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0年代大学课程返回基础的就业市场背景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就业市场论文,启示论文,背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8月，美国教育部长特瑞·贝尔成立了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1983年4月，该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以及全体美国人民公布了一份《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列举了大量被称为危急标志的事实，随即各种研究会或研究小组纷纷涌现，披露美国教育的现状，设计教育改革方案的各种报告大量出台，从而掀起了美国教育史上又一场大规模的反思和改革运动，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大学课程返回基础，故又称为大学课程返回基础运动。这场运动可以说是美国自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掀起的返回基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它们都是为提高美国教育质量而努力的。第三任教育部长威廉·丁·贝尔大声疾呼人们进行这个方面的改革，从规模很小的文科学院到庞大的州立大学的数百所高等学校掀起了一场课程改革的浪潮，几乎所有的文科大学和学院都增加了必修课的设置，重新设计和安排教学计划。这些学校明确规定，实行课程改革后的大学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是多种多样的，从普通的数学知识到掌握计算机知识。斯坦福大学在1970年废除“西方文化”课14年之后恢复这个课程并将此作为必修课，还第一个要求所有的毕业生都要修习有关技术的产生与影响的这类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在1986年也开始进行了25年来最彻底的本科生教育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使他们终身具有技术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该院尝试开设了“科学、技术和社会”课程，并且鼓励工程学科的学生副修人文和社会课程，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在五个领域（历史研究、文学及原著研究、语言、思想及价值、当代文化与社会、艺术）中至少选择三个领域各学一门课程。根据美国教育理事会的调查，全美有50%的高等学校正在对开设的课程做出评价；另有79%以上的高等院校已对课程做出了改革。这场大学课程返回基础运动有多方面的因素，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在政治上受里根政府上台后教育政策的影响，还有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未打下牢固的基础、教育质量低下、青年一代道德败坏等教育背景因素。本文仅限于从经济因素这一角度，即从就业市场方面来探讨美国大学课程返回基础的就业市场背景。本文所指的大学指实行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大学和学院，不包括其他非本科形式的高等院校。
一、美国80年代就业市场现状要求大学课程返回基础
美国社会的特点是人力的需求受市场调节所支配，其指导思想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以市场对人力的需要为转移。80年代的大学教育过分地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学生只为今后的职业做准备，许多大学和学院失去了本身的任务意识，狭窄的职业主义支配着大学，课程过分专业化，越来越多的本科生主修面窄的专业。美国的大学和学院80年代设置了1100多种主修专业，其中近半数有明显的职业化倾向。授予文学士或理学士的比例，从1971年的49%下降到1982年的36%。由社区学院转入大学三年级学习文理科的人数从1970年的57%下降到1981年的37%。大量的学生放弃了某些传统的文理科课程，和1971年相比，愿意主修物理学科的人数下降了13%，人文学科下降了19%。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7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学科越分越细，因而学科外延也越来越窄。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专业过窄”的现象。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在淘汰许多就业岗位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样，专业过分职业化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同行的竞争中就变成弱者、失败者，失去了原来的专业优势，不得不改变职业。职业变动频繁，连续从事某种工作的年限由1984年的4.5年下降到1990年的3.5年左右。据报道：美国平均一个工作人员在一生中需要改变5次职业。由于专业过窄而不适应新职业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尽管新技术革命在通讯、电子、信息等新兴行业中造就了许多就业岗位，但由于失业者大都专业面过窄，缺乏职业转换相应的基础知识，有资格胜任新职业者不多，在劳动力总体供给量远远大于需求量的情况下，由于大学专业口径窄而存在着结构性失业。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80年代大学的人才培养规格很不适应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就业市场要求大学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育，专业化的深度必须和跨学科的广度相适应，以加强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学生知识、技术、技能的更新，解决结构性失业和就业岗位的转换问题。而当下大学教育不但专业口径窄，而且低估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培养人的道德、创造力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作用。
