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驱动，从而经济发展政策也越来越强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基于新的发展形势，有必要建立“创新发展政策学”这一学科门类，系统研究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如何促进创新发展。 本文将创新置于经济系统的核心，分析创新经济系统运行的规律，以及创新政策作用机理，提出“创新发展政策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重点命题，搭建该门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尝试建立“创新发展政策学”学科研究的起始基础。激发学者对该学科研究的兴趣与激情，促进学科发展，不断增进国家、政府与社会对创新发展政策的理解与认识。 1 对创新发展政策学①研究的基本设定 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系统的创新发展，是把国家、地区、城市、产业或集群等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讨论系统组成单元(或个体)、以及单元(或个体)间的创新与系统整体发展的关系。 研究这种关系离不开对创新行为和创新效能②本身的研究，从政策研究的立场出发，创新行为和创新效能主要是科技和创新政策的研究范畴；也离不开对发展过程和发展状态的研究，发展过程和发展状态涉及更大范围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因此，创新发展政策关注广泛领域政策对创新发展的作用，其不独立于科技政策、创新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社会领域政策，而是强调这些领域政策对创新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或者说是在广泛的政策领域研究“创新驱动的发展”和“发展带动的创新”。 一般而言，政策可以根据目标属性、主体属性和客体属性划分成不同的政策领域。科技和创新政策主要表现为单领域或有限领域政策，政策目标主要针对的是科技和创新活动，政策主体由对科技和创新事物担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和成员组成，政策客体是科技和创新活动的执行组织和相关参与组织，如各国政府所提出的科技发展计划、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等都属于这一领域的政策。创新发展政策则涉及多元政策领域，体现多元领域政策对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政策的目标属性和主客体属性不完全限定在科技和创新事物的范畴内，比如科技发展计划、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贸易政策、甚至社会保障政策等都会对国家的创新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都属于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范畴。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第三代创新政策”(跨部门、跨组织、跨领域、跨区域的联合性政策项目)[1]本质上属于同类性质的研究。 从政策研究的视角看创新，创新可以有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创新的微观表述是：(1)创造一个新产品；(2)采取一项新工艺；(3)开辟一个新市场；(4)发现一种新用途；(5)创建一种新组织[2]。而着眼于宏观经济领域，创新表达的是经济系统对新事物的采纳或采用，熊彼特的概括是“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2]，欧洲委员会在其发布的《创新绿皮书》中则直观地把创新概念表达为“创新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对新事物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利用”[3]。 从政策研究的视角看发展，一个系统的发展有比较和演进的双重意义。比较是指与其他系统相比的状态，演进是自身与过去相比的状态，发展则是指在这种双重意义上状态的进步和提升。一般言之，“发展是指事物演变和成长的阶段，是由小变大，由一个层次进入一个层次的变化”③。就经济系统的发展而言，托达罗在其《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4]，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认为“发展是使个人的福利得到不断进步，并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结合《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以及上述的创新与发展的双重寓意，本研究认为经济系统的“发展”主要指向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1)基于系统间比较的产业竞争优势建立； (2)系统自身经济规模和质量的提高(国民经济增长)； (3)系统组成成员生活水平的改善(如国民中等收入水平)； (4)驱动系统经济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背景源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的驱动，而创新所主要依托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因此，研究科学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发展是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重点和起点。当然，正如德鲁克所言，创新还会涉及广泛社会层面的创新，如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5]，但就创新发展政策研究而言，研究此类创新主要考察的是源自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致的组织和管理变化(即由技术发展引致的经济范式转变)，也即是说这些创新属于广义的技术创新范畴。 2 对创新发展政策的认识 经济系统是围绕供给与需求关系所构成的系统，衔接供给与需求关系的主要机制和力量是市场。 经济学理论对市场也即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是否需要政府干预一直存在争议，这也是开展创新发展政策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对此，以往的创新政策研究从系统失灵[6]和市场失灵[7]的角度已经做过许多解释。但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主要是从经济系统自身着眼，而现代经济系统则是在全球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系统自身的创新发展始终置身在国际开放环境的竞合关系中。因此，对处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系统，仅就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来理解创新政策并不充分。