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接纳五行说的问题*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性的前提认识
边士名朝邦
（西南学院大学院 国际文化学部，日本）
刘红艳
（宿迁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223800）
关键词 ：董仲舒；五行说；《春秋繁露》
众所周知，是否应该将《春秋繁露》五行诸篇认定为董仲舒的著作这个问题，经常受到否定意义上的质疑。产生否定质疑最大的根据，首先在于考察他的思想时依据的《汉书》《史记》本传里，即使还有一些疑问，但都没有明确的五行说；其次，如果董仲舒接受了五行说的话，虽然理所应当地与灾异说发生关联，但是在《汉书》五行志中，即使可以发现与阴阳说有关的灾异说，其与五行说的关系并不太显著。
这两个观点，在细致阅读《汉书》的本传及五行志时，因为发现了很多可能潜在着五行说的字句，所以还不能说是绝对正确的观点。这些怀疑性语句，在大多数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问题点，然这两个观点因为显得十分朴素，所以其成为否定董仲舒五行说的强有力的根据这一点上却是不变的。（关于这些潜在性的可以认为是和五行说有关的字句的细致考察，将在后面进行阐述。）作为对这两个观点的根据和事实的补足，可以参见《盐铁论·论灾篇》《西京杂记（卷五）》所引用的董仲舒灾异说的内容。它们在考察董仲舒思想时，虽然可能算是二手资料，但是这两处中，董仲舒所阐述的灾异说，主要依据于阴阳说，而不依据于五行说。我们认为，《西京杂记》《盐铁论》这两种资料中与董仲舒相关联的部分没有关于五行说论述这一点，作为资料事实不仅很重要，而且放在考证董仲舒五行说可能性原则的认识部分，也会被认为拥有重要的意义。董仲舒与五行说有关联的最具体的事实，在于将针对君主的天谴所为的自然灾异现象，作为因果论的问题归结于灾异中。但如前述，在《史记》或《汉书》中都找不到这些痕迹。（例如，《五行志》记载的有关高庙火灾的上奏文中，即使能找到基于阴阳说进行的灾异解释，但完全没有基于五行说的解释。）而且在前面所说的两份资料中，他的灾异说也不见踪迹。依据以上事实，从原则上否定五行说与董仲舒的关联是比较合适的。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考察《汉书·五行志》序所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记述，可认为是始推“阴阳”而并非推阴阳五行说。也就是说，只限于用阴阳说来展开灾异说。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的论赞中出现的“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提出了“灾异”二字，表明其只讲灾异与阴阳说的关系。
这样的话，在与董仲舒的关联上，唯独《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才提到了五行说，便成了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强化了五行诸篇不是董仲舒著作的结论。但是在此保留成为最终的确定性的结论，存在着两个理由：其一，在五行诸篇中，比起五行说与灾异说的关联部分而言，讲五官、时令、孝忠等原理的部分更多一些；其二，与第一个理由有关，一般来说董仲舒之前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等虽然与灾异说没有多大关系，但存在着与五官、时令等相关的五行相生、相胜说这些思想史上的理由。
如前所述，如果从原则上的认识来看，必须将五行说当作他的灾异思想的一环来考虑。但在确切的资料中，他的灾异思想只是根据阴阳说构成的。虽然在《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中，有根据五行说阐述灾异说的部分，但如田中麻纱巳氏所指出过的那样，这一部分与刘歆有关联，因而作为董仲舒的著作尚存很大的疑惑（《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一个考察》，载《集刊东洋学》22）。五行诸篇的大多数是在与灾异说无关的情况下讲五行相生、相胜说的。而且这些部分分别带有思想上的关联性，而不能认为是仅仅罗列的类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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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怎样考证、整理上述情况才好呢？作为线索，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现在似乎有了将已有的五行说作为问题重新加以考察的必要性。到目前为止的五行说，都是将通常的五行说（相生说、相胜说）和五行灾异说明确地区别开，而不进行定位。而通常所说的五行灾异说，已经在《洪范》讲“五事”之后、再说到与五事相悖时候的咎征时出现了萌芽，但那里并没有根据五行之气进行因果论式的咎征解释，而只是停留在萌芽阶段，根据五行之气进行因果论式的解释，一般认为是至《五行志》的《五行传·说》的“说”的作者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在《五行传》中，我认为没有明确根据五行之气来进行的因果论式的说明。）《五行传》的作者，有人认为是伏生，有人认为是大小夏侯，从《五行志》的意图来看，我认为“五行说”是大小夏侯或其流派之作这一看法是妥当的。这样的话，可认为五行灾异说是在董仲舒之后写成的作品。或者是受到董仲舒阴阳灾异说的影响，可以推测，他们创立了以五行为根据的灾异说（这里称之为“五行灾异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即使是五行灾异说，但为了与五行之气及作为具体的自然现象的灾异进行因果论式的结合，不论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都必须导入阴阳不调和的概念。
