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官僚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官僚论文,后现代论文,理论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3)03－0127－23
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演进
(一)后现代主义内涵与研究路径
后现代主义或后传统主义内涵：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后现代主义以多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试图对“元叙事”理论进行彻底否定。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或元叙事)(Farmer,1998b:95)，社会上应当存在多样性观点，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观点。利奥塔德(Farmer,2005:31－40)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其特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构“元话语”、解构“元叙事”、不满意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赞成既定的制度、不沿袭陈规旧俗、不事逢迎、专事叛逆、摆脱权威、蔑视禁锢、突破旧范式和不断创新。赫勒和费赫(Heller & Feher,1988:35－45)强调多元化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指出后现代政治环境是文化多元化与话语多元化的环境。格雷(Gray,1993:25－30)认为，当今社会的价值、文化、传统都呈现多样性趋势，并不存在所谓单一的文化传统。
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研究路径：近几年，学界形成了以解构为中心和以建构为中心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路径。前者以法默尔(Farmer,1995:30－40)为代表，强调“解构”概念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主张对任何假定的“唯一正确的解释”都提出质疑与否定，在后现代语境下公共行政理论应聚焦在摧毁传统的、封闭的、过于简化的、僵化的行政理论思维模式。吉尔诺(Gillroy,1997:34－40)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使公共行政人员重新审视既有的范式和概念假设。后者以福克斯和米勒(2003:50－70)为代表，强调建构是打破绝对理性和终极价值的合理路径，主张通过话语分析、公共能量场理论框架作为公共行政新视角和新语言，建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基础
首先，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反对逻辑中心主义，提出对其先天的“在场”进行解构，主张以“小型叙事”替代“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反对官僚制理性和现代性，认为科学理性是以一种新奴役和压抑代替传统的奴役和压抑。所以，后现代主义拒斥一切现代性理论，对逻辑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形而上学进行解构和摧毁(段忠桥，2001:104－108)。此外，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主体、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寻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向整体性和同一性开战。
其次，后现代公共行政转向建构日常语言的公共行政理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61:56)认为，哲学就是描述日常语言的句型而已。所以，限制人们的语言就等于限制人们的世界。越接近话语分析的理想，其交流就会越真实。福克斯和米勒(2003:12－20)解构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并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作为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基础(樊清和孙杨杰，2011:16－20)。总之，后现代公共行政者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日常生活中社会构建的，包括现象学、话语分析、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想资源。
(三)对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解构与批判
当今社会已经出现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重大转向(Bogason,2000:24)。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由现代理性转向后现代推理；由全球视野转向个人特殊兴趣；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由大批生产转向弹性专门的生产；由融合转向区分；由利益组织转向社会运动；由党派政治转向个性政治；由官僚组织转向虚拟组织；由民族文化转向电视娱乐镜像；由计划性转向自发性；由理性思维转向想象思维；由整体性转向碎片化。
对现代主义经验论的微观理论质疑：后现代主义学者拒绝将某些个案的本体论解释社会现实的本质，试图将解释方法建立在“意义整体论”和人类学认识论基础之上。这样，就从科学理性主义解释转向历史主义解释，为叙事性公共行政理论提供辩护。
对现代主义语言范式的批判：公共行政语言转向是公共行政理论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其转向的实质在于传统意识哲学转向了语言哲学(哈贝马斯和哈勒，2001:36－41)。法默尔(1995:10)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一种人们赖以交流和解决公共行政领域问题的语言范式。登哈特(2002:124)评价说，后传统主义者一般认为，语言构筑世界而非反映世界，所谓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总是被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限制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61:40－48)指出，严格地说指称符号并不是交流的基础。其实，语言游戏中的指称符号是一种相互合作的行为，指称符号在他们被说出的时候已经蕴含了某种意义，这些意义依据他们所使用的语境而定。就符号层面而言，所谓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结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能指与符号所指之间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出现(福克斯和米勒，2003:56)。由于法默尔早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维特根斯坦教授，对其《公共行政的语言》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法默尔认为，在现代主义语言范式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和一种解释；而在后传统主义语言范式中，公共行政强调“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变样”，以此克服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短视和局限，尤其是理性官僚制的固有缺陷(Farmer,1995:3)。