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在孤立条件下，经济系统的需求面和供给面是合二为一的，即组成系统的个体既属于系统供给方同时也属于系统需求方，供给面的扩大或改善会同时伴随着需求面的扩大或改善，反之亦然。以此推演，孤立经济系统围绕供给和需求的表现会呈现三种状态：(1)萎缩或退化的状态；(2)保持不变的状态；(3)扩大或改善的状态。第三种状态则表现为经济系统的发展。 当今时代的经济关系已经高度全球化，绝对孤立的经济系统几乎不存在。而处于开放条件下，经济系统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也可以来自系统外部。因此，不同国家就会处于不同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状态。图1显示不同经济系统会处在供给与需求坐标系的不同坐标位置。 X轴代表一个经济系统当期向全球提供的生产和服务供给，也反映了系统为了提供供给所消耗的物质资源、资本和劳动；Y轴代表系统当期所获得的需求满足，反映了国家有价财富④的持有状态(全球比较)，折射出国民收入、社会消费能力、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占用等水平。
图1 经济系统供给和需求的坐标位置 如果把全球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并能够依据公平原则建立起绝对等价的价值交换，那么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对等的，不同时点全球经济会沿对等线上移或下移，随时间的上移代表全球经济的发展，随时间的下移则代表全球经济的衰退。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内部的供、需位置也都会全部落在对等线上(如系统1位置)，位置的高低代表国家依靠自身扩大供给所理应带来的需求满足程度。 但由于绝对等价的交换原则不可能建立，造成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系统自身所提供的供给不能获得自身对等的需求满足，会出现供大于需(如系统2、系统4)或需大于供(如系统3、系统5)的不同状况，表现为系统在“对等线”两边不同的偏离。对等线下部的系统表现出由同样的供给所获得的需求比上部的系统要低(如系统2与系统3两种状态比较)。这经常是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呈现的两种不同的情形。这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造成经济发展差别的出现，表现为不同经济系统之间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失衡，我们把其称为关系失灵。 关系失灵的存在造成一个经济系统供给面的扩大和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国或本系统需求面的扩大和改善，反之亦然。这就带来了经济系统的发展并不必然决定于自身的市场或自身的系统，对经济系统间差别的认识判断和做出响应需要政府，需要政府政策调整和改变自身经济系统的运行。结合图1而言，发达国家会希望把握机会、拉大差别，进一步获取更多的需求满足；而后发国家则希望把握机会、减少差别，从而建立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对等。这就引致对政府制定驱动国家发展的政策的诉求。 这也说明一个国家即便自身经济系统内部结构完善和运转正常(即不存在对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考虑)，政府也需要运用政策促进发展。认真观察各国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会看到许多政策的出台并非完全基于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特别是就宏观整体看，国家创新发展的顶层战略设计和基于顶层战略所部署的政策并非源自系统自身的内在矛盾，先发国家的领先战略和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等顶层政策设计都不能简单地套用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解释。如制定战略性规划、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力量介入创新和诱发创新市场、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方向性投资和出台保护性政策等，最先往往都不是观察到了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而是在开放条件下政府意识到了与其他经济系统比较的差别存在和新的发展机会，创新发展政策就表现为政府对机会的把握和谋求缩小或拉大差别的政府干预。 由于在开放条件下机会和差别都是常态存在的，创新发展政策也必然经常和普遍。 3 经济系统的运行 经济系统是基于供给和需求关系形成，也是围绕供与需价值流转的关系路径而运行。基于供与需的价值流转，可以这样概括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行： (1)完成生产供给⑤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表现为系统占有的资源； (2)生产供给需要组织资源(或要素)，并把资源转化为产品⑥； (3)产品通过市场实现供给与需求的交换。交换把系统提供的产品转化为系统拥有的财富，并表现出财富的效用价值和货币价值。供给者获得了财富的货币价值，需求者获得了财富的效用价值； (4)完成交换后，价值经由系统再分配在系统中消耗和积累，积累的价值又再度形成资源，支持系统的再生产或再运行。 上述四个步骤表现出经济系统运行的四个基本环节：资源构成、生产供给、市场交换和价值再分配。经济运行的规律表现为围绕这四个基本环节所形成的价值流转关系，这种流转关系可简化为图2所示的关系模型。
图2 经济系统价值流转的关系模型 3.1 “资源”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开展生产和创造供给的条件 资源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的存在：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和知识资源。物质资源呈天然的存在，其丰裕程度取决于系统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取决于对物质的认知和勘探等水平，所以物质资源的存在和社会资源与知识资源的存在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社会资源是系统人口条件、人工环境和人造财富的形成和积累，通常可以用资本和劳动表征；知识资源是系统通过以往的学习和创造所积累的知识以及所达到的知识水平。 在这里，知识资源不用社会资源替代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把知识作为要素的使用，经济运行越来越与社会构建的知识体系发生紧密关联，如大学、科研院所和大数据积累等已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撑条件。 资源的丰裕程度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规模和质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方式，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决定比较优势的最基本因素[8]。