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层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东荪（1886—1973），字圣心，近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从30年代起，他曾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现象及文化问题作过鸟瞰式的反思与理论上的研究，形成了较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从张东荪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内容的演化上看，其文化哲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37年前，他主要是从哲学（形而上学）立场来研究文化现象，说明文化的产生、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所谓“社会文化层”理论；二是1937年后，他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化问题，把文化与知识联系起来考察，从知识的层层进化中引导出文化的性质，并重点说明了文化对知识（思想）的限制问题，提出了所谓“文化限制”理论。前者构成了张东荪前期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人生观ABC》、《道德哲学》及后来《现代伦理学》等文著中；后者是张东荪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或称知识社会学，他自称“文化主义”的知识论）。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作一述评。
一
1930年10月，黄子通为张东荪的《道德哲学》作序时说：“用‘文化’做目标去解决道德的问题，于是个人与社会可以沟通，‘常’与‘变’（Theone and the many）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何等透澈！何等简便！”所以，他又说：“吾觉得东荪先生的道德观把几种困难问题都可以解决了。”[①]张东荪是如何以文化做目标来解决道德问题的？
实际上，他解决道德问题的理论，就是所谓“社会文化层”理论；而这一理论，又是继承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张东荪译为翁德）所谓“社会精神”思想而来的。
张东荪在阐述冯特道德观时说：“翁德之说以文化之精神大流认为独立实在之物，而解释道德。其说之特长在此，著者亦认此说较其他诸说为优。”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冯特“以理想的情感以为道德之发源，以为吾人对于所理想者皆有所渴望，有所爱慕，因此遂致献身，于是对于文化之精神大流乃有所贡献”[②]。他提出的“社会心理”概念，沟通了个人道德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所以，张东荪认为，冯特足可谓“文化哲学”的开创者。他主要是接受了冯特“文化精神之大流”、“社会心理”的基本思路。
此外，张东荪还考察了冯特以后西方所谓“文化哲学”理论。他认为，戴尔坦按冯特的思路创立“精神科学”，从心理方面以综合方法研究文化之大精神。其高足许濮朗盍（Eduard spraper）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撰写了《生活基型》一书，把人类生活分为六种基本类型。这些均是沿着冯特的思路，从文化哲学立场研究人类文化精神现象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尤其是许濮朗盍六种生活基型的划分法，对张东荪“社会文化层”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冯特到许濮朗盍，西方用“文化精神”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思路，受到张东荪的特别关注。他说：“以文化解决道德颇足使吾人注意耳。”[③]他基本上是沿着这条思路，来创建社会文化层理论的。对此，他坦白承认说：“著者之主张可谓与翁德相同，亦以文化而说明道德。特说明之法则稍稍异其趣。”[④]张东荪基本按冯特的思路建立自己的文化哲学，但“说明之法”不同。这个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又接受了摩尔根等人的层创进化理论，作为自己“文化层”理论的哲学基础。