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使现代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源自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反思，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且是内容上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与矫正。后现代主义强调现代性所忽视的、现代性之后和之外的不确定性、异质性、无序性，并对现代性突出的原则性、整体性、确定性、权威性、同一性、规律性十分怀疑(章伟，2005:30－35)。总之，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性条件下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对立的理念。所以，作为现代生存危机在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上的反应，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去中心的边缘性、创造性与开放性。
对独白式话语的批判：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合作与互惠，而不是等级与协调。传统的现代公共行政体系是一个缺乏沟通的系统，因为传统公共行政系统是基于韦伯官僚制结构的，这是一个等级分明、命令自上而下传输的系统，从而极易导致霸权话语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上级手中，下级不允许有任何异议。所以，这种缺乏自下而上信息沟通的渠道，致使公共政策制定并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
二、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
(一)公共行政语言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性转向背景下，1995年法默尔代表作《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出版。这是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旨在对现代主义官僚制进行全面解构，标志着解构导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建立及其后现代公共行政学派的形成。公共行政的语言是一项宏大的现代行政理论解构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建构。
法默尔(1995:3－80)使用四个行政新概念作为替代性解决方案。“想象”是针对现代官僚制理性主义的第一个概念。想象一直被描述为游戏的思维，它是指在广泛范围内人们所想象到的可能性，而现代性倾向并简化为“能做”的可能性。想象是位于感觉和知识之间的中间状态，能够把个人印象转化为行政思想。“解构”是第二个概念，解构寻求一种来自破解隐语限制的洞察力，在公共行政概念和语言中植入对立物，它是接近理解现象的最普遍方式，不局限于一种分析手段或批评方法。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旨在剔除文本代表观点和鉴别文本的方式。第三个概念是“去领地化”，指对现代性学科理解的否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契合的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终结，这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重要见解。研究目的并不是对研究本身的理解，而在于研究是理解人类现象的互动本身；第四个概念“变样”是指抵消行政官僚制对效率理解的道德立场，被描述为与他人的道德关系中需要真正的审慎，在法默尔(1995:180－220)词汇中是反行政立场、减少权威和公民服务导向。
首先，法默尔(1998b:10－20)论证了如何解构官僚制效率。其实，官僚制效率是一个社会建构，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效率。他认为效率是文化的、现代的、世俗的、韦伯式的、与生产进步密切相联的。由于官僚制效率并不是一个在所有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的词汇，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特殊背景下的一种理想而已，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美国重塑政府运动追求效率这个词汇。而效率与非效率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效率不能确保一种正义的结果。效率概念只强调社会特权的控制，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社会控制并不重要。总之，解构的角色在于质疑那些精心设计的官僚制现象类型之下探究还隐藏着什么。
其次，法默尔(2005:62－65)对真理垄断提出怀疑。他十分赞成开发敏感的“小写真理”类型，即方言式真理或本地的生活方式。他质疑现在的公共行政语言类型，它不能确保“大写真理”是正确的，即便“大写真理”本身是整体性的和完全的。解构语言类型意味着我们获得的所谓“事实”并不一定正确。因为真理呈现的是没有解构的“事实”，通过解构就会发现所谓真理需要依赖隐含的假设条件(如它的对偶和暗喻)是由所使用的语言产生的(Farmer,2005:62－64)。