由不同资源条件构成所决定的不同经济系统，往往会有不同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方式选择。 3.2 “资源”作为“要素”进入生产供给环节，并表现出了“资源”作为“要素”使用的货币价值(即价格) 资源和要素在概念上稍有差异⑦。资源是指存在状态，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如用陶土烧制陶瓷，陶土的自然存在状态就是资源(resource)，陶土在烧制过程中的使用属于要素(factor)。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都作为状态存在于系统，但当系统把其投入经济使用，就构成了要素。要素使用是有成本的，资源在且只有在当作要素使用时才有了价格，也就是有了在使用状态的货币价值存在。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通常认为资源作为要素可以依据市场的价格规律自动进入生产供给环节，并遵循成本最小化和效率最大化的使用原则。但实际上，资源往往归属于不同的主体，怎样进入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原因，不同国家背景的经济系统往往有着不同的把资源作为要素的配置方式，因此如何配置资源也是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重点命题。 3.3 “生产”把“要素”转化为“产品” 这里的生产是广义的生产，产品也是广义的产品。生产供给的过程包含了创新、设计、生产制造和提供服务等多重和多类别的行为，经济系统在生产供给环节的创新水平、技术水平、组织管理水平和企业家及劳动者素质等决定着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生产供给环节。 一个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供给环节的构成和运行高度复杂。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涉及微观层面生产组织单元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也涉及宏观整体层面对生产的调整和布局。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产业和区域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以及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等都构成了对经济系统创新发展状态的影响。 3.4 “产品”经由“市场交换”转化为“财富”并形成“价值” 在此有必要说明产品、财富与财富价值间的关系。产品是发生在生产环节的制造物或服务设计，产品不被他人需要则不表现为财富，只有被他人需要并需要通过交换才表现为财富。这如同在沙漠里造金字塔，金字塔不被现代人需要因而也就不表现为财富，而在市郊盖房子，房子被人需要就表现为财富。财富具有货币形态的价值表现。 交换是市场的由来，也是市场最基本的职能，市场把产品转化为系统所拥有的财富。通过市场交换，财富被系统供给方和需求方双向分享，也即是被系统占有或占用。供给方占有了财富货币形态的价值，需求方占用了财富效用形态的价值。 与交换关联，市场另一重要职能是定价。供需转换是通过货币实现的，货币表现完成了对财富的定价，定价带来对系统拥有财富的货币价值衡量。但定价机制是否合理会反映系统拥有财富的真实程度。定价机制的合理取决于市场的公平，公平产生了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但公平没有绝对的标准，尤其处在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不存在市场绝对的公平，因而也就不存在绝对的等价交换，这是国家关系不对等和经济系统关系失灵的常态情形。因此，如何形成市场合理的定价机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产生了政府政策干预的必要。 基于市场的交换和定价，经济系统完成了生产的价值体现和价值的初次分配。交换是否顺畅取决于市场的发育程度、完善程度和规模程度，定价决定着系统财富的价值表现程度。因此，市场的发育程度、完善程度和规模程度，以及定价机制的形成和设计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反向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就经济系统而言，系统内部是否有完善的市场和是否能够建立起在开放条件下对等的定价能力，是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志。 3.5 “价值”通过再分配把“财富”融入社会，并形成对系统经济运行的再投入 价值再分配有两大功能。一是把财富的效用价值和货币价值进行社会的再分配，包括在系统中的组织、部门、劳动者和国民间的再分配，即完成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取决于价值再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机制对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系统内部的经济活力和系统发展经济的组织动员力有重要影响。 二是实现对财富价值(尤其是货币价值)在消费、储备和再投入间的再分配，表现为满足即期消费、为未来储备和投入扩大再生产：(1)满足即期消费反映了社会现时所能够提供的私有财富和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就整体而言，一个国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提高反映了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个体而言，即期消费能力的增强反映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为未来储备在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国民私人财富的占有。当然占有的程度越高满足感就越高，发展程度也越高；(3)即期消费和为未来储备之外是对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主要表现为对资源构成的再投入和对生产供给环节的再投入，这反映了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政府、经济组织和国民都需要在三者间建立平衡，即形成满足现实需求和驱动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安排。 再分配制度的建立受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安排影响。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下，政府政策通过调整被谁占有财富和怎样使用财富能够对建立良性的分配制度发挥作用，政策的优劣会通过经济系统再发展能力的强弱得到判别。经由价值再分配带来的再投入，经济系统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和能力。经济系统由此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再创新和再发展运行。 3.6 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 一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表现为在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政府干预。