人们普遍认识到，求职谋生是每个毕业生都要面临的人生课题。一个人的职业选择要以对就业市场的全面了解为前提，职业技能的完善也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准备过程，仅有一技之长、一专之能的劳动者不能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多变的需要。为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强其在就业市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最终仍需倚仗基本的观念、知识和技能。美国1984年的研究报告突出了广博教育对加强基础的重要性，认为：谁也无法准确地估计到新技术革命将怎样影响我们未来的劳动者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为未来，最好的准备不是为某一具体职业而进行的过窄的训练，而是使学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教育，使学生具备“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能力。”〔1〕正如美国州立大学学院协会会长詹姆士·阿普伯里所言：“我们认识到教育的一个重要性是培养学生具有分析形势变化的能力和适应这种变化的多种技能。毕业生不可能一辈子都担任一种工作，呆在一个岗位或从事一种职业。同时，我们也尽可能尽一切努力确保学生具有坚实的基础知识，使他们能够具有适应这种变化的多种技能，具有适应工作岗位与社会发展而改变职业的技能。”〔2〕耶鲁大学管理者强调：“专业要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建立在个人兴趣和基础之上。”〔3〕总之，80年代美国大学课程返回基础运动，重新强调学生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广泛的学习，避免过早专业化不是偶然的，体现了在新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
二、社会职业界要求大学加强基础教育
由于社会职业界需要具有良好基础的后继者来继承和发展他们的职业，为他们的职业做出贡献，他们强烈要求大学加强基础教育。其中企业雇主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要求是影响大学教育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大部分毕业生要进入企业界，而雇主拥有聘用毕业生的大权。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过窄的专业训练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把兴趣转向知识面宽广、基础理论较强、受到通才教育的毕业生。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60年代中期，生产部门和企业单位偏爱那些受到过分专业化教育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像普渡大学等一般性院校的毕业生成了抢手货，而麻省理工学院等具有良好的基本理论基础、专业性差的毕业生大多被拒之门外，在企业看来，专业性强的毕业生上手能力快，很快就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连图都看不懂，更不用说画图了，怎么能叫一个工程师呢？20年后，即到了80年代，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专业性强的毕业生尽管上手快，而没有发展潜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基础较强、专业性差的毕业生尽管上手慢一点，但大有潜力可挖，若干年后，大多可以成为企业的骨干。企业家们一改过去的成见，主动要求大学实施通才教育，为企业输送基础较强的毕业生。由于许多工学院不重视基础教育，美国在80年代产生了一个工程技术学院的危机，现在许多的工程技术学院不是关门就是被兼并，很多的工学院都归并到基础性强的工学院去了。现在许多公司计划把雇用文科毕业生的比例提高到20%，斯坦福大学求职指导处的前主任里斯托夫·辛克曼说：“我感到人们的兴趣转向那些受到专门的实际训练不够，但具有较深厚基础知识的。”〔4〕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能满足企业雇主这种需要，质量不高，将最终导致高校失去就业市场，从而失去生源市场。因为一般的中学毕业生，选择学校首先要考虑的是将要进入学校的教育质量、学校文凭的声誉以及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背景，然后才决定去向。假如一所高校失去了就业市场和生源市场，学校将最终失去经费来源。据统计，学生的学费和杂费占公立大学全部经费的50%，占私立学校的75%，如果学校失去了这部分经费来源，学校就面临着生存危机，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从捐献者的角度来考虑，捐献者把经费捐献给学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就得到了资助项目的性质、方向和数量上的控制权，当雇主资助某一专业的学生，也同时促使该学科按照雇主的要求实施培养计划。可见，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加强学生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训练，也是学校在80年代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需要。这种适应社会和就业市场需要的外部压力反过来促使高等学校重视基础课程，培养具有广博和坚实基础知识的通用型人才。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职业界对于8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轻视基础教育的批评。他们并且提醒教职员，为了将来的就业，学生需要受到充分的训练。美国人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应为7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问题负责任。外国竞争对手的成功，尤其是日本和前西德的成功，归因于其教育制度的优越性，美国生产的下跌是因为美国教育制度的失败，大学培养的学生只懂技术，只能仅仅从事生产性工作，缺乏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所需的创造性训练，没有受到与高技术社会要求相当的全面的教育，它们没能培养出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所需的具有创造性和受到训练的人才。商业界的批评家指责美国大学的许多毕业生由于缺乏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训练，大学课程职业化，不能适应80年代工作部门所需的技能。法学界也批评大学没有给予学生适当的基本理论的教育，课程过于职业化，知识面过于狭窄，导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不是真正合格的律师。同时也批评法学院没有教学生如何起草遗嘱，如何会见证人，如何在审判时及时地反驳证词。工商管理人员指出，新毕业的毕业生写不出适用的东西来，更没有与工会领导讨价还价的能力，没有领导和鼓动下属的能力和有效地与同行们共事的能力。因此，他们呼吁，为了振兴美国的经济，必须加强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做好承担工程技术事业领导和决策使命的准备。另外，各行业协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本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的权力，促使大学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加强基础训练，否则不发职业资格证书和开业证书。
