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期间周恩来批判的“三泊”是谁？——兼论周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无政府主义论文,关系论文,兼论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1-0063-25
在中共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初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之间展开的一场论战。而在海外，则有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工余社之间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时正旅欧的周恩来担当了重要角色，他用“伍豪”等笔名，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等一系列文章。其中“质工余社三泊君”是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战之文。在一些研究早期周恩来的论著中，均无例外地会论述到这一论战。然而长期以来，周恩来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却一直未获解决。本文即拟解答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兼论周恩来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关于周恩来与工余社“三泊君”之间展开的这一论战，其大概的情况是：1923年9月，三泊在《工余》杂志发表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从文章的标题即可知其大意及主旨所在，文中开首便谓“共产主义自在俄国试验失败，俄国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云云，并称：“我们抱社会革命诸同志，当要细心考查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不可再蹈其复辙，以为下次革命之准备。鄙人浅陋不学，愿将个人观察所得，以与诸君研究。”①为此，周恩来写下了《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刊载于《少年》杂志第6号。
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九月号的《工余》上，有三泊君一文，名《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此文题及其内容颇能惑昧于俄事之人于一时，本志对[此]似不可不一加驳论。”其中说道：“在三泊君文题中最足惑人的便是‘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八字”，周文具体批驳了俄国革命已失败的说法，阐明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根据。文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阐明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但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不能成为“俄国共产主义之失败”之“左证”，而且正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明乎此，乃知三泊君‘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一言，是极不合于事实的闲话。”最后指出：“此外三泊君还有许多不考实际，蒙蔽事实的话……现在无须多加辨证，因凡是留心俄事的人都能知其不然。”②从而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其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此后三泊又撰写了《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作为回应，声称“伍豪君这几段理由，不特不能把我的论文驳倒，而且更证明共产主义之确已失败。今将其各段逐一驳论如下”云云③。但周恩来未再进一步作答。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三泊还撰有《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和方法》，刊于《工余》杂志第8号，后又载于1922年12月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62－63期。
三泊的上述三文以及周恩来的批判文章，均是这一时期思想理论论争的重要文献。周恩来的文章自不必说，理所当然地会收入其文集，如先后编辑的《周恩来旅欧文集》、《周恩来早期文集》以及《周恩来政论选》等，都编入了该文。而三泊的上述三文，在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丛刊中，也均将其作为重要文献加以收录。如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两书，皆作了全文收录。此外，如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作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一高军等编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载了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以及近年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编录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一文。这些都反映出编者对这一论战及其资料的重视。
一般说来，在这些文集及资料集中，均有以“编者注”的形式对作者情况作一简介。如《周恩来早期文集》等，注明本文“署名伍豪”，或注“伍豪即周恩来”，为“周恩来的笔名”等。然而，在这些文集与资料汇编中，都没有说明“三泊”是谁，或仅注“工余社”为1921年秋在法国成立的旅法华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工余》杂志为其在巴黎创办的机关刊物。对“三泊”其人，则付之阙如。在一些研究周恩来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著中，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以及《周恩来生平全记录》、《周恩来在海外》之类著作，任贵祥等撰《中国现代秘闻录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兰西》等，均未说明“三泊”其人的真实姓名；他如《周恩来大辞典》、《共和国领袖大辞典》“周恩来卷”等，在介绍此文时，仅称“批判三泊文称”云云。④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在论述到此期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介绍《工余》杂志时，或称为“一个署名三泊的作者”，或称“署名‘三泊’的人”，也均未作出应有的解释。
“三泊”显然是个笔名，缘此之故，周恩来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在以往中共党史学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当然并不影响到对于这场论战的总体论述。然而，如果能搞清楚论战的双方，确认基本的史实，知己知彼，那么，对于认识这一论战的缘起与关联，诸如各自的基本立场，双方之间的纠葛及相互关系，周恩来为何要撰写此文，乃至具体的历史场景，这场论争的前前后后及意义等，显然可以有更为具体深入的把握。
那么，周恩来批判的工余社“三泊君”究竟是谁呢？据笔者的研究，《工余》杂志上署名“三泊”的文章，其作者实际上就是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换言之，“三泊”事实上即是区声白的笔名。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声韵上说，“三泊”与“声白”仅一声之转，其音相近，若以粤语来读的话，两者在音读上则是相同的。众所周知，区声白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世界语的积极推广者，曾负责北大世界语研究会。据1920年10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世界语研究会启事》(一三)，其中说到：“本会现已加入瑞士”寰球世界语会 Universala Esperanto = Asocio’，其北京代理员(前代理员区君 Sinpark 已离京)现由本会书记人兼任，特告。”这里的前代理员“区君Sinpark”即区声白，而“三泊”即是“Sinpark”的缩略语。
其次，从文本的相互比勘来说，将三泊在《工余》杂志上所撰《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等文，与同一时期区声白发表的《答陈独秀君的疑问》、《平民革命》等相关内容作一比照，就可清楚地证明此点。
例证之一。三泊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称：“俄国数年来所施行之政治，是劳工的独裁政治……所以数年来之所谓劳工专政，实则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更由一党而集中于几个首领，照正当的解释应名为共产党之首领专制。”又谓：“数年来之所谓劳工专政者，实际上不过共产党专制。”⑤在《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中则云：“俄国现在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共产党专制劳工”，“无产阶级专政仅得其名，实际上是政党专制劳工。”⑥而区声白在《答陈独秀君的疑问》中，谈到苏俄的“劳工专政”时说：“无论任何种之专制政治，统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权，所以一实行起来便变成官僚专制，断没有真正的劳工专政。现在俄国已实现数年，所谓劳工专制者，不过共产党专制劳工。”⑦这里所说一党专政、独裁政治，“所谓劳工专政者，实际上不过共产党专制”云云，无疑都是一致的。
例证之二。三泊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说：“俄国自社会革命以后，共产党所实施的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把工厂、土地完全收归国有，所以从前工人所受制于资本者，今则受制于统治者，工人自己之生活不能够由自己支配，所以工人之不乐意作工与处于资本制度之下无异。”⑧《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则云：俄国自十月革命后，所有一切大的生产事业都陆续收归国有，“工人和农人处于产业国有之制度下，与处于资本主义之制度下，其痛苦实没有差异。所不同者，从前则受资本家压制，今则转而受政府压制罢了。其不愿意工作，这是当然之事”⑨。在《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中说，他在经济方面不赞成马克思的国家集产主义，“把生产机关集中于国家，以官僚为主人，以工人为奴隶。虽然他是劳工执政的国家，但是工人既执了政权之后，有治人的特权的也是官僚，而致力于生产的方是工人，所以从前工人之受制于资本家者，今则转而受制于官僚”⑩。这里说到国家社会主义，“以官