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与高校使命_知识经济论文

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与高校使命_知识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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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知识的创造和积累都在加速发展,计算机化的信息网络使得知识信息的传播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播成本大大降低。新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也在不断加快。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新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在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江泽民同志说,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为了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本文拟从分析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考察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所在,进而探讨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知识和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自本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这种积累以加速度的形式迅猛发展,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总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90年代初期,在有关知识经济的早期国际文献中,人们更多地是使用了“信息经济”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前提的。这里需要顺便提及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 )和知识(knowledge)。数据是指各种各样未经组织的数字、语词、 声音和图像的信号;信息是指按照一定意义排列起来的数据;知识是指可以被人们认识、掌握和运用的有价值的信息。搞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难理解90年代早期文献中所说的信息经济同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回事。

“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古老的真理在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知识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本。一方面,这种知识资本同传统的物质资本具有相同的属性,即它是带来未来经济收益和其他收益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资本,即它是唯一一种在使用过程中不被消耗的,并且不断增殖的,可以为全社会所共享的资本。知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资本和权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配力量。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人类在20世纪后期,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海洋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进展。这些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全面产业化为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有关专家认为,知识经济将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资源,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据统计,1982年世界信息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信产业的产值为2370亿美元,1988年为4700亿美元,到2000年将超过10000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业。因此,把握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前提。知识经济一般来讲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新的更高劳动生产率将不在于简单的资本增加和劳动力的量的投入,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运用。整个社会生产将围绕信息流来组织实施。因此,获取知识的方式与效率以及所获知识的质量将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因素之一。

第二,劳动资料的信息属性将在生产中占居主导地位,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工作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活动将逐步变成以对知识信号进行加工处理为主的工作。

第三,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生产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使生产组织的管理机构更具灵活性、适应性,使组织中的成员对决策过程的广泛参与成为必要与可能。生产管理将进一步科学化。

第四,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遍布全球的计算机化的信息网络使得跨越国界的投资、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劳动、技术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明显。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促进着生产力的国际化,使得那些在知识创造、采集加工、传输和应用方面占优势的国家在竞争中居于有利的地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不再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也不再主要依赖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而更多地将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加工、传播和应用的能力。

第五,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蛙跳式特征,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转移与再分配,进而重塑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第六,知识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知识创新和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提供了大量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特别是支配着大众文化的大众传媒,而且通过其特有的形式改变人们看待自身以及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从而改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

二、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创新与整合

既然知识经济依赖于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那么知识创新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知识创新本身并不等于经济的发展。重要的问题在于:知识创新如何带动经济的发展,即怎样将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里的关键在于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各个环节之间的整合,即缩短从知识创造到应用的周期,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知识创新的速率越来越快,从创新到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例如,晶体管从发明到商业化的过程用了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集成电路用了8年, 第一代微处理器用了5年,64K芯片用了3年,256K芯片用了2年。而目前广泛应用的0.6微米芯片和即将大量生产的0.35微米芯片所用的时间更短。

只有当知识创新的成果最终落实到生产领域里,实现产品更新的时候,才能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微电子科学的创新带来了微处理器的更新,导致了新一代计算机的生产。这种新的产品启动了新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生产新产品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基地,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在国外,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IBM 公司的发展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我国,北京大学方正集团公司的发展也是如此。他们把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上的创新转化为一种先进的汉字排版系统,这种产品刺激了市场需求,实现了广泛的商业化,占据了国内外80%以上的中文报业市场,导致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报纸印刷业革命。北京大学在生物科技产业领域里的工作也具有这种特性。概括地说,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一个创新,开发一个产品;通过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通过一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通过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通过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应用各环节之间的有机的整合,而这种整合的水平与效率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一般是40%—50%,而我国的转化率却只有6%—8%。这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整合水平是很低的。其主要原因是体制性的问题。那种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将科研系统、高等教育系统、产品开发和生产系统彼此隔离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体制是妨碍知识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有机整合的症结所在。尽管人们多年来口头上也在讲要加强各部门和各系统之间的合作,但由于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好,各系统各部门之间实际上在争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国家宝贵资源配置的误导和浪费,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很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效益。因此,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我们不仅需要特别注意知识创新问题,更要特别强调体制创新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体制创新优于知识创新。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创新能力的增强本身依赖于体制创新,而且从知识创新到加工、传播、应用的有机整合的水平和效益完全取决于体制创新。如果我们忽视体制创新,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用新的口号、新的概念、新的投入去强化旧的低效率的体制,就不能实现发展知识经济的历史任务。应当进一步指出,体制创新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使命。这是因为,现存的低效率的体制是过去几十年中长期形成的,它具有一种巨大的结构性惯性。这种惯性不仅存在于现存体制的组织结构中,更存在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存在于人们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与其本单位本部门利益相关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中。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冲破部门利益的狭隘眼界的束缚,在加强知识创新能力的同时,推动体制创新的深入。

三、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既然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那么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教学科研型大学,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知识信息的创造与加工;教学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知识信息的传播,也是通过教学相长刺激科研灵感与发展科研能力的动力;大学利用其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所进行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和为社会上的企业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则是知识信息的共享与应用。因此,大学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它能够很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这种各个环节上的整合作用,也是知识经济对大学功能、作用的新的更高的要求。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教授卡斯特斯在一次世界高等教育与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对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论证,他把大学称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他指出,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电流,那么大学就是产生这种电流的“发电机”之一。

