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差不多同时起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当日本天皇联合资产阶级力量击败幕府封建势力，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运动之时，清廷中的洋务派官僚也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场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又增强国力的自强运动，两国的现代化正是从那个时候启动的。三十年之后，两国的海军舰队在中国黄海及附近陆地一带进行一次激战，即甲午海战。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两个国家现代化成效的一次总检验。其结果是清朝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并宣告三十年洋务自强的破产。清朝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迅速瓦解，而日本的强国姿态开始确立并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中国在这次较量中的惨败，是不是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不如日本？不是的。罗荣渠对此评道：“其过错并不在于中国早期工业化本身的失误，而在于清廷官僚政治的腐败和消极防御战略的极端保守性。”〔1〕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拥有的海军力量是远远超过日本的。1891 年，西方评论家曾将中国海军列为世界海军第八位，而日本居第十六位。其中规模最大的北洋舰队其力量足使日本的联合舰队望而生畏，其军港设施亦让日本海军望尘莫及。一场本不该失败或至少不该惨败的战争，却由于政治的腐败而一败涂地。通过明治维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上下一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日本政府对这次战争是作了充分动员准备的，特别是为了提高海军的战斗力，日本天皇曾下令节省宫廷经费，文武官员缴纳十分之一的薪金以充实海军经费。与此相反，清廷的慈禧却在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不是忙于应战而是忙于庆祝慈禧的六十大寿。高层指挥者李鸿章在作出决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本集团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的命运，因而极力奉行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的极端保守策略。丧失主权独立，没落腐化的封建王朝，暮气沉沉。两国政治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中国的惨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先也极力主张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是康梁主义的追随者。1894年，他游历北方还满怀憧憬地向李鸿章上了洋洋大观的改良方案。正是因为目睹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昏庸腐败，才最终抛弃改良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确信，改良的道路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唯一的出路是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康梁维新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均证明了孙中山的革命方案是正确的，这已是历史的定论。然而，近年来，还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否定。说革命不如改良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动荡、失范，破坏了生产力。倘若中国能走改良的道路，或许现在就会更加强大了。他们进而否认了继承孙中山革命的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即维护南京国民党政权会更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对此，我们实在不能苟同。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一角度，论证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伟大意义。说明通过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通往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
近现代中国革命者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富强，即现代化。在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之前，或最终决定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时，都曾对改良或渐进的道路寄以希望，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孙中山，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不可能通达中国富强的目标的。旧政权的腐败、面对现代化挑战的无能为力、帝国主义影响的根深蒂固等等，促使他们最终认识到，唯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体制，摆脱列强的控制，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就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现代化发展理论，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经验，都表明了中国革命者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所谓现代化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换过程。这一庞大的社会变革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投入。不是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所能为之，亦远非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所能企及。它需要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所谓民族国家，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还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无论是英、美、法、 德还是日、俄诸国，其现代化所以能成功地推进，均无不得力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美国学者艾恺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不会进行得那么快速”，“法国国内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3 〕而对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而言，国家力量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更是重大。因为这类型的国家，其现代化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压力，早发型现代化示范、及国内强劲的传统势力，分散的社会利益群体等，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的中央政权，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动员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化。这已是中外现代化研究者所公认的一般道理。“外源性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4〕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指晚清、 北洋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下同）都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所以，通过暴力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确立必备的前提条件——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历届政府，在内外压力的冲击下，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利益出发，也施行一些现代化的举措，如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建中央权威，发展实业等等。