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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5-0065-06
奏疏，是封建时代高级官员向朝廷、向国君呈报军政大事的政务文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历来为学者所看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曾国藩，一生居官数十年，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经历、参与甚至是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上奏疏，不下数千。但是，学术界对曾氏奏疏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注：就我所见，仅湘潭大学已故教授韩长耕先生作有数篇。）。在此，我试从剖析其奏疏的风格特点入手，结合自己多年整理研究曾氏文献的心得体会，揭示曾国藩奏疏的主要内容、突出价值，论证我对曾氏其人之思想、性格与作风的理解、认识与判断。
一 前期奏疏：忠戆迂直
此处所称“前期”，指道光、咸丰之际曾国藩官居礼部侍郎之时，虽然为时不过三年，但它作为曾国藩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当然也影响到他的行政作为与政治作风。
曾国藩早年沉溺于科举时艺，无心旁鹜，直到钦点翰林，备位词臣，这才腾出精力关注作为官方哲学的性理之学。起初数年，他还只能以一名理学新教徒的虔城，将“诚心”、“克己”之类作为身心修炼的人生哲学，真正把能立能达、成己成物的为圣之功运用于政治实践，形成其政治哲学，还是到了道、咸之交。这自然也体现在此一时期的一系列奏疏之中。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卒，遗诏“无庸郊配、庙祔”，谓“若世世率行无已，益滋后人疵议，此不能不示限制也”[1](P2508)。郊配即郊祀天地时，以先王配亨，庙祔是新近故去的帝王祔祭于列祖列宗，属于封建王朝的基本惯例。文宗即位，命王大臣会同九卿科道合计上奏。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第一次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据郭沛霖《日知堂笔记》载：“于是执政倡为臣子不敢议君父之说，谓郊配庙祔宜悉依旧制，谋定而后集九卿翰詹科道于内务府，以奏稿示之，诸臣多不敢公然示异。就中礼部侍郎曾国藩……不肯画诺……既又令其另奏，于是异议者纷起……诸摺各抒已见，而国藩所奏尤为剀切详明……上依内阁议，仍遵大行皇帝以郊配庙祔，余摺俱发还，独褒国藩之摺，以为‘颇有是处’。”（注：《近代稗海》第11册。）曾国藩之所以敢于公然示异，不肯画诺，便是基于他以礼为本的理学思想，其《遵议大礼疏》所论三条，一曰“坛壝规模，尺寸有定，增之不能，改之不可”。大行皇帝虑及后人妄自增删，故预为限制，以身作则，臣子不敢不从；二曰“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担心后世罢其配位，故预先防备，此亦臣子不敢违者；其三则为实质所在：“我朝以孝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因此更不敢违（注：本文所引曾氏奏文，皆出自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如此剀切陈词，确有些冒犯天威。所以说，以心修身，还只能算是一种人生哲学，而以礼治国，则是一种政治哲学。惟其如此，它才显得有些戆直。所以它虽得朱谕称许，但就是不予采纳，因为它不切实际，不便操作。
至于咸丰元年之《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与虚静三种圣德，实则滋长了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并且举出种种具体人事加以论证指实。文宗览奏大怒，“捽其摺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得左右大臣叩头求情，且以“主圣臣直”“愚戆”为其开脱[2](P4)，文宗这才罢休，但仍以长篇朱谕斥其“迂儒欠通”、“语涉过激，未能持平”，“仅见偏端，拘执太甚”[3](P17,18)。曾国藩虽意在“尽忠报国”[4](P212)，但究其思想渊源，仍在理学。据其自述，此疏“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5](P84)。孙文定即孙嘉淦，乾隆朝理学家，以忠直敢言著称。高宗即位，孙氏上疏，批评其“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自生“喜小人而恶君子”之弊，且认为“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6](P561-563)。通篇弥漫着浓厚的理学气味。而曾国藩也同样要求文宗在即位之初，敬心修德，切实省察，一如理学们徒之正身克己，则显然过于书生之气。他本人事后反省，也自责“学道未深，过伤激直”[5](P79)。
至于《条陈日讲事宜疏》，更是不厌其烦地推售其理学政教观，观“为政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濬《衍义补》二书”一句，即可一目了然。
二 中期奏疏：激切、倔强
中期是指咸丰二年至七年(1852-1857)曾国藩在省办团、出省作战的那五六年。
