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古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学术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古史现代化派和原始派。两者关于古代经济的总体看法，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到今天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对有关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的研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①如今，虽然古代经济的研究似乎离双方的代表人物罗斯托夫采夫和芬利确定的模式越来越远，但实际上有关论证仍未脱离他们设定的模式。在中国，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和《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争论，给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以积极推动。本文的意图，是通过对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的具体考察，对古代希腊经济的特征进行讨论，希望更全面地理解古代希腊的经济史。
一、古风时代的希腊经济史？
能否写出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史，在古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的理由似乎相当充分。首先，古代希腊城邦分布在东起弗西斯河，西到伊比利亚半岛，南至北非，北抵南俄草原的广大地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里，分布的希腊人城邦大小至少几百个，甚至上千个。③它们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被完全统一起来，自然环境、风俗、社会、政治制度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从大的区分来说，希腊本土的城邦与殖民地不同；黑海地区与西西里、大希腊地区的殖民城邦也会有差异。从城邦为单位而论，斯巴达和雅典的经济根本不能等量齐观；科林斯和麦加拉、埃吉那和底比斯差别明显。对数量如此众多、情况千差万别的多种经济形态，如何归纳它们的一般特征？因此，卡特里奇认为，也许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希腊经济，称为诸种经济可能更合适。④其次，即使存在所谓的希腊经济，但如奥斯丁等指出的，近代经济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加以分析。而古代经济置身于社会之中(embedded in society)，受到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无法进行纯经济的分析，人们能写出的，最多是社会史。⑤反映在精神文化领域，就是在希腊人似乎无所不及的探索对象中，惟独没有经济学的一席之地。流传下来的古代希腊人进行经济分析的著作，所讨论的不是国民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家政管理。即使有个别著作涉及城邦的经济政策，也是所谓的敛财之术，和近代的经济学原则有本质区别。最后，当然是资料问题。古代希腊的史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对于古风时代的希腊，我们缺乏当代的资料。⑥更重要的是，虽然希腊人意识到了经济的重要性，但没有因此给予经济发展一席之地。至于研究经济史必需的系统统计资料，更无从谈起。因此，对希腊的人口规模、农作物产量及不同作物所占的比例、手工业和商业的具体分工与行业分布、产品数量与质量等基本问题，除不可靠的推测外，还是推测。
必须承认，上述困难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个时期的经济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从而对希腊历史上这个最关键时期经济上的变化有所把握。古代希腊人确实没有留下多少关于经济发展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希腊人并不是完全忽视经济活动。作为当代的见证，希腊的史诗和抒情诗毕竟记录了不少有关经济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情况，特别是赫西奥德的诗篇，为我们透视古代希腊人的农业经济及其观念，提供了一扇很有价值的窗口。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也涉及过古风时代的历史。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调查考古的发展，又提供了不少古代作家所忽视的资料。希腊人留下的各种遗迹如神庙、城墙、城市建筑等，提供了关于经济状况的直观资料。
为应对基本资料的缺乏，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这里借鉴回溯式研究也许是合适的，即从古典时代、至少是从古风时代末期某些已经基本确定的趋势出发，向上追溯该趋向的起源和发展。虽然这样做不免有目的论的嫌疑，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确定某些最基本的事实：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从巴尔干半岛扩大到整个黑海和地中海世界，暗示了人口规模的巨大增长。希腊的经济，是整个地中海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埃及、西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逐步建立的。古典时代辉煌的神庙建筑、设防的城墙，有些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有些可能出现得更早。它们的出现，表明人们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同时，社会财富出现了剩余，有能力从事这些非生产性的投资和建设，暗示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土地始终是希腊人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小农经济是希腊经济的基础。