但另一方面，在《春秋左氏传》中可以发现明确根据五行之气的灾异因果论式的解释（参照昭公9、17、31 等年的传文）。这从原则上可以说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了五行灾异说的存在。但记述内容被说得过于整齐，可认为五行说原本不是与灾异说相关而产生的，而是后来根据附会于灾异说的原则性的认识而出现的，所以很早便存在这样的资料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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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说就灾异原因做了哪些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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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在前面作为问题遗留下来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与灾异说无关的话，便有可能阐明和五官、五方、时令等的关联。也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主要是《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的前三篇），从上述资料中的原则性的认识将它们看成董仲舒的著作也有可能。然必须注意的是，这只是在原则性认识方面，例如在前三篇中，能举出个别的把这些著作不当作董仲舒的著作的反证的场合不限于此。这需要寻找别的整理根据了。
王伟[6]等将两级节流中间不完全冷却双级压缩循环应用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计算结果表明，系统排气温度及各压缩机压缩比均优于普通单级循环系统，系统具有较高的性能。
综上所述，我们以《汉书》的本传以及五行志为中心，从总体上考察了董仲舒容纳五行说问题。这些论述，从最确实的资料部分得出董仲舒与五行说关系的一定的见解，这也可以在思考《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特别是前三篇的真伪问题时，作为前提必须加以整理考虑的。这也是本论文的目的所在。为此，这些总体性原则性认识，必须通过具体性的个别部分来加以验证。这样才可得出思考《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前提认识的实质意义。以下，我们将做一下如此尝试。
一、阴阳灾异说
《史记》和《汉书》中都记载有“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而实行求雨止雨的秘密仪式。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时，他曾起草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见董仲舒的思想与阴阳说有着很深的联系。如《五行志》序所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儒家接受阴阳说是从他开始的，从此可知这在与阴阳说的关联上有着独特的意义。
观察《汉书》中引用的三个对策文与阴阳说的关系，可知晓这与其思想根源的天人相关说有多么深的联系：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对策文第一）
阴阳作为人主必需的政治行为的刑罚和德教的根据，与天联系。阴阳四时存在，常居于夏、冬，像由季节主导气象状况那样，与此对应，必须运用刑和德这两种手段。如果不时而使用刑罚的话，则：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下。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对策文第一）
With the guide of the concept of learner autonomy,we can avoid the shortcomingscaused by the uniformity,and we can develop the individual abilities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We can help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asbest as possible.