层创进化论，又称新进化论或创造进化论，简称“创化论”。代表人物是摩尔根（C.L.Morgan，张译为“穆耿”）、亚历山大等人[⑤]。这种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影响及于张东荪文化哲学处，主要在于：用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说明文化现象，阐明文化之由来。
赞同摩尔根的“突创”说，他认为，宇宙分为若干层，每层之上创生一新层便是突创，也称突创品。宇宙可粗分物、生、心三层，各层中又分若干小层。由物一层突创出生一层，由生命腾放突创出心一层；心一层又分若干小层，个人感觉为最低层，社会文化为最高层。他说：“心之大层中其最高层为文化，此即翁德所谓‘社会精神’是也。此种大精神实为一种突创品。换言之，即在个人心理以外之一新层也。吾人根据个人心理决不能推测此大精神之为何状。故社会精神非个人精神之集合或总积。止能谓社会精神为个人社会所集合以成。明乎此便可知吾所以不得不名此突创品之故。吾今名此曰‘社会文化层’”[⑥]。可见，社会文化层，是由宇宙依创化原理一步步突创出来的，张东荪所谓“社会文化层”理论，也是根据层创进化论建立起来的。
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虽来自摩尔根的层创进化论，但在运用时有所创新。他认为，摩尔根的分层法太固定、太朴素，于是作了较大修正。这主要表现在：强调个人生命在创造社会文化层时的作用。他说：“实则著者以为社会与人身不尽相似。故在吾个人之意，主张文化与社会者个人对于超越其生活之努力因共同而便为‘客观者’之谓也。此种客观者自成一界（或一层）。就其层言，可谓突创品。”[⑦]这是张东荪自认为修正摩尔根之处。
此外，文化层之突创是由于生活之超越，生活之超越的动力何在？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张东荪十分明显地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在《道德哲学》中，他因为力图回避解释文化产生的源泉问题，所以未作说明；在后来的《知识与文化》中，他很坦诚地承认：自己所谓“生活之超越”说，是受柏格森“生命之流”论的影响。他说：“我在哲学上有下列看法，即我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自然之流。而个人生命亦即是这个流中之一流。所以生命可以说是个永久不断的逝去。而活看（即生活—引者）却是想在这个不断的逝流中稍稍停住。……活着是想抗住这个逝流而得稍住，则必须把流去的把着，使化为固定。这个作用却正就是知识所作的。……可见必须以知识表现生命，二者虽非同一，却是生命藉知识而显然。我的此说和柏格森却颇有相同处。”[⑧]
这里，张东荪重点虽是从社会学立场阐述知识之性质，但其深受柏格森思想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活着是想抗住这个逝流而得稍住”，与《道德哲学》中所说的“生活之意义在于腾越”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由哲学立场改为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立论而已。
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深受冯特“社会精神”观点、许濮朗盍“生活基型”说影响，沿着这个文化哲学的思路继续探讨的结果；二是运用摩尔根等人层创进化论，阐释宇宙进化、突创出文化层的结果；三是用柏格森“生命之流”论，说明文化产生的动力问题的结果。在这三方面思想影响下，张东荪根据自己的理解又做了进一步发挥和修正，形成了所谓“社会文化层”理论。
二
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在《道德哲学》中得到系统阐述，后来又有所补充。它主要包括：（一）用柏格森生命之流论说明文化产生问题；（二）沿着冯特的思路，用层创进化论阐述社会文化层的形成与进化；（三）阐明个人与文化层的关系，说明道德的意义和文化的性质。
（一）关于文化产生问题
他认为，生活的性质是“新鲜活泼”的，它是限于一定的时空交切点的体验；但生活的目的，则为求有以放大此时空交切点，即扩大自由之度，生活的价值就在于此。这种放大时空交切点范围的现象，他称为“腾放”。个人腾放的范围可以相通，其相通之处，便构成了“客观价值”，这样的客观价值，他认为就是所谓“文化”。他说：“各个之放大范围间有共同者，此共同者吾曾名之曰客观价值，而其实则所谓‘文化’（Culture）是已。”[⑨]客观价值是由于各个努力腾越而集其共同者，也就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由此，张东荪把文化阐释为：“故文化者自有人类以来所有对于生活扩大之努力由共同而堆积之结果也。”[⑩]又说：“人类现实生活受限制于时空之交切点；故人无不欲超越此交切点；凡向此超越之努力，堆集其共同者名之曰文化。”(11)这里，张东荪显然是从哲学角度来阐述文化产生问题，它自然是所谓文化的“最高概念”之一种。