对于希腊发展的多样性，当然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希腊本土无疑不同于殖民地，北希腊不同于南希腊，雅典不同于斯巴达。不过我们要写的，毕竟不是古风时代希腊诸邦经济发展总和式的历史，而是希腊世界经济变迁的基本趋势。这样做肯定会忽视许多重要的、表现连续性的内容。如何在强调变化和创新的同时，不忘记古代希腊经济的连续性特点，以求得两者之间的恰当平衡，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⑦至于古代经济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应成为不能把古代经济独立出来加以分析的理由。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古代希腊经济独有的现象，而是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经济因素也不完全自主自为，经济政策需顾及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和不同行业的需要。而经济的发展，更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近代经济同样不完全自主。只要给予这些非经济因素以充分重视，我们有可能对古代经济做必要的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古风时代希腊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上的新特点做总体的把握。这个方法恰恰是反对经济发展论的原始派代表人物芬利所提倡的，斯塔尔曾很好地应用了它。⑧
二、有无经济增长？
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有无增长？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西方学者以及大部分中国古希腊史前辈学者看来，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无疑有发展，尤其是希腊的工商业。在部分学者眼中，希腊民主的形成，正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兴起在政治上的反映。⑨可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所谓工商业的发展，更多的是把古代历史现代化的结果。基本的事实是：在整个古风时代，没有新的农作物引入，生产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饲养的家禽和牲口中，除公元前8世纪后期引入的鸡外，没有新的品种出现；⑩绝大多数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即使是那些居住在所谓城市中的居民，很大程度上也仍是农民，土地仍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在社会上，农业也被排在所有其他产业之上。陶器等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像现代化派的学者们认为的那么大；商品交换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不是正常的商业，而是战争以及礼物交换。(11)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能有真正的增长吗？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推动古风时代希腊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下述因素：人口的增长，贵族的奢侈，地中海地区贸易的复兴，以及生产技术局部的变革。人口增长的证据主要来自考古。斯诺德格拉斯对希腊墓葬的研究表明，从迈锡尼文明末期到公元前11世纪，希腊人口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人口最低谷时，可能比公元前13世纪下降了7/8。但公元前8世纪以降，希腊大陆的人口出现剧烈增长，典型的表现是墓葬数量的增长。斯诺德格拉斯提供的数据表明，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的人口都增长数倍。在雅典，墓葬数量从公元前8世纪中前期的每代人27座，增加到公元前700年左右的114座；在阿尔哥斯等地，则从17座增长到93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墓葬的数量最少者增长5倍多，最高者增长了16倍。(12)也就是说，在整个希腊大陆上，人口同时出现了增长。对于这样的增长幅度，连斯诺德格拉斯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莫里斯更细致的研究证明，人口增长的幅度可能远不如斯诺德格拉斯想象得那么大，可能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以前无资格入葬的人口如今出现在了墓地中，从而为我们所知。(13)尽管如此，古风时代希腊大陆及爱琴海诸岛的希腊人口有相当数量的增长，应当没有疑问。因为正是从此时开始，希腊人开始向地中海地区殖民，部分人口外迁。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希腊人的定居点从巴尔干半岛扩张到东到黑海东岸，西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个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奠定了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基础。与此同时，希腊大陆和殖民地纷纷城市化，乡村的定居点也空前增加，土地资源吃紧，而且有大批雇佣兵到波斯和埃及谋生。如果没有人口的相应增长，这一切显然不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此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贵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随着东方新商品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他们追求奢侈，举行奢华的宴会。与荷马时代比较，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升。(14)为了获得必要的财富，他们一方面要提高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也从平民那里取得各种剩余产品，向平民放债，把后者变成自己的债务人，有些甚至把平民卖到国外。为赢得政治支持，一些贵族家族需要举行各种公益活动，也需要大量现金，为此需要出卖相当数量的农产品。(15)同时，重装步兵逐渐成为希腊军队主力。作为重装步兵，他们必需置备武装。从头盔到盾牌再到进攻的各种武器，需要花费一大笔钱财，只有家道中等及其以上的才有能力置备。为此他们或者出卖部分农产品，或者参与工商业活动，(16)有力地推动了经济总量或者说国民总产值的增长。
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希腊人需要更多地从海外获得铁、铜等金属，以制造更多的工具，从而刺激了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公元前9世纪以来，希腊与东方的贸易逐渐恢复。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人开始在西部地中海建立殖民地。整个地中海地区，因为希腊人以及腓尼基人等的活动，逐渐被联结成一个经济整体。希腊人从东方获得各种高档奢侈品，从殖民地获得谷物，从西部地中海、黑海地区获得粮食以及金属，希腊人输出的，除经常谈到的陶器、橄榄油、葡萄酒外，还有大量的贵金属(公元前6世纪以后主要是铸币)。(17)东西地中海的联结，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使处于居中地位的希腊受益良多。