在此情况下，董仲舒思考的天，如“天志”“天意”那样的用语一样，带着有意识的人格性存在的一面，但对其作用，则以阴阳二气进行了机械论式的因果说明。这两种思考方式原是从不同的派别得来的，将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加以结合时，为了明确天的有意性（所谓“有意性”指惩恶扬善），原本没有任何价值性差别的阴阳，也因此产生了贵阳卑阴、阴辅佐阳那样的阳尊阴卑的独特思考方式。也就是说，将承接天之善意的阳与承接天之恶意的阴相配。从为政者的立场来看，只要根据时节适当地运用刑德，就能将原本无差别性、机械论式的阴阳调和作为天之气的阴阳，所以施政者的行为可以体现与之对应的自然性灾害或祥瑞。更彻底地说，作为调和阴阳的目的手段，人主的存在价值和人主实施的善政的意义之类，以相反的状态出现（其具体表现是把王者当作连接天和百姓之间的中介性存在，宣扬王者的存在价值在于承接天意，教化好百姓的教化说之类）。
这种灾异发生时的机械论解释方法，即使主张王者是有必要的绝对存在，这个王者是引起灾异还是引起祥瑞，却与王者的个性存在无关，其只不过是一个自动性装置在起作用而已。进而言之，王者本身只要存在便会被认为是善，所谓灾异发生的恶的主要原因全归结于实际上掌管时政的王者统领的臣下（这些臣下的机构被构想成时令性官制，与类似基于自然的阴阳机构结合成为自动性机构了）的治政的所为，这样王者只在选择任命臣子方面承担现实治政的责任义务，灾异发生的原因则全由臣子承担。这样的想法在董仲舒那里则为：
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对策文第三）
由于地区自身基础条件等原因，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有显著的差别。本文根据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各区域6个产业相比前一年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产业转移趋势明显的产业转移测度值，如表2所示。
可明显看到，如此思考方式到魏相的上奏文那里更加显著。
话又说回来，当发现作为天之二气的阴阳与人事有很深的关系时，作为基于春夏秋冬四时的自然性灾害更清楚地体现出来，结果灾异说便被作为了时令性灾异说。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春夏秋冬四季与具体的现实灾异相结合，只要与所谓的四季各自的特性结合而不发生顺序错误，便无法用因果论加以说明，于是必须将四季与各自人事相关的特别德目，与各自气候特性相配合：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秋）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对策文第三）
这里虽找不到为冬天配置的德目，但在《盐铁论·论灾篇》（卷九，第五十四）有清楚的说明：
水事违法案件查处的根本目的是减少甚至杜绝违法案件的发生。在案件查处的同时，太湖流域管理局注重加强对《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水法规的宣传，特别是面向地方政府、部门、行政管理与执法相对人的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创新宣传形式，寓宣传于执法，主动送法上门。“五五”“六五”普法期间，太湖流域管理局执法部门多次受到全国普法办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
文学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刑不可任以成化。
据此，冬可配藏和礼之类的。又据《春秋繁露》的阴阳诸篇，为刑配上了冬，因为夏与德对应比较稳妥，可认为对策文中“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的文字之上欠缺“冬者云云”之类的文字。
为四季配置生长成藏、仁德义礼，以阴阳归属于天那样的阴阳时令说，在《礼记》的《乡饮酒义》《乐记》等篇都可见到，并不一定只限于董仲舒。对董仲舒来说，是以解释春秋经的灾异为目的才加以接受的，而其作为对灾异进行解释的普遍原理，因为有效所以并不停留于经文解释，也用于了对现实灾异的解释或者作用而加以扩大使用。这里便有了他的特色。例如，本传中讲的实践求雨止雨的秘密仪式之类可认为是其具体表现。
在此，作为导入春秋经灾异的阴阳时令说的具体性展开，有必要考察一下《汉书·五行志》中他的灾异说。
