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国际形势论文,后期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关于当时的国内背景，已有不少论著作过研究，而对于当时国际背景的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本文拟对此作一番考察。
一、70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
回顾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苏争霸。苏联利用其急剧膨胀的军事力量，趁美国在越南战争后力量削弱之机，大举向外扩张，发起了全面攻势。从1975年以后，苏联利用和派遣雇佣军，先是武装干涉安哥拉，继而又两次入侵扎伊尔，接着又渗透到非洲之角，策动进攻索马里，然后又把矛头指向波斯湾。与此同时，苏联还继续插手中东、印度支那等地，制造动乱，从中渔利。苏联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已遍布于东欧、蒙古、古巴以及非洲、亚洲、地中海、印度洋，境外驻军已达70万人，超过了美国40万人的海外驻军。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当然不甘心只是被动防守，经过重新调整全球部署后，开始采取了种种反攻措施。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加紧研制新型武器；另一方面，对苏联的扩张极力围堵和牵制。从而使美苏两国不仅军备竞赛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各不相让。在当时频繁发生又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中，几乎都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和操纵。
不过，如果再作进一步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就在美苏两国激烈争夺，战争危险严重存在的现象背后，一种新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也在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这就是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出现这种趋势，不仅由于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反对战争，以及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的联合反霸斗争的开展；更主要、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经济发展状况是一切国家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美苏两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大国，所凭借的无非是长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庞大的战争机器若没有经济力量作后盾，既不可能形成，也难以发挥效力。然而，历史经验证明，一旦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任何强大的经济力量都迟早会被挥霍掉，走向衰落。霸权主义政策的推行者们也许并不考虑经济的因素，但经济因素却足以制约任何霸权势力，并最终使他们遭到破产。70年代后期的世界经济，已经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制约作用。其具体表现在：
一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已明显受到了经济困难的制约。两国都越发感到，自身力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各种困难和问题的增加。这些困难和问题又主要来自经济方面。美国的经济衰退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力的衰落迫使它不仅在同苏联的争夺中处于守势，而且在西方盟国中也失去了往日那种左右全局的能力。苏联虽然号称是“正在上升中的国家”，但这一时期也暴露出经济力量衰退的窘态。例如：1970年苏联的经济还在以9%的速度增长，但以后就持续下降。1975年到1978年一直在4%-5%之间徘徊；①工业生产增长速度，1970年以前是7%，1975年以前为5.2%，1976年以后只有3%②；它的全部国民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③尽管如此，为了同美国争霸，却不得不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1975年到1978年其军费开支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0%，军事工业增长率则高达16%④。为了支撑这种畸形发展的国民经济，弥补资金的不足，苏联不得不向西方国有举措外债。到1977年，苏联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已达268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近16倍。⑤经济困难的苏联虽然到处扩张，但遇到第三世界各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时，又不能不有所收敛，暂时收缩。虽然耗费了巨大国力投入军备竞赛，却始终无法取得压倒的优势，更不敢贸然发动世界战争。于是，美苏两国只好借助于谈判方式来约束对方。仅1977年美苏两国就进行了10场裁军谈判。⑥这既表明双方对于谈判缺乏诚意，又暴露出双方对于争霸的力不从心，主要是经济力量越来越难以支撑军事上的角逐。
二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困扰。1973年到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次战后40年中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均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74和1975两年中，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出现了负增长⑦。这次危机宣告了从50年代以来将近20年所谓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并成为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即由迅速增长阶段转入缓慢发展时期。与西方国家以往经历过的周期性危机不同，这次危机过后，迟迟没有出现经济回升的迹象，而是长时间徘徊于停滞局面。1976年后，一些国家虽停止了经济滑坡，但从总体上看，仍回升乏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以美国、西欧等24个西方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3年以前是5%，1974年到1979年只有2.7%；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3年以前是5.6%，1974年到1979年降为2.2%。⑧因此当时有人把西方国家的经济恢复称之为“蜗牛式的爬行”。⑨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通常用来刺激经济回升的主要办法——对固定资本的投资不振，从而导致生产下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等。要扩大投资，又遇到了市场萎缩的困难。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自身市场的狭小，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扩大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效果都不理想，因而只能向国外市场找出路。而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市场同样不景气。例如197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11.5%，1976年为11%，1977年降为6%，1978年又降到4%。⑩世界市场日渐缩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回升，延长了危机后的萧条。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缓慢，但生产依然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开辟新的市场，以求摆脱经济困境。因此，这一时期一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晤，讨论的都是如何应付经济衰退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需要使他们不仅无力参与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且还不能不联合起来反对和制止霸权主义者的战争威胁，从而使霸权主义者受到了进一步的制约。
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这些国家虽然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在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此时又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剥削越发加重，处境更加恶化。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越来越穷。如在世界贸易额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1970年还是17%，到1975年以后已不到11%。多数国家在对外贸易上都是逆差，负债越来越多。当时有8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1970年是641亿美元，1977年已增加到3000多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超过2500亿美元，短期私人债务超过500亿美元。(11)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外来压迫和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并为此进行了持续斗争。1974年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一斗争在70年代后期，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上的共同目标又必然促成政治上的联合斗争，发展中国家政治上联合反霸的斗争也不断高涨。这种斗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就有传统，这一时期不仅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1975年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1977和1978年扎伊尔人民在其他国家支援下反抗苏联雇佣军入侵的胜利等，都显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的力量。这对于争夺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在70年代后期，尽管美苏两国争霸造成的战争危险异常严重，但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主要任务却是恢复或发展经济。甚至连超级大国自己也不能不把克服经济困难摆在首位。（二）尽管当时世界上一些地区战火不断，尽管超级大国手里拥有并还在增加着足以毁灭世界的战争武器，但真正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并无马上到来的迹象，因为主要来自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限制了超级大国使用其战争力量。（三）发展经济需要以和平的环境为前提，和平的维护又需要有经济的实力作保证。所以，当时多数国家都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同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一起，并列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四）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以及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把握住这一机遇，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就可以争取并利用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就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为克服萧条而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市场的时机，使本国的经济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得到迅速发展。
