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申报》文人唱酬与交际网络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3)04-0136-06
《申报》自其创刊起便大量刊登旧体诗，从1872年5月2日发表南湖蘅梦庵主的《观西人斗驰马歌》到1890年3月21日刊登《词坛雅鉴》后，方才停止刊收一切旧体诗词及零星稿件。近二十年时间里，《申报》刊登的旧体诗数量多达万首。由于总体文学成就不高，这一部分文学作品多受冷落。然而，早期《申报》正是通过大量刊登旧体诗实现了吸引士人关注、凝聚文人群体乃至提高报纸销数的初衷。同时，麇集于上海的失意文人、洋场才子亦凭借报刊这一新兴媒体，诗词应酬、往来唱和，积极在近代都市空间中不断开拓新的交际网络和诗坛风气。
一、早期《申报》文人汇聚与身份认同
早期《申报》文人群体是指以《申报》为核心的报人群体、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这样一个逐渐向外围扩大的文人群体。鲁迅先生曾说：“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1]291-292所谓“从别处跑来的才子”，既指发挥核心作用的主笔、编辑群体，又指积极投稿的《申报》作者群体以及绝大多数的读者群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与上海租界的兴盛使得江浙地区大量的文人士子纷纷涌入上海。失意文人在沪滨的麇集，促进了口岸文风之变迁，通俗文学遂蔚为大观。正如历史学家王尔敏所言：
江浙文风鼎盛，为全国之冠。……今既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举子弃学，儒师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他能，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已非彼名也。略考此期通俗文学作者，多流寓于通商口岸，又多为江、浙、闽、广四省文士，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2]74
早期《申报》文人多是一些科场失意的士子，他们在国人普遍沉醉于举业的时代氛围下，艰难生存于新闻性与文学性此消彼长的报刊文学空间，为近现代上海地区文学与报刊的结合做着有益的尝试。从江浙到沪滨，一方面，地域的迁徙使他们脱离了以往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的友朋乡谊；另一方面，身处陌生的都市，他们亟切需要重新建立文人交际网络，在往来唱和之中寻找身份认同。一时间，海上诗社蔚然兴盛：“沪上虽一逐利之场，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然其间不乏骚人迁客、逸士遗民，或海滨高蹈，或泽畔行吟，或同王粲之离家，或似梁鸿之赁庑，或效晏婴之近市。因声气相感而自然集合者……诗社前有盟鸥社、丽则吟社、希社，惜皆未久。继起者有秋声诗社，旋改鸣社，外省之名士加入者亦不少，成立迄今二十年矣。”[3]46
这一时期汇聚沪滨的洋场才子除了可以凭借文人结社进行诗酒雅集的泉林之会外，还可以依赖新兴的报刊媒体与潜在的读者群体进行往来酬唱的文字神交。《申报》文人群体就是在这样一种新型唱酬关系中建立起来的。