最能够为这一命题提供有力支持的莫过于知识经济发展的现实。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围绕着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其中最大的是具有3500多人的斯坦福研究所。除了进行高层次研究和培训的研究型大学,当地还有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圣荷西州立大学这样的专门培养大批企业急需的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与产业部门互相依托、互相促进,使得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的有机整合使得硅谷的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在这个方圆仅仅几十公里的小小谷地中,1995年的收入高达850亿美元,其中62 %的收入是由那些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人创造的。

同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同样享有盛名的是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和北卡罗来纳的“科技研究三角园区”。这个三角园区也是以三所著名大学即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为三个顶点构成的。在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则以德克萨斯大学为依托,迅速发展起来一个新兴的“硅平原”。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计算机芯片开发项目(“SEMETECH”)就在那里发展起来。这些富有时代感的科学工业园区充分体现了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功能。它们都是以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为中心,以高新技术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的产学研结合的、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科技基地,既出人才,又出技术、出产品,大大缩短了反映高新技术发展的知识信息从创造加工到传播应用的周期,加速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竞相借鉴美国的“斯坦福—硅谷”模式,日本建立了筑波科学城等2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英国建立了剑桥工业园等20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国、比利时、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等也都开始建立由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科学园区。在我国台湾地区,则效法美国的硅谷以新竹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机构为依托,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该园区在400 公顷的土地上创立了150家高科技产业。从1980年到1993年,园区的年产值从零到40 亿美元。近年来,该园区以每年40%的速度发展,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

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特点表明,一个国家要想跟上世界经济的发展的主流,并保持国际竞争能力,不仅需要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信息网络和一个在技术上和运作模式上同国际经济发展主流接轨的产业体系,而且需要有能够使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化的系统,也就是一个能够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的教育与训练以及生产过程密切结合起来的有效机制。

最近,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谈到斯坦福与硅谷发展的成功机制时指出,这里没有任何秘密,斯坦福大学只是坚持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同时通过50年代就已建立的斯坦福科学园区加强同工业界的合作关系。他特别强调科研与教学的结合,认为这种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更快更新,培养年轻一代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研工作本身的发展。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常常是思想更开放、更活跃,更具有创造性思想闪光的群体。因此,教学科研型大学在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像那些一个个相互孤立的单科性的研究所,它往往具有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数十个学科的综合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更有利于跨学科的研究,更有利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而知识创新的突破则更多地是从这种多学科的交叉中实现的。在我国,某大学有这样一个系,它有100多位教学科研人员和700名本科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担负着2000多名其他系科学生的部分教学任务。与这个系相距不远,有一个属于同一学科领域的独立设置的研究所, 也有100多位科研人员。通过比较这两个单位的科学研究创新成果发现,在大学里的科研人员的科研生产率更高,创新成果更多,尽管大学里的科研人员除科研工作任务外,还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任务。由于众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与,大学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创新活力;而独立设置的单科性研究所由于年轻人太少,在这方面则稍逊一筹。

综合大学的多学科性质对科技创新与开发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前面提到的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北大方正集团就是一例。它的计算机激光照排汉字处理系统就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数学、物理、中文、电子等许多不同学科的人员参加了这一开发工作。方正集团公司依托北京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到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这一体制的上游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和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游是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拥有300 多科技开发人员的方正研究院,下游是方正集团公司。上游是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使创造性人才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不断追求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同时上游的科学研究又不断通过下游的活动从知识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获取信息和创新灵感,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需求。大学与产业部门的结合加速了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缩短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新科技和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教学和人才培养。大学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加强大学的建设,特别是加强教学科研型大学的建设,并推动那些独立设置的单科性研究机构同大学进行优势互补的合作,就成为当前的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政策选择之一。

四、大学应该培养适应知识经济需要的人才

知识经济使知识信息传播手段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变化,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社会职业流动性加快,大大增加了对教育结构的弹性要求和对从业者的灵活性、适应性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期间的教育将成为社会化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因而在教学观念、内容、方法和目标上都需不断地革新。

第一,大学教育应该更加综合化和通识化,以增强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需要拓宽专业设置,加强那些概括性强,适应面广,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以及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科,增强学生对科技新发展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力。要不断拓宽学习领域,形成灵活充实的课程体系,而且要促进文科、理科、工科等领域的相互交叉与结合。

第二,大学教育应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转向以培养学生素质为主的教育。除了要着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人交往与合作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外,大学要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就需要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置于教学活动的中心,突出学生思维能力训练,引导学生学会预测、预见、构想未来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第三,因材施教,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人才。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方向之一就是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教学制度的灵活性,使学生在选科、选课、转学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使教学计划更有弹性,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样化。

第四,学校应改变封闭式的教学观念,树立开放办学的新思想。一方面要通过教学、科研和多种形式的服务,参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充分利用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机构及生产部门,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实践,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还要使社会各界更有效地利用大学所能提供的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不断进行知识更新,把大学办成终身教育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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