这些就是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当时却被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和严重的战争威胁等表象掩盖着。因此，能否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内外政策的新变化
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下，就已经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成果，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左”倾指导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国内的大政方针并没有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转变。
1977年邓小平重返领导岗位后立即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张，并为贯彻这一主张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实事求是的思想逐步排除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使党的方针政策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变化。
一是在国内的大政方针上，重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建设不仅重新成为全党全国的奋斗口号，而且也有了具体行动部署，并逐步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邓小平首先抓了科学和教育，因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而“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尖锐地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2)为此，他坚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所作的错误估计。此后不久，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成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明确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历史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尽管这次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在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党的根本任务，则是应当肯定的。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尽管这个规划和设想还没有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现代化建设已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此后一段时间，这一规划和设想还被作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广为宣传。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13)9月，他又更加明确地向党中央建议，适时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所采纳，意味着我们党终于抛弃了曾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
二是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更加符合实际。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并没有把这一理论简单地作为分析形势的依据，更没有把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所有论断教条化。而是按照这一理论所提供的思想方法，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对世界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新的判断。
1977年12月，邓小平根据他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分析，首先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的判断。他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4)1978年6月，邓小平又在一次外交场合中公开表明：尽管霸权主义势力“到处模行霸道，搅得世界很不安宁，世界人民正面临着新的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加强防务，同那种霸权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推迟的”。(15)
上述看法，在当时中国其他领导人的言论中也都有所体现，因而可以说是我们党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共识。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强调战争危险，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看法相比，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说明我们党已从美苏两霸激烈对抗的表面现象中，开始看清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并对战胜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充满了信心。
三是我国的对外交往日趋活跃，对外政策更加开放。从1978年起，我国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仅1978年一年中，就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一人就先后4次访问了8个国家。这些出访的目的都是为了广泛宣传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联合反霸、维护和平的主张，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争取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这些出访，不仅实现了上述目的，而且还使我们党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既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拉大的差距，又清楚地看到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向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这一切促使我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同国外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6)6月，邓小平又在一次外交场合公开宣布：“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并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17)从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新姿态。10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再次表明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变化。他几次谈到：中国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因此要反对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18)
这就是说，为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不仅决心克服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倾向，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地方，而且还特别注重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政策上的积极变化很快就化为工作上的具体行动。1978年，我国先后同日本等国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合同，共需外汇130亿美元。同当年提出的十年规划及二十三年设想一样，这些项目的引进同样受到“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失误，应当引以为戒。但同样应肯定的是，这些项目的引进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比较先进的装备和较高的起点，为尔后的全面对外开放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上述一系列新变化不仅预示着中国将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而且也开始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封闭形象。这不仅使正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鼓舞，而且也使同样受到霸权主义威胁，并急欲寻求新市场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发达国家看到：中国不仅是同超级大国抗衡的重要力量，而且还是一个已经敞开了大门的前景广阔的市场。他们因而纷纷表示，愿同中国友好相处，加强合作。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78年2月16日，日本同中国签订了1978年至1985年8年间的中日长期贸易协定，贸易额达200亿美元。4月3日，欧洲共同体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宣布向中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8月，中国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9月，日本政府又向中国建议，将长期贸易协定和期限再延长5年，将贸易额再扩大2倍，即由200亿美元扩大到600亿美元。(19)12月26日，中美两国政府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三、改革开放的决策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党的内外政策已开始转变的基础上，通过这次中央全会进一步制定顺应历史潮流的方针政策，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尽管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宣布这次会议议题时并未提及方针政策的转变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了多数领导同志的共同要求，再加上在党内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这次会议的议程就不可能以某些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令人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印发的文件中，特别包括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的材料，即：《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4份。此外，有关部门还向会议提供了1978年我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西欧等国后向中央提交的考察报告。这些材料对于正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针的与会者们来说，起到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从而使这次会议注定将成为一次对于中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与会者通过分析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思路大为开阔，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主张。