法默尔(1995:150－170)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中阐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所谓公共行政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这一切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与人格。公共行政理论应该成为解释公共行政问题重要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层面的、话语解构与建构的一系列活动，它是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过程。这一观点对公共行政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人类文化学田野调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法默尔(2005:75－82)认为，趋向冲突是一种开启公共行政思维的重要方式。它包括想象、解构、去领地化和反身性语言这些概念，反身性语言映衬了一个主导性视角的局限性。总之，其理论源泉来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尤为关注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缺陷。他所关注语言及其类型，十分有益于阐释我们的经验世界。
(二)后现代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了适应当今世界剧烈和深刻的变化，学者们不得不寻求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框架以理解和处理现实复杂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下文简称《杀死国王》)成为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第二个里程碑，其主要内容如下：
1.法默尔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三项基本主张及其最终解决方案。针对官僚制失灵，他提出“后传统意识”、“后传统正义”和“后传统实践”主张。他采用“后现代治理”评论形式，提出解决现代公共行政失灵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杀死国王”即废除官僚制，这使他成为旗帜鲜明地主张彻底废除官僚制的代表性学者。
2.法默尔认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科范围和研究方法十分局限。而对于解决重大的、宏观的社会问题，只有后现代治理理论才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选择。他将复杂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凝练为三个通俗的概念：即游戏的思维(thinking as play)、寻求的正义(justice as seeking)和艺术的实践(practice as art)，分别对应后公共行政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三个维度，从而建构了由认识到实践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体系。
3.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理论作为知识建构活动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具体表现在：①它没能解决官僚制的常见问题，而通过后现代概念可以纠正官僚制问题。他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语言学转向，认为语言游戏可以增加行政理论的灵活性和解释力。而组织、政策、合法性这些词汇并不是现实的镜像，它们只不过是现代性方言，而后现代性方言主张维持交叉学科的语言游戏。②正是语言形态的排列产生理论上的重大区别。官僚制排列公共行政的语言形态，结果导致各种语言的互相排斥。如果改变语言的假设、直觉、主张、方法、忧虑和混乱，需要重新排列公共行政知识的语言，即重新排列公共行政的思维方式。③后现代方言拒绝了硬性分类的自我利益、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换言之，公共行政不再看重现代性语言规则，不再期望命令的和真实的科学解释，当然也不期望秩序混乱和不真实的解释，后现代主义者需要超越这些分类。在公共行政理论中，所谓“效率”和“客观”的分类只是特殊的时间碎片而已。
4.关于人性的见解：所谓人性，就是我们如何对待人性的问题。作为人类，人的本性是什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别具有什么样的人性？官僚人性是什么？现代人性和后现代人性是什么？如果把人性与机制分开，无论“经济人”人性假设还是“行政人”人性假设都没有生命力。后现代思维将人性理解为“独特的、自我的、完整的人”。所谓“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不能被降低为一个时间碎片，或一项工作，或一项职业；也不能降低为一个制度附属物，或一个功能，或一个员工，或一个客户。“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独特的、人性的、个体的、没有被贬低的人。这种后现代人性概念不以统治制度为中心，而是以人类个体的精神动力和生命持续力为中心。
5.为被边缘化的社会类型辩护。法默尔(1999:313)写道，“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中心目标”是为了“一些群体的去边缘化，如妇女、少数民族、经济弱势者、政策规定的性别、殖民地人民及其他人”辩护。那么，后现代公共行政能为这些边缘化的大多数人提供什么？其主张就是政府已经边缘化了少数群体和其他人，因为相比其他话语来说，政府给予科学话语太多特权。如果去边缘化，那么现代科学话语首先需要去特权化。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边缘主义有助于被边缘化的社会类型呢？因为现代政府过于依赖科学事实和真理主张产生政策，并使其合法化。其实，所谓“事实”是社会建构的，它不是既定的，科学话语从来不是中立性的。政府对科学知识偏爱和支持给予科学话语建构社会的特权，而排斥或边缘化了其他人。
6.反对“霸权主义风格”、“理性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他列举了一些积弊，如忽视了宏观公共行政和长期公共行政的考虑，而偏向于狭窄的和非弹性的风格。这种风格拒绝解决官僚制“扼杀人类精神”的倾向(Farmer,1999:299)。官僚制所满足和实现的只是“提升政府机器效率的微观功能”(Farmer,1999:305)。所以，公共行政所反映的“现代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关系及其利益”，却教育工人要“适应建立起来的机器”。
7.推崇诠释学的公共行政和反对科学的公共行政。法默尔重申，正是在诠释学领域里公共行政理论获得了最大成就，它也是公共行政理论最具潜力的学科领域。因为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探究性诠释学的理解，寻求彻底的公共行政理论想象力。他指出，所谓科学的组织理论只是一些平庸的见解，公共行政并没有所谓“科学”法则。把全部公共行政降低为一些自然科学的模型，一定会遭遇到价值观不能科学处理的现实困境，因为任何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环节都包含了价值考量。正如西蒙对公共行政理论的质量进行的辛辣讽刺，他说其学术生涯始于公共行政这一潭死水(Simon,1991:114)。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最杰出成就一直来源于诠释学阐释的贡献。由于后现代行政偏爱变换的游戏和强调想象的诠释学类型，通过事件公开的游戏，公开的、诗意的、想象的、奔放的游戏，一定会产生一种神奇效果的后现代行政理论建构。