咸丰二年六月，曾母去世，曾国藩在典试江西乡试的途中得知讣音，奏报开缺，回籍守孝。回乡之初，曾国藩坚决拒绝了县城官绅的一再请求，不肯过问团练局“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之事。这便是典型的京官气派与儒者故态。稍后，因为太平军在洞庭南北形成燎原之势，各地贫民纷纷响应，清廷诏谕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两度兼署兵部侍郎的曾国藩，至此幡然改悟，奉旨出山，立行勒捐之政、酷杀之威。他抱定“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之旨[7](P9)，认为当此乱世，若“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又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5](P129)。弃理学而尚申韩，这是曾国藩思想的又一转折。
这种刚介激切的心态，雷厉风行的作风，体现在奏疏中时，便是锋芒毕露，凌厉操切。长沙协副将清德，绿营将官，武职从二品，受本省巡抚、提督指挥，平时疲玩，临阵脱逃，声名狼藉。长沙官场，久已麻木不仁，大多敷衍塞责，阿容含浑。曾国藩此时仅为一名丁忧在籍的绅士，奉旨协助巡抚清查境内治安而已，但他却大有眼里不容砂子之概，居然越俎代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连上三摺，一则奏参革职，二欲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三则密保亲信，破格顶替。兹节录第二摺，以见一斑：
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变，是以为此激切之请。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如此不拘成例，如此不畏人言，自然使得曾国藩与湖南官场格格不入，火水不容，终于激成绿营与湘勇械斗，营兵甚至闯入曾氏公馆哗譟。曾国藩威信扫地，不得不出走衡阳。
又如《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摺》，亦颇能体现曾氏此时激切作风。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吴文镕调任湖广总督，但湖北巡抚崇纶早已垂涎此位，因而衔恨倾陷，以至疏参吴文镕畏死不战。吴文镕受到咸丰帝严词谴责，于是发愤出征，仓皇赴敌，兵败自杀。次年，曾国藩率部收复武昌，获悉其师被害实情，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便在九月二十七日专疏上奏吴、崇优劣：
……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一死图报。乃六月初二日武昌城陷，崇纶随众军逃出，展转偷生，反称“革职回京，已于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请转奏。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
此摺言词之激烈，意气之凌厉，触目惊心。疏入，廷旨谕令陕甘总督王庆云，将逃至陕西之崇纶押解回京，交刑部候旨讯办，吴文镕则终得“文节”之美谥。
咸丰六年六月十二日，客军虚悬的曾国藩又以一封措词严厉的奏章，参革了掌握当地行政大权但对他支持不力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而陈启迈还是与曾国藩同乡、同年、同官翰苑的多年旧识。
曾国藩此期奏疏之倔强，最显著的体现，是在咸丰三年抗旨拒援鄂皖与咸丰七年伸手要官要权二事之上。
咸丰三年秋冬，太平军进攻湖北，省城危急，清廷于十月初迭下谕旨，急命曾国藩火速赴援。可是曾国藩二十四日复奏，以敌军下窜、船炮未备为由，不肯奉旨，而且辩白：“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十一月，太平军进逼安徽省会庐州，上谕急令曾国藩赴援解围。二十六日，曾国藩再次抗命，说“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帝览奏大怒，亲笔批曰：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如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已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3](P33)。
曾国藩奉到如此严刻之旨，乃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负气顶奏，一曰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二曰自湘至皖，沿途阻兵，“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曰“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并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璋、江忠源三臣之议论”；四曰“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表葸不前之罪”。通观此摺，处处皆涉于顶撞、冒犯，“我皇上尚有未尽知者”一句，尤为大胆，上引四说，也都是反驳强辩之词。咸丰览奏，只好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3](P34)当时，担任湖广总督与安徽巡抚的分别是吴文镕、江忠源。吴为恩师，江为挚友，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吴、江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武昌、庐州也迭遭沦陷。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