不少同志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美苏两霸各自困难重重，战争不会很快到来，世界和平大有希望。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的实力。从这一要求出发，许多同志都感到：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还有许多地方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主要是统得过死，环节太多，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必须下决心改革。如何改革呢？多数同志认为，当前主要是应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下放权力，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自主权，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有的同志还谈到，应按照方便生产、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总结历史经验，并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进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但要认真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还要认真研究日本、西德等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汲取他们的经验，借鉴他们发展经济的成功做法。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资金过剩、技术过剩，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因此都争着和我国做生意。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应采取多种方式，齐头并进。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也可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开发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科技等都会上得快一些。南方沿海地区的同志还提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华侨为家乡建设出力。要大量吸收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矿、办厂、建电站，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从而为发展沿海地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
众所周知，上述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在会议形成的文件中也得到了体现，并被逐步概括成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可见，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确实同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我们党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当时整个世界已开始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如果不是我们党对于和平与战争问题作出了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了我国所面临的有利国际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很难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确立的。因为，任何正确的方针的提出，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对客观实际的深刻了解和正确把握为依据。当然，即使不考虑国际背景的因素，仅就70年代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也是势在必行。但国际背景的影响和推动，对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国际背景历来就是制定大政方针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实际上也是我们党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把握历史发展机遇的产物。
四、几点启示
第一，观察国际形势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观察国际形势总要从分析那些最有影响的表面现象入手，这些表面现象的共同特点就是错综复杂和变幻不定。但是在它们的背后总有一种本质的因素在决定着整个形势的发展方向。即使某些现象有时可能和本质相违背，但归根结底毕竟要受到本质的制约，从属于本质。这就要求我们在判断形势时，决不能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观察上，更不能被歪曲事物本质的假象所迷惑，而应该像毛泽东所提倡的那样：“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0)我们党对于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观察，正是遵循了这一科学方法。尽管当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世界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临近，但是我们党从这种表面现象中，冷静地看到了美苏两国各自的实力均已开始走下坡路，对世界战争力不从心的实质，看到了正日益发展着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对于世界战争的制约因素，因而作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平环境可以争取的正确判断，并根据这一判断进一步作出了利用和平国际环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决策。进入80年代后，尽管国际局势继续动荡不安，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邓小平却根据他对国际形势本质的深刻洞察，作出了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判断，并指导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说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复杂变幻，只要我们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一定能够把握住世界发展变化的总趋势，作出正确的形势判断。
第二，在认识国际形势的本质时，不能忽略经济因素的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基础始终是决定的因素，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任何国家不管奉行哪一种对外政策，都不可能不受其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尽管有的国家的统治者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不顾本国经济力量的制约，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但这种政策终难长久，最终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党在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看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80年代中又进一步作出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判断，正是由于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表面现象中，看到了经济因素所起的决定作用，看到了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第一位的任务都是经济问题。即使是到处炫耀武力的超级大国，也不过是以此作为攫取经济利益和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这就预示着，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努力和竞争，必将取代超级大国间战争力量的角逐，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正是根据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党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经济的决策。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从分析经济形势入手，同样是我们全面观察和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应当遵循的方法。
第三，必须善于把握历史发展机遇。这里讲的机遇，主要是指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当超级大国处于鼎盛时期，采取积极扩张的攻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容易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和角逐的战场，和平稳定没有保障；当发达国家拥有着充足的市场资源，经济顺利发展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发展民族经济的有利条件的。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历史提供的发展机遇并不很多，而要把握住历史发展机遇就更加不容易。因为机会总是有限的，而且稍纵即逝。但是，70年代后期由于超级大国走向衰落，发达国家经济萧条而出现的历史机遇，则被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抓住了，而且通过改革开放方针的制定，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成功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到下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世界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除了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还要善于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抓住国际形势提供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出现的多极化的发展格局和日趋激烈的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使我们遇到了相当严峻的压力和挑战，但同样也存在着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正像邓小平指出的“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21)。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相比，利用好这一次机遇将更加艰巨，但也更具前景。因为对上一次机遇的把握，主要是开放中国国内的市场，吸引外资以启动现代化建设：而这一次则是需要中国充分利用和占领国外市场，大胆地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就要求我们更要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善于抓住时机。所以邓小平在进入90年代后曾几次提醒全党：机会难得！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就是好机会。”(22)这些提醒，既反映了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党的迫切要求，又包含了历史经验所留给人们的宝贵启示。
注释：
①⑦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②③⑧ 宦乡：《纵横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115页。
④⑤⑥⑨ 《人民日报》，1978年1月8日，1977年12月28日，1978年1月17日、7日、
⑩(11) 《纵横世界》，第22、66、68、205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68页。
(13)(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97、77页。
(15) 《人民日报》，1978年6月17日。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
(17)(18) 《人民日报》，1978年6月17日，10月26日、30日。
(19) 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9页。
(21)(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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