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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破了天朝上国闭关锁国的美梦，古老的帝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率先从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开始了解和熟悉西方，相继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从“师夷长技”到“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再到“武步泰西”清晰地勾勒出晚清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脉络。
一、“师夷长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是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以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等为一大批封建知识分子，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解国际知识，研究世界历史地理，揭开了晚清对外开放思想的序幕。
第一，刺探夷情，译著书籍，了解和介绍西方。1839年3月，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组织人力编译《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注：《四洲志》原名《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hy)，英国慕瑞著，1834年伦敦初版。《华事夷言》原名《中国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比时著，1836年伦敦出版。）魏源随后在此基础之上，编著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并不断修订增补，1852年扩充为一百卷。在福建主持通商事务的徐继畬则在工作之余，访问西人，荟萃采择而成《瀛寰志略》一书。除此之外，还有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杨炳南的《海录》、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以及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等书。在书中，他们都广泛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并希望籍此“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习见习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第531页。），了解和认识西方。
第二，承认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落后，主张“师夷长技”。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正如黄恩彤对此所描绘的那样，“舟如坚城，铜墙铁壁，舵手纯熟，驾驶如飞”，“炮火猛烈，机法灵巧，连环轰击，竟日不休”（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争》（五）第435页。）因此，要克敌制胜，就必须学习西方。魏源响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并为此进行了具休的规划：(1)“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2)“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习之”；（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00页。）(3)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地的沿海商民仿效设立船厂和火器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05页）(4)认为西方“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67页，要求整顿军队，学习西方先进的养兵练兵之法。
第三，参照西方，试图按国际惯例来处理中外纠纷。1839年，林则徐通过其随员袁德辉和美国传教医师伯驾(peter parker)，翻译了《各国律例》一书的若干段，（注：参见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并照此来处理中外纠纷。该书的第二百九十二条之四有“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如违犯必有罚以该国例也。”（注：姚薇元：《鸦片战争实史考》第32页。）的内容，林则徐据此认为其要求义律交出打死林维喜的凶犯以便中国政府处理的主张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当义律于1839年8月15日来函妄称自行处理罪犯是“按照本国之律例”（注：《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版第130页）时，林则徐即复函驳斥说：“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岂得不交官宪审办？”（注：《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版，第129页。）揭穿了义律的谎言。在处理鸦片贸易问题上，林则徐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坚持的对夹带鸦片者“人即正法，货物入官”（注：姚薇元：《鸦片战争实史考》第32页。）的主张，符合《各国律例》第二百九十二条之五的译文“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注：参见陈衍德：《论林则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因而要求洋商出具甘结。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有识之士们虽然对西方社会作了广泛的介绍，虽然也意识到“今日之势，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531页。）但是，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深刻理解，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局势也缺乏深刻估计。因此，其对外开放思想主要集中于十分狭窄的军事领域，企图补苴罅漏，“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如此，毕竟为长期闭塞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为窒息已久的社会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开启了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先河。
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到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实践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使“师夷长技”的思想变为具体行动；在理论上，涌现出了以洪仁玕、冯桂芬、李鸿章、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为代表（注：笔者认为：洪仁玕虽然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物，代表其思想的《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内如同一纸空文，而其思想与稍后的洋务思潮如出一辙。）的实行家和思想者，使对外开放思想成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思潮。
首先，认识世界变局，批判闭关思想。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危机之后，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开辟以来之大变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155页。）李鸿章曾上奏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1～42页。）王韬也说：“开辟以来，至尧舜而一变，以荒陋之天下而为文明之天下；至秦汉而又一变，以封建之天下而为郡县之天下；至今而又一变，以中国独治之天下而为四洲相通之天下。（注：《申报》，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他们从西方各国“远方毕至”、叩关互市的现实景观中，看到了以火车、轮船和电报为主体的近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巨大威力，意识到了世界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三代之时，天下犹囿于一隅，今日之时，天下将极乎一致。”（注：《申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注：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208页。）也正是基于这一新认识，他们开始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中外对比中去论证清廷改革的方向。冯桂芬就尖锐地指出了清政府的弊政，“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8页。）王韬则强烈地呼吁破除封闭，顺应潮流，在开放中变革自强。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注：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177页。）薛福成也认为，“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施于今日也。”必须于开放中学习西方，“集西人之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90页。）才能致富图强。