并且，现存《五行传》的作者真是伏生的著作的话，从“传”到“说”的发展阶段中，五行灾异说可能形成了一定的类型，这样一来，开始出现了以董仲舒为先头的五行灾异说，即使如此，这是在《洪范·五行传》的说法以外，例如为了解释现实的灾异事实而被使用之类的应用性准备吧。因为根据《汉书》的记载，董仲舒最先解释现实的灾异，并以此作为裁定的对象（《汉书》列传第五十四篇论赞）。这样，即使以“洪范五行说”为核心并导入阴阳说，更超越《洪范》传记的框架对现实中的灾异事象进行原理性解释那样严密的五行灾异说时（这是用与《洪范》的五行灾异说不同的概念用语来考虑的），这一五行灾异说作为更加具体的事例，还是应该出自董仲舒之后吧。这一结论，譬如确实受董仲舒灾异说影响的魏相的本传（《汉书》卷七十四）出现的灾异说，主要还是依据阴阳说，只是从别的侧面对之进行了加强而已。具体而言，魏相在此举出东方之神、南方之神……中央之神云云以及五方与神的名字，在那里即使明确可以找到附会于五方五官的五行说的痕迹，在谈到灾异说时，却是基于“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由者也”这样的阴阳说。再就是《汉书·成帝纪》的阳朔二年诏勅文也是基于阴阳灾异说写成的，所以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的五行灾异说，大概出现于比昭、宣帝时期还靠后的时代吧。
第一是关于阴阳二气的不调和，特别是阴气旺盛会导致灾异发生的看法。比如，阴气旺盛的结果是下大雨下雪（昭4），或阴气穷极而发生火灾之类的解释（五月辛卯，桓僖宫灾）。这种解释方法，也应用于了《五行志》记载的他对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灾进行的“两观，僭礼之物”的解释。解释的方法虽然没直接使用阴阳之语，但在违礼会给天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样感应的因果论解释中，必须考虑有阴阳说之因素吧！
第二，以常星二十八宿和众星的位置以及状态来解释灾异发生的方法。比如对“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有如下记载：“董仲舒以为，宿在毕，主边兵夷狄象也。后狄灭邢、卫。”（五行志下之下。也可参照“庄26，襄20、21、27。）
而在“昭公十七年六月申戌朔，日有食之”这句话中，宿在毕的原因是晋国之象的话，可认为是把灾异的发生地放在了晋国。如此基于分野说的灾异说应该和刘歆不同，又其只适用于日食的灾异，将之解释为灾异的预兆，那么是否如《五行志》所说那样，就应该全面认同这是董仲舒的学说的？对此有些存疑，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但总的来说是一种基于天文学知识的灾异说。
但是这个解释的方法，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的分野说来判定楚国的灾异，关于日食的直接原因则说“后楚屈氏赞杀公子遂舒，齐庆封胁君乱国”，关于灾异则使用了臣下强盛的思考方式，这也必须考虑到其背后潜在着阴阳说。
池水深度保持在50～80cm，施肥的次数和数量以适当的水色和透明度为准，保持水色呈豆绿色或茶褐色、透明度在30～40cm。
总之，讲违礼或分野说，结果都是在阴阳二气那里寻找灾异发生的自然根据。在《汉书》本传以及五行志中看到的天、阴阳、灾异之间的关系中，阴阳说是天人相关思想的牢固支柱，因为天志与人事的感应，通过阴阳二气建立起因果关系，所以董仲舒的灾异说，首先可以说是阴阳（时令）性的灾异说。
二、《对策》和五行说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对策》中确实存在潜在性的与五行说有关的一些记述。下面对这些地方与五行说相关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这些别的根据，例如，前三篇的记述内容从构成上来看，与天人相关说到底有多么深的联系也会成为一种手段。因为只有在天人相关说中，才能清楚地捕捉到董仲舒思想的独自性。但是，《春秋繁露》的各篇中，找不到天人相关说的篇章也很多，即使有证据也不太充分，关于是否真的应该视作董仲舒的著作，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其他方法和手段。即使这样，根据原则性认识这一点是不变的。即使这不是解决董仲舒著作真伪的最后手段，也可以成为探索是不是受到了董仲舒影响的手段。
（A）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对策文第一）
这里引用的“书”是《尚书·泰誓》中的文章（颜师古注）。在这篇文章中，明显地出现了以新的周朝火德（赤乌）代替了殷朝金德（白鱼），根据是五行相胜说（金→火→水→土→木→金）的王朝交替说。众所周知，基于五行相胜说的王朝交替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出现，在汉代，根据五德说推定汉王朝是水德还是土德，张苍和公孙臣还发生过争辩，可见在董仲舒之前就因为和现实政治的关联而存在着了问题。引用这一段《尚书》，可见董仲舒也和公孙臣一样把汉王朝比作土德（也即周为“火”，秦为“水”，那么汉便是“土”）。对此贾谊也支持土德说，与当时大多数儒家学者支持的土德说是一致的。