邱炜萲在《五百石洞天挥廛》中说道：“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诠、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曰《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坛坫之盛。诗酒之欢，佳话一时，颇云不弱。”[4]159例如袁祖志、葛其龙、江湄等人正是通过大量创作旧体诗并发表于《申报》而逐渐与蒋芷湘、钱听伯、黄式权、蔡尔康等报人群体建立起文学交谊的。在这种多重互动的文学活动中，《申报》起到的是凝聚与核心的作用。
袁祖志，字翔甫，号苍山旧主，袁枚之孙，寓居上海期间以创作洋场竹枝词而闻名：“钱塘袁翔甫大令祖志，风雅好事。寓沪有年，尝即目所耳闻之事赋成竹枝词百余首，纤悉无遗，文言道俗，手民甫竟，几于无翼而飞。”[5]131晚年结庐称吟社，有《谈瀛阁诗稿》。袁氏曾筑“杨柳楼台”，为海上文人诗酒唱和之地：“四海名贤竞唱酬，壁间珠玉播千秋。随园文宴今谁继，要让先生出一头。”[6]
1883年袁祖志有域外之旅并创作了一组《海外怀人诗》，其中包括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等《申报》主笔：
雾里看花花不老，花间酌酒酒弥香。买丝不把平原绣，君抱高才我意降。(钱昕伯)
眼底明于水一泓，胸中容得酒千斛。甜吟密咏人人服，独让高昌寒食生。(何桂笙)
词成绝妙有谁入，白石新声此绪余。我有楼台傍杨柳，晓风残月合卿居。(蔡尔康)
三长才学识能兼，下笔千言信手拈。众口莫嗤持论激，由来时事赖针砭。(沈饱山)
才侈千言成顷刻，更从五字费推敲。羡他双管能兼擅，何事卑官苦系匏。(蔡宠九)
葛其龙是《申报》早期的积极投稿者，最初大量创作洋场竹枝词并发表于《申报》，之后由于积极参与蒋芷湘所发起的消寒雅集而与《申报》文人建立了深厚的私谊关系。1872年12月25日，云来阁主在《消寒雅集唱和诗》中谈到蘅梦庵主蒋芷湘与龙湫旧隐之间因雅集唱酬而建立的交谊关系：“浪迹海上半年矣，秋间旋里两阅月，殊有离群之感。昨甫解装，蘅梦庵主告余曰，自子去后，吾因龙湫旧隐得遍交诸名士，颇盛文讌，余甚羡之，复闻有消寒雅集，不揣弇鄙，愿附末座因和蘅梦庵主原倡二章即尘诸吟坛印可。”[7]
1873年年初，蒋芷湘有回乡之举，龙湫旧隐遂作《蘅梦庵主以归舟感怀诗索和仍用赠别原韵酬二律邮呈》为其饯行。随后，蒋芷湘在1月21日《申报》上刊登自己的唱和之作《归舟感怀沪上故人即用龙湫旧隐赠别原韵，成诗二章，录请云来阁主和正即乞诸吟坛同和》，表达了与龙湫旧隐等友人的唱和交谊：
为想团栾饯岁筵，孤舟争耐暮寒天。分牋赌酒怀前约，水柝邨灯亦夙缘。感旧未忘衢雪路，思亲再谱望云篇。不须追忆琴尊柬，枯坐篷窗已惘然。
忽忽打桨总嫌迟，鹉水鸳湖路未难。听水乍惊游枕梦，计程终系故园思。难酹赤鮶来潮愿，已误黄羊祀灶期。多谢诸君齐屈指，霜华正是压篷时。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在乡试屡挫后旅居上海，与《申报》主笔钱昕伯、何桂笙等交游，胡适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说：“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昕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8]353-354韩邦庆不以交际著称，但他的交际网络仍然颇为可观：“三五年来，其愿与予为友，而予亦能举其姓名者，又五百余人；其相周旋晋接者，日常数十辈。”[9]
除了报人与作者群体的唱酬之外，《申报》文人更为广泛的唱酬活动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唱酬中。人们开始以仰视的态度看待报刊，且抱着感激的态度盼望诗歌能够被《申报》采纳：“贵馆申报百事全刊，四方毕达，窃作短吟描成长恨，万望付诸梨枣传及关山。倘愿慰重逢则恩铭五内矣。”[10]