如前所述，由于在经济系统运行环节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关系失灵等问题，存在着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机会和差别，这就带来政策干预的需要。在当代经济环境条件下，完全没有政府政策干预的经济系统几乎是不存在的，问题仅在于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干预和怎样发挥好政策干预的效果。 4 创新发展的规律 世界已经进入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也可以说当代经济表现为创新经济。 创新经济与工业经济有很大不同。在工业经济发展中，一次根本性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相对稳定。在稳定时期内，经济可以主要由于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驱动发展，如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理论认为，由一次根本性创新所引发的创新浪潮在形成之后，在有效时段内创新会逐渐式微，在周期内推动发展的力量转移到市场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9]。但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了改变，当代经济中的创新不再仅仅表现为偶发性的推动力量，而是在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发生，即便在微观企业内部，创新也融入了日常的生产经营中。可以说过往工业经济依赖规模，现在创新经济则倚重范围[10][11]。回溯历史也会发现，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规模经济二百年来占绝对优势的现象也正在转变，当今时代由频发的创新所引致的范围经济正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力量。 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在当代经济系统运行中，创新已经远非熊彼特时代的创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还主要发生在物质产品生产的环节，创新主要带来的是对产品的替代和工艺的改进。因此，熊彼特重点强调创新是生产函数的改变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2]。但今天的创新不仅仅是生产函数的改变也是需求函数的改变，不再是不饱和的市场而是创新带来了新的需求。创新成为系统经济运行的常态，持续性地异化既定的经济路径，并改变着经济系统的发展运行。 由于这些变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经济系统的运行，在这种已经普遍发生并急剧推演的新经济运行中，创新成为持续性地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 4.1 “知识”成为新经济发展依赖的“资源” 创新发展的本质可以从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过程理解。把知识和财富看成两种形态的事物，那么，在微观组织层面上转化的过程就是创新，在宏观层面上转化的过程就是创新发展。创新强调组织单元对新知识的商业转化，创新发展则强调系统进入了新的知识转化为财富状态。因此，创新和创新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经济发展所必须依赖的资源[12][13]。 广义而言，知识在经济中是常态存在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14]，但以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并不突出把知识视为独立的资源类别，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稳态运行的经济。在工业经济相对稳定的运行期间内，由曾经的创新所引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或技术状态一旦建立，在继后相当长时期内，稳态经济中“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15]的知识会普遍被人接受，转化成为劳动者素质提高。因而在以往经济分析中知识仅需要当成社会资源构成中的劳动力因素加以考虑。 但创新经济则表现出很大不同。创新经济条件下不是人人都可以同等占有全部的知识资源，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新的知识不断涌现，并且更重要的是新的知识与现代经济的关联愈加紧密，这使得现代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对知识的专门获取。并且随现代经济中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的加剧，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程度也呈现下降趋势，导致需要在经济的运行中把知识作为独立的资源类别考虑。与自然资源不同，知识资源具有累积性[15](即越被使用越添加更多)。累积知识的重新组合是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基础，这种链式循环发展能够抵消规模递减效应[16]，最终引致经济的加速增长。 正因如此，经济学研究的根基正在发生着改变[17]。自熊彼特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对演化经济学、内生经济增长和技术经济学等的研究逐步趋向一致：即创新异化经济的现象并非仅仅需要在“创造性毁灭”期间内才需要关注，在经济运行的常态区间中也需要当作带来增长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Hodgson所说，将技术可能性和企业能力视作给定不变，对技术创新和动态变化的忽视成为均衡分析方法最为严重的问题[18]。 知识资源的载体主要是大学、科技组织、社会信息部门和企业研发机构等。数据也属于知识资源，随互联网带来的新技术革命，经济系统中出现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知识资源，互联网是新的资源载体形式(虚拟载体)。知识资源的配置方式决定着知识作为创新要素的流动和使用。由于不同国家知识资源占有方式的不同(如被政府占有、被私人和企业占有、被社会占有、以及被网络虚拟主体占有等多种性质)会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资源作为要素进入生产供给过程的方式，从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国家创新系统运行。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都是由知识资源永无止境的扩展推动的。当代经济已经表现出知识资源爆炸式增长的特点，加速膨胀的知识资源与现实经济发展日趋同步，其相互加强的作用明显提升并主导着现实经济的运行。 4.2 “智慧”运用“知识”产生了创新，“创新”的应用和扩散带来了“生产”的发展 创新是商业过程中发生的行为，表现为在生产供给环节产品形成过程中智慧对知识的运用。智慧对知识的运用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知识，如发明和专利。