城邦形成过程中，为增强城邦自身的凝聚力，提升本邦在希腊众邦中的地位，明确城邦的疆界，不少城邦修建了豪华而且规模宏大的神庙。科西拉的阿尔特米斯神庙、科林斯的阿波罗神庙、雅典的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萨摩斯的赫拉神庙、埃吉那的阿菲亚神庙，以及西部地中海各城邦修建的规模巨大的神庙，与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的贫穷形成了鲜明对照。(18)如果没有经济的必要增长，它们的修建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某些方面的进展。从建筑技术看，至少自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学习到了建筑城墙、神庙、雕刻等技术，到古风时代末期，这些技术已经达到古代世界比较高的水准。科林斯人开凿了曳道；帆船早已使用；船只从早期比较普通的船只，发展成古风时代末期的五十桨大船和三列桨战舰。陶器生产技术从粗糙的几何陶经原始科林斯陶，再到雅典的黑底红画陶和红底黑画陶，无论是器型，还是生产技术，装饰画的技巧，都有相当明显的进展。(19)不可否认，大多数家庭日常使用的陶器仍是在本地生产的粗制陶器。精美陶器的生产，由于技术含量不高，也不是某一地区可以垄断，其他地区总会模仿制造，使生产规模受到限制，但无论是在本地生产，还是从雅典等地进口，都意味着陶器生产的发展和整个希腊世界陶器生产总规模和数量的增长。采矿和铸币业是古风时代新兴的产业。在荷马时代，它们至少不曾占据显赫地位。而到古风时代末期，至少雅典、爱琴海北岸地区的城邦如塔索斯等，将大量铸币出口到地中海世界。希腊人所以能在资源贫瘠的情况下不断从海外进口粮食，贵金属和铸币的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行业、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整个社会总产值的增长。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增长。但增长的幅度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如果勉强估计，也许和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甚至比人口的增长还要更高一些，因为古风时代末期希腊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荷马时代高。(20)
三、自给自足式的农业
古风时代希腊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不是它的生产技术，也不是新农作物的引进，而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
独立小农经济的产生，我们在荷马史诗中已看到某些端倪。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虽然贵为国王，但除奴隶外未见依附农民为其耕作。作为一个农业劳动者，拉埃提斯似乎取得了彻底的独立。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开垦新的土地，种植粮食、果树，饲养牲口。(21)赫西奥德确实提到爱接受贿赂的巴赛列斯，但贿赂毕竟不是经常性的税收。只要人们遵循正义，判决公正，“他们源源不断地拥有许多好东西，他们不需要驾船出海，因为丰产的土地为他们出产果实。”(22)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这样看来，迈锡尼文明崩溃后，希腊的农民取得了对生产的自主权。但是，与现代化派学者设想的相反，希腊的农业并没有商品化，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以糊口为目的的阶段。
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在赫西奥德的史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希腊的农民，像古代社会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希望过上富裕而体面的生活。(23)“一个人看到别人因勤劳而致富，因勤于耕耘、栽种而把家事安排得顺顺当当，他会因羡慕而变得热爱工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富裕。”赫西奥德不断告诫帕尔塞斯，“善德和声誉与财富为伍。”“羞耻跟随贫穷，自信伴着富裕。”“钱财是穷人的生命。”如果不幸堕于贫穷，那就要带着妻儿向邻居乞讨，“而他们谁也不会关心你。”甚至生育也着眼于增加财富。“应该只生一个儿子来供养父亲一家，因为只有这样，家中的财富才能增加。如果生养两个儿子，你就不能早死。不过子女多的人家，宙斯也易于多给他们财富。人多多干活，财富增长快。”(24)
既然如此，如何致富成为赫西奥德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劳动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备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不要梦想一夜暴富，而要逐步积累，“只要一点一点地增加，且不断如此，不久你会积少成多。”(25)
所谓劳动，首要的是耕种土地。《工作与时日》通篇所说，耕地、播种、伐木、修建谷仓、收获、制造农具、贮备各种谷物和农具等，都与农活有关。其次是饲养牲口，最重要的是耕牛。它是和房屋、妻子同样重要的东西。耕地要用两头都是9岁的公牛，“因为这时它们力气最足，正当最佳年龄时期，最适合耕田。”这样说来，赫西奥德的理想是一户至少需要一头耕牛或者骡子，最好能够养上两头。农民第三项重要的任务，是为果树剪枝和施肥。最后，出海经商。赫西奥德的父亲就“常常扬帆出海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以“逃离宙斯加给人们的可怕贫穷”。赫西奥德本人显然不曾亲自出海经商，他本人惟一的航海经历，是到优卑亚参加英雄安菲达马斯的葬礼。(26)所以，他除了要人们使用大船、选择季节这类最基本的常识外，没有关于商业更实际的建议。
农民的最高理想是自给自足。赫西奥德要求帕尔塞斯置备的工具中，涉及农业、商业等各个方面。牛当然要是自己的，一般的农具如镰刀等，自然也要有。运送粮食的大车、出海用的船，虽然不是经常使用，也必须自备，“免得求借于他人而遭到拒绝时，你会因缺少耕牛农具而错过时令，误了农活。”(27)在整个史诗中，赫西奥德没有提到为完成耕作，从市场上购买任何农具、种子或者其他设备的情况，似乎农民全部的生产和市场绝缘。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希腊缺乏市场，更不表示赫西奥德对市场一无所知，因为他曾经建议，在必要的时候，为追求财富，可以出海经商。只卖不买，乃是自给自足的最高境界。(28)