总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汲取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它是现代主义“没有实现、没有解放潜能”的背景下涌现的一种反映性哲学流派。所以，后现代主义具有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琐碎性、不可表现性、反讽性、混杂性、巅峰体验、行动主义、参与性、建构主义、内在性等一系列特征，这些可以描述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
(三)复合视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内容
2010年，法默尔出版了《多视角的公共行政：通过多透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是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第三个里程碑，除了继续质疑传统公共行政视角之外，他廓清了10个微观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视角。
法默尔(2010:39－168)复合学科视角公共行政理论提出：重点强调复杂情景与各视角合成(synthesizing)。复合学科视角包括工商管理视角、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批判理论视角、后结构主义视角、心理分析视角、神经科学视角、女权主义视角、伦理学视角及数据分析视角。他主张理论与实践的合成是关键环节，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计划、不同类型的管理及社会信仰、动机态度、服务性质、行政范围、行政想象创造力，选择复合视角的公共行政理论。
对复合视角勾画与合成创新：法默尔(2010:171－219)的词汇是“合成”(synthesizing)，阐述了公共行政规划合成、公共行政管理合成、公共隐喻合成、公共行政领域合成、想象的创造力合成。他的“合成”词汇，具有综合、结合、合成方法、各部分融成一体、催化反应、神经科学的合成之义。总之，多视角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主要解决复合理论视角如何有机地结合实践，破解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难以致用的操作性难题。
三、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贡献与局限
(一)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贡献
法默尔认为，后传统意识具有张扬“想象”的建构性特征。阐述“后传统”意识已不能借助于“传统的”官僚制语言，必须重新建构新的语言即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显然，后传统意识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性理论、合法性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
在本质上说，如果说现代公共行政失灵，那么后现代意识具体阐明了应该如何解决公共行政失灵的问题；在范围上说，后现代意识贯穿了整个治理的公共场域，无论公共组织、非营利组织、工商组织等各种组织和制度都适用后现代意识；在方法上说，后现代治理以激进的想象力为动力源泉不断思考、求索并付诸行动。
1.公共行政认知标准——想象的游戏
法默尔(2005:21－31)认为，后现代意识一直与传统意识共存，并作为传统意识的结果出现的。治理和后现代思维是独立的，应该用自己的词汇描述理论，所谓“自己的词汇”就是“游戏的思维”。可以看出，后现代行政基本特征是“想象”的思维，后现代公共行政总体性理论最关键部分是想象的游戏。
后现代意识中“想象的游戏”能够对现代公共行政失灵这一关键问题提供“觉醒”。因为，后传统意识具有完全公开的、想象的基本特点。政府缺乏想象力的原因是由于官僚制对政府决策的种种限制。传统官僚制由于科层制结构及内部利益的自我驱动性，导致了对公共政策应急性和回应性的失灵。可以说，现代官僚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公开性和想象力的缘故。
后现代意识十分关注人性和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想象的游戏具有的特征：一是想象的游戏由完全公开的和新鲜的意识建构。“公开的”和“新鲜的”意识是后现代语言的特色，因为想象的游戏是“一种新鲜的意识，它取代了传统的、官僚思维的颓废态度”；二是想象的游戏是摆脱传统官僚制思维桎梏的最佳路径。现代官僚制下，所谓科学思维只是给我们带来思维的误导，总是对官僚制弊病“修修补补”，其实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误导，只有想象的思维才是最佳的思维途径。
关于想象的意识，首先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游戏的思维”指向了什么是重大问题的新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想象的意识正是从传统治理思维的压抑和误导中获得创造性能量。所以，后现代公共行政“游戏的思维”是通过寻求治理，强调想象思维这一基本元素。后现代思维与彻底开放的反省和对话关系密切。由于后现代思维是开放的和寻求的，它认为最高层次的游戏是一种始于想象的、诗意的、沉思的游戏思维，它强调需要想象可能性的建构方式。如行政并不像机器，也不能把政府比喻成机器。行政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或科层制式的运行，或依靠上级的指导、协调和控制。其次，游戏是一种牛虻自由使命式的游戏，它赋予广泛地描绘治理问题的特权，需要开辟新的学科领域适应这些治理实践。此外，想象的思维还包括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空间实现其最大的个人潜力。
关于如何实现想象的游戏。首先，从价值层面上，想象的游戏始于“想象的、诗意的沉思”。“诗意”是法默尔表达其思想的一种重要意象。他不仅认为诗意境界是后传统公共行政的最高境界，人类“不仅需要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满足”，而且还要寻求“诗意的、崇高的、无以言表的、超越思想制约的”公共行政精神。其次，从技术层面上，需要一种“深远的、想象的、可能的”建构模式，即想象的可能性方式。这种可能性方式是指“制造、创造、维持或说明事物可能状态的建构特色”。在这种建构模式下，公共行政是开放的，不以等级制为控制手段和非符号化的。
现代官僚制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固化。为了解决“思想制度化”形成的思维方法狭隘及其盲区，行政管理者应该像“牛虻”一样自由的想象。作为“牛虻”式学者应该关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特别关注治理。法默尔将治理的范围描述为“政治的、经济的、行政权力和权威行使的方式”，认为必须对政府和大型官僚制的僵化弊端进行严格审问，尤其是首先关注治理问题；其二是关注弱势群体问题。他强调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价值关怀，强调“公共行政应该旨在服务于‘独特的、自身的、完整的人’的利益，以超越特殊集团的利益。事实上，对每个人的合法权利的充分尊重才是后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的实践方法在于“反行政”即反官僚制。在反行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驱除官僚制“符号”及其“符号系统”对行政想象的扼杀和对政府回应性的阻碍。总之，后现代意识意味着对现代意识的反思与超越。
