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辩证法由胚胎孕育成熟——《军事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革命战争论文,军事论文,胚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说，毛泽东于1936年曾以《军事辩证法》（以下简称《辩》文）为题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但据一些当年在红军大学亲聆毛泽东讲课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只讲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中》文）一文，似从未讲过《军事辩证法》课。又据曾庆洋同志考证以及莫文骅同志的回忆，现存的《辩》文稿并非讲课记录稿，而是毛泽东《中》文稿写作提纲的抄录件。胡乔木同志认为此论断“确切可信”，并指出，《辩》文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1〕。据此， 本文试将《辩》文与《中》文作一概要比较，以期寻求对军事辩证法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在结构层次上：《辩》文脉络不清，《中》文泾渭分明
《辩》文共约7000余字，分为144个自然段， 虽然已大体具备了《中》文的雏形，但在结构上不够明晰：一是未分主次，二是详略不当，三是缺乏联系，四是类分不当。这些问题反映出毛泽东在动笔写《中》文前反复思考酝酿的构思过程。
《中》文删繁就简，勾划为5章，全文各章节之间环环相扣， 丝丝相连，从抽象到具体，体现着内在的联系，构成了有机的逻辑整体。仅以第一章为例：第一节把抽象的战争规律作为逻辑起点，并通过一般战争规律与特殊战争规律的关系，揭示了着眼特点及发展的研究战争的根本方法。第二节扼要地阐明了战争的起源、本质、性质、目的，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消灭战争的途径和方法等战争观的内容。第三节从战争的全局与局部关系的角度，阐述了战争指导规律的基本问题。第四节从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战争的认识论，进而达到战争的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如果说第一章偏重于研究、指导和认识战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之后的各章节则偏重于据此方法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指明达到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即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领导；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揭示其根本规律，进而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及其战略战术原则。
二、在研究方法上：两文贯通辩证法，《辩》文初试，《中》文熟用
在《辩》文中，主要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尤其是对立统一的法则思考军事问题。譬如，在导语中，从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探讨战略、战役及战术问题；从客观上与主观的关系上研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把战争认识作为一个过程看待；从战争自然诸条件与指挥能力的关系上论述战争指导问题；从照顾敌我之间、各战役之间、各作战阶段之间等关系方面研究战略问题等等。毛泽东在研究战略问题时，一气列了作战与休息、集中与分散、攻击与防御等40个军事上对立统一的范畴。在论述集中兵力中如何改变敌我形势时认为，处于战略上的外线作战的军队，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一个小围剿，即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防御战略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这一着。在论述消灭战问题时，也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涉及了指挥员与战斗员、前方与后方、阵地战与运动战、歼灭战与运动战、持久战与速决战等诸矛盾关系。但无庸讳言，这些动用在某些地方多少还显得较生硬，而且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战争本质等战争观内容，以及战争认识论思想均显得有些薄弱。
为着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于1936年11月发愤研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哲学书籍，以从中寻求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由于毛泽东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器，在思想方法上有了大的升华，因而在《中》文中已自觉将当时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和解决，在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哲学批判。诸如，毛泽东认为，“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在战争规律问题上，割裂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关系，只从一般战争规律或外国战争规律或过去革命战争规律出发，而不是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表现为战争规律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还通过具体分析1930年李立三路线和1931至1934年王明路线在战争指导规律上机械论的错误指出，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还通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战略战术关系上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机械论的表现，揭露其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系统阐明了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包括掌握指导战争的规律，学会战争游泳术，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研究战争指导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我们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原则等。显然，在《中》文中，不仅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已被作为统一的整体娴熟运用，而且军事与哲学也已水乳交融为一体。
三、在基本论点上：《辩》文扼要论述，《中》文具体阐明
