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里#183;沙里亚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伊朗论文,理论家论文,阿里论文,里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并成为革命后伊朗的最高权威。但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不止霍梅尼一人，还有蒙塔哈立、沙法维、沙里亚梯、巴扎尔甘，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指导和影响了伊斯兰革命。特别是沙里亚梯对伊朗百万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大，而学术界目前对此探讨极少。本文初步探讨沙里亚梯的理论及其影响，以期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伊朗伊斯兰革命。
一、沙里亚梯的生平
阿里·沙里亚梯（Ali Shariati），1933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附近一个村庄里。其父是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教士，主持一个讲经堂并在当地中学布道。沙里亚梯深受其父革新思想影响，在学生时代，就与其父探讨如何把什叶派教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沙里亚梯中学毕业后，进入马什哈德师范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的一个初级中学任教四年，这期间翻译了阿拉伯语著作《艾卜·扎尔：个崇拜真主的社会主义者》。1958年，他入马什哈德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专攻阿拉伯语和法语，196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得到国家奖学金资助，去巴黎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伊斯兰历史博士。此时，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正值高潮，他在巴黎听过一些东方学家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讲课，钻研激进的政治哲学，参加了“伊朗学生联盟”和“伊朗解放运动”〔1〕。除编译杂志外， 他还翻译了《游击战争》、《诗人是什么》、《地球之毁灭》、《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第五年》等书。
1965年，沙里亚梯回国，因坐牢六个月被剥夺了德黑兰大学的职位，遂返回故乡，先执教于农村学校，后任职于马什哈德大学。1967年迁居德黑兰，获得在一家宗教会议厅的演讲资格。在其后的五年中，他进入多产时期，他的演讲稿被打印成50本书，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广为流传。沙里亚梯的高谈阔论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御用文人指责他用奇谈怪论蛊惑青年；宗教领袖攻击他牺牲神学，强调社会学，借用西方政治哲学；当局指控他提倡“伊斯兰马克思主义”。沙里亚梯被捕入狱，宗教会议厅被迫关门。1975年，在巴黎知识分子请愿的压力下，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下，沙里亚梯获释，但被软禁在家里。1977年5月， 他获准去伦敦。一个月后，他突然去世。有人怀疑萨瓦克〔2〕难脱干系， 而英国法医声称他死于严重的心脏病。这一年，他仅43岁。
二、沙里亚梯的理论
沙里亚梯所处的时代是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年）。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崇洋媚外使伊朗的社会矛盾大大激化，被国王吹得天花乱坠的“白色革命”及一系列西方化、世俗化做法造成了社会动荡，加重了社会危机，招致了社会各阶层的失望和愤恨；伊朗历史上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宰割和控制，而现实中巴列维国王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伊朗又耀武扬威、伤国害民，伊朗人民民族情绪高涨，斗争此伏彼起。这期间，伊朗形成了坚信沙里亚梯理论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即青年学生人数愈来愈多，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越来越激进。1956年到1975年，伊朗年均人口增长率近3%，15～24岁的青年人 1959年占全国总人口的15.4%，1975年占18.9%。青年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学和大学，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成为知识分子和工薪中产阶级。1953/54学年伊朗在校大学生仅为9996人，1978/79学年则为17.5万人，他们在236所学院和大学就读；1956 年出国留学生为2818人，1978年增到8万人；1963/64学年中学生为36.9万人，1978/79学年增为83.1万人。在70年代，2/3的大学生和1/3 的中学生在德黑兰求学，其余的也多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设拉子和阿瓦士读书。〔3〕这些青年学生幼时受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长大后在大城市接受现代教育，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都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渴望找到一条通向国家独立和富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他们需要自己的理论家来发现、分析和解决伊朗的现实问题，并指导他们的行动和活动。沙里亚梯从影响伊朗千年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民族传统文化——什叶派教义中汲取了新的营养，结合现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并联系伊朗的国情，提出自己富有特色的革命理论，成为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并在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力。