但其成效始终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主要的就是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组成一个强大的、高效率的、合法的中央政府。现代化所需要的和平安定的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和合理配置，发展计划的合理制定及有效贯彻，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首先，帝国主义的影响始终无法消除。而且，历届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列强互相勾结，焉有独立主权国家的确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给中国的现代化至少造成如下几个方面的致命打击：其一，其“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耗散了中国现代化的力量。其二，其对中国的掠夺，直接导致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财源，扼住了中国现代化的咽喉。就索取赔款一项而言，自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就多达13亿两白银，相当于甲午战前十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总和还多四亿两。有人计算，如果用这笔钱办企业，洋务运动中最大的军用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可办2400家，最大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可办220家。〔5〕又如强行降低关税进行不平等贸易。有人统计，从1844年到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至少800亿两银，若按1842年前的40%左右的关税率应收关 税320亿两，如再将内地税加进去则高达600多亿两，然而，中国实际还收不到40亿两。〔6〕此外，列强还通过办银行发贷款，垄断中国的金融、掠夺800亿两的巨额财富，等等。〔7〕如此惊人的侵吞、掠夺，中国还有多少资金、财富来推动现代化？其三，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凭借本国先进的工业化为后盾，依靠其雄厚的资金及在华攫取到的优惠条件，极力排挤、吞并中国的民族资本。如洋务运动时期，上海轮船招商局刚刚开业，在华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便联合起来以削减运价为手段加以排挤。南京政权时期，美商欲在中国上海倾销派克51型钢笔，遇到上海生产的英雄金笔，浪琴金笔的竞争，便强行禁止任何地方为该类钢笔做广告，后来还要国民政府出面禁止生产该类钢笔，等等。此类事件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乃家常便饭，致使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举步维艰。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和破坏尚可举出许多方面。而仅凭以上数点，我们就不难想象，一个丧失主权独立，贫穷而又动荡的中国政府和社会，要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是何等的艰难！争取国家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之一。然而，1949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由于其统治的性质，反人民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们无法摆脱列强的侵略、控制，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需要借助列强的扶植。它们不可能为中国争取到国家主权的独立。
其次，1949年之前的历届政府，始终无法实质性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自太平天国之后至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地方势力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央政权的日趋式微，地方实力派的不断膨胀及其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始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新产生的或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如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无产阶级，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等乃至农村的各阶层，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表明各自的主张，不同程度地向中央政府提出挑战。而中央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你死我活更是司空见惯。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是旧中国政府自身无法克服的。其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是造成地方割据分权，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倾扎的主要原因。而历届政府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则是中央政府权威地位及合法性不断丧失的重要内在原因。面对列强侵略的步步紧逼，历届政府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不断地丧权辱国。不仅引起了各社会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也授予了地方势力或某些派别必要时用以挑战中央政府的借口。如1936年的“两广事件”即是典型的例子。个别时期的某些例外，则可反证这一问题，如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曾一度支持义和团反对外国势力，于是便有民众盛极一时的“扶清灭洋”运动。蒋介石政权参加抗日后，南京政权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在民众中享有前所未有的崇高信誉。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在提高政府权威，整合民众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然而，旧中国历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总是表现出软弱无能。因为帝国主义的力量已构成了其统治的一大部分，民族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危及了其统治，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造成中央政府权威地位的不断式微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历届政府不能根据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迁的需要，厉行社会政治、经济的有效变革。因为被动员起来的各社会利益群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参与欲望日益增强。政府必须不断变革，逐步确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方面用变革促成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用权威促成变革，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8〕如此才能把各种利益集团加以整合， 得以强化中央政府权威。不致造成社会的动荡失范。然而，由于变革损害了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阻力重重，因而历届政府总是犹豫不决，裹足不前。
由于以上原因，自晚清至民国，历届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各种社会群体便成为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央权威构成严重威胁。而中央政府为了稳固统治，又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这些社会势力，因而难以顾及现代化的推进及各项变革的开展。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其权威性、合理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国家的四分五裂，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致使政府始终无法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不买中央的帐。它们称霸一方，各自为政，把持地方财政，甚至私自印制货币，中央政府难以问津。拿南京国民党政权而言，在其1937年宣布全国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能够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其余均为地方势力所把持，中央政令难以行及彼间。对此中央不仅不能有效地调动地方资源，而且还得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与之周旋。政府的开支大多用于军费，而用于现代化建设的也就减少了。“蒋介石把军事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和经济建设等推迟到可以扔到火炉里去。”〔9〕“当时经济未能显著成长的原因是国防经费占去政府开支的一 半，政府花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造上的钱有限。”〔10〕