当然，最能反映倔强负气特征的，莫过于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一曰“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曰“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曰“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机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摺奏事”。通篇文词皆为怨天尤人，诉说委屈，摺尾更是公然以要官要权相要挟：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自从曾国藩在二月十二日以父丧为由擅离军营，径回本籍，清廷已多次颁旨，催令迅返江西，但所予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的空头支票。曾国藩怄气五年，至此干脆负气不出，这才在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是奏请开缺，不要虚名，二是要“位任巡抚”，要掌实权，如不遂愿，便在籍终制，坚不出山。面对曾国藩如此强硬要挟，清廷极为不满，索性准其开缺，在籍守孝，但又指令说，如江西紧急，仍当即赴军营，不得再行渎请。曾国藩要挟不成，因此在九月九日复奏，再次负气对抗，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自后不轻具摺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如此态度，大有与朝廷一刀两断，与官场分道扬镳之势。
三 后期奏疏：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
咸丰八年五月，清廷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之保奏，谕令曾国藩夺情出山，率部援浙。半年来，曾国落深刻反省了近年的所作所为，幡然悔悟，弃申韩而归黄老，知其雄，守其雌，致虚极，守静笃，因此奉旨即行，观其《恭报起程日程摺》，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从此，曾国藩后期奏疏便日趋于老成练达。
咸丰九年五月，清廷命曾国藩即日率部入川援剿。六月十八日，曾国藩致书湘系同党刘蓉，对此大发牢骚，说“毛羽不丰，岂足高飞”[5](P1005)，但同时所作之《复陈防蜀缓急摺》，则虚与委蛇，一方面托词所悉数进攻景德镇，行将得手，不当舍近图远，一方面又说即使遵谕前往上游，也只能驻扎宜昌。这种半推半拖的态度，便与从前一再抗命的强硬作风有了很大的不同。接着，他又费尽心思，想出绝妙主意，在六月二十二日上《调张运兰会剿宝庆片》：“窃思防蜀之行，原系防湖南之贼也，倘能于湖南协办痛歼，岂不事半功倍？现在大股贼围宝庆……臣拟檄调张运兰等一军四千人，先行驰赴宝庆，并力会剿……如贼果入川，再行酌量调齐萧启江、张运兰两军，督用处蜀防剿。”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就入川之事第三次复奏，说江西虽已无贼，湘、粤、皖敌布在四境，不可全无守兵，其用意仍是为拖延赴川制造理由。九月十二日，他又乘安徽危急之机，制造借口，奏请回军援皖；十月十七日，他正式提出三路图皖之策，顺理成章地自任一路。为摆脱西上川蜀、客军虚寄、仰食于人、疲于奔命的厄运，曾国藩绞尽脑汗、与朝廷百计周旋，观此数月之奏，可谓以柔克刚。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侵略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飞诏外援，着曾国藩即令鲍超率部“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且预先叮嘱“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难”[8](P1239)。曾国藩于八月二十六日接旨，竟然拖延十日之久，这才上奏了一件《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摺》：
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这真是一篇妙不可言的杰作，处处暗藏机锋：始谓缓不济急，继称呼应不灵，三曰请旨择人，四曰尚未救北，先已失南。而摺谕路途往返之际，城下之盟果然已成定局，北上之事便这样不了了之。为了保存派系实力（鲍军为湘系头号劲旅，一经交由满族权贵胜保调遣，势必有去无回），为了占据战局优势（鄂皖战况看好，有望扩大战果，逐步致敌死命，夺取头功），曾国藩将民族情感放到了一边。不过，就事论事，这种绵里藏针的作奏手腕，确实不同凡响。
同治三年春，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争夺江西厘金，与曾国藩撒破脸面，公开决裂。面对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部属的这种背叛行为，曾国藩强压怒火，在三月十二日上奏了一份最能体现他刚柔相济作风的《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摺》：
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兵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樑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需饷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臣尝细铎《会曲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无有相济，情也。沈葆桢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此次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
……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