滇南香海词人杨稚虹曾高度赞誉申报馆之文学活动：“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论事则琴座生风，摛词则银台浣露。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抄杰句，固已播风流之窟，蜚声翰墨之场矣。”[11]可以说，从报人群体到作者群体再到读者群体，围绕《申报》，通过诗词唱和、往来应酬，建构了一张庞大的海上文人唱和与交际网络。
二、海上唱酬与报人的核心作用
报人群体不一定是每一次沪上文人大大小小雅集的中心，但却是报刊唱酬的主持者与传播者。具体而言，正是报人群体决定了《申报》上文人唱酬主题的持续性、风格的融通性以及时间的延续性等关键因素。以《申报》第一任主编蒋芷湘为例，他于1872-1875年间在申报馆主持笔政，期间《申报》多次大型的文人唱和都是由他发起和组织的。
1875年，顾敬修曾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赞誉蒋芷湘为：“蘅梦庵主乃武林名孝廉，倡雅会于东南，士林望重，建骚坛于沪渎，《申报》纷驰。”[12]蒋芷湘在担任《申报》第一任主笔期间，一方面大量刊发洋场竹枝词等旧体诗，吸引读书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在文人群体中多次发起诗社活动，并将这些往来唱和之作登诸报刊，从而在海上文人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诗词唱和传统。
蒋芷湘，字其章，浙江杭州人，曾用蘅梦庵主和小吉罗庵主之名在《申报》发表文学作品。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新闻观念尚不成熟，社会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读书人受雇于西人报馆是士风的沦丧。由于资料缺乏，除了《申报》资料外我们无法获得更多早期报人参与海上文坛与唱酬活动的史料；然而，通过报刊诗文的条分缕析，依然能够考察他们在海上酬唱活动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早期《申报》的旧体诗稿源主要有两种，一为作者投稿，一为主笔约稿。事实上，在人们还未形成阅报习惯以及并不清楚《申报》征集稿件的体裁选取、风格倾向等问题之前，《申报》主笔的约稿及其自创稿往往带着一种鲜明的示范性和导向性，是早期文学稿件的主要来源。
1872年创刊号的《申报》上刊出“概不取值”的广告后，蒋芷湘随即在第二号上以南湖蘅梦庵主的笔名发表了《申报》第一首诗歌——《观西人斗驰马歌》。同时，他“特勤知搜讨，遍访知交”[13]，利用广泛的社交网络在江浙文人中访求旧体诗，以保证编辑方针的持续性和连贯性。由于蒋芷湘的不懈努力，《申报》诗歌吸引了越来越多士人的关注，申报馆接受的稿件也日益增多，以至于无法满足士人们一一刊登的需求。于是，1872年11月，《申报》另外开辟文学专刊《瀛寰琐纪》，辑录《申报》无法容纳的诗词歌赋。
蒋芷湘对《申报》文人唱酬的核心作用集中体现于1872年年底至1873年初发起的四次消寒雅集中。
1872年5月2日刊登第一首旧体诗之后，《申报》中的旧体诗刊载一直处于一种较为随意的状态。就数量而言，多的时候一日刊登数十首旧体诗，少的时候甚至十数日才刊登一首，其中并无明显的规律可循，大概这一时期旧体诗的刊登状况需要根据稿件质量以及当日的版面状况而定。从刊登作品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是具有通俗性质的洋场竹枝词，极少部分是文人述怀写意之作。也就是说，在《申报》创刊8个月的时间内，无论是旧体诗的刊登数量还是题材内容，都不具备持续性和规律性。然而，从1872年12月25日开始，蒋芷湘在沪上文人之间组织并发起了四次消寒雅集，并在《申报》上大量刊登唱和之作，在更广阔的媒介平台上掀起了海上文人往来唱酬的热情。