但是，自给自足与邻里互助并不矛盾。赫西奥德非常重视邻里之间的互助。“邀请你的朋友来进餐……特别要邀请住在你附近的人，因为如果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幸，邻居们拔腿就跑来了，而亲戚们往往还得准备一下才能动身。”但赫西奥德也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有用，“坏邻居是一大灾祸，就像好邻居是一大福祉一样。有一个好邻居就如拥有一件财宝。”而要得到好的邻居，双方需要对等。如果自己总是付出，或者对方总是付出，都是不正常现象，“邻居对你有多好，你应该对他也有多好；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对他更好些。这样，如果你以后需要帮助，你就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29)用米列特的话说，农民们之间的相互借贷，固然是无法充分自足的表现，但良好的邻里关系，正是为了自足。邻居有恩于我，我更有恩于邻居，从而把以前的施恩者转变成受施者。一旦需要，又可以从邻居那里得到更大的回报，而不必因此形成对某一个人的依赖关系，达到充分的自足。(30)
但是，农民的自足和独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在荷马社会已经出现。在赫西奥德时代，这样的情况在继续。到这种时候，农民互助的局限性立刻显示出来。对于那些陷入贫穷的邻居，农民往往表现得相当残酷。“你日后一旦匮乏，就不得不乞求于别人的家门，而结果往往是徒费口舌。”即使“你领着凄惶的妻子儿女在邻居中乞讨，而他们谁也不关心你。你或许能得到两三次施舍，但如果你再继续打扰他们，就不会再得到什么了，你再说多少话都徒劳无益，你说得再可怜也没有人去理会你。”甚至自己的亲兄弟在这种时候都靠不住，赫西奥德明确告诉帕尔塞斯，“我不会再给你什么了。”(31)到那时候，农民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债务，只好出卖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
为应付更多人吃饭的需要，除向外殖民或征服外，古风时代的希腊人发明了一种精耕细作型农业。精耕细作型农业实际上在荷马史诗中已有所反映。古风时代，这种精耕细作型农业应当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它要求农民对土地进行更精细的耕作；通过种植多种农作物，以烧炭、偶尔的商业活动、饲养牲口等手段，分散风险，以保证家庭的开支。
农业的复合化，是古风时代希腊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目的是分散单一作物产生的风险。单从社会总产值来说，希腊的农业确实有发展。(32)正是农业的发展及其提供的剩余，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农业，转变为专业的手工业者与商人成为可能，也使得社会上层能够过上更奢华的生活，并让一部分人从事专业的思想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商品化。赫西奥德的理想表明，农民的最高理想，仍然是自给自足，即使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也是为了取得额外收入，补充土地收入之不足。所以，希腊工商业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地位。
四、地中海区贸易联系的恢复和加强
关于古风时代希腊贸易的发展及其作用，历来是古史学界争论的核心。现代化派强调商业的革命性作用，将希腊民主的出现、重装步兵的兴起、城邦的形成，都归于工商业的影响；原始派则争论说，商业的规模非常有限；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人口寡少；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多是外邦人。(33)目前的研究，似乎与原始派和现代化派的观点都有一定距离。学者们大多承认，古风时代希腊商业确有一定程度发展，不过其作用，似乎不如现代化派学者们所认为的那么高。具体说来，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地中海区经济联系的恢复和加强以及商业中心的出现。
希腊商业的恢复始自公元前9世纪。该世纪中期，由于腓尼基人的活动，(34)希腊人的逐渐定居，爱琴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恢复。雅典创造的几何陶行销爱琴海各地，优卑亚、雅典等地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西亚的器物，说明希腊人与西亚文明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系。公元前800年前后，优卑亚人开始到达叙利亚北部的港口城市阿尔明那(在今土耳其境内)。公元前825—前700年，该地的陶器主要来自优卑亚与爱琴海各岛屿。约公元前720年到前700年，该地可能被亚述人摧毁。重建以后，希腊的因素增强，不过此时优卑亚的因素衰退，科林斯、埃吉那、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如罗德斯等，后来还有雅典的因素显著增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明那并非希腊人殖民地，而是希腊人与当地人杂居之地，很可能只是希腊人与西亚开展贸易的场所。(35)应当指出的是，阿尔明那并非希腊人和西亚进行贸易的惟一据点。在它之南，有特尔苏卡斯和波斯德伊昂，在它北边，有塔索斯。希腊人从这里获得的可能有金属及其他各类奢侈品。(36)大约与此同时，希腊人和小亚细亚、特别是吕底亚建立了密切联系。雅典的阿尔克美昂因得克洛伊索斯的恩宠而致富，斯巴达人曾派人到吕底亚去买黄金。吕底亚的乐器、某些手工艺品曾经传到希腊，并给希腊以重大影响。部分希腊人可能在那里充当雇佣兵。对希腊影响最大的是吕底亚人发明的铸币，希腊人正是从吕底亚学到了铸造钱币的方法并加以推广的。(37)
早在爱琴文明时期，希腊与埃及之间就已建立贸易联系。(38)公元前2世纪末东地中海局势的动荡使这种联系削弱，但埃及人一些小的装饰品在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希腊的墓葬中时有发现，分布在从雅典到斯巴达、克里特的广大地区。(39)在荷马史诗中，埃及再度出现。麦涅拉俄斯曾长期滞留在尼罗河河口。奥德修斯在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中，称自己是一个克里特人，抢劫过埃及。在古风时代的文献中，埃及出现的更加频繁，几乎希腊所有名人都和埃及有关系。不过这些人到埃及未必就是为了贸易，有关的传说也没有提到他们从事商业的情况。对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埃及更多的是作为智慧和知识的宝库存在。用希罗多德的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如此之多的希腊人到达埃及，绝不只是像希罗多德那样，是为了了解埃及人的巨大业绩。除了那些到埃及充当雇佣兵、还有在纳乌克拉提斯当妓女的人外，其他的可能就是商人了。希罗多德提到萨摩斯人科拉伊奥斯。此人本准备到埃及去，但因为一阵大风，结果到了西班牙的塔尔特索斯，并因此获利丰厚。希罗多德似乎暗示，科拉伊奥斯经常到埃及从事贸易活动。公元前6世纪前期，希腊人在尼罗河三角洲获得纳乌克拉提斯为商业据点，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起来。据希罗多德，那里是“全埃及仅有的一个商港”，所有贸易必须都在那里进行。从希罗多德提供的名单看，小亚细亚的众多城市参与了该城神庙的修建工作。此外，埃吉那、萨摩斯和米利都各自修建了自己的神殿。(40)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纳乌克拉提斯是一个希腊人城市，主要是法老控制下的一个贸易港口。希腊人从埃及得到的主要是谷物，出口到埃及的主要是银子、橄榄油、葡萄酒等。值得注意的是，埃及人并不需要葡萄酒和橄榄油之类的东西，而纳乌克拉提斯的政制也禁止希腊人与埃及人通婚，所以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接触可能并不频繁。但当时在埃及的军队中，有大量的希腊人。这些陶器、葡萄酒和橄榄油等，可能主要供那些在埃及的希腊人消费。这同时也解释了纳乌克拉提斯娼妓较多、而且容易发财的现象。(41)
