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中东和后冷战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中东论文,冷战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为界，伊朗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停战前，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象其它新生政权一样感到不安全，并且从其思想体系出发观察地区形势，认为在本地区建立伊斯兰秩序是可能的。伊拉克侵略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全力以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伊朗领导人开始对其中东政策进行反思。尽管伊朗由于重建经济的需要而大幅度地调整了它的中东政策，但从非经济因素考虑，其革命信念依旧未变。停火后的几年，伊朗曾把革命热情和干劲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90年代初期，伊斯兰革命思想再度高涨，对经济建设形成严峻挑战。
停火后，伊斯兰革命遗风左右着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基于民族利益，它从许多方面接近伊拉克、中亚、德国和远东，同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对伊朗的主权和独立变得非常敏感，“从外国控制下争取政治独立”已是这个革命阶级信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宗教和宗教观将使未来伊朗外交政策蒙上阴影。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强烈灌输和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外交政策成为宗教政治化的主要原因。伊朗宗教阶层甚至在反国王斗争的那些年间就已对穆斯林主权和穆斯林荣誉怀有强烈意识，在伊朗的各个集团和阶层中，除宗教阶层外几乎都没有严格界定的世界观和强烈的与本阶级相一致的利益。所以，了解伊朗宗教理论基础及其社会立场非常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伊朗革命的演变。
现行伊朗宗教观念，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中东和伊斯兰地区的控制，穆斯林主权是其外交政策和行为的核心内容。伊朗非经济领导阶层由于其复杂的历史、认识和心理上的原因，很难与其他精英人物相混合，并且，他们担心其坚定不移、严密保护的信仰结构乃至生活习惯和日常处事方式会受到一点点同化、隔离和孤立。因为伊朗执意要搞更大的地区一体化，故将外部干涉视为地区问题和穆斯林主权的主要障碍。伊朗将对它的民族利益和穆斯林的完整性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威胁都同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政策紧密相联，并且认为美伊双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完全相反。克林顿的双重扼制政策：贸易禁运和撤销大陆石油公司法的取消使伊朗国内流行的某些激进观点，如美国对伊朗革命和伊斯兰教存有敌意等得以强化。在布什任职期间，美伊隔阂有缩小的迹象，克林顿对伊朗政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进一步加强了伊朗的激进主义，并导致了（人们头脑中）对中东地区原有的某些概念（或恐怖活动、好战等）的复苏。总的来讲，尽管伊朗对外舆论宣传上态度未变，但其实际行为已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在直接外部环境保持完整不变的情况下，谨慎的行为和外交政策显示出的有限的反对力量，正是其国内政治结构与伊斯兰革命遗产的双重体现。
这种双重性表现在中东地区比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对待阿拉伯世界、波斯湾地区和阿以冲突上。伊朗革命后，对前苏联和俄罗斯采取一种既适应又小心的政策。总的感觉是俄罗斯不构成对穆斯林的主要威胁，并且从地缘政治上考虑它在穆斯林世界中的作用不大。冷战期间，苏联得到过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从全球角度考虑，苏联仍是穆斯林世界中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威慑力量。结果，德黑兰不象土耳其，对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新共和国表现出野心勃勃的样子，这或许是为同莫斯科协调起见。德黑兰没有屈服于俄罗斯的政治压力，但它还是从与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交往中，从中东和平进程中意识到了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显然，伊朗欢迎中亚共和国的独立，但它又拖延对其正式承认，直至独立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之时。伊朗政府起初鼓励其私有部门卷入中亚诸国，但由于诸国结构性的低效率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些私有部门随着本国将兴趣转向波斯湾和欧洲而移资他国。伊朗同这一地区的伊斯兰集团接触之时十分慎重，除了关心穆斯林及其完整性之外，它努力将自己扮演成“穆斯林老大哥”的形象。德黑兰没有分化莫斯科的企图，在同土耳其和有领土纠纷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交往中，伊朗的外交政策得心应手。