海滨难得订心知，煮酒围炉兴不支。琴剑自怜孤客况，壶觞如行故人期。清游留伴花枝醉，名跡欣从草稿披。(是日席间出诸同人唱酬诗札示客)颇愧不才叨末座，诸君风雅尽吾师。
旗鼓向当张一军，狂吟意兴讬初醺。梦中红蝠犹能幻，曲里黄颦已厌闻。但得神交逾蒨雨，自堪眼界拓层云。旅游愧领诸君意，愿作申江结客文。
这两首为云来阁主的和作，作者点明了本次雅集的时间与地点：“壬申长至日同人作消寒雅集于怡红词馆，漫成二律用索和章，”并向广大读者提出了征求和作的要求。
相逢蒨雨复新知，酒力难胜强自支。正拟还比联雅集，漫教湖上话联期。金樽檀板心常恋，玉轴牙签手乱披。才调如君真独步，不当论友合论师。
严申酒令比行军，一盏初倾我已醺。吟社好从今日启，清歌犹忆昨宵闻。旋看东阁飞红雪，(第一集分咏红梅四律)应遣旗亭赌白云。藏得虞山遗集在，围炉重与赏奇文。(蘅梦庵主藏有牧斋外集消寒第二集拟以命题故云)
这两首是蘅梦庵主的原倡之作。蒋芷湘将消寒雅集第一集的题目定为“分咏红梅四律”，而由于他本人藏有钱谦益的《牧斋外集》，遂以此为消寒第二集的题目。由这两首诗的内容可以确定，蒋芷湘是消寒雅集第一集与第二集的召集者与主持人。
此外，当时著名的沪上文人龙湫旧隐葛其龙亦参与唱和，并肯定了蒋芷湘的文坛盟主地位：
人生聚处浑无定，但得相逢醉莫辞。依柱狂吟发清兴，搔头傅粉故多姿。眼前行乐宜如此，身外浮名不自知。十幅蛮笺一尊酒，破窗风雪约他时。
江乡小别三千里，寒意裁添四五分。北辙南辕谁似我，酒豪诗圣属诸君。却逢裙屐联高会，自哂疏狂愧不文。孰是骚坛主盟者，醉抗健笔张吾军。
随后的半个月时间，蒋芷湘又相继发起了第三次雅集和第四次雅集。1873年1月13日的第三次雅集以《咏雪美人》和《雪和尚》为题，1月21日的第四次雅集缘起于海上文人为蘅梦庵主蒋芷湘赴杭州饯行。经由《申报》这个广阔的传播平台，蒋芷湘发起的四次消寒雅集得到了沪上文人的积极回应。从1872年12月25日至1873年1月21日雅集举行期间，《申报》每日以4-8首的频次，共刊登了172首《消寒雅集》唱和之作。
蒋芷湘对于《申报》文人唱酬活动的核心作用，除了可从文学文本的内容与数量方面进行考察之外，还可以结合近代新闻发展史的特殊情境下报刊主笔的职责来考量。
19世纪末，中国报界尚处于幼稚时代，一切报刊体例均属于草创阶段。在访员阶级尚不成熟、新闻稿件欠缺的时期，报刊编辑必须长期面对新闻稿件匮乏这一难题。而此种窘境至岁末年初则尤为突出，著名报人孙玉声在《报海前尘录》中曾有详细陈述：
办报昔苦材料艰窘，己言之矣，然而一年之中，其艰窘尤当以岁除为最……独至夏历岁除，昔时北道封河，新闻已虑稀少，逮至十二月十八十九或二十日起，各官署一律封印一月，不理民刑各事，而各外埠皆无案牍访报，虽本埠英法公廨，……至二十六七日起，亦须停谳十日左右，必正月初六七方复开庭，于是报材乃更枯涩。矧彼时邮局尚未成立，无论何种信件，皆须由信局递寄，途中已感困难；十二月二十五起，各信局又一律封班，必至次年正月初五复开，遂致此十日中，竟无片纸只字到沪。主笔益苦如无米为炊，虽巧妇亦无从著手，乃不得不先自绸缪，预将京报中之奏摺留出，并自撰诗文等稿以补之；不足，则选择外来之诗文以补苴……窘态毕露，家家均无可讳言也。[14]
按照孙玉声的说法，每年的岁末年初，航道封河、公廨封印以及信局停运造成新闻材料的极度枯窘，沪上各大报刊不得不以多种方式填充新闻版面。其中，刊登报人自撰的诗文稿件或者是外来的诗文稿件无疑是最受士人欢迎的方法。
明白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芷湘在主持《申报》的前8个月内都没有发起大规模的诗词唱和，却在1872年12月25日至1873年2月18日间连续发起了四次消寒雅集。除了这次消寒雅集之外，蒋芷湘还与葛其龙等洋场才子陆续发起了白桃花吟社、消夏社、聚星吟社、玉兰吟社等文人雅集唱酬活动。正是通过这些频繁的唱酬活动，《申报》吸引了一大批稳定而广泛的士人群体的关注；同时，蒋芷湘也因其特殊身份而奠定了文坛盟主的地位，被友人称为“龙文延雅誉，牛耳执诗盟”[15]、“史笔兼词笔，才华媲子京”[16]。