黑海地区是另一个希腊人与之交往频繁的地区。随着希腊人的探险和航行，对黑海地区的贸易，自公元前7世纪起逐步发展起来。希罗多德9次使用过商埠，其中4次指黑海地区的城邦。(42)它们中最有名的是奥尔比亚。该地位于布格河口，可能系米利都的殖民地贝雷占建立，目的显然是和当地居民开展贸易活动。(43)希罗多德提到，某些西徐亚人种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44)既然西徐亚人并不缺粮食，而在从黑海地区输往希腊人的货物中，小麦是其中的大宗，那么西徐亚人的小麦，应当是出卖给希腊人。除小麦外，西徐亚人出卖的还有咸鱼、皮革、金属和奴隶等。(45)而希腊人输送到黑海地区的，在考古文物中最经常看到的，是陶器。但希腊人出卖的，主要应当是随陶器到达那里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参与到贸易中的，公元前6世纪以前，主要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和埃吉那的因素日益重要。(46)在这些商埠中，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之间联系密切。在奥尔比亚，两者同住在一个城市中。在一些殖民地中，有专门充任通译的人，“到他们那里去的西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7名通译，通过7种语言来打交道的。”(47)重要的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得到了商业书信的证实。(48)波里比阿有关拜占庭的评论颇能说明问题，“拜占庭和黑海的关系，使它获得了比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任何其他城邦都更大的安全和繁荣，……没有拜占庭人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出黑海。结果是他们对众多产品行使着绝对的控制，这些产品正是世界其他地区日常生活需要、而本都地区特别丰富的。关于生活必需品，无可争议的是这一事实：本都周围的土地所提供的牲口和奴隶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至于奢侈品，同一地区不仅提供了充足的蜂蜜、蜂蜡和咸鱼，而且吸收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富余农产品——橄榄油和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以谷物而论，那里是往返贸易，当我们需要时，那里提供谷物；有时那里则进口我们的谷物。”拜占庭人利用他们的地位，“可以很容易地输出他们所有的剩余产品，并按照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式，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49)
在西部地中海的贸易中，优卑亚人起了领头作用。他们最早建立的殖民地皮特库萨也是希腊人最初建立的殖民地中离本土最远的。这里以前可能并无居民，缺少良好的耕地，但这里是一个贸易港口。它位于强大的伊达拉里亚人国家的边缘地区，又便于和它们保持联系，并且控制着附近的金属矿产和贸易商路(厄尔巴岛的铁和来自不列颠的锡等)，和东西地中海都保持着商业联系。(50)此外，在西西里等地，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前481年，当希腊使者前往叙拉古请求援助时，僭主格农指责希腊人不曾支持他早些时候对迦太基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曾经解放了一个“给你们(即希腊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51)希腊人从这里得到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商业利润，其地可能在西西里西部，(52)也可能在北非。它们的存在和希腊人参与的广泛性，格农把它作为一件需要抱怨的事情提出等，都说明这些商埠对希腊人有着重要意义。无独有偶，在亚里士多德罗列的进行垄断经营以获取利润的两个例证中，其中一个是叙拉古的铁商。(53)
在对希腊人所谓的远西即意大利和西西里以西地区的探险中，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是主角，弗凯亚人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希腊人当中，弗凯亚人是最初进行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发现了亚德里亚海、第勒塞尼亚、伊比利亚和塔尔提索斯的人。”可是，他们使用的是五十桨大船而非商船、定居阿拉里亚后从事的是海盗，暗示他们的意图更可能是抢掠而非正常的商业活动。但希罗多德随后提到的事实，表明弗凯亚人的活动和商业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在面临波斯人攻击时，弗凯亚人全城大搬家，到达开俄斯附近的欧伊努赛，希望购得那里的岛屿安身。但遭到了开俄斯人的拒绝，理由是开俄斯人“害怕弗凯亚人会在那里设立市场，从而本国的商人便被排斥到当地的海上贸易之外”。(54)由此观之，弗凯亚人和塔尔提索斯国王的友谊，恐怕也不是纯粹的友情。国王所以赠送大批金钱，也许是得到了弗凯亚人某些赠送的缘故。两者之间当然不是纯粹的商业交换，但礼物交换，也应是经济交流的一种形式。亚里士多德明确把马赛利亚的建立和弗凯亚人的贸易联系起来。(55)考古资料证明，在弗凯亚人到达马赛利亚之前，高卢地区的希腊产品确实不多。但自公元前6世纪起，这类商品明显增多，最远的达到今德国南部以及瑞士等地。大约为开展贸易的需要，马赛和弗凯亚可能联合建立了恩波里亚(该词的希腊文原意是市场)，并和当地的土著建立了良好关系。(56)