尽管存在着文化联系，伊朗在中亚诸新生国家中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一方面这些新生共和国内部形势易变，且在尚未最终确立自己的属性和方向之时，伊朗很难与其建立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中亚诸国不断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因而与德黑兰保持一定的距离。除了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和几个已确定下来的联系中亚与波斯湾的基建工程以及向亚美尼亚出售石油之外，伊朗与中亚诸国很少有基础性长期联系。事实上，伊朗和阿塞拜疆的关系相当紧张和互不信任。伊朗指责阿塞拜疆领导集团关于伊北部三省与阿塞拜疆的声明，还指责巴库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阿塞拜疆领导则公开表明对伊朗政策的厌恶，并指责伊朗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领土纠纷中偏袒亚方。土耳其—阿塞拜疆轴心同伊朗—亚美尼亚轴心构成该地区地缘政治模型。中亚地区由伊朗发起于1991年成立里海组织，这是对土耳其创立黑海组织的反应。莫斯科欢迎里海组织进一步完善制度并实行统一措施。里海组织发展中，德黑兰或多或少地在作体制性的安排及为树立自信心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上同莫斯科保持一致。然而，在石油领域华盛顿则能够迫使伊朗在开发阿塞拜疆大陆架石油股份中减少五个百分点的份额。
伊朗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总受到这些新生共和国的欢迎，莫斯科利用伊朗来扼制和平息土耳其在其附近的扩张野心。伊朗同本地区拥有文化上的联系，特别是在语言、诗歌、文学、艺术和音乐诸方面更为深刻，非官方交往也更为广泛，伊朗文学艺术社团与诸国相关团体交流甚密。尽管有美国的压力，中亚还是不能忽视伊朗，只是不使自己同德黑兰卷的太紧而已，同时，又通过低层次的文化交流和偶尔的外交往来建立起某种媒介联系。必竟，这些新兴共和国的领导与平民在经历长期的隔绝后，对经济发展和全球性的认可更感兴趣，伊朗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其形象可能不仅无助于而且有害于这些新兴共和国融入国际社会。
在以往几年里，伊朗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在恶化。伊朗作为革命者的印象仍然深留在各国的记忆中，美伊关系在布什主政期间已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阶段，而和平进程及中东政治格局重建将导致伊朗的进一步孤立。泛美时代，以色列需要伊朗作为它的敌人，是其考虑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它需要让伊朗作为对地区安全的“威胁”，此举会大大加强伊朗的孤立。显然，鉴于伊朗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对外舆论宣传，它对自己在本地区所处的境遇负有部分责任。伊朗希望其伊斯兰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中得到反馈，德黑兰期望这些国家独立地执行外交政策，减少外部势力对穆斯林世界的渗透，并且，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中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体。同时，伊朗领导人敦促阿拉伯政治回归伊斯兰，在保卫穆斯林世界免遭西方文化的侵略。在此，伊朗外交政策的本质是抵制中东的美国化和国际化，伊朗领导人强调，穆斯林精英与民众的责任应是对抗物欲的力量和反对其对穆斯林文化的异化。上述说法或许并不贴切，促使阿拉伯世界想起令人厌恶的现状，追求它们的理想才是真正的责任。也许伊朗精英们所持有的对文明的见解和目标尚可争议，但它的愿望是振兴伊斯兰文明，而美、以在中东的利益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大障碍。
伊朗漠视地处西边的阿拉伯国家的根本独立，这些国家太弱且在过去20年更加败落，寻求外部帮助一直是其提高政权安全性的一种机制。阿以冲突导致阿拉伯诸国保持清醒的安全意识，以资源消耗为代价扩展军备，减少了本民族的发展机会。而且，伊朗对外政策中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是伊朗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在历史上就形成的错误观念。阿拉伯人从未对什叶派统治的伊朗感到轻松过，伊朗与其阿拉伯邻国共处多年，但都视对方为贸易、主权、宗教主张、政治权力和地区霸权的竞争对手。伊朗与阿拉伯世界互不信任的程度不可低估，伊朗传统上一直在寻找地区以外的合作者，这并非偶然，而是现实使然。伊朗革命后期，对穆期林主权的关注却不为阿拉伯国家所关心。阿拉伯人感到其文化和社会结构是伊斯兰的，且许多阿拉伯人认为，伊斯兰教能够与当今世界上的主流制度共存共处。伴随和平进程，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再将美国视为敌人，甚至以色列是宿敌的观念也在淡化。
第三世界各地中，也许中东是最为国际化的一个地区。阿以冲突的复杂、西方对中东石油和军火市场的依赖，更加剧了本地区的国际化。因此，伊朗单方面所相信的中东可能会迅速进入一个地区主权或至少是相互依赖的阶段，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个愿望而已。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现行政策及所持观点的反应更加深了怀疑和不信任，这些国家同德黑兰保持距离，同西方亲密结盟，用伊朗威胁论代替以色列威胁论，在本国仍保持着伊斯兰的外观。阿拉伯国家，已知收入减少，却还是比以前更关心国家安全。第二次海湾战争使阿拉伯国家更加依赖西方，伊朗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号召在阿拉伯各国中反应不一，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阿拉伯国家不会出现伊斯兰革命。革命，从其理论上理解，在阿拉伯世界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在阿拉伯地区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今日，阿拉伯国家各有自己的民族事务。