2.后现代公共行政价值标准——后现代正义
一直以来，现代公共伦理学试图建立一个确定性的、可信结论的应用性学科。然而，正统道德的结论始终令人怀疑，孤立地使用某种道德基础是不合适的。法默尔使用“后现代正义”替换了“道德”概念。他认为后传统正义涉及封闭或半封闭等级制向真正扁平化，即真正开放的公民与公民关系转换而产生的意识。这种意识转换不是来自政治领袖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的关系，而是来自横向自我调节的关系。
(1)寻求后现代正义的语境——继承“正义”传统。后现代正义的建构不能脱离其历史语境，继承正义遗产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充满了复杂性和对立性，“正义”并非是简单的言语所能解释的。这些正义传统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之后，对追逐个人利益产生了强大动力，从而抵消了利他主义、博爱与公共利益取向的价值取向。法默尔(2005:85)讨论了罗尔斯、诺齐克、斯玛特的正义原则，提出寻求正义并非简单事情，寻求正义应该限制在合适的道德哲学文献内容之中。
(2)寻求正义的方式——内在寻求和他在性。法默尔(2005:73)认为，“自我寻求正义是正义思维的关键部分”(即尼采“形成性价值”)。内在寻找正义需要灵性或诗性，灵性是一个人内在的尚未制度化和系统化能量，所以灵性具有精神性和诗性。不仅个人具有灵性，而且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也能通向灵性。在灵性构建中，必须注意到“自我与他在之间的互动”，强调对“他在的移情作用”中恻隐之心是移情的关键，这种移情方式包括沉默与倾听，所以后传统公共行政朝向了寻求的正义。但是，传统官僚制存在一种一致的、操作性的、隐含意义的伦理知识主体，所以官僚制行政伦理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这些印象造成了困扰，需要寻求在本我与他在性之间增加开放性。如果说民主理想与官僚制理想之间存在激烈冲突，那么官僚制是为上级服务还是为社区服务之间会面临冲突的现实困境。
(3)寻求正义的范围——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正义元素。法默尔(2005:122－123)主张，从其他文化传统中寻求正义智慧应该成为一种法则。他比较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伦理法则，认为前者是属于被动的正义，而后者属于主动的正义。他认为“被动正义比主动正义更佳”，西方对于正义理解应汲取东方文明之精华。
总之，对后现代正义内容的寻求需要秉承开放性，从而在解构现代正义意识的同时，建构符合后现代意识的后现代正义。
3.后现代公共行政实践标准——艺术的实践
现有官僚体系具有明显的机械主义倾向，这种制度致使人类最终陷入非正义陷阱。解决官僚制弊病应该进行艺术的实践，后传统治理实践应该是一种艺术，因为艺术的本质趋于真正的人性。
艺术的实践包括游戏的思维和寻求的正义，公共行政实践者人人都应具备艺术家素养。艺术的实践应该超越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致力于关注政治、经济、行政体制总体与个体的人性之间的关系。作为艺术家的实践者应该关注如何蕴含关爱和博爱，而不是仅仅强调现代公共行政效率。麦克斯怀特指出，弥漫在组织和制度世界中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领导力”(McSwite,2009:310)，其中包括领导艺术。治理的艺术应该呼唤人们之间更为开放的理想的关系类型。
博爱激励的治理拒绝把治理只可看做群体制定规则和应用规则。博爱激励的治理转向强调个体的、诗意的、精神的自由。法默尔(2005:103)认为，全心全意的爱是一种巨大的公共行政力量。把爱所有人作为动机包含了群体规则，强调个体的人及其环境、生活和独特的转向。然而，后传统治理指向了为实现他最大潜能的、独特的、自我的、完整的所有人。关爱和博爱必须超越竞争者象征体制修饰物的衡量，超越效率和超越官僚制。治理的艺术通过引人相反的象征物，才能一步一步地移向爱的动机。
法默尔(2005:141)还认为，应该重视公共行政领导力艺术，治理应该包括正义的艺术，而不是英雄豪杰式领导力。后现代实践者应该在爱的原则下“更新符号”，解决“民主官僚制和民主公开”的难题，从而加强公民理想或意识形态的忠诚。废除国王(废除官僚制)就是要求改变公民头脑中的固化的符号系统。
(二)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之局限
西方人文传统和特定场域的时空前提：基督教文化、个人主义导向、文化多元主义、民主宪政、自由、民主、博爱、公平、正义、法制精神、反政府文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特定框架和系络限制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其他国家的适用范围。
废除官僚制理论临界点问题：官僚制理论存废双方争论焦点均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质疑。官僚制理论学派认为，现代官僚制“效率”最高，程序面前最为“公平”，他们质疑后现代公共行政缺少“规则”。现实中，以理性主义、集权化、专业化、职业化、工业化为特征的官僚制理论真该终结吗？终结官僚制的临界点具有哪些特征呢？
易于陷入后现代公共行政唯心主义本体论：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固然存在缺陷，但完全依赖“想象”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同样令人怀疑。
理论传承与变异关系的困境：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与官僚制彻底决裂，但同时拒绝了现代公共行政的合理成分如“效率”、“公平”和“稳定性”，如何创造性地实现理论范式转换依然是现实难题。
游吟诗人般思维激荡，古典行政哲学思想曲高和寡：如短评采用哈姆莱特式独白，深入刻画了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的激荡与内心彷徨。而现代读者对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话剧表达形式比较陌生，加之缺乏必要的注释，普通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的深邃含义，大大影响了著作的名声远播。
(三)法默尔后现代行政理论之批判性评价