随着海外商业的发展，希腊的某些国家繁荣起来。优卑亚人在早期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正是他们首先到了阿尔明那和皮特库萨，在希腊、西亚、伊达拉里亚之间建立了联系。厄里特里亚在公元前825年突然繁荣起来。公元前750—前700年，那里有大规模的神庙建筑，说明其应拥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在丧失了拉伦丁平原后，厄里特里亚的贵族要单纯依靠土地，大概难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厄里特里亚的土地创造了地位，但并不必然会有大量财富。如果勒夫坎地的贵族骑士希望维持他们在厄里特里亚所享有的传统独特地位，他们可能需要获得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阿尔凯欧斯的兄弟安提门尼德斯或雅典贵族梭伦的先驱，投资于商业经营，因此和上层阶级融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集团，一个寡头而非真正贵族的集团，其势力主要依赖动产。厄里特里亚可能早在公元前800年就在安德罗斯岛上建立了市场。它是在一小队厄里特里亚的流亡者到达后不久建立的，似乎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57)此时爱琴海各岛屿上，优卑亚的产品是最经常出现的。除安德罗斯外，特诺斯、克奥斯及其他岛屿上也都有厄里特里亚人商业活动的足迹。即使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优卑亚已明显衰落时，厄里特里亚也仍然整治港口、修建道路、建立神庙，显示了它的繁荣。(58)
在现代化派看来，科林斯是工商业国家，典型表现是：科林斯和雅典相互竞争，提供自己有个性的产品，让它的陶器逐渐取代优卑亚陶器占据了希腊世界的市场，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希腊与意大利的交换中心。(59)既然陶器在工商业中的作用，如今看来远不如现代化派估计的那么高，而殖民也不一定出自商业动机，此论当然要大打折扣。其他商品的重要性，可能也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以谷物进口为例，当时船只的一般装载能力可达到3000麦斗，每年100船的谷物，足以供养科林斯一半的人口。(60)但公元前700年以后，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的交换中心，乃不可否认的事实。修昔底德就认为，“科林斯位于地峡之上，自远古以来即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虽然古代的交通是在陆地上而不靠海道进行的。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人和半岛以外的人来往必然经过科林斯的领土。所以科林斯因其财富而势力增加；这一点，古代诗人在科林斯的名字前面，常加一个‘富庶的’形容词可以看出来。当希腊的海上运输事业更发达的时候，科林斯人有了一个舰队，镇压海盗；同时因为它能够在陆地上和海上供给同样的便利，从海陆交通上得来的收入使它富强起来了。”(61)
在修昔底德心目中，科林斯的富有，首要的是它从海陆交通得来的收入，而且自远古以来就是如此。科林斯之建立海军，至少在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和保证海上交通有直接关系。不过，从修昔底德的叙述看，他无意认为有众多的科林斯人参与了海上贸易，因为他随后就提到，它的收入来自海陆交通，也许就是征收过境税。但无论如何，既然科林斯国家的收入来自海陆交通的税收，而科林斯在古代也以港口城市为特色(修昔底德使用了emporion即市场一词)，例如那里众多的旅行者和发达的色情产业，可以相信，由于需要为转运贸易服务，其中应当有不少科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商业活动。(62)联系到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有关雅典威胁的演说，(63)可以说科林斯的发展，至少部分得益于商业。
科林斯商业的发展，得到了考古资料一定程度的证实。大约伯里安德时期，科林斯整治了港口勒查乌姆，目的显然是为有利于货物的转运。过境贸易中，由于科林斯在萨罗尼克湾和科林斯湾都有港口，所以曳道的开凿，并不是为适应科林斯船只过往的需要，而主要是为外邦船只服务。曳道开通后，优卑亚、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船只，大多可能都通过科林斯直接到达意大利和西西里。考虑到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东西希腊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转运贸易的规模不会太小。在希腊世界各地发现的科林斯陶器，足以表明贸易的广泛性。(64)
在古风时代贸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埃吉那、萨摩斯和开俄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古典时代的埃吉那和开俄斯有大量海外商人。(65)希罗多德提到索斯特拉托斯是希腊世界从商业经营中获利最多的商人。1970年，在伊达拉里亚发现的一块铭文上，出现了如下字样：“我属于埃吉那的阿波罗，他的儿子索斯特拉托斯制造了我。”该铭文的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末，文字属于埃吉那风格。无独有偶，在伊达拉里亚发现的陶瓶中，有100多个刻有SO的字母，很可能是索斯特拉托斯的缩写。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这个人，应该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因为与意大利成功的贸易发了财。在品达的诗歌中，埃吉那也经常和航海经商联系在一起。(66)对于开俄斯，除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外，我们的了解要少得多，但仍有某些痕迹可循。一个叫帕尼欧纽斯的人专门购买容貌秀丽的男童，将他们阉割后卖掉，后因此受到残酷的报复。(67)而根据提奥庞普斯的看法，开俄斯人恰好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古典奴隶的城邦。(68)对于萨摩斯的贸易，除了希罗多德提到的科拉伊欧斯外，没有其他具体的人物。但科拉伊欧斯显然不是唯一参与贸易的人。在称呼萨摩斯人时，希罗多德使用了复数。(69)考古发现证实，至少在僭主波利克拉特统治时期，萨摩斯与外界保持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埃及，萨摩斯人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港口；萨摩斯与斯巴达的联系得到加强，双方的经济来往明显增加；塞浦路斯、雅典、意大利等地，也都和萨摩斯有着这样那样的来往。(70)一向强调希腊经济原始和农本性质的卡特里奇也不能不承认，萨摩斯经济上的变化，主要应用商业交换来解释。(71)
我们的浏览表明，参与贸易的希腊城邦分布在从小亚细亚到西部地中海、从希腊本土到殖民地的广大城邦之中。这些城邦同时也是古风时代希腊最为繁荣和强大的城邦，可能并非偶然。古风时代希腊小农经济的巩固，重装步兵阶层的兴起，如果没有商业和手工业的参与，恐怕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贸易是古风时代希腊经济变革的一个基本因素。
五、余论：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的一般特征
