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开除党籍现象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籍论文,国民党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频繁发生的开除党籍历史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作者认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发展、党内权利之争和蒋的独裁内战政策等是其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具有发生频繁、范围广、级别高、数量大、被开除者不承认被开除之处分、开除党籍的无原则性等特点。
关键词 国民党 开除党籍
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到1949年在大陆彻底失败，短短二十几年，其开除党籍事件频繁发生，几乎所有国民党大员都被开除过党籍，许多人还不止一次被开除。如国民党一大51名中央委员〔1〕中， 先后曾被开除党籍者达38人。这种现象在中外政党史上都十分罕见。笔者拟对此现象之原因和特点作一探析，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
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导致国民党大规模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第一个原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然而，这种党内合作形式一开始就遭到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对，存在着极不稳定的因素，预示着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必然要发生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早在1923年10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改组。在国民党“一大”上，右派分子方瑞麟等提出要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1924年6月， 中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声称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2〕。 孙中山逝世后，右派分子加紧了反共步伐。当时左派尚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对此进行了还击，由此拉开了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的序幕。
1925年3月，冯自由、 张继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为此，4月，国民党中央开除冯之党籍。11 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14人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宣布开除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会议还决定开除当时尚有左派倾向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党籍6个月。 针对西山会议派的违纪活动，1926年1 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斥西山会议“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3〕。会议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党籍；将居正、覃振等12 人从国民党中除名。戴季陶则被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另外，这次大会还通过“追认开除反动分子邓家彦、杨希闵、刘震寰等三人党籍案”。上述列名被开除党籍诸人皆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委员。
国民党老右派被清除后，蒋介石、 汪精卫等“左”派急速右转。1927年3月28日，蒋指使老右派吴稚晖、张静江等5人在沪召开“国民党中监委常委会议”，通过《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并称此为“护党救国运动”。4月18日， 蒋记南京政府成立，发布第一号通令，通缉著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0多人。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于4月15日议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明令通缉。 这时，新老右派则逐渐接近。6月10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提议，恢复了西山会议派邹鲁、张继等14人党籍。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议， 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开除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这样，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先后被西山会议派中央、蒋中央和汪中央开除了三次。
国民党左派也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9月16日，宁、沪、 汉三方合流后成立的执行最高党权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彭泽民、邓演达“附逆有据，均开除党籍”〔4〕， 并审查中央委员徐谦、陈其瑷和詹大悲。
1928年2月， 确立南京政府统治格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议定“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此后，中共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而原被开除的新老右派又恢复党籍。
这一时期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主要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国共两党虽以“三大政策”为基础，实现了党内合作，但两者在纲领、目标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其阶级利益根本不同。国民党吸收共产党，绝不是要共产党壮大后与己争权，而是为了补充自己，为其所用。所以，当共产党力量尚小，不足以危害右派利益时，还能勉强被右派容忍。当中共力量壮大、危及到右派利益时，双方矛盾就日趋尖锐。国共两党“同坐一条船”，“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其势非冲突不可”，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5〕。 这一时期的开除党籍事件，也清晰地反映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内部斗争及左、中、右三方势力的消长过程。
由于中共的大力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工农成份曾达到70%以上〔6〕，“清党”后，工农仅占10%左右，这个比例一直持续到1949年。 其党员人数持续下降，1941年6月底，只有125万人，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以1927年反共“清党”为标志，国民党依靠对象、政治基础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四个阶级组成的革命政党堕落为一个投靠帝国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清党”后，“把许多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谋取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7〕。 这是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二