麦克斯怀特(McSwite,1997:174－181)曾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后现代主义与公共行政身份认同的危机》长文，对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及福克斯和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个话语朝向》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两部著作会很快成为快速崛起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英国、澳洲等国学者都对其著作进行了专项评论。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学派奠基之作《公共行政的语言》，系统性地解构了官僚制语言(或官僚制理论)。著作针对全球范围内官僚制和现代性理论与实践之积弊，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如何解决解构官僚制理论的误区，从意识、方法、学科知识、心态上如何建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杀死国王》旨在如何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上建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其核心概念强调“想象的思维”、“寻求的正义”和“艺术的实践”，其中“后传统意识”是解决官僚制和治理的关键环节。法默尔《杀死国王》出版后，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坎宁汉姆、麦克斯怀特、凯特劳、斯凯克特、柯兹敏、维特和索恩等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回应性思考。麦克斯怀特(McSwite,2009:303)充分肯定了法默尔废除官僚制理论的贡献。他认为，现实中创造现代主义的所有知识领域和途径被集体需要的，被认为产生“大写真理”即最终真理的真理王位残废了。国王(即官僚制)还坐在王位之上……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实的困境在于，只要人们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或追求一种大写真理，那么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存在所谓的“真理”，人们会一步一步地接近这种所谓“真理”。在实现所谓大写“真理”过程中人们可能越陷越深。其实，所谓“真理”就是陷阱。一旦我们承诺给“真理”，“真理”就变成我们心灵的鸦片，就很难废除“真理”了。
维克(Vickers,2005:426－432)也指出，《杀死国王》是向传统公共行政的一次突袭。此书为后现代公共行政体系奠定了新鲜血液的、洞察性的、替代性的理论基础。柯兹敏、维特和索恩曾将法默尔后公共行政理论描述为，呈现具有想象力的、批判的公共行政，包含了达伦多夫(Dahrendorf,1968:7)所指的“社会科学价值”。其理论包含了“宏大范围”类型，把历史意识编入公共行政类别的“道德认同”理论建构之中(Kouzmin et al.,2009:356)。可见，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致力于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学者，不仅把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视为理论先驱，而且赞扬法默尔致力追求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解决现实困境的针对性、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多视角的公共行政——通过多透镜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认识论复合视角的后公共行政理论。其核心概念强调“解读”、“多透镜”、“合成”和“启发”，而复杂情景下理论与实践“合成”是关键的环节，尤其采用神经科学视角的认识与实践合成。
法默尔后现代思想是在耕耘《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知识中，与许多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通信交流中，各种新思想不断碰撞的结果。然而，更主要的理论冲动来自他不堪忍受官僚制的现实。他在纽约市警察总局和美国司法部职业生涯中，亲身经历了传统官僚制理论与实践失败的切肤之痛。这位百科全书式理论学者的高贵品格和优雅学识，以及创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远大志向，不断地吸收各种学科、各种思想并植入其后现代行政的思想试验之中。法默尔致力于未来公共行政理论指向，如人本主义、女性主义、边缘化群体、伦理法则、个人梦想、多样性、个性化、差别化、全球公民，这些不仅给他提供了理论诉求，也引发他对未来公共行政理论导向的无限想象。
法默尔后现代行政哲学来自西方哲学思想宝库。这不仅得益于法默尔的老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思想的精华，也得益于他博览群书的学术积淀和深邃的哲学思考。他以特立独行的理论勇气痛击官僚制积弊，不仅是首位系统地阐述废除官僚制的学者，明确表达了彻底废除官僚制的鲜明主张，而且提出解决官僚制问题的整体性替代方案，这种探索和质疑精神给人强烈的震撼和启迪。需要指出的是，法默尔思想同样需要解构与批判。因为批判主义正是他一直的主张，所以解读、对话、反思是理解其思想内涵的最好途径。对我国现有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全面的解构、话语分析、对话与批判，也是保持我国公共行政理论基业长青的有效途径。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可能长期并存和动态平衡。无疑现代性发展带来科学技术普及和经济快速增长，并伴随代议制民主和庞大的官僚制政府。然而，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现代性并没有解放我们人类，现代性显示了压迫和抑制，已经显示衰竭的特征。尽管现代性追求的大工业生产带来财富日益增长，但是后现代主义目睹了现代性的强权专制、人性压抑、信任危机、幸福缺失、社会危机、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厄运。所以，两者关系可以类比为阴阳交织或阴阳互补关系，需要维持两者的动态统一或动态平衡。法默尔鲜明主张废除官僚制，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维持两者的动态平衡，那么各自的边界在哪？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各自发挥什么作用？各自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它们是竞合关系，还是零和关系？
后现代公共行政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总的来说，现代性与工业化社会适应，后现代性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然而，我国处于几种社会形态交叉共存的社会形态，所以现代性公共行政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处于一个共生状态，并取决于多样性的行政生态系统。其中，行政生态理论可能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后现代公共行政与美国反政府传统、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个人权利、博爱等人文精神相适应的，并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中国奉行集体主义，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十分不足，国情、政情、社情、民情十分迥异，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