为什么人类必须有文化？人类为何要使自己的生活超越于现实？张东荪认为，文化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人类为了对付生活环境共同努力的成就。他分析说：“须知吾人各人独自腾出其现实生活，其为事也必至困难。”所以，“吾意在明个人而欲超越其现实势必不能，于是合群协力尚矣。此合群力而从事超越现实之成绩，总名之曰文化。文化者吾人依生活超越自身之目的由现实而趋于理想之合同努力也”(12)。在他看来，合群协力是人类必需的，当然也是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人类只要想生存，就必须合群协力，只要有合群协力，就必须产生文化，因此，文化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这是张东荪关于文化起源问题的主要观点。
这个观点，不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而来的，而是由形而上的哲学观察和逻辑推论得来的，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可以说一半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一半是逻辑的推测。这种文化起源论，只能算一种“说”，是所谓文化的“最高概念”之一种，不可能令人信服。这也正是此后张东荪转向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文化问题的内在原因之一。
（二）关于社会文化层的形成和进化问题
为了从哲学上论证自己文化起源论的合理性，张东荪又用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来阐明社会文化层的形成和进化问题。他认为，宇宙可以粗略地分为物、生、心三层，由物一层突创出生一层，生一层可用“生命”代表，由生命意志引起生命之腾放，此腾放之共同者即是所谓客观价值。这样，由生一层便突创出心一层。心一层中最低者是感觉，最高者为文化。作为一种突创品，他所谓的“文化”，实际上与冯特所谓的“社会精神”（又称社会心理）是相似的，均指“在个人心理以外之一新层也”。他赞同冯特的观点，强调“吾人根据个人心理决不能推测此大精神之为何状。故社会精神非个人精神之集合或总积。止能谓社会精神由个人而突创以生但不能谓社会精神为个人社会所集合以成。明乎此便可知吾对于不得不名此突创品之故也。吾今名此曰‘社会文化层’”(13)。
文化是一种突创品，此突创品是由个人精神集其共同者而成，它虽产生于个人心理但却高于个人心理，所以，它产生出来后，便成为社会精神；此社会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即客观价值，它就是宇宙一大层中之最高层，张东荪称之为“社会文化层”，即通常意义的所谓“文化”。这便是文化层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
既然文化层是宇宙心一层中最高层，那么，按层创进化的原理，文化层也可分为若干小层。张东荪以许濮朗盍的六种“生活基型”说为基础，把文化层分为经济、政治、宗教、学术和道德等小层。他说：“文化之中有种类可分，其最低级者为经济价值……即经济文明是也。”为什么它是文化层中之最低层？他仍用“生活之超越”说来解释。这是由于经济文明“放大之范围有限度，对于生活之目的在于超越自身者所贡献尚微故耳”(14)。经济之上是政治文明，“须知政治者非他，即人类集合成为社会后，则社会便似一有机体，于是有分工协力，各职异掌以发达其全体，而各职之间不能不有调和整伤，此司调和整理者即政治是已。”它的用处在于“维持群力使其不致溃散”(15)。政治之上，还有美的、信仰的价值和理智的价值等小层，分别体现为美术、宗教和学术。他说：“文化有种种，对于物质需要则有经济，对于合群之维系则有政治，对于条理之审知则有学术，而对于行为方面有所律者厥曰道德。”(16)
张东荪的这种划分法，是受许濮朗盍六种“生活基型”说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与许濮朗盍的划分法很相似，但又有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许氏“视此为生活基型，吾则谓为客观价值。即文化之产物，与个人性质无关”(17)。他把文化层及其中的各小层，都视为文化的产物和客观的价值。他说：“此文化层亦为实现之物，特其为实在也与个人心理之为实在物者有异。”(18)