其次，举办实业，振兴商务，企望建立以通商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建立付诸了实践。然而，仅仅有军事工业也无以自强。李鸿章在实践中已深深意识到这一点，转而要求举办民用工业、振兴商务，“夫欲自强，必先袷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32页。），“查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4页）,“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交强，未有不终受敝者”。（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无不随之大力鼓吹，“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注：王韬：《遣使》，《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0页。），“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60页。），“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注：薛福成：《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馆华民疏》，《庸庵海外文稿》第1卷,第6页。）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把商务置于中心地位，整个国家的国防、外交、教育等等，都要以保护商业为基点而制订政策，建立以通商为主导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郑观应认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7～298。）因而要求引进西方先进工艺，振兴百工，“有工以翼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3页。）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马建忠也说：“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欲中国之富莫使出货多，进口货少。”（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3～404。）进而以通商为中心提出了“富民”的三条对策：“一曰使出货多则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4页。）“再曰使进口货少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6页。）“一欲财常聚而不虞其散者，则在开矿山自有之财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7页。）
最后，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这一阶段，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近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早在1859年，洪仁玕就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车、连环枪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注：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680页。）并主张设专利以鼓励这样的发明创造。稍后的冯桂芬也举例说，“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百龙搜沙之器”，“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工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如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0页。）与此相仿，热衷于“借用洋器洋法”的李鸿章上奏呼吁，“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53页。）宜于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延请西人传授。薛福成说：“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流货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89页。）郑观应指出：“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以学以推至其极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也。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74页。）从这些论述看来，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已不限于船坚炮利的范围，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即“西学”层次。他们不但懂得科学技术军事上的效用，而且也认识到科学技术“有益于国计民生”，并试图从发展生产的角度来观察、评估和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了。
不止于此。在这一阶段，先进的人们还把前一阶段“师夷长技”说所隐含着的中西文化局部比较的课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总体上正面提出和回答了在对外开放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说：“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注：冯桂芬：《校分bīn⑦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1页。）这一段话有两点含义：其一、主张采用“以富强之术”为内容的西学；其二、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协调的，明确地概括出西学中学结合的一种方案。后来的郑观应也说：“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6页。）
此外，先进的人们在举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企业经营形式——公司制度。公司是在生产社会化、经济商品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集合资本、组织生产、扩大生产规模的高级企业形式。因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被马克思称为“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9页。）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更“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3页。）在这一阶段，李鸿章、郑观应等人都认识到，采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众擎易举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130页。）在实践中融合的企业经营形式－－官督商办公司制，郑观应分析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8页。）王韬也认为，“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维持保护。”（注：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0页。）尽管历来人们对官督商办形式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结合自己国情所设计的一种可行的企业经营形式，标志着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阶段。
总之，在这一阶段，先进的人们已经改变了前一阶段仅仅从中国出发去观察世界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始从世界的角度反观中国，获得了一种“四洲相通”的世界观；他们对西方社会也不仅仅是好奇、了解和介绍，而是从流通领域认识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以通商为主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也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长技”，而主张采用和借鉴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西学”从及企业经营形式。这种对外开放思想已具有浓厚的近代色彩了。
三、“武步泰西”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继承前辈“变计自强”的精神，主张“武步泰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5页。）要求清政府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把对外开放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一，大力引进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封建关锁国思想。这一阶段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学名著；对西学的介绍也不仅仅像前一阶段那样主要偏重于自然科学，而是日益侧重于西方的哲喾社会科学；对西学的认识也不仅仅停留于具体科学知识，而是日渐深入到了西学的本质的精髓。概括说来，他们对于西学的吸收和宣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追求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论；以及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巨大刺激到了中国。他说，“物各竞存，最宣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6～27页。）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德、民智、民力不如欧美，如不急图改革，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康有为吸收并改了造严复的思想，“以进化之进，释经世之志”，（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页。）提出了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发展观，成为这一时期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他说：“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二，第38页。）梁启超也随之鼓吹，“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8页。）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其要经历”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世又分别划分为二小世：多君主之世包含酋长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为政之世又分为有总统之世和无总统之世。“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5页。）