要确定古代希腊工商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为它争论了100多年以后。以上对商业发展的分析，似乎足以证明，古风时代希腊商业的发展，因为东西地中海贸易联系的恢复和商业中心的出现，达到了一定规模。希腊文明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商业是否繁荣有关。粮食生产的增长，以及手工业一定程度的进步，(72)都给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亚里士多德指出：“海上往来又是大有益处的，无论是就安全还是就生活必需品的充足供应而言，城邦及其疆域都应连通海路……对于那些自己的城邦所没有的必需品，就可以通过海路将其输入，对于本邦多余的物品则可以通过海路输出。城邦就应该是一个市场，不是为了其他城邦，而是为了自身。那些成为一切城邦的共同集市的城邦，这样做全都是为了公共财政收入。……如今，我们在各城邦境内的乡间和城市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港埠……。显然，假如从城邦间的海上往来中能产生什么好处，一个城邦就可以得到这种好处。”(73)在讨论组成理想城邦的条件时，亚里士多德所想到的比喻，是“同织工和船匠等其他制造者一样，应该事先准备好为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原料……政治家和立法者就应该这样来准备好为他们的工作所必需的特定原料”。(74)它们说明，工商业对一个希腊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事实。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谷物生产被摆在了第一位，但各类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同样必须保证。(75)易言之，对希腊人而言，工商业是文明生活的基本标志之一。
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希腊世界大小城邦千余个，与商业联系密切的，不过10个左右；手工业的种类，始终没有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的门类；农业的基本目标，仍然是自给自足。即使那些工商业号称发达的城邦，也都把农业视为公民的第一产业，绝大多数公民仍是土地所有者和农夫。从本质上说，希腊经济无疑仍是农本经济。纯粹依靠工商业谋生的人，按照最夸张的估计，也难以超过1/4。(76)亚里士多德有关家庭谋生的五种手段中，包括农耕、畜牧、捕鱼和狩猎，甚至有今人所不齿的抢劫，但没有工商业活动。在谈到共同体非自然的致富方式时，才提到了零售贸易。与零售贸易关系密切的钱币，也被贬为“一种赝品，并非自然之物”。(77)除色诺芬曾在《雅典的收入》中主张开发矿山、善待外邦人以期增加国家收入外，大多数古典作家似乎很少想到通过培植工商业让国家致富。在伪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论》中，曾经提到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或者将军们面临军费困难时的对策。可惜所有这些政策中，大多数不过是强制征税、骗取商人钱财的伎俩，严格地说是损害工商业和经济整体发展的做法。(78)更重要的是，对绝大多数希腊人以及希腊城邦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言，从事工商业活动，被视为不得已之举，是为了更好的自足。所以，一旦取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希腊人会立刻脱离这个让人瞧不起的行当。某些城邦还禁止给予工商业者以公民权，至少是担任公职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古风时代希腊的经济，无论它与工商业的联系多么紧密，始终停留在传统的农本经济范畴，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注释：
①有关20世纪西方学者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请参看拙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等。
②分别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和《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发表。在中国学术界，支持和批评黄洋观点的都不乏其人。支持者中有裴雯等，反对者中有毕会成、王瑞聚等。
③根据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的统计，在古希腊史上，先后被称为城邦(polis)的政治组织有1500个，它们的面积和类型都存在重大差异。见Mogens Hermann Hansen & Thomas Heine Nielsen.2004,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er for the Danish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
④Paul Cartledge.2002,"The Economy(Economies) of Ancient Greece." in Walter Scheidel and Sitta yon Reden,eds.The Ancient Econom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p12-13.
⑤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1980,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Batsford,pp8-26.
⑥参看拙文：《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⑦事实上，芬利之受到批评，正是因为他过于重视模式，忽视了古代经济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将它们完全视为边缘的因素不予考虑。参看Walter Scheidel and Sitta von Reden,eds.The Ancient Economy,Introduction.
⑧C.G.Starr.1983,"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Greek World." in N.G.L.Hammond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Ⅲ(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17-419.
⑨Gustav Glotz.1996,Ancient Greece at Work,Routledge.p125；胡钟达：《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9-318页。
⑩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 900-700 BC,2[nd]ed.Routledge:pp312-313.
(11)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pp3-8; 拙作：《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12)Anthony Snodgrass.1980,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3-25；pp22-23，图3和图4.