后现代公共行政批判主义针对了一些理论焦点。首先，对于启蒙主义和现代性后果的批判，尤其是官僚组织及其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有助于公共行政官员公共利益导向，引导他们如何担当更广泛的社会角色。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并不主张公务员只听命和服从于上级。其次，后现代主义者批判所谓一般性科学，其反理性主义者立场导致他们走向一种新的范式，即理论要服务于变化的目的，否则宁可不要理论。事实上，现实中很多人借用民主理论之名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伦理价值标准的决策有助于边缘群体。诚然，后现代批判主义有可能导致实用主义，所以它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构性的。
四、法默尔后现代思想对中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论文对法默尔里程碑式三部公共行政理论著作进行了初步梳理。总体来说，法默尔后现代思想可以概括为“解构”官僚制语言、“建构”后现代行政语言、“想象的思维”(认识的开放性)认识论、“寻求的正义”(伦理的多边主义)方法论、“艺术的实践”(实践的确实性)实践论，以及复合学科公共行政研究视角。
法默尔思想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实践具有重要蕴涵和启示，因为我国主导性公共行政理论依然是官僚制理论。在此，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我国官僚制理论与实践弊端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需要不需要废除官僚制理论？废除官僚制对我国的产生何种影响？我国能否接受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框架？法默尔“想象的思维”、“寻求的正义”和“艺术的实践”理论框架，以及复合学科研究方法对我国实践有没有指导性作用？
我国对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研究也取决于两大现实诉求：一是主导的官僚制理论种种弊端已经广受诟病，二是我国没有形成本土化的、有效的公共行政理论(马骏、刘亚平，2006:73－76)。而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是针对官僚制理论弊端针对性提出的替代性公共行政理论，无疑会对我国重塑公共行政理论具有有益借鉴作用。总之，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为我国学者探究和建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新价值崛起和价值多元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在呈现分权化、个性化和国际化趋势，全球文化不再强调民族特性，地球村社群在跨组织、跨国家边界联结起来，很多人感到他们处在混沌的边缘。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强调新价值崛起、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和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尤其是后现代价值更强调人的自主性、独特性和多样性。西方社会高度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物质主义崇拜的价值观，逐渐向强调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
后现代主义自称为彻底的人类主义者范式。我国政府也需要人本主义价值理念，维护“独特的、自身的、完整的人”的尊严，这对“出彩人生”具有启示意义。首先，政府要维护“以人为本”的“全部人的利益”，这是政府存在的最高理想和终极价值追求。然而，无论是西方政府的经验还是我国实践中的官僚制，并不具备实现这一基本价值理念。官僚制的科学性往往将公共性诉求边缘化了。重视“有差别的人”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公共服务要具有针对性和回应性。政府不仅是所有公民的政府，而且是每个公民的政府，需要尊重每个公民的利益并为每个公民谋福利。每个个体有权力享有政府提供的均等的公共服务，而不能借用国家或集体之名践踏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边缘群体需要增加博爱的关怀。
(二)对我国公共行政艺术性实践的启示
政府行政人员需要具有艺术家素质及领导力潜质。这种公共行政艺术家的潜质，有利于创造性地处理当今复杂性的、利益多元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矛盾。政府官员艺术性公共服务实践，艺术性、娴熟性地处理日常事务中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需要一种精湛的治理艺术，从而改变那种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简单的、粗暴的行政方式。
回溯历史和审视现实，不难发现我国现代公共行政缺乏快速的反应能力。尤其是它在接受新鲜的、挑战性知识和情感方面往往反应迟钝，官僚制也缺乏包容动态的、多样的、鲜活实践的适当性。而对于宏观公共行政和长远的公共行政方面，官僚制似乎如此苍白无力，现代公共行政缺乏想象力和亲和力。因此，我们急需后传统公共行政意识，呼唤想象的思维、寻求的正义和艺术的实践。
然而，我国复杂历史与现实不断挑战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想。譬如，各种“想象”思维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公平/正义”价值的伦理学取向，何种范围的伦理学？儒家伦理还是西方伦理？艺术的实践与我国传统的“谋略”、“策略”、“圆通”、“术”是一回事吗？
现实挑战总是严酷的。如某著名企业家直击国民性弊病：人情第一位，公平退居第二位，不守法第三位，诸如此类。那么，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如何有效应对中国这一复杂国情呢？
(三)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指向的启示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一项过时的、错误设计的理论。所以，有必要转向非传统替代性公共行政理论形态的选择，亟待需要被有意义的、宏观的、长远的、非传统的后现代公共行政途径替代：即游戏的思维、寻求的正义、艺术的实践构成的公共行政总体性框架。选择现代公共行政替代性框架就是主张废除官僚制，终结占据主导统治地位的官僚制理论。
作为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代表，法默尔后传统行政理论内涵值得我们深思。只有批判性地理解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并作为启发性思想，才能结合我国具体情景或特定公共场域，才能艺术性、创造性地破解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和难题。