需要说明的是，张东荪虽把文化层分为若干小层，但仍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他之所以把文化分为若干小层，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已。对此，他在说明道德的性质时说：“……文化自成一全体，而不可分散。无知者往往谓经济自经济，政治自政治，学术自学术，各为一独立物。实则所谓经济政治学术宗教道德不过文化之各方面耳。”又说：“故文化为一整体而所谓经济政治学术等乃吾人为便利计抽象以观之耳”(19)。正因文化具有整体性，所以，文化层中的每个方面，对于文化全体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设其缺少，则不成为文化，换言之，即无文化。”“苟有文化，则必须同时有道德经济政治学术等等，各方面相依相关以成其全也”(20)。
社会文化层是由宇宙层创进化而来的，根据层创进化原理，它虽处于心一大层中之最高层，但仍不会停止不前，必然还要突创。于是，张东荪用层创进化论说明社会文化层的形成后，又进而用它来阐明文化进化问题。
如前所述，既然文化产生于生活之腾放与超越，那么，生活之腾放与超越，便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文化乃随着生活之不断腾放而时时进化。他说：“吾前言文化为所以使生活超越于现实者，须知此种超越仅在程度上而实未有底止。”由于生活的理想极其辽远，生活的目标极其远大，生活的本性又在于超越与腾放，所以文化永远处于不断进化中。他说：“对于此辽远之理想，吾人所努力者，换言之，即积为文化者，仅属初步。……以此之故当知文化层虽为客观者，而此客观者并非固定物，乃时时以超越生活为目标而求增加其接近目标之程度。”因为这种超越的努力距离理想尚远，“故时时须自行增高与加富”(21)。这就是文化进步（进化）的秘密所在。
（三）人与社会文化层的关系
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产生后，人又生活在文化层中，此文化足以改变人性。他比喻说：“个人之居于此层（社会文化层）中殆犹锡铁之入于炉中，无形而融化。”(22)在宇宙中，不但自然法可以改变生物的性质，人造的文化也足以改变人性。他又比喻说：“故吾人之呼吸于文化中正犹鱼之息栖于水中，以水性质而变易鱼之性质；以文化之性质而变易人之性质。鱼离水不能生活，人离文化亦不能生活。”(23)人与文化的关系正如鱼与水一样。文化的作用就表现于此。
他举例说，人所具有的仁、义、慈、慷慨等美德，并非天生的，“乃因沐化于文化中而铸成也。迄铸成以后则无异于天性”(24)。所以，他坚信，人的天性并非仁慈，也决非不仁慈，“能使其为仁者，文化之力也”(25)。这点颇与中国传统的“性无善无恶”论相似。
是不是人性都由文化熏习而成？张东荪认为，人性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所谓“天禀”，即作为人的生理机制；二是文化之陶冶。他说：“吾尝比之，天禀如凹处，文化之铸也如水流入。水之流入视凹形之大小圆曲而异其所势。故谓吾人个性纯自天然而成，非也；纯由文化而造成，亦非也。乃二者相关之点耳。不有水之流也，其凹形不能显著；不先凹形之迹，水亦不能流入。大抵就个人而言，天禀之于性格有相关处，由文化以熏习之乃得愈见其显明焉。特此皆有个人而言，至于种族与人类全体，则大都可归于后天所赢得者。”(26)即人类的群体性格、民族的特性，大部分由文化铸成。文化是人类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居处之所，人类无时无处不受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熏习。
人与文化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对人的影响上，而且表现在人对文化的促进上。此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不断创造新文化；二是人类经常修补文化的缺陷。
张东荪赞同冯特的观点，认为，文化的进化，非文化自身的进步，而是由个人精神作代表以进。他说：“个人精神有所创造足于原有文化之总体有所增加者，此种创造即代表文化之前进。”(27)个人精神对于文化之创造，可以表现在经济、政治、学术、道德等各方面，人们无时不在进行着此种新文化的创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便主要体现于对于人类新文化的增加上。同时，文化的创造也不是只会有进无退的。他说：“于是吾人之文化，其进展也必非直线，乃为重叠；换言之，即必于进步中寓有修改，于修改中寓有进步。”这种修改，他称为“第二类之创造”(28)。之所以要进行不断地修改，乃是因为文化常有堕落。
他认为：“无论如何高尚之个人其中不能绝对无世俗之欲念。无论如何开化之社会，其中不能绝对无害群之分子。”(29)所以，文化经常出现缺陷。人类对文化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对有缺陷的文化进行修正和补救上。“吾人欲使文化常进而其中之个人无有堕落，则惟有以道德与法律教育等相辅而行”(30)。在《人生观ABC》中，张东荪也说：“总之，我们应得明白文化就是变化人类本性而使其向上的。所以我们止有修补文化使其更有效。并且务使其没有漏洞，不致使已淘汰的野性仍从破绽中重复闯出来作祟。人类之所以不能不有修养即在于此，文化之所以不能不修改日进亦是在乎此。”(31)