三、我国必须走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关于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各个国家对高级人才的培养规格，都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美国80年代兴起的大学课程返回基础运动，既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对人才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的基本国情：〈1〉失业率高，而且职业变动频繁；〈2〉美国的大企业、大公司有自己的专业培训机构来解决大学教育中专业教育不足的问题；〈3〉美国的大学教育已达到了大众化的阶段，而且进入研究生院深造的比例在50%以上，不就业的毕业生的专业教育由研究生院来解决，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预科，就业的毕业生的专业教育则由公司、企业的专业培训机构来解决；〈4〉美国80年代中学教育质量下降，需要由大学来解决中学生基础差的问题。所以，80年代美国大学课程返回基础运动就其就业市场背景来说有其合理性，结果如何有待评价。
我国和美国一样面临着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的趋势，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放弃专业教育，走完全的通才教育的道路。但是，由于我国就业市场的状况在下面几个方面和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必须走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相结合的道路。〈1〉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处在形成过程中，职业相对稳定，职业变动性小；〈2〉大公司、大企业没有专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培训机构，专业教育必须由大学来解决；〈3〉高等教育处于英才教育阶段，入学率低，进入大学的中学生基础好，升入研究生院深造的大学毕业生为数不多。据统计，1994年研究生入学人数5.09万人，约占高校入学人数的5.4%，其中博士生约占研究生入学人数的18%。所以，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既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对人才的要求，也不能无视自己的国情。针对我国专业口径窄、轻基础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从长远而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国力逐步增强，少数大公司、大企业拥有自己的专业培训机构，并且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使人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技能，人才流动频繁，大学入学率提高，笔者认为少数重点大学必然要走加强基础，大幅度淡化专业的道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迎接新技术革命，输送适合于高层次就业市场需要的人才。
关于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市场经济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驰骋的天地，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经济要与国际社会接轨，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增多，使得就业市场需要大批复合型人才，因而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广大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科毕业生，人文社会知识令人担忧。华中理工大学（1995年9月）对95级全体本科、硕士、博士新生进行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及格率仅为63.3%。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其一，高中文理分科，进入大学，科目分得更细，制约着学生横向渗透和发展，而现代科技已经出现了由分化向综合转化的趋势，各领域的渗透面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边缘学科、前沿学科层出不穷。钱学森数年前就高瞻远瞩地告诫：“文理分科不宜太早。”可惜没有引起高校的足够重视。其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对高等教育已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科技教育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相比之下，人文教育则受到排斥和冷落，许多大学的人文学科由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停止或减少招生，理工大学开设的人文学科境遇更糟。学生乃至教师广泛地出现了重科技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许多人文学科的学生反辅为主，放松了本专业的学习，投入到热门学科之中。理工科学生缺乏系统的基本的文科教育的训练，教育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倾向迅速地增大，人文教育出现了滑坡现象。人文教育的滑坡一方面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造成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在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做出一边倒的取舍，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不能以牺牲人文教育为代价，高等学校不仅要成为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且也要成为修身养性的地方。大学的任务正如《大学危机》一书中所说：“大学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制造炸弹和建筑教堂；而且也要教学生如何在制造炸弹和建筑教堂二者之间做出选择。”〔5〕
注释：
〔1〕《外国教育研究》1982年第5期，第87页。
〔2〕〔3〕李翰如：《对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再认识》，载《高等工程教育》1990年第1期。
〔4〕欧内斯特·博耶著，复旦大学高教所译：《美国大学教育一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5〕Peter Scott:The Crisis of the University,Printed inGreat Britain by Biddles Ltd,Guildford,Surrey,1984,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