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是国民党发生开除党籍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
“清党”以后，国民党内各派政客为争正统钩心斗角，各路军阀为争地盘兵戎相见，演出了一幕幕忽而开除党籍、忽而恢复党籍的闹剧。
1927年10月，桂系操纵“中央特别委员会”开除占据两湖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党籍，并发动了讨唐战争。
1929年3月，在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 议决“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8〕。 蒋随即发动了讨桂战争。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决议将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将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9〕。
1929年5月，冯玉祥策动其部下通电反蒋。23日， 南京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永远开除冯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冯部下薛笃弼、鹿钟麟等也被开除。6月，冯被通缉。
1929年9月，汪精卫等14 名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香港发布讨蒋宣言，因此，11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汪派王法勤、柏文蔚、陈树人等9人党籍，12月12日， 又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10〕。
1929年11月，许崇智旧部在福建发动反蒋兵变。12月，南京国民党中常会议决：“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开除党籍，交国府通缉〔11〕。
1930年4月， 阎锡山因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被南京中央开除党籍。中原大战爆发后，11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处分北平非法扩大会议分子案”：“一、除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鹿钟麟、薛笃弼、王法勤、陈公博、顾孟余、朱霁青、柏文蔚、潘云超、白云梯、郭春涛、陈树人、张知本等十七人早经另案开除党籍，并未经履行登记各人外，其赵丕廉、赵戴文、陈嘉祐三人应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处分。其余查明再议。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经享颐亦为北平扩大会议重要分子，应予以同样开除党籍处分。”〔12〕上述21人皆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同时，这次大会还把已被蒋介石扣押的第三届中央执委、安徽省主席方振武以“附和反动”之名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因宁粤之争，6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议决开除邓泽如、林森、孙科等非常会议参加人员党籍，并下令通缉〔13〕。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合流。在11月宁方召开的四全大会上，正式恢复了汪、阎、冯、李宗仁等348人党籍。 刚被宁方恢复党籍的汪精卫、顾孟余、居正、孙科又在宁粤合流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1932年2月杭州烟霞洞会议后， 成立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才告一段落。
这一时期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发生如此频繁，其内部争权夺利是根本原因，又以各派与蒋介石集团争权为其主要特点。在国民党内部这场权利之争中，军事较量无疑起着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国民党北伐有功，还有相当的威信；又由于国民党的创建者孙中山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崇高形象，所以，各派军阀政客在争斗时，都要打着维护国民党纪律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并以破坏党纪来攻击对方。如李宗仁、冯玉祥等被开除党籍的名义是“叛党乱国”，而李、冯却分别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改组派中央骨干陈公博等以“乱党”之名被蒋记中央开除，然而改组派中央又任命几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扩大会议”宣言称蒋“背叛党义”、“篡窃政权”，“非常会议”也称蒋“背叛党国、罪状昭著”。
为了求得政治上的主动，迷惑人心，蒋介石尤其抓住党权不放。在进攻各反对派以前，为了“名正言顺”，他一般都要操纵南京国民党中央先开除对手党籍，再由国民政府免职、通缉，最后是武力讨伐。而各反蒋派也明了蒋所玩弄的政治把戏，深知最后的胜负仍要在战场上见分晓，所以，他们对于蒋记中央的开除党籍处分毫不在乎。管它什么党籍不党籍，战场胜利，一切都有，否则官职、地盘丢掉，党籍又有何用。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大小军阀、各路政客对国民党这个招牌的玩弄与蔑视。
三
民族矛盾的发展促使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再度大规模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曾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军、后又被蒋派往福建剿共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下发动福建事变，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23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把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永远开除党籍。
七七事变后，蒋实践联共抗日诺言，指挥军队对日积极作战。而汪精卫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仍坚持其一贯反共媚日的主张。同时，战争的特殊条件使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威望和权力与日俱增，而汪的地位却直线下降。1938年4月， 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被选为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成为孙中山正统继承者。汪虽当选副总裁，却从原来表面上与蒋并驾齐驱的政治地位，降为名副其实的仆从地位，弄了个有职无权的“第二把交椅”。这使领袖欲极强、一直以国民党正统自居、视自己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更感寝食难安。蒋汪之间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但斗争性质已不仅只是原来单纯的权力斗争。“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成为斗争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