虽然《中》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在《辩》文中已基本都有了，但鉴于《辩》文只是写作提纲，因而对一些重要论点只作了简要的论述。例如，对战争全局与局部关系的论述，仅260多字； 对如何学习和运用战争规律问题的论述，仅150 多字； 对战争认识整个过程的论述， 不足200字， 其中对战争计划制定之后即所谓战争认识的第二阶段仅仅提及；对战略防御问题的论述，仅200多字； 对反“围剿”准备问题的论述，约260多字；对战争的发生及消灭问题，在第十个问题中只用了200多字作了论述。还有一些重要论点仅仅提及而未及展开，如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根本形式是攻击与防御的对立统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等，而对于后来《中》文作为逻辑起点及基本论点的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问题，《辩》文则似乎只字未提。对有关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等问题的论述虽相对较为具体，但对其中有些内容的涉猎仍相当扼要。如在论述战略退却问题时，对在《中》文中大量引证的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战例，仅作了“古代的中世纪的近代的许多例子”的提示；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等“新原则”，只作了“‘国门之外’战略”的提及；对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已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未能作出较系统地概括，而对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这一最重要条件却尚未涉及。
《中》文则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正确总结和回答当时党内军事路线问题上的重大争论，具体阐述了一系列研究、认识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例如，在如何研究战争规律的问题上，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阐明，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还要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尤其要从一般与特殊的联结中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科学地揭示了研究战争特殊规律应着眼特点和发展的方法。在如何揭示战争本质的问题上，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联系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等范畴，深刻揭示了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的实质。在如何解决战争的战略指导的问题上，从战略全局与战役战术局部的关系上阐明，指挥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关照好战争的全局；同时还应自觉保护和发展局部，掌握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关节。在如何运用战争规律的问题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多打胜仗、少打败仗的关键，在于将主观与客观二者好好地符合起来，这种符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挥员运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手段进行侦察，将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然后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形成计划；第二个阶段是在战争实践中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作战计划。在采用何种战略战术的问题上，通过具体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阐明，必须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的速决战的战略指导方针，以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战略原则和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战术原则等等。这些都较之《辩》文要系统、深刻、具体和明确得多，进而形成了合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合乎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战争方法论及战略战术原则。
四、在理论表述上：《辩》文简略粗糙，《中》文精辟准确
由于《辩》文反映了作者处于构思及思考的过程中，因而在语句的表述上，显得不尽完备。有的表述不够严密。如在阐述战争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时写道：“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正确的来源，与正确判断的来源于周到的与必要的侦察，并对各种材料，作连贯的思索，克粗取精，去伪取真，由此及彼，由表照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对比，看看相互关系，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2 〕在这里，部署、决心、判断和侦察未体现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整理感性材料的“十六字诀”中的“克粗”和“照里”的表述似不准确；“看看相互关系”既未体现研究的特性，也未指明是“敌我双方”的相互关系等。有的表述顺序颠倒。如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住我扰’”，其中“住”还是别字。有的表述意思相反。如将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表述为“战斗的持久战役与战略的速决战这是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此外，全文错字、漏字不少，据粗略统计，错字约20多个，漏字约30多个。
《中》文虽然已将《辩》文原有7000余字的写作提纲扩充为5.5 万余字的文稿，内容更加充实，但论理则更加完备。其一，逻辑性强。这不仅表现在整个文稿大的结构方面，也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阐述中。如在论述研究战争全局与局部的指导规律问题时，首先揭示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涵义，以及二者与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关系；然后分别论述了关照战争全局和把握战争局部尤其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重要关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继而又阐述了关照全局、掌握关节各自的具体方法。其二，更加准确。如将《辩》文中学习战争规律的关键，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于这些规律于自行的行动，表述为运用战争规律、达到智勇双全的方法；并把其中的主观与客观二者之间好好符合（原文为融合）起来，鲜明地表述为军事上多打胜仗、少打败仗的关键。其三，更加精辟。如对战争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表述，不仅揭示了战争认识辩证运动的完整过程，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如对战争客观物质条件与主观指导能力的关系，毛泽东用舞台和导演的形象比喻，进一步生动地阐明了战争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其四，更加深刻。例如，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没有就军事谈军事，而是注意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进而阐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正确的政治的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既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如若不彻底地克服他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五、在典故引证上：《辩》文少而讹误，《中》文多而精当