中央政府的软弱，还使它失去广大的农村社会，给现代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亨廷顿说：“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农村的角色是可变的，它或是充当稳定的源泉，或是充当革命的源泉。”“一旦农村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政治体系和政府就有被颠覆的危险。”〔1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在国民产值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从晚清政府到国民党政权，由于自身的阶级属性，始终没有能力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国民党政权为了与中共争夺农民，曾按孙中山民生主义原则，试行局部的土地改革，然而阻力重重，终不见成效。得不到土地的农民，最终成为埋葬政府的主要力量。另外，由于失去对农村的有效控制，使政府失去了重要的财源。无论是晚清，北洋还是南京政府都没能从农村中获得重要的财政收入。土地税一直为地方占有。以南京政府为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80%左右来自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现代经济部门。失去极为重要的农村财源，无疑极大限制了现代化所需资金。同时，加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负担。
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厉行现代化所需要的各项变革，不仅引起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强烈不满，如清末新政破产所引起的动荡，国民党政治民主化流产引起的危机，而且更造成中央政府自身肌体的腐烂。政府的行政、决策等主要的还是传统的一套。将个人、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任人唯亲，办事拖拉，推诿责任，以血缘、裙带关系而不以行政才绩、创见评价官场各色人等，成为政府行政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根本没有科学、民主、法制可言。这直接造成中央政府的低效无能，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行政管理的无能，更进一步损害了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在国民党动荡的政局中，蒋介石一心要对政府机构建立一套严厉的控制制度。要想在政府中得到擢升，关键是对蒋个人的忠驯而不是管理才能或创造精神……南京政府把它的有限的财力首先倾注到军事部门去了。发展经济的计划大多又为蒋的亲戚所把持。政府开办企业常常因管理的无能和人浮于事而亏损。”〔12〕如此低效无能的政府，即使有足够的资源，亦难以有效地用以推动现代化。
以上各项，表明晚清至民国的历届政府均无法承担领导、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重任。它们无法摆脱列强的控制，取得国家主权的独立，无法促进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没有一套有效的体制足以整合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各种利益集团。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有效地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1949年之前，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由于旧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革命便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首要选择。“由于政府的无所作为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要求中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呼声就压倒了其它社会目标。”〔13〕目睹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孙中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埋葬了清王朝。鉴于南京国民党政权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走向独裁、卖国、低效无能，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南京政府，其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高效的现代民族国家。“自1912年以来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政治大动荡，通过多次革命战争，中国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统一，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中国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不是偶然的”〔14〕。三
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出发，以其敏锐的眼光，高超的策略抓住了旧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二个关键问题：民族主义和土地问题，最终动员起中国广大民众，埋葬了旧体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迫切需要的前提条件即现代民族国家，最终确立起来了。
饱受列强侵略掠夺痛苦的中国通过革命终于建立起独立的国家主权。深受分裂战乱煎熬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化由此走出了困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国家的独立、统一，政府整合中国社会力量的空前成功，中国现代化由此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迅速向前迈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掌权之后，国家利益（而不是家庭或家族或地方考虑）才无论从理想上还是在实际上成为个人行为决策的关注焦点……而他们的前任们未能做到……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一种新的、根本不同的协调和控制基础。这一基础迄今为止对实现现代化基本上是有效的。”〔15〕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开始拉近了。“以前的历届中国当代政府未曾获致过这样的成就。”〔16〕
由此，我们想起了1950年—1953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上打败强大的美国侵略势力的那场战争，把它与半个多世纪前清朝在这一带惨败于日本的另一场战争作对比。情形是何等的不同啊！实在耐人寻味。
革命或许会带来暂时的阵痛，但相对于革命的丰盛果实而言，这一点点阵痛是微不足道的，受之不憾。
（本文为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4〕〔1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第185页、第303—304页。
〔2〕
闾小波：《论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3〕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5〕刘克祥：《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载《近代史研 究》1996年第6期。
〔6〕〔7〕李银明、武树帜：《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史况》，经 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101页。
〔8〕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15页。
〔9〕〔12〕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第7—9页。
〔10〕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5页。
〔11〕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65页，285页。
〔13〕〔15〕〔16〕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第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