（一）沙里亚梯的政治理论
沙里亚梯对美国的经济霸权及政治操纵深恶痛绝，他亲眼看到因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摩萨台民众政府垮台，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他借用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及范畴，认为，像伊朗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两次而且是同时发生的革命：一是进行民族革命，结束帝国主义不同形式的控制，从而使国家获得新生，使本国的文化遗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二是进行社会革命，结束不同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消灭贫穷和资本主义，实现经济现代化，最终建立公平的充满活力的无阶级社会。〔4〕
沙里亚梯认为推动双重革命的任务落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知识分子能抓住社会的内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通过指出这些矛盾来提高公众的革命自觉性，并从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最后，制定通向未来社会的蓝图，引导劳动人民完成双重革命。
沙里亚梯又指出，伊朗的知识分子很幸运，他们生活在什叶派的宗教文化社会之中。什叶派教义本质就是激进的、革命的，因而与双重革命的目的是相符的。什叶派不同于别的宗教，它不是麻醉剂，而是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虔诚的真正的信士同任何形式的剥削、压迫及社会不平作斗争。他强调：先知穆罕默德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宗教王国，而且也是一个坚定不移地追求社会进步和公平的社团，先知的目的不仅是建立一神教而且是建立一个整体的社会：这个社会由公德约束，人人为“公正”、“平等”、“人类大同”、“生产手段公有制”而努力，人人怀有一个强烈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
此外，先知的合法继承人——侯赛因和其他的什叶派伊玛目，之所以举起革命的大旗，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腐败的哈里发、宫廷权贵违背建立理想社会之目的。对沙里亚梯而言，侯赛因殉道于卡尔巴拉就含有一个响当当的启示：所有什叶派，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反对、抵制当代弊病的神圣义务。沙里亚梯列举当代伊朗的弊病：世界帝国主义（包括跨国公司和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不平等和崇洋媚外。沙里亚梯指责帝国主义和阶级不平等是社会主要的长期的敌人。他概括出两个眼前的敌人：一是被伊朗知识分子接受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变体斯大林主义；二是保守的伊斯兰教，统治阶级宣传了1200多年，以此麻醉被剥削的群众。
（二）沙里亚梯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沙里亚梯虽然引用和借用马列主义的一些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并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和特点，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有三个马克思而不是一个，即三个互相分离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年轻的马克思，他很显然是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上帝、神灵和来世的存在。沙里亚梯认为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与反动的教会斗争时夸大马克思的无神论，因而不加思索地斥责任何形式的宗教；二是成年的马克思，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统治者怎样剥削被统治者，也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说明任何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与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如何相互作用；三是老年的马克思，主要是一个政治家，一直着手缔造一个革命政党，并经常作出预言，这些预言有政治用途，但不符合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仅接受了狭隘的经济唯物主义，他抛弃了成年的马克思思想而错用了年轻的和年老的马克思学说。