但即使如此，由五行相胜说衍生的王朝交替说究竟多大程度上与他的思想相吻合，还是个问题。也即在此后的春秋家如何休等人看来，如果依据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事的话，汉朝则为火德，与土德说还是不相一致（话虽如此，如果考虑到这个汉代火德说是董仲舒之后春秋纬的学说的话便显得合理了，所以这并不具有否定程度上的根据）。另外，这个引用部分仅仅只是单纯的根据五行相胜说来推算王朝交替说，说这个部分与五行相胜说相关还是有些疑点（参见津田左右吉《儒教的研究二》28-30页），他从这里没有发展出独自的理论。关于王朝交替说，董仲舒还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对策文第三），或可认为是除去秦朝，以夏、殷、周、汉的顺序来更替。这样一来，之前将汉视为土德的说法就会发生动摇。而且，这篇对策文还讲了根据文、忠的德目的三统循环交替说，这明显是春秋家的说法，这和《春秋繁露》中足以值得信赖的董仲舒的著作《三代改制质文》中的交替说是一致的。在五行诸篇中，没有以五行相胜说为基础的王朝交替说，司马迁的王朝交替说也是根据“文忠”而推算交替的，这些都足以怀疑董仲舒思想和五行相胜说有密切关系的说法。
再就是《礼记·乐记》中的“五常之行”，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阴阳二气结合在一起这件事，作为支持感应五常的要素，可以推测是直接以阴阳来加以思考的。另外，在被认为继承董仲舒思想的《白虎通》里，也找不到木火土金水和仁义礼智信相关的记述。
认为好好修饬仁义礼智信，就会与上天及鬼神相感应而受到庇佑，出现祥瑞。这里的五常作为王者应该修饬的德目，显然属于天人感应体系。
“五常”一语，不知和董仲舒孰先孰后的《礼记·乐记》篇也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云云”，这里所说的“五常之行”，也是将具体的德目当成了仁义礼智信。
五常作为帝王具体的行为准则而存在于人事，既然五常可以和上天及鬼神相感应，与五常相对应的气，无疑就可使天和人事进行交流。这从对孟子以来的“四德”特意添加“信”从而变成了“五”也可看到这一点。然而，其作为思考方式固然可行，但在《汉书》本传、《五行志》以及《春秋繁露》中，看不到《汉书·律历志》那样将木火土金水具体配属到各个德目中的痕迹。反而，在之前和阴阳说的关系中引用的《对策三》或《盐铁论·论灾篇》中出现的那种仁→春、德→夏、义→秋、礼→冬和四德说虽然不同，但以仁德礼义配当四季，倒不如说和时令说连接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没必要特意提出感应五常的要素来。
这就像《春秋》经所证明的那样，“灾异所缘而起”。也即作为人主的治政善与不善，根据天人相关的原理而感应，由天降下报应。灾异是天在发挥作用。天意的显现通过阴阳二气的不调和感应而在人事与天事间出现。作为天谴的灾异说与基于机械论式的阴阳二气的灾异相结合，和前言中所论述的董仲舒接纳阴阳说的独自性有联系。
（B）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以当修饬；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对策文第一）
该储罐的进出口管道口径为DN200，球阀或闸阀皆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从节省投资的角度考虑，闸阀更加经济实用，因此设计选用了双闸板闸阀，允许泄漏等级不低于ANSIB16.104 Class V级，满足了罐区密闭性高的要求。
但是在《春秋繁露》的《五行对》和《五行之义》两篇里，有“五行者，五行也”（五行对），“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尤五行欤”（五行之义），“五行”的“行”，虞文邵读成“下孟之反”，解释成人之行为意义上的“行”，因此五行之气和人事的五行被联系在一起。如果这样的话，因为与《春秋繁露》的联系，董仲舒的五行之气和五常之气相连接的可能性可以说非常之大，但是这两篇不论哪篇，像前面叙述的那样，都没有显著的记述具体的仁义礼智信的话语。另外，在《五行之义》中看到“五行”，可认为是作为“孝子忠臣之行”，但这和董仲舒所说的王者应该修炼的“五常”这点来考虑的话，难道不是不同的想法吗？
由上可见，不能直接将“五常”之语和董仲舒的五行说联系起来。
但是这样的话，便不可能说明为何要特意将“四德”扩展成“五常”。在《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的“孟夏纪”里有：“其性礼，其事视。”这和《洪范》五事之一的“视”相联系，提出了“礼”，这里的“礼”可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五常”里的“礼”。关于这一部分，狩野直喜说：“大概曾经在汉朝时得到增添而留存至今的产物吧。”（《读书篡余》74页）如果上述拙见是正确的话，所谓“汉朝时”，越发可认为是董仲舒以后的事。于是，在董仲舒以前，“五常”之语就已经列入到了五行说中。或者是董仲舒使用的“五常”一语，早在董仲舒之前便成为五行说的一环，作为熟悉的用语而存在了。但是如前所述，在董仲舒的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和五行之气具体相关联之处。如此说来，或许可以认为“五常”并不是和五行说相关联，而是作为帝王执政准则而加以采纳的吧。