目前，我国公共行政理论中，无论古代的还是当今的公共行政理论开发，都大大落后于社会急剧变革与具体实践。除了积极地借鉴和消化西方有益的行政思想，更重要的任务是转向本土的、民族的、伦理的、文化的、特色的、场域的公共行政理论。
结合法默尔后现代思想，笔者认为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指向性启示如下：
第一，积极借鉴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如解构、批判和吸收西方后现代公共行政各派思想，反思和改进我国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我们需要进行中西方学者公共行政理论对话，学术的创造力正是在混沌之中、观点激烈交锋之中产生思想火花，旧的理论范式受到质疑和挑战，新的理论范式便应运而生，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的跨越。
第二，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我国拥有悠久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多可以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创新源泉。例如，孔子的“仁政”、“以德治国”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孟子的“心性”修养、“民贵君轻”、“王道仁政”和“知行合一”思想；老子的“道可道，无常道”、“自然无为”、“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思想，以及辩证关系思想；庄子的“天人合一”和“相对主义”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思想；荀子的“性恶论”、“天人相分”、“隆礼重法”思想；晏子的“和而不同”思想；韩非子的“法术势”结合思想；阴阳家的“阴阳互补”与“阴阳平衡”思想。这些古典思想产生于秦汉以来“大一统”封建专制官僚制之前，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信任危机和官僚制危机提供了替代性选择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我们唯有剔除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才能创新出适应快速变化、满足多样性需求、未来指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这些思想可以与西方公共行政思想相媲美，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批判地吸收其思想精华。传统思想资源为解决我国官僚制弊端和提炼本土化公共行政理论成为可能。期待我国学者通过批判地借鉴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建构我国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实现我国公共行政“理论自信”之理想。
第三，重塑和开发中国行政哲学。法默尔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正是在行政哲学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与突破。中国行政哲学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仅限于西方行政哲学，而是需要进行体系、内涵、边界的重塑。其实，我国行政哲学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中国行政哲学就是我国宏观的公共行政理论，通过观察现实、反映现实、提炼现实的理论与实践，实现我国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制度系统和人性系统的整合性理论。
第四，本土化公共伦理学行政标准指向。西方公共行政给予公共伦理学很高的地位，也是破除官僚制行政原则的替代性途径。两千年来，尽管儒家文化“以德治国”和“人治”广受诟病，然而不可否认我国拥有多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样性的、复杂性的、多元价值的、多话语的、地域性的、特色的伦理准则。本土化伦理不仅有利于草根阶层、边缘群体、博弈规则、放权、参与和自下而上决策，而且有利于扬弃儒家“大一统”家长制伦理，不失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五，诠释学行政研究方法指向。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过于偏重逻辑实证的数理分析研究途径，容易出现对复杂动态现实问题歪曲建构或误解的错误，即使正确的方法也可能解决错误的问题。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偏重质性分析研究途径。例如，现象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学、话语分析、扎根理论、叙事探究等方法，旨在从微观上自下而上地探究实践中的复杂现象。实际上，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突破来自现象学研究方法，即便是官僚制理论产生也不例外。
第六，复合视角的理论基础指向。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广阔，学科知识源流众多，只有学科交叉、思想碰撞和批判借鉴，特别是通过每个人的“想象”，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适应未来多样的、动态的、复杂的、混沌的、应急的和个性化的现实需要。那种把公共行政理论仅限于管理主义、效率主义的做法，或以一种灵丹妙药式行政理论应对千变万化之实践，只是一厢情愿的过时的想法而已。
综上所述，法默尔把“想象”作为批判的反身性公共行政的基本前提，实践者才能成为“指导生活的艺术家”(2005:14)。尤其他提倡“道德反身性”和“道德承诺”的行政理论，而不要盲目地实践，这对我们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目前，我国迫切需要未来指向的公共行政理论，除了借鉴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之外，变革时代亟需本土化的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体系以指导实践。法默尔坚持的独立思维、想象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范本，也为我国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探索提供了想象空间。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感谢马骏教授的讨论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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