沙里亚梯反对年轻的和年老的马克思，接受了成年马克思的大多数观点，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就不能理解历史和社会。他同意把社会分成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他同意把大多数宗教列入上层建筑，因为统治者总是用后世幸福来麻痹群众，也相信：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沙里亚梯反对正统共产党“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称这些政党已经失去革命热情并且官僚化。他批评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事实：现代主要斗争不仅存在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之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帮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越南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沙里亚梯反对伊朗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人民党。他说该党机械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未曾考虑伊朗不同于欧洲的实情，它未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及到资本主义的巨变，它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人民党没有教给公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未翻译经典著作《资本论》，相反，人民党出版了许多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读物。
沙里亚梯从其研究中得出结论说，第三世界人民只有重新发现其民族遗产和大众文化，才能击败帝国主义，才能团结国内人民，才能做到借鉴西方技术而不失去自尊。他说，伊朗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发现他们的民族之根，这个根不能在雅利安人的神话中找到，因为这个神话让群众俯首听命，安于现状，这个根只能在渗透到大众文化各个领域之中的什叶派教义里找到。
（三）沙里亚梯对伊斯兰教和教士的看法
沙里亚梯认为：“伊斯兰的社会经济制度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前者基于对真主的信仰，这种制度介于两种腐朽的制度——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沙里亚梯认为人是真主创造的，是真主在大地上的继承者，人的本质是互相矛盾的，他一半是神一半是魔鬼，一种力量使他趋向卑鄙和可耻，归于造人的泥土，另一股相反的力量使他奔向崇高的理想，归于真主的启示。因为真主赋予人以自由意志和判断力，所以人有选择能力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是负有社会责任的行动者，一个人活着既有伴随始终的苦恼，又有改天换地的能力，特别是杰出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会在人类之中激起轩然大波，有助于社会的智力成熟。因此，个人所处的环境和受制的政治制度都是他们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认为个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应坚决摒弃与传统的伊斯兰长期联系在一起的宿命论和先定论。人的现实地位是由真主的意志决定的，这是那些希望维护剥削和压迫现状的人所捏造的观点，因为他们受惠于这个观点。消极避世的伊斯兰尽一切可能回避斗争，对社会不公熟视无睹，因而是掩盖了一神教的多神教。个人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革命者，要以伊玛目侯赛因为榜样，表达人民的心声或者拿起武器，奋勇战斗。沙里亚梯的这些思想唤起伊朗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他们改造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扫清了他们的思想障碍。
沙里亚梯认为在真主和人之间没有中介人，伊斯兰教不是一个僧侣统治的宗教，履行宗教义务无需一个特定官职来监督或调解。他批评乌里玛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把革命的伊斯兰制度化，因而违背了伊斯兰的初衷。他痛斥乌里玛未能继续19世纪改革家如阿富汗尼〔5〕 的事业，指责他们抵制西方的进步思想，特别是1905～1911年“宪政革命” 所倡导的激进思想。 他反对乌里玛在聚礼中要求盲从，保留对经文的“垄断权”，阻止公众直信真主。他批评乌里玛拒绝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看那神话的“辉煌时代”，把《古兰经》看成化石一般，当成学究写在羊皮纸上的手稿，而不是看成一个生龙活虎的革命世界观的启示。乌里玛没有抓住充满活力的术语（如伊斯兰社团——乌玛）的真正含义，因而迫使穆斯林知识分子从欧洲东方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真理。
沙里亚梯坚信仅谈回归伊斯兰是不够的，因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伊斯兰，一种是哈里发的、宫廷的、统治者的多神论伊斯兰；另一种是人民的、被剥削者、穷人的一神论伊斯兰。仅说“关心”穷人也是不够的，因为腐败的哈里发也说过同样一句话，真正的伊斯兰远不止“关心”，它教导信士为公正、平等和消灭贫困而战。一个真正的信士不仅要信真主、信灵魂、信来世，更应为真理而乐于采取“具体的”行动，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渎神者”。
沙里亚梯认为回归真正的伊斯兰不能靠乌里玛，而要靠进步的知识分子。他说，伊斯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只能靠知识分子带来，而不是靠传统的教士。知识分子是宗教真正的解释者。进步的知识分子是有活力的伊斯兰的真正代表，学究式的研究在神学家手中，但真正的伊斯兰属于战士和革命的知识分子。
沙里亚梯的思想怀疑和否定了乌里玛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其逻辑结论是，如果革命的伊斯兰是唯一真正的伊斯兰，学究式的伊斯兰便是错误的。如果行动比虔信更是一个真正信士的标志，那么一个革命者，即使未受教育，也是一个比博学保守的乌里玛更好的穆斯林。如果信仰比学识更能做到真正的理解，虔诚的世俗的战士比学究式的教士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如果社会科学是理解双重革命的钥匙，那么一个忧国忧民的伊朗人应爱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神学。