在近代上海报纸期刊涤生涤灭的时代，几乎每一份期刊周围都汇聚了一批沪上文人和洋场才子。他们依赖报刊媒体所进行的文人唱酬活动类似于一个松散的文社组织，而报刊的主笔则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申报》如此，其他报刊亦如此。报人群体对于海上唱酬风气的核心作用正如蒋芷湘之于《申报》、蔡尔康之于《沪报》、高太痴之于《同文消闲录》、李伯元之于《游戏报》、孙玉声之于《笑林报》、邹弢之于《趣报》、沈习之之于《寓言报》、王钝根之于《自由谈》、严独鹤之于《快活林》。
三、报刊空间中的文人交际网络建构
洋场才子是一个基于地域因缘聚集的群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他们和传统文人结社一样进行诗酒雅集、酬唱往来，然而，无论从身份变异、传播媒介还是诗词创作范式与风格的变化等方面来看，洋场才子的交谊网络与传统文人结社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身份变异来看，传统文人交际网络的主体绝大部分是处于儒家价值观念体系之内的士子文人，处于同一文社之内的文人往往存在着地域性与血缘性的私谊关系。因此，传统文人的交际网络亦可以看作是家族网络、友朋网络、师生网络、同年网络、社友网络等。
而沪上文人所建构的文学交际网络主体却是从科举制度中逃逸出来的失意文人。从地域范围来看，他们是从江浙地区流向沪滨口岸的洋场才子，传统文人交际网络的家族性、血缘性色彩被都市的陌生化、现代化特征所取代；从价值观念来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逃逸了科举制度体系，“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价值观念在他们的意识中颇为淡泊。
以《申报》为例，早期洋场才子、沪上文人交际网络包括报人群体如蒋芷湘、吴子让、钱昕伯、何桂笙、蔡尔康、姚赋秋、沈毓桂、钱明略、沈饱山、沈增理、蔡宠九、黄式权、高太痴、朱逢甲、韩邦庆等，早期主要的作家群体如葛其龙、袁祖志、李芋仙、王韬、邹弢等，他们之间的文人交谊并不来自于传统的亲缘关系，而是有赖于《申报》这个新兴的传播平台。借助这个传播平台，洋场才子之间进行着互动性的文学活动，在新的都市空间开拓现代性的人际交往空间。
对于第三个层次的《申报》读者来说，他们与报人群体和读者群体之间的唱和往来完全是凭借着报刊媒体这样一个传播平台所进行的“文字神交”。例如1872年9月24日，葛其龙在《申报》上发表《地震书感》；随后，《申报》上出现了多首和作，士人学子们纷纷表达对葛其龙的仰慕之情：“阅贵馆申报屡读龙湫旧隐大著，清词丽句，以慷以慨，拜服之至，所恨同游海上得吟佳作未识荆颜，因觉和地震书感一律聊志钦慕，录请贵馆斧政，刊入报中，不识龙湫旧隐见之其肯教我否耶?”[17]东江散人曰：“屡读龙湫旧隐诸作，清词丽句佩服良深，不揣鄙陋，特和地震书感一律，敢祈贵馆斧削登诸申报以志景仰名流之意。”[18]
其次，从传播媒介来看，传统文人结社往往是小范围内的诗酒雅集，文人之间唱和的作品主要通过文人之间的诗词集的出版进行人际传播。而洋场才子、沪上文人结社除了延续传统文人结社方式之外，更依靠着《申报》等媒介平台，与广大潜在的读者群体进行唱和往来，从而具有即时性、延续性与广泛性的新媒体特征。