由于《辩》文只是个写作提纲，不可能展开论述，因而对典故的涉猎很有限。至于中外战例，《辩》文基本没有涉及。
毛泽东写文章虽然不爱大量引用别人的东西，但为了阐述观点和说明问题，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引述，《中》文在这方面较之《辩》文的数量要相对多一些，并大都注明了引文出处。毛泽东自己说过，在马列著作中，他读得较多的是列宁的著作。此特点在《中》文中有所反映，即不仅多次提到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而且两次引用列宁的观点。其中一处是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时，引述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重要论点。此外，还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兵学典籍。据粗略统计，引述《孙子》四次、《左传》两次、《战国策》和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各一次，还提到了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并且还引述了外国军事家关于“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的论述，除改正《辩》文中相同引述的错别字外，对最后一句话也作了订正，但未具体指明有关的国度或姓名。不难看出，《中》文对典故的引用，不仅数量多，有出处，而且也更准确和精当。
从以上五个方面对《辩》文与《中》文进行粗略比较，对如何开展军事辩证法研究至少可获得如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应切实重视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如果说《辩》文只是《中》文写作提纲的话，在此之后，毛泽东只以《中》文为题作了讲演，而似未专门讲过军事辩证法。这是否就如有的同志所猜测的毛泽东对军事辩证法的提法持否定态度呢？不是的。诚如莫文骅同志所说，毛泽东虽未以“军事辩证法”为题作过专门讲演，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了军事辩证法。当时，毛泽东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新的征程，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并亲自组织了“哲学问题研究会”。其中，讨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内战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换句话说，是站在哲学高度，运用哲学方法总结战争经验。1939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一书时曾明确使用了“战争辩证法”的概念。另据郭化若回忆，1939年7 月，他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抗日战争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40年8月， 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又作了“军事辩证法”的讲演，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领域，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毛泽东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显然，它不仅充分肯定了军事辩证法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为我们从事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启示之二，应正确理解军事辩证法的内涵。从《辩》文到《中》文两个写作过程看，毛泽东在对军事辩证法的理解上，有了很大的飞跃。如果说，在《辩》文中，毛泽东还主要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阐述一系列军事领域的矛盾范畴；在《哲学批注集》中，也主要是尝试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阐释军事问题的话，那么，在《中》文中，从哲学方法的运用及对军事问题的阐述方面，都作了较大的拓展。在这里，既包括着眼特点及发展、关照全局及掌握关节等战争辩证法的内容，又包括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实际、坚持战争认识的辩证过程等战争认识论的内容；包括战争的起源、本质、性质、目的，及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方法等战争观的内容；还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论述的军事辩证法是广义而非狭义的，它涵容了战争观、战争唯物论、战争辩证法（狭义的）和战争认识论等诸多的内容。如同《孙子》和《战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当时不同时代军事辩证法的代表作一样，运用哲学方法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军事路线上经验教训的《中》文，也就是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最现实的军事辩证法，舍此无需也不可能再有所谓专门的军事辩证法体系。善于把军事领域中重大现实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和解决，既是军事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军事辩证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启示之三，应正确把握军事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军事问题时，生硬的用某些哲学的范畴装点门面，或简单的用哲学的框架充塞某些战争的实例等，绝非军事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我们应像毛泽东那样，把哲学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和工具，通过对纷繁复杂的军事问题不断进行哲学反思，进而揭示其规律并用以指导战争。尤其在当前，从事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应强调反思意识和创新意识，拓宽理论视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不断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解决新问题。
注释：
〔1〕《胡乔木同志致王任重同志并转曾庆洋同志的信》， 《军事辩证法研究通讯》1991年第1期。
〔2〕《军事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研究通讯》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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