此摺自居柔弱之地，以诉委屈、述苦衷立言，用意则在挞伐沈葆桢之违情悖分，并且附呈他写给沈葆桢的函、咨各二件，更是以自己宽厚仁恕反衬对方的忘恩负义。另一方面，摺内两次引经据典，则又声色俱厉，暗藏杀机，但又显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黄老哲学提倡不争，此疏自属柔弱，但毕竟是在争是非、争利权，结果当然是得失各半：江西牙厘，曾、沈平分，沈奏开缺，却得温诏慰留，而曾国藩反受人指责，不仅理学师友倭仁致函劝诲，而且乡邦士论颇有微词，旧交中因此有功其“宜加谦退，无涉宣露”者[5](P4935)。此后，曾国藩便以平淡质实作为最高目标。他为曾国荃选定批注的奏疏范本《鸣原堂论文》，便是反复申论此意，如“奏议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浅显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6](P495,533)
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一时御史弹劾，廷旨训斥，几无宁日，全不顾及功臣体面。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请病假，为开缺谢职预留地步，十月十三日，上奏《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
……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偾事之理。再四筹思，不得不仰恳圣慈，请开各缺，安心调理。惟臣受恩深重，有不敢遽请离营者。人臣事君之义，有所长所短，皆可直陈于圣主之前：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陈。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余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徽长也。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殷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所短，今则愈形其短。
明知必误大局而犯贪恋权位，讳饰而不恳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之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即臣之病体亦可期渐愈。
功臣辞职，本难措词，况且又当军务棘手、上下责望之时，稍有不慎，即遭大忌。但此奏态度平和，语句朴实，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象。本年十月十九日，他又在致信获得专摺奏事之权的鲍超，以“无一语不平实，无一字不谨慎”自许，且特意抄寄此摺，作为平实谨慎的范例[5](P6050)。
曾国藩晚年日益精细稳重，自述有“三不轻奏”之准则，即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待事情办有成效，这才轻松一奏，不但进退裕如，更显得从容不迫。如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摺》，将咸丰十一年创议办船，七八年来安庆、上海办厂造械造船，建成中国第一艘机器轮船，并已聘请洋人翻译科技书籍诸事，平平淡淡叙来，却对办事之艰难绝口不提，而将轮船之大小、性能、时速，机器局之规模、设施，译书之名目、数量，一一细述，对此项建设的重大意义，只用“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十字一笔点出。九月十七日上谕，却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中国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8](P6094)。
这表明，曾国藩的奏疏艺术，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与前期之锋芒毕露、志在必得、无所顾忌、不留后路相比，显然有高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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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奏疏直接关系到军政大员的政治作风、政治前途乃至政治生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注重对奏疏艺术的追求。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则可以而且应该重视对奏疏的研究，从中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脉络，考察作奏者的政治作风、政治作为与政治命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给曾国藩赋予了光明磊落之气，正人正己之志，申韩之说给了他公明严峻之威、刚正不屈之概，黄老思想则给了他虚无为本之智、因循为用之术。它们体现在作为政务文件的奏疏摺片中，便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大体说来，它们依次代表着曾国藩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奉旨接手办案，上有朝廷之高压，下有崇厚之播弄，外有洋人之要挟，内有病躯之折磨，最后只好抱定无可无不可、做得怎样算怎样、舆论是非任听之的心态，将本案委屈了结。这便是黄老因循为用的思想支配所致。行文至此，已涉及下一个论题，容俟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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