文化起源于生活之超越，而生活超越的动力在哪里？在他看来，当然在于“生命意志”，但生命意志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张东荪接受并坚持康德的观点，把宇宙分为现象界和超越界，认为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属于超越界，决不能在现象界中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求得。他明确地讲：“以道德（实际上是文化——引者）之来源而言，著者深赞成康德之说。以为求之于自然界（现象界——引者）决不可见。故可谓道德之来源在于超越界。”(32)又说：“至于何以必须超越现实，求于经验无由索解，至能谓吾人之生活其本性即为超脱此生活。此其故止能存在于生活以外，而不能即在生活中求之。故文化之所以文化，道德以所以道德，诉诸自然界皆无由解释。换言之，即人类之何以必有文化，何以必有道德，决不能在自然界求得证明。……康德以实践理性而明此理，其说实为正当。故著者专就道德之基础以为康德之说最为可取也。”(33)
生活之超越的动力不能在现象界求得，文化起源问题，也不会在现象界为人类求知，那么，只能求之于超越界。所谓超越界，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层”本身。这样，文化起源问题便永远是一个“形而上”的玄学问题，无须、也无待人类去证明了。在此处，张东荪“不可知论”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从社会文化层自身来寻找社会文化层的起源，又带有一定的文化循环论倾向，这是他后来提出的“文化限制”理论陷入“循环”论的内在原因。
三
张东荪是在研究道德问题时阐明这套“社会文化层”理论的，他并没有刻意把“文化”本身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加以系统考察。所以，在《道德哲学》中，他没有对文化产生、发展、交流、冲突等文化哲学的许多问题作系统分析，就毫不奇怪了。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层理论显得比较单薄。
张东荪在阐发“社会文化层”理论时，主要是从哲学立场上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与后来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文化问题是不同的。在《知识与文化》中，他曾说：“不过我虽主张文化以说明知识，即不从形而上学以讲文化。”(34)说明到1937年后，他研究文化的立场已从形而上学转变为社会学，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在此之前，自己在《道德哲学》中研究文化的立场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从形而上学立场上讲文化，便是从他的一套“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讲文化。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基本上是一套建立于层创进化论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到后期，他开始转变了研究立场，专从社会学立场上考察“文化性质”问题。这是他前、后期文化哲学转变的关键。但是，即便当他从社会学立场讲文化时，他此前从形而上学讲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层”理论，并没有完全抛弃。不但仍然坚持许多观点，并且有进一步的发挥。这表现为：
（一）关于文化产生的动力问题。在《道德哲学》中他只承认是由于生活之超越，而生活之超越的动力则不能求得于自然现象界，而只能求得于超越界。而在《知识与文化》中他则集中地申明，生活超越的动力是由于“宇宙之流”，即生命意志，承认自己的观点深受柏格森影响。“我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自然之流，而个人生命亦即是这个流中之一流。所以生命可以说是一个永久不断的逝去。……而活着（即《道德哲学》中所谓生活——引者）却是想在这不断的逝流中稍稍停住”(35)。这与他在阐述“社会文化层”理论时，所讲的“生活之意义在于腾越其范围”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换了角度来说明而已……用知识来代表此逝流中之“抓住”，用以说明知识之集合乃成为文化。
