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2)03-0028-04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这其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具体实践和致力于二者结合的人。这三方面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基本条件。三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它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内容上，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形成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形式上，要表现为民族的形式，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换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根据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现成答案。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殊性，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的内在要求。二是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时，如果无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一味地生吞活剥，必将一事无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和行动的自觉为毛泽东思想产生准备了条件
最早认识和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在反驳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攻击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应用于所处的实际环境，把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这样做的结果，那个主义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来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p34)。
1922年1月，《先驱》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提出了“结合”要求。
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武器，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2](p24)他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思想认识，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难的。这不仅因为缺乏经验，认识需要过程，还因为这种认识的深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如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因素等。1930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清楚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更多地研究、著述，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
经过这样的理论准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里程碑。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科学命题的提出，不仅为全党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且进一步指导着全党的行动。此后，党的文献中频繁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说明党内巳开始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来中国指导的问题和革命的具体实践。1941年至1945年全党整风运动，作为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不仅极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这一切也就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了必需的全面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善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体现出民族化的形式。毛泽东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这种优势使得他能够充分地援引中国人熟悉的警句、名言与谚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使得毛泽东思想无论在表述方式上、语言方式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如古语新用的实事求是，如两个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这样的例子在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中俯拾皆是，带有着明显的中国特性，体现着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里。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坚持正确的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实践—理论—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是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基础上阐明的三个著名公式。这三个公式，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哲学认识论的具体化，有人称之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途径的简明概括。
实践—理论—实践是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具体化。实事求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过程，即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辩证运动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必然发生理论向实践和实践向理论的双向转化，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毛泽东正是依据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质的规定，提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前一个实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实践；理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经验进行概括而取得的新的认识，已经融合进符合中国情况的内容；后一个实践是用已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就是在这种辩证运动中实现的。
个别—一般—个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工作方法原理的具体化。前一个个别是指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原理作为全面工作的指导；一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时总结出的一般理论，是结合的初步结晶，后一个个别是用已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其他个别方面的实践，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辩证运动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
群众—领导—群众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原理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中国的人民群众这个实践主体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在这里，领导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群众的代表着中国的具体实践。在实践中实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一般与个别、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出三个公式间的联系与密切的逻辑关系；如果说第一个公式讲的是一般的原理，那么第二个公式就是讲具体方法，第三个公式则是落脚点，是最根本的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毛泽东思想就处于酝酿过程之中，至其产生，大致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以及在形式上民族化的过程。体现于其中的本质是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即在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整个过程始终体现着实践—理论—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的基本规律。
1.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提出全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实现了党的战略中心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并没有弄清楚共产党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只是搬用了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目标，把党的战略中心定位于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大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遇到了一系列以上思想认识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是争取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其二，中国的统治者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军阀。这种情形迫使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纲。这时党也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分两步走的斗争策略。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又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了党的战略中心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民主革命的转变。但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缺陷，如“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这说明，党对两步走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还未真正弄清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够的，需要正确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推动党实现这一认识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是国共合作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二是五卅运动。
国共合作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得国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趋突出。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进攻，把如何正确认识和明确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摆到党的面前，迫使党去思考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这一认识使党初步分清了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别。但是，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上仍然是模糊的。
四大后不久，爆发了五卅运动。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坚定斗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既想革命又畏葸妥协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使党对资产阶级的特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促使党进一步去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当时认识成果的集中反映。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剖析和如何联合与斗争的策略的阐明，再加上1927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阐述，表明党基本上分清了新旧民主革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萌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2.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初步中国化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实现了战略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时期。同时也带来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武装斗争的战略基点应该放在何处？是城市还是农村？这是寻求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起初，党并没有认识到要有一个战略转变问题。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都是搬用城市中心的模式，秋收起义原定的计划和指导思想也是要攻占中心城市（所谓取浏阳直攻长沙）。转变开始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地区之时。但当时毛泽东也未能从战略上、理论上作出系统论述，只是一种尝试性行为。问题的基本解决是在1928年至1930年间。这期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在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和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并据此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战略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问题，回答了革命的途径、立足点、方式、方法。
两次转变联系来看，主要是逐步认清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解决了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和如何领导革命的问题。这正是毛泽东思想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便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3.全面总结和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梳理与升华，提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实现了从初步认识到理论系统化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凝结为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理论升华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需，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党中央移驻延安，使党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政治上比较开阔的环境。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创造工作。这期间毛泽东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937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38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以及一整套的路线和政策。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些论述使得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全面展开，更加系统化，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过程的继续。这种背景下，党内开始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作了初步阐述。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在全党得到确立。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国大地。
综观毛泽东思想的产生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一部毛泽东思想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必需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与真谛正在于此，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迪也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2-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