维新派人士在输入和传播进化论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页。）即科学的精神和民主的观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具本地解释这种科学精神说，“西学格致”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以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45页。）西方各国正是本着这种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得以使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11页。）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也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实理”（真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页。）并提出了“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卷第839页,第一卷第191,190页。）
至于西方的民主、平等的自由思想，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予以了吸收和宣传。梁启超曾指出，“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焉，如则天下平矣。”而只有建立在“国人各行其固有权”基础上的“全权之国”，（注：李华光、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0－31页。）才能转贫弱而至富强。康有为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并且强调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下，况男子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严复则深刻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自由”，“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因而大力倡言中国社会最为害怕和需要的天赋人权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主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页。）
维新派正是借重这些刚从西方拿过来的新式武器，对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对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抨击，并且要求清政府全面变法，破除隔阂，实现真正的对外开放。康有为曾上奏清廷指出，不应满足于修铁路、举矿务、办学堂、兴商务之类枝枝节节的“变事”，而应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筹全局而全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16页。）谭嗣同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外通”这一范畴，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对外开放。他说：“数十年来，学士大夫，覃思典籍，极深研几，罔不自谓求仁矣。及语以中外之故，辄曰‘闭关绝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乎！（注：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297页。）很显然，这里所说的“通学”、“通教”、“通政”、“通商”，就是全面向西方学习，沟通科技、思想、政治、宗教和经济。
其二，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变革封建政治制度。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派人士不约而同地把变法的焦点放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一方面，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蹇，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347－348页。）在这种政治制度下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不仅不能收到成效，反而更加积贫积弱。“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52页。）“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10页。）因此，主张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突破口，来带动整个社会变革的全面展开。
另一方面，维新派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所认识，并且力图以此为参照，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说：“臣考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4页。）这表明维新派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已经融及到了作为其根本原则之一的三权分立原则。然而限于中国君权太重、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现实，维新派又自然地将兴民权、设议院确立为其当下政治奋斗目标和政治制度变革的第一步。康有为多次呼吁，“设议院以通下情”，（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41页。）“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91页。）“日本变法之始，特立参议局于宫中，……今欲改行新法，宜上法圣祖仁皇帝之意，下采汉、宋、日本之法，……特开立法院于内廷”。（注：沈茂骏主编《康南海政史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5页。）梁启超也强调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字院哉，议院哉！”（注：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2页。）议会制度是西方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宪政制度也正是通过议会制度将民众参与纳入到了整个政治运行机制之中，从而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维新派在仿效西方宪政制度时，把重点置于议会制度的建立上，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并且再一次从制度层面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
其三，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试图建立以工业为重点、兼顾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工业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诸如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都是其提倡的富国养民之法。（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40－147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力陈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傎乎？”而应当“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27页。）严复在翻译《原富》时，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为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者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65－866页。）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农工商应当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注：《严复集》第四册，第882页。）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
此外，维新派人士在强调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主张把企业经营形式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或民办。严复指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注：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677页。）康有为则上书建议：创办工商实业之事，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力主改变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制度，建立许民自由创业的新体制。（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41～142页。）
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思想，作为晚清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虽然由于变法失败而未能推广实行，但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前一阶段“中体西用”的范围。严复就尖锐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册，第558～559页。）要求从整体上全面学习西方。它所构想的政策制度和鼓吹的思想理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思想变革和启蒙。而且成为此后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和历史渊源。据论证，“从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到1894年11月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孙中山是一位服膺维新学说的改良人士”，（注：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麓山论史萃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他早年与郑观应、王韬、何启等人关系密切，《农功》、《上李鸿章书》均由郑观应、王韬增删润色。其对外开放思想正是晚清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早年也是读着严复译著，听着康梁对西方社会的介绍，（注：《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8,第13页。）了解了世界，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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