正当蒋汪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候，日本开始对国民党诱降，以实施其“以华治华”战略。这时汪精卫也试图“挟日制蒋”，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但他的对日和平方针在国民党决策中不起作用，几番较量，都败在蒋手下。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叛逃到河内。
1939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以汪“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其党籍。7月14日， 中常会议决永远开除随汪降日的褚民谊、周佛海、陈壁君、曾仲鸣、陈公博等党籍。8月28日， 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9月7日，重庆中常会议决凡参加汪伪代表大会者，一律开除党籍。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当天， 重庆国民政府声明南京伪组织无效，除重申原通缉汉奸汪精卫等28人外，又宣布通缉陈公博、梁鸿志等汉奸77人。
这一时期开除党籍事件，主要是因汪精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叛国投敌而引起。汪之所以投敌，除了他与蒋的权力之争外，“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加上日本“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是根本原因。
在抗战大势下，国民党也调整了对反对派的方针。1938年4月， 中监委宣布恢复李济深、陈铭枢、方振武、谭平山、陈启修、徐谦、刘震寰7人党籍。6月3日，又宣布恢复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 毛泽东等26人国民党党籍，同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声明对此不予承认。
四
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重新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反蒋民主派联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被蒋记中央开除党籍，国民党再次大分化。
冯玉祥、李济深等反蒋实力派在屡遭蒋介石打击后，走向了彻底与蒋决裂的道路。1947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 指出已成为“反动派领袖”的蒋介石应对国家民族非常严重的内战危机负责。5月， 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被蒋中央以“背叛党国”之名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
1947年11月，冯玉祥在美国发起成立反蒋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自任主席。194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开除第六届中央常委冯玉祥党籍。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而大批国民党官兵也毅然投向人民阵营。由于起义将领接连不断，蒋军一败涂地，蒋中央已不能全部给予他们开除党籍处分。
这一时期开除党籍事件，主要是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引起，同时国民党内部矛盾也掺和在一起，引起了总爆发。反蒋民主派顺乎历史发展潮流，毅然与蒋决裂，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应给予肯定。
五
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的发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频繁性及被开除人员的范围广、级别高、数量大。 几乎在国民党内能成为一个派系首领的人都曾被开除过。 1931年一次被恢复党籍的反蒋派首领就有348名。 大规模开除党籍事件的发生，清晰地展现了国民党20多年的发展脉络和各方力量消长过程。
第二，开除党籍的无原则性，实用主义。蒋记中央处置党员，根本不问是否违反了国民党的主义和纪律，而是看是否违反了蒋介石的旨意。蒋奉行的是“朕即党”、“朕即国家”信条，反蒋就被认为是叛党祸国。而一旦形势需要，则又很容易恢复党籍。
第三，被开除的大员们都不承认被开除处分，并另立中央。曾先后出现过西山会议派中央、南京蒋记中央、改组派中央、“扩大会议”中央、“非常会议”中央、南京汪伪中央等。它们独树一帜，声势颇大，且皆以正统自居。
从国民党开除党籍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建党思想和宗旨，也没有树立起有威信的领袖人物和领袖集团。蒋、汪、胡等争斗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而是权利之争。蒋介石虽掌中央政权，以领袖自居，但他在国民党内并不能得到各派的一致认同。这就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长期缺乏凝聚力。
其二，在国民党中，军权高于党权，枪指挥党。以党治国，以党统政和军队党化变成了以军代党、以军治国。党权是按军权分配的。正如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季陆所说：“党是军事政治的发动机关固然是说不上，党权高于一切这句话更无从说起了。”〔14〕
其三，国民党组织发展的急功近利性、草率性。南京政府成立后，北洋军阀政客王宠惠等纷纷南下挤进了国民党中央。1929年南京政府至少有40%的部长由原北洋军阀政客担任。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都是自己挂起青天白日旗，自行宣布加入国民党的。对于这些新党员，蒋中央只是利用、防范。当然蒋中央自身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改造党员。这样，国民党就成了一锅十分庞杂的大杂烩。
国民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危亡、人民涂炭，这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是其内部斗争的根源，也是其在大陆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政党如不能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就会腐化、堕落，无论其自我标榜多么美妙，它迟早都要被人民所抛弃。
〔1〕本文所指国民党中央委员，除加特殊说明外， 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
〔2〕李松林：《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第132页。
〔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选》，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52页。
〔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选》，第502页。
〔5〕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6〕《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326页。
〔7〕（美）伊斯门：《流产的革命》，第7页。
〔8〕〔9〕〔1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选》，第685、684、913页。
〔10〕〔13〕李松林：《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195、120页。
〔11〕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页。
〔14〕黄季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问题》，第24页。转引自《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