中东和平进程令伊朗进退维谷。首先，以色列官方地位由敌对国家变为正常邻国。尽管伊朗不赞同和谈，但它还是宣称不采取妨碍和平进程的行动，这是一种既要维护国内强硬的意识形态，又要采取务实外交政策的妥协方式。其次，随着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认，伊朗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将面临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波斯湾这个伊朗认为对其安全生死攸关的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同特拉维夫实现着关系正常化。伊朗同约旦的关系表明了它的某种愿望，即力图把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关系同约旦承认以色列这件事分开。和平进程对伊朗的影响有两方面：使伊朗认识到本地区的现实，改变对外舆论宣传和外交政策。作为安全意识较强的民族，德黑兰十分关心以色列在阿塞拜疆、伊拉克北部和波期湾的出现。
在可预见的将来，伊朗仍是伊斯兰世界中受到关注的国家。阿拉伯世界将迅速放弃其泛阿拉伯主义的宏伟大业，各国将变成国家主义至上，更加强调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科威特、沙特、约旦、卡塔尔充分重视其国家民族利益，互惠主义正在代替普惠主义，泛阿拉伯事业正在被各种利益，特别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所替代。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预示着它的未来是光明的。由于海湾地区政治上不稳定性和经济上不确定性的增长，外国势力大量卷入本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作法将被认为是更有理由的。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和军备竞赛的加剧，使海湾诸国随着第二次海湾战争而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近年来，伊朗将大量开支用于重建经济而非获取军备上，伊朗威胁论开始降调。伊朗争辩说，它作为该地区不安全的“替罪羊”，正使西方大国在向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销售数以亿计美元的武器交易中得到好处。由于对外交往甚少，伊、阿双方领导人政治对话和上层联系的机会也较少，所以，伊朗威胁海湾6国安全这一观念的转变，其前景十分渺茫。两伊尚未最终缔结和平协议，双边关系还处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尽管大马士革与伊朗有着特殊关系，而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感到忧虑时，大马士革也有同感。一旦叙利亚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将大大下降，同时伊朗与大马士革的关系将在没有战略实质内容的情况下继续。埃及和伊朗似乎对改善关系和恢复正常化很感兴趣，其目的在于欲同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相抗衡。然而，迅速解决分歧的前景并不看好，随着中东安全问题的不断提及，“伊朗威胁论”将会再次热起来，这使阿拉伯与伊朗建立友好关系更为困难。在谈到与伊朗威胁论、地区形势紧张、伊斯兰革命目标和伊朗的地区作用等有关话题时，阿拉伯国家总是形成一个联合阵线。事实上，反伊只是阿拉伯大业中所仅存的一项事业。
结论：
中东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可分别观察的政治热点地区，各种政治观点在此角逐：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孤立主义。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体系能在本地区占统治地位，权威主义将继续流行。即使伊斯兰教以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出现，德黑兰在领导角色中的影响也不会太大。阿拉伯世界中的伊斯兰教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强调伊斯兰扩张的多米诺骨牌论也不能维持政治上的有效性。因此，不论在未来的阿拉伯世界会出现何种明确的、赋有竞争性的意识形态，伊朗看起来都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
一旦伊拉克成为本地区的政治策源地。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关注的热点和相互间的关系都会再次出现。当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约旦和叙利亚想看到一个完整的伊拉克存在时，土耳其从其经济利益出发，伊朗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也希望看到一个非军事化的、功能正常的伊拉克主权国家。伊拉克的威胁会有助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以色列的承认。诸多因素如地理上的距离，有限的资源、国内事务的纷纭、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心理上的孤立，导致伊朗在和平进程中所起作用受到限制，伊朗、土耳其两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构，在本地区所追求的目标也大不相同。
随着阿拉伯国家抛弃原有的某些观念和作法，伊朗将被迫改变策略。部分由于意识形态，部分由于美国的政策，在阿拉伯中东地区，伊朗多少是一个孤立政权，它对国际政治及中东和波斯湾安全问题的考虑和想法尚未得到更多的关注。鉴于国土、人口和地缘政治等特点，伊朗不可能被无限期地孤立下去，它必须制定一套稳健的政策，既令国内革命阶级满意，又能在地区政治和安全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以色列在阿拉伯政治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伊朗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对某些强大的阿拉伯国家来说，会起到一个抵消以色列扩张的作用。这将是伊朗所要担负的非常困难的新职责。
中东和平与安全不是可以随意讨价还价的商品。原因有两点：孱弱的国内结构和高度国际化的地区。这两大弱点是历史形成的，难以通过漂亮的言词、转换联盟制度和扩大商业来克服，或许从公民身份、生产力、历史观和理性角度思考更好一些。正如我们所知，腐烂是时间的功能和产品，进步、学习和内部整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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