1880年秋，《申报》文人曾在上海豫园大开菊社，关于这一次聚会，黄式权和邹弢的记载颇有一些出入。《申报》主笔黄式权是这样记载的：“昔年赋秋生在豫园创菊花会，会设四美轩。疏花瘦石，秋意满前。紫艳黄娇，令人作东篱下想。主人惨绿翩翩，诗情淡远，首倡七绝二首，一时和者如苍山旧主、龙湫旧隐、瘦鹤词人、南湖逸史、揖竹词人诸君，流连啸傲，别具风流。自赋秋从军辽沈，此会久不举行。”[19]120而《申报》作者邹弢是这样回忆的：“庚辰秋九月，长洲姚芷芳、嘉兴杨南湖伯润、金君免痴于海上豫园大开菊社，南湖首倡二绝句，一时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柴桑而后，此亦足以自豪亦。”[20]313
两段文字最大的分歧在于与会人数的差别。按照黄式权的记载，这是一次在豫园举行的小型唱酬活动，参与的人数大概在十人左右；而邹弢的记载中却说“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两者差异相当悬殊。但若结合《申报》文人结社的特点，则这一点不难解释。黄式权所记载的应该是实际参与豫园菊社的人数，而邹弢所谓“中外诗人和者数百家”则指的是唱和作品经由《申报》刊登之后，潜在的读者群体纷纷应酬唱和，最终形成数百人唱和的壮观局面。由此可见，《申报》文人间的报刊唱和已经突破了传统文人结社人际传播的限制，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借助新兴的媒介平台，《申报》文人之间通过诗歌唱酬所形成的交际网络范围之广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申报》上常常刊登文人之间的“怀人诗”，透过这些以组诗形式出现的诗歌可窥见文人之间错落繁复的交际网络。例如，袁祖志曾出访欧洲各国，写下《海外怀人诗》，并刊发于1883年11月15日《申报》，仅这一组诗就涉及与袁祖志诗酒唱和的友人共62人，计有：闽钊、金鸿保、汪兆麒、葛元熙、刘文、朱焯、谢国恩、朱树萱、葛其龙、钱昕伯、金继、何桂笙、邹弢、蔡尔康、李毓林、周河清、张鸿禄、严锡康、高长绅、王承基、李曾裕、陈宝渠、翁秉钧、莫祥芝、傅文彩、吕鸣谦、范小蘅、沈饱山、杨诚之、万剑盟、蔡宠九、黄瘦竹、孙泳甫、朱梦庐、陈衍昌、郭莲生、梁幼兰、管斯骏、张兆熊、闽正帆、吴文佑、孙儒伯、吴兰生、姚少莲、闵鲁孙、刘葆吾、藏道鸣、徐逸生、金尔珍、郑鹤汀、姚敬堂、章肖珊、舒春圃、万基、黄正卿、顾芷升、洪辛之、周召臣、胡榛、陈炳卿、张小琴、皮惠之。
最后，文学交际网络的变异带来了诗词创作范式的变化。例如，传统文人诗词唱酬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发生，且以一唱一和为主要形式；而沪上文人的唱和由于借助了报刊媒介的平台，所以呈现为公共领域多人唱和的新型方式，此种唱和方式规模一般较大。再如，沪上文人的唱和题材较之传统文人唱和功利色彩更为淡泊，而与市民社会兴起密切相关的消闲文化品格却较为突出。因此，在题材选择上，咏物、宴饮、题画甚至节气、祝寿、冶游等消闲性质的唱和题材所占比重较大。
就文学生产而言，《申报》对文人诗词的大量刊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使得文人借助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为近现代报纸副刊的诞生提供了范例与借鉴。虽然那些此唱彼和的诗作不免有格调鄙俗的弊病，所谓“此倡彼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然而，《申报》文人借助媒介平台所进行的文人雅集与诗词唱和，使得这种传统的文学活动具有了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同时，亦是凭借这个传播平台，脱离了家族与血缘关系的洋场才子和沪上文人得以建构起一张庞大的新型交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