新知识一经产生，创新就不仅仅表现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还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这种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增加了知识资源。 如前所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创新已经不是商业过程中的偶发现象，而是常态行为，尽管不能说离开了创新就没有生产，但至少在熊彼特意义上说，离开了创新的经济会逐步进入均衡，均衡后的经济运行仅表现为财富的循环流转，不会有新的财富增加，因而也就不会有发展。那么，如何增进创新的发生? 在微观商业过程中，把知识做智慧运用的人是创新者和企业家。一个系统创新发生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创新者和企业家整体的数量和水平。创新者和企业家整体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历史、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社会环境紧密关联，在特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所奉行的政策和精神倡导也会带来对创新者和企业家不同的激励。这些都是在政策层面上对创新创业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研究等很重要的议题。 在系统整体运行层面上，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等私营和公共部门联合构成的组织网络及其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决定着国家的创新绩效[12][19][20]。从系统的视角看，创新行为受到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的影响，而如何建立这些环节的良性互促机制，是创新系统研究的重点问题。 创新在产业系统中的应用和扩散带来了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供给规模的扩大。就经济系统而言，企业是生产的主体，时至今日也逐步演变成创新的主体，创新及其应用和扩散也主要是围绕企业这一主体展开的。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决定着系统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在国际经济关系下，一个国家的生产所融入的知识的多寡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有位置的高低，反映出一个国家产业和经济在全球竞争中是否占有优势。 创新是经济系统的活力表现，是经济发展赖以依存的微观行为基础。研究经济系统创新的发生和创新的绩效是创新发展政策研究最为核心的任务。 4.3 市场把创新和生产转化为“财富”，并体现出知识的增量“价值” 市场具有交换和定价两大职能，对创新市场也同样如此。尽管创新经济的市场同样也是由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但创新经济已经非同传统经济，创新经济带来市场异化，并且这种市场异化本身也是创新发展的表现。 首先是创新使新的知识融入了产品和服务之中，由于创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13][21-23]，导致纯粹自发形成的市场本身无法建立对创新成本的确定性衡量；二是融入产品和服务的知识无法计量、信息的不对称、市场的不完全和竞争的不充分都会造成供给者和需求者对价值判断的偏离，造成市场扭曲；三是知识的非排他性造成同类产品生产先行者与后继者花费成本和代价的不同，纯粹自发形成的价格市场不能保证先后两者在收获价值上实现公平。这些异质性尤其反映在全球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国内外市场的不对称或不对等会加剧这些方面的市场扭曲。 因此，对创新经济的市场而言，自发形成或自然形成的程度降低，被设计的程度加强，这是创新经济市场与传统经济市场最大的不同。创新经济更凸现了市场从何而来和由谁决定了市场的问题。这也说明创新经济更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许多时候政府的存在是市场的来由之一。比如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市场，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规制，市场本身并不存在。 同样经过交换，创新发展的市场完成了对新增财富的价值定价(包括效用价值和货币价值)，并实现了效用价值和货币价值在经济系统中的初次分配。并且，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的定价机制反向影响创新，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背景下，效用价值和货币价值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创新或知识的效用价值提高会提升系统在全球化环境下一个国家财富的货币估价，货币价值提高则能够提升系统在全球化环境下对知识的吸引能力和凝聚能力，也即是广义的需求能力。两者共同塑造出或衡量着一个系统或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整体表现。 因此，“造就有利于促进创新发展的内部市场”和“形成有利于自身经济系统优势的国际市场”，是政府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必须承担的两大责任。前者在于促进自身创新市场的发育，后者在于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谋求更大获取自身经济系统的创新价值的能力，即建立在全球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市场定价能力。 4.4 经由“价值再分配”社会分享了发展的成果，并形成对创新发展运行的再投入 经由价值再分配，创新发展带来了社会福利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扩大了系统支撑发展的资源和对生产的再投入。 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影响系统的创新。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再分配机制的合理与否决定着对知识资源和创新过程不同的再投入力度。价值再分配决定着对知识资源增长和创新及其应用和扩散行为的投入力度，决定着能否建立起更为加强的创新发展再循环。国家财政经费预算、税收制度安排、促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投入机制等政策安排都直接关系到系统能够建立怎样的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再分配机制会增进或减损对创新创业的社会认同，形成有利于或不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关系基础。创新者和企业家队伍的形成、社会创新文化和创业精神的形成都受到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影响，围绕价值再分配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导向是支撑国家创新发展的社会基础。 