（二）用层创进化论来说明文化的产生与进化，是他“社会文化层”理论的重心。1937年后，虽然他研究的视角转变了，但层创进化论的观点并未放弃。实际上，他仍然用该理论考察由知识逐层进化到文化的历程：知识由感觉到知觉再到概念，经过固定化后乃成为文化，这乃是宇宙中“心”的大层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历程。与“社会文化层”理论中所谓“心之最低者为感觉，吾则于此愿有所补足，吾认为心之大层中其最高层为文化”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样看来，在《知识与文化》中，张东荪着重阐发的是心一大层中如何由感觉之最低层，经知觉、概念而创出文化最高层的问题。这显然仍然是受“层创进化论”支配的结果。
（三）在阐述“社会文化层”理论时，他反复强调，人类文化是人生活腾放扩大范围堆积其共同者，即客观价值而成，乃是由于人类“合群协办”的共同努力结果。到1937年讲由知识创造出文化时，张东荪也反复强调，集合的生命是知识之共同性与存续性的产物，文化本身便是集合的知识，个体之知发展为社会（群体）之知，便形成所谓文化；个人集合群之共同知识，乃成为人类之文化。这种“知识之堆积而成文化”的观点，与此前因生活超越“堆积其共同者名之曰文化”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同的，只是社会文化层理论偏重于从形而上学立场上，从生活之超越方面讲文化；而文化主义知识论则偏重于“活着是为了抓住”这一论点，来阐明文化由知识之由来问题。
（四）在人与文化关系上，他后来仍强调文化对人的陶冶作用，但却转换了立论的视角：即从社会文化立场上，系统考察人类文化对人类知识的影响问题，即文化对知识的限制问题。
总之，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是他较早系统阐发的所谓“文化哲学”理论，它是从形而上的立场来立论的，是层创进化论宇宙观指导下的一套“文化哲学”。这套文化理论，奠定了此后张东荪文化理论的基础。1937年后，他虽改变了立论角度，但许多观点仍为他坚持并发挥。因此，由“社会文化层”理论到1937年“文化主义”知识论（他自称为多元交互主义文化观），标志着张东荪文化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体系更完备，解决的问题更多。尤其是开始从社会学、人类学立场上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材料，来考察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而不单是从哲学（“形而上学”）立场上用“揣测的态度”来研究，这就无形中弥补了社会文化层理论的一些不足。
注释：
[①]张东荪：《道德哲学·黄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1月初版，第2页。下同。
[②]《道德哲学》，第555页。
[③]《道德哲学》，第557页。
[④]《道德哲学》，第560页。
[⑤]张东荪在《新哲学论丛》中有专门介绍，兹不多述。
[⑥]《道德哲学》，第578—579页。
[⑦]《道德哲学》，第580页。
[⑧]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初版，第40页。下同。
[⑨]《道德哲学》，第573页。
[⑩]《道德哲学》，第573—574页。
(11)《道德哲学》，第575—576页。
(12)《道德哲学》，第577—578页。
(13)《道德哲学》，第578—579页。
(14)《道德哲学》，第574页。
(15)《道德哲学》，第575页。
(16)《道德哲学》，第576页。
(17)《道德哲学》，第575页。
(18)《道德哲学》，第581—582页。
(19)《道德哲学》，第598页。
(20)《道德哲学》，第600页。
(21)《道德哲学》，第582—583页。
(22)《道德哲学》，第580页。
(23)《道德哲学》，第581—82页。
(24)《道德哲学》，第588页。
(25)《道德哲学》，第589页。
(26)《道德哲学》，第589页。
(27)《道德哲学》，第583页。
(28)《道德哲学》，第584—585页。
(29)《道德哲学》，第585页。
(30)《道德哲学》，第586页。
(31)张东荪：《人生观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7月版，第69页。
(32)《道德哲学》，第608页。
(33)《道德哲学》，第608—609页。
(34)《知识与社会》，第5页。
(35)《知识与社会》，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