。
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学整体面貌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互文手法的运用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弥漫性的现象，互文性成为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键词。难怪解构主义、后现代文本理论从当代的文学实践出发把一切文本都视为互文本，把一切写作都视为是“二级写作”。
二、互文性理论的后现代哲学背景
后现代主义哲学鲜明地表达了主体的自我丧失感和去中心感，严厉质疑笛卡儿和康德以降的主体性哲学——语言作为新的主体取代以往有个性、有理性和独立自持的个人主体。其中，旗帜最鲜明的哲学家是福柯和德里达。
(一)福柯：“话语位置”
“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失，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7] 以尼采为榜样，福柯的后现代任务就是把西方哲学从人本主义的“迷梦”中唤醒。人本主义所赞颂的理性、创造性的个人主体成为福柯所谓“权力的导管或副产品”——人死了！
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我们毕竟生活在符号和语言的世界……现实是不存在的，只存在语言，我们谈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内部说话”；[8] “说出的语言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说出的东西。”[9]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前已被说过的话语将作为一种制约性力量，规约以后将说出的话。从这个观念出发，他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创造主体”的说法。
启蒙传统的“自我反思的主体”是先于话语的，是话语意义的惟一源泉。而福柯则对这种先于话语意义的作者观念提出了质疑：“陈述的主体不应该被视为与表达的作者是同一的——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功能上。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句子的书写表达或语言表达……的原因。陈述的主体也不是充满了意义的意图，这种意图被认为先于词语而存在，能够像直观可见的事物那样支配词语……它是一个独特的、空虚的场所，这种独特的、空虚的场所事实上可以为不同的个人所填充。”[10] 在福柯看来，作者不是话语意义的起源，不是陈述主体；作者只不过是一个填充“话语位置”这一“虚空的场所”的任何人。这样，作为“自由创造主体”的作者观念被摒弃了。
(二)拉康：语言是异化的门槛
雅克·拉康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到由弗洛伊德开创的传统精神分析学中去，对语言习得在儿童心理形成过程中的功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坚持认为：语言对婴儿来说，是异化的开端。语言事先横陈在那儿，有它的固定法则和稳固结构。遵循语言法则(对婴儿来说，就是学会说话)，实际上是经受语言法则的控制和塑造。所以婴儿告别镜像期开始学习语言实际就是告别自由，从而迈进了结构化、秩序化、同时也是异化的门槛，婴儿此时开始尝到了结构的暴力。拉康称这一时期为象征秩序时期。象征秩序对于主体的优先性，显示了拉康反人本主义的倾向。象征秩序(我们也可以说语言、结构、父亲)是主体形成的窗口，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炼狱。个人的主体性不是自由地建构起来的，而恰恰是因为含羞受辱而获得的。正是由于“语言”，我们才被锻造成人。
总而言之，福柯、拉康的后现代哲学对后现代体验的哲性表述为互文性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人类个体主体性的丧失暗含着作者主体性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语言自主性的获得。从而，写就是语言写，而不是作者写；是语言自身而不是作者在文本的创作中、在文本的存在方式中起着主导作用。
三、互文性理论的语言哲学前提
“互文性”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实践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作为一种理论探索则是滥觞于当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当代各派互文性理论都从这一转向获得了理论支持。而这一转向的两个中坚人物是索绪尔和雅克·德里达。可以说互文性理论的产生和索绪尔一派的语言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联系。
(一)索绪尔：“结构”与“差别”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在笔者看来，其理论的形而上学价值在于让我们重新思想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人的关系。
传统的语言理论是“摹仿性的”，即一种“命名”的语言观：词与物之间有一种自然的结合，是“命名”与“被命名”的关系，因此语言与现实之间有一套给定的对应；现实是某种“外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语言只是事物的固定秩序的反映。传统的语言理论又是“人文主义”的，即工具论的语言观：孤立的个人主体是话语意义的起因或源泉；个人首先要有意义或意图要表达，然后才有话语实践，而语言则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工具。而索绪尔让人沮丧地宣称：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基本上是不相关联的；语言先于个人而存在，语言极少是个人主体的产物，而个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产物。
如果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天然而是任意的话，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符号的意指能力，即语言产生意义的能力呢？索绪尔认为“在语言里只存在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11]，符号的意义完全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别”。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为了揭示语言的性质，索绪尔不得不首先抑止或忘掉语言所说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或者符号所表示的真正目的要搁置起来，以便符号本身的结构可以得到更好的考察”。[12-1]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又是“反人文主义的”：意义是符号之间差异的结果，而与个人主体的意图无关。“如果说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体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要婉转地说：主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变成了一种非人结构里的作用。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新的主体实际是系统本身。它似乎具有传统个人主体的一切特征(自治、自我修正、统一，等等)”。[12-2] 这样，索绪尔确立了语言自足的观念，语言把自己以前所依附的“现实”和“人”远远地抛在身后，语言不再是现实的镜子和个人主体的表达工具，相反，语言先于人而存在，并构造了人类与现实。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确立了一个方向——用悬搁现实的办法，把符号“意义”变成只是能指之间差别的结果，是符号系统差异结构的结果，而与现实和个人主体无涉。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的人是雅克·德里达。
(二)雅克·德里达：“延异”与“踪迹”
索绪尔指出，语言可以比做一张纸：概念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只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意思是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单一的和线性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大致确定的。可索绪尔所说的“在语言里只存在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却意味着：词语的意义只是一个“差别”的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义是因为它“不是”其它符号，那么似乎每一个符号都由一个潜在的、无限的差异组织而构成。德里达就是在“差别”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核心的概念——“延异”。“延异”这一概念融合了“差别”和“推迟”两个含义。如果一个符号的意思是这个符号“不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没有任何符号是“完善的”或“具有充分的意思”，因为“差别”过程可以无限地发展下去。一个词的意义是某种暂时的、后延的、仍然有待于发生的东西。一个词的意义总是镌刻着其它词语的踪迹(trace)，“在场”的某个词总是暗含着其它许多“不在场”的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学正是利用“延异”的运作打破了结构主义关于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的梦想。于是，文字话语或口头话语变成无数能指的印痕和无限变化的一种不稳定过程——文字符号的能指“延异”使得每一种话语变成了“能指的交织物”。此时，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是能指自由嬉戏的“过程”，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如哲学文本、历史文本等)之间的界限也因能指的嬉戏而失去界限。一切文字、话语都处在能指无限的自由嬉戏而形成的互文性之中，文本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文本理论直接导致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她在《词、对话和小说》中说：“文字词语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13] 笔者以为这段引文至少可以概括出两个要点：第一，“词是若干文字的对话”，亦即德里达所说的每一个词都镌刻着其它词的踪迹，每一个词的意义都不是自身同一和完满的；第二，在任何一篇文本中，都是由“词语”引发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话互文关系。
索绪尔、德里达一派的语言哲学去除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与福柯和拉康一道使语言成为新的主体，这一主体具有以往人类主体的特征：自足、自我衍生和自我调节等等。这一派的语言哲学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四、结语
当代互文性理论产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之中，既来源于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又有其后现代哲学、后现代语言哲学的根基。因而它是一种当代性很强的理论，这种“当代性”一方面使其总结了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另一方面又显现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从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实践中概括出所有文学的特征，从而导致了使特殊成为一般的危险。对于其产生语境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它的当代性和它的“生成逻辑”。但任何关于特殊的理论都有其属于未来的一面，即具有普遍适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互文性理论的当代性，揭开它的生成逻辑，并努力找到它普遍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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