（C）再补足性地看一看与《五行志》中的五行说有联系的部分。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也就是说，在冬季李子和梅子结果预示着自然灾害，对此有如下叙述：
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五行志·中之下》）
亳文化悠久丰富，特色鲜明，风格独具，这正是其走向世界的立足之本。亳文化以什么样的路径走出去一直是亳州市政府、企业等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亳文化“走出去”必须改变单一路径，突出文化个性，培育地域特色品牌，推动彰显亳文化的产品走出去。
据此，不合季节而结果，被认为是因为更换了“相室”（关于“相室”有两种解释，应邵认为是丞相和宫室；颜师古认为就是宰相；从“易大夫”来看，应从颜师古之说）。如果根据五行说的话，则为在冬季时，帝王和宰相分别处于“水”和“木”的位置。因此被解释为感应宰相的恶行，发生了象征“木”的火灾。
这个“传云”部分，究竟原本就是董仲舒的说法呢，还是后人对“臣下强”的牵强附会呢？实在难以判断，然而将李子和梅子结果视为灾异，和认定“臣下强”之间，存在着因果说明的不同，总感觉介于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媒介性的解释文。如此看来，即使是后人附会，只要那是汲取了董仲舒的意见，就可认定为董仲舒有着根据五行说解释灾害的意图。然而果真是这样吗？
除了教会孩子合理地花钱、有效地赚钱，家长们也可以试着告诉孩子一些基本的财富常识，带着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投资。
关于这一段《春秋公羊传》的记事，公羊传只是解释为“不时也”，而何休认为是阴（臣下）借助阳（君主）权势的结果，具体而言是禄从公室离去，政权在公子遂手里的应征。明显是根据阴阳说做的灾害解释。同样刘向也通过阴阳说解释为“阴成阳事，象臣颛君作威福”。如此看来，这一部分的“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的记述是采纳的董仲舒的理解这件事也值得怀疑。而且，在《五行志》的其他几处的董仲舒灾害解释，也是根据的阴阳说，可见这部分很有可能是根据阴阳说进行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了董仲舒的阴阳说和他的五行说之间的关联。在此获得的一定程度上的结论，没有超过前面总论性叙述时阐述过的见解，也没有超出通常与董仲舒的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关联成为疑问时可以考虑到的见解。总的来说，无论是阴阳说还是五行说，只要和他的思想发生关联时，首先得和以《春秋经》为渊源的灾异说产生联系，以此为根据而加以接受。此时，以《汉书》本传以及《五行志》为基础，即使能发现其和阴阳说有关联的灾异说，但也找不到与五行说有关的五行灾异说。所以在本传以及五行志中，即使存在一些和五行说似乎有关联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的最基础部分，还是以阴阳说为根据的，即使潜在性地存在一些五行说，但那也不能说其已经渗入了董仲舒思想的核心部分。将和董仲舒思想有关联的五行说，按照已有的五行相生说、相胜说和五行灾异说加以区别以寻找整理上的线索这一点，可以说是本论文的特色之处。
两组母体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胎儿大脑中动脉RI、PI以及S/D值差异明显，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RI、PI明显降低，S/D明显增高（P＜0.05），见表。经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胎儿大脑中动脉RI、PI以及S/D值是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P＜0.05）。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6
作者简介 ：边士名朝邦（1949－），男，日本冲绳人，教授。
译者简介 ：刘红艳（1979－），女，江苏宿迁人，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3-0049-06
收稿日期： 2018-04-04
* 原文刊载于《活水日文》1978年第1 期。
（责任编校 ：卫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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