(13)Ian Morris.1987,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57-71.
(14)(48)Oswyn Murray.1993,Early Greece,2[nd]ed.Fontana Press,pp201-219,pp226-227.
(15)Robin Osborne."Pride and Prejudice,Sense and Subsistence:Exchange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City." in Walter Scheidel and Sitta von Reden,eds.The Ancient Economy.pp114-132.
(16)Sally Humphreys.1978,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p159-174.
(17)John Boardman et al.eds.1988,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6-458.
(18)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205页。
(19)(37)(39)John Boardman.2001,The History of Greek Vases.Thames and Hudson:pp11-122,95-101,112-113.
(20)对荷马、赫西奥德和阿里斯托芬笔下农民形象的比较，应当能说明一般人生活质量的变化。《奥德赛》中的拉埃提斯孤独地生活在农庄里，穿着破羊皮，睡在山坡或者草堆上，吃得极其简单；赫西奥德的农民则希望有房子、牛，吃着牛肉和羊肉、喝着羊奶和毕布罗斯的美酒；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农民斯瑞西阿德斯家里有羊皮大氅、儿子甚至参与赛马。《阿卡奈人》中的狄凯奥波里斯让仆人抬着去赴宴，吃着各种美味。
(21)晏绍祥：《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2)(24)(25)(26)(27)(29)(31)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8页，第1、10、12、21页，第10、12、11页，第12-13、19-20页，第13页，第11页，第18、12页。
(23)(28)(30)Paul Millet.1984,Hesiod and His World.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210,New Series,30:pp84-90,95-103,100-101.
(32)Richard Saller."Framing the Debate over Growth in the Ancient Economy." in Walter Scheidel and Sitta von Reden,eds.The Ancient Economy.pp251-267.
(33)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34)荷马：《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23-325页。
(35)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eds.1982,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9-10; Oswyn Murray.Early Greece,2[nd]ed.,pp72-73.
(36)Oswyn Murray.Early Greece,2[nd]ed.,p74; John Boardman.1980,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enlarged edition).Thames and Hudson:pp39-51.
(38)郭丹彤：《论古代埃及文明和爱琴文明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1-15页。
(40)(42)(44)(47)(51)(54)(67)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5、324-325、189-190页，第272-273、275页，第272页，第275页，第528页，第82-83页，第601-602页。
(41)Oswyn Murray.Early Greece.pp228-235; John Boardman.1980,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and Hudson:p117,p130.
(43)John-Paul Wilson.1997,"The Nature of Greek Overseas Settlement in the Archaic Period:Emporion of Apoikia?" In Lynette G.Mitchell and P.J.Rhodes,eds.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Routledge:p204.
(45)Polybius.1979,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the Penguin Groups,pp282-283.
(46)Gocha R.Tsetskhlandze,ed.1998,The Greek Colonisation of the Black Sea Area.Franz Steinner:pp51-67.
(48)Oswyn Murray.Early Greece.pp226-227,p225,pp240-241.
(49)(66)(68)Polybius.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pp282-283,p283.
(50)Oswyn Murray.Early Greece,2[nd]ed..pp74-75; 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3),pp98-102.
(52)Anthony 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137.
(53)(73)(74)(7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页，第242页，第238页，第17-20页。
(55)转引自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3),p140.
(56)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3),pp140-142; John 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Colonies and Trade.Thames and Hudson:pp217-218.
(57)Keats G.2004,Walker,Archaic Eretria.Routledge:p96.
(58)Keats G.Walker,Archaic Eretria.pp100-110; J.B.Salmon.1984,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the Clarendon Press,p70.
(59)M.I.Rostovtzeff.1926,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1,the Clarendon Press,pp200-201.
(60)(64)J.B.Salmon.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p132,pp135-136,pp138-141.
(61)(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2-13页，第82页。
(62)斯特拉波将科林斯的富裕归于色情业的发展，僭主伯里安德甚至对色情业进行干涉。参见J.B.Salmon.Wealthy Corinth: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pp398-400,p133.
(65)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128页。
(69)Herodotus.The Historie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3页。
(70)Graham Shipley.A History of Samos,800-188 BC.the Clarendon Press,pp81-90.
(71)转引自Graham Shipley,A History of Samos,800-188 BC.the Clarendon Press,p86.
(72)色诺芬的一段话颇能说明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在一个小镇中，一个手艺人需同时制作椅子、门、犁和桌子，有时还要盖房子。如果能找到足够的活计养活自己，他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可在大城市中，由于人口众多，对一门手艺的分支有大量需求，只要一门手艺，甚至还不是一门手艺的全部，便足以养活一个人。例如，一个人专制男鞋，另一个人专制女鞋。有些地方甚至一个人只负责缝制，另一人切削，再一人上鞋帮，最后还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这些鞋搜集起来而已。因此，一个当然的事实是，那专注于一项具有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肯定会把它做得最好。”见Xenophon,1953,Cyropaedia,8,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33.
(75)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62页。
(76)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公民人口大约为2万人，其中没有任何土地的可能在5000人左右。参见A.H.M.Jones.1957,The Athenian Democracy,Basil Blackwell.
(78)亚里士多德：《家政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300-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