（四）沙里亚梯对革命领袖和民主的看法
沙里亚梯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情况，认为伊朗的群众没有觉悟，愚昧、保守和颓废，如此落后的群众不可能欢迎要彻底改革旧社会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进步领袖，如果他们选举，必然选出同他们一样保守落后的领导；另外，像伊朗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民主的传统和选举的耐心，因此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和革命后不实行民主和选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过渡政府”，以镇压反革命，打击旧势力、清除腐败和堕落，建立公平和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政府由伊玛目来领导，伊玛目具有人类的一切美德，他先知先觉，胸怀治国安邦大志，拥有经略天下的才能，品德高尚又意志坚强，他是天生的领袖，与人民的选举无关，他不由任何人来任命，人民无权制约他。他只对真主负责，具有实现理想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权力，在达到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伊玛目不对人民的幸福负责。他直接操纵和管理国家，他是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精神领袖。在过渡时期，要实行“洗脑战役”，人民为了长远利益要作出必要的牺牲。
沙里亚梯认为，全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要为社会上存在的贫困和饥饿直接负责，他们必须参加革命，否则就是帮凶，既是帮凶就要彻底消灭之，决无中间道路可走。这完全是极权主义政治模式。
三、沙里亚梯理论的影响和缺陷
沙里亚梯发挥了什叶派教义中的斗争和反抗传统，重新解释理想和公正的伊斯兰社团——乌玛，在贬斥乌里玛的同时又抬高了伊玛目的地位，在借用马列主义的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在深入考察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又研究了伊朗的国情，在强调伊斯兰的同时又称赞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战斗性，最后提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反帝反封建的伊朗民族主义理论。在伊斯兰革命中，沙里亚梯成为现代伊朗最受欢迎的理论家，他的讲话磁带在文盲中广为流传，他的著作一版再版，他的口号写成标语广为张贴，大批中学生、大学生及知识分子，从他的理论中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勇敢地投身革命。沙里亚梯号召穆斯林行动、行动、再行动，战斗、战斗、再战斗。他强调用激进的手段建立公正的理想社会，这一点深为大批伊斯兰共和国的当权者所推崇。在伊斯兰革命中和革命后，当权者之中，始终存在着沙里亚梯派。虽然，总体而言，他的地位和影响不及霍梅尼，但霍梅尼经常借用他的术语和口号来指导1979年后伊朗的政治，无怪乎有人称他为“伊朗革命的卢梭和伏尔泰”〔6〕， 称赞他的理论“拓宽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加强了初生的伊斯兰共和国”〔7〕。
当然，沙里亚梯的理论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很片面、很有限，他曲解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更不了解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二，他看到了伊朗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乌里玛的保守性，但要知识分子领导没有教士参加的“伊斯兰革命”，则是梦幻。第三，他对未来社会有一定设想，但模糊不清，不成系统，不能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号召力，他的理论对破坏“旧世界”设想得多，对建设“新世界”设想得少。第四，沙里亚梯去世太早，他没有霍梅尼勇于斗争的光荣历史和势压群芳的宗教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和影响不及霍梅尼。
注释：
〔1〕60年代初期， 伊朗国内反对国王专政的主要力量“民族阵线”内部出现了分岐，一些人分离出去，另组“伊朗解放运动”，突出宣传什叶派的政治主张，试图在左派知识分子和穆斯林信徒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巴扎尔甘曾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
〔2〕 萨瓦克是巴列维王朝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波斯文开头几个字母。
〔3〕Samihk,Farsoun and Mehrdad Maashayekhi edited:Iranpolitical Culture in Islamic Republic,London and New York,1992.p.90.
〔4〕Ali Rahnema and Farhad Nomani:The Secular Miracle ZedBooks Ltd,London and New Jersay,1990,pp.51-73.
〔5〕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1页。
〔6〕〔7〕Ali Rahnema and Farhad Nomani:The Secular Mira-cle Zed Books Ltd,London and New Jersay,1990,pp.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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