政策能够形塑和改善价值再分配的机制，而机制的优劣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系统会有怎样的运行和发展。并且值得提出的是，分配机制的形成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构成有紧密的关联[24]，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工具能够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从而改变价值再分配的方式和目标结果。广义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社会的财富分配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机制驱动了社会不一样的发展，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需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做出恰当的选择。 5 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的基本命题 5.1 创新发展政策系统分析模型 结合上文讨论，开展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可以建立图3所示的系统框架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对此做如下说明：
图3 创新发展政策分析钻石模型 (1)在经济系统的四个基本运行环节中，市场失灵、系统失灵和关系失灵现象是常态存在的，这是现实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和不完备性造成的。传统经济学主要从稳态运行着眼找寻经济的路径和规律，而创新发展政策学则要从失灵着眼，为纠正失灵的经济运行寻求解决方式。 (2)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系统运行始终存在变动的机会，经济系统内部的多要素构成、多样化、复杂性以及系统内部的不同质和不均衡会不断增进开放系统在耗散结构路径上的异化，带来新的机会和对机会选择的推演。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机会和选择，系统才会有不同于以往的变动和发展。这些机会会在系统整体层面上发生，也会在经济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上呈现。需要政策辅助经济系统选择机会和把握机会。 (3)机会的普遍性和失灵现象的存在都导致经济系统运行需要政府的存在和政策干预。由此带来了创新发展政策在四个经济基本运行环节上介入的必要性。 5.2 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基本命题 基于政策系统分析模型的构建，可以梳理出创新发展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逻辑，这也提出了开展创新发展政策研究一些重要的也是基本的命题。 (1)知识资源的构成和形成。重点研究知识资源的结构和形成；知识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知识资源增长的政策机理和政策方式。 (2)促进经济系统中的创新。重点研究创新的发生机理、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发生、应用和扩散；国家产业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提升的途径；技术变革与新经济方式；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以及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 (3)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重点研究创新市场的形成机理和对国民经济财富增长的作用机理；内部市场结构及全球贸易规则等与国家创新发展的关系；促进创新发展的税收、货币、金融、贸易和关税等需求方政策。 (4)价值再分配与创新发展。重点研究创新发展的制度背景、社会基础与价值分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的社会分享机制与创新文化的形成等政策。 (5)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政府治理。重点研究国家发展的机会与路径选择(历史的和现实的)；基本国情与促进创新发展的体制和法律建设；国家中长期发展的目标与战略等。 5.3 作为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政策 把创新发展政策作为一个学科研究，除上述内涵性研究议题之外，还需要建立对创新发展政策作为学科的系统性和方法论研究。 系统性研究是把一个国家整体的创新发展政策作为系统，研究各个独立政策间的协同性和互补性。由于创新发展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多元化、不确定和多样化，作为创新发展的政策系统高度复杂。任何单一的政策都不容易发挥最佳的效果，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策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研究政策的协同性与互补性，以使政策的效力和效率得以最好的发挥[25]。同时，创新发展政策也需要开展方法和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研究重点体现在解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从合理性出发，方法和方法论研究需要回答基于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行政机制和治理原则制定和执行政策；从有效性出发，方法和方法论研究需要对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提供监测和评价，这就带来了对政策监测和评价方法研究的要求。通过方法研究所产生的结论或判断反过来会推动理论的构建，并对理论加以证实或证伪。 注释： ①创新发展政策学研究是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穆荣平先生的倡议下开展起来的。 ②“创新效能”是对创新的价值度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上由创新所带来的直接经济绩效，二是创新所引发的宏观状态变化效果。 ③资料来源：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 ④包括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且特指“人造”财富而不包括系统所自然占有“天然”存在财富。 ⑤这里“生产”是广义的，包括系统为此开展的对创新、制造、生产和服务的组织。 ⑥这里“产品”也是广义的，包括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 ⑦经济学用语上通常两者不加严格区分，如《经济学解说》将“资源”定义为：“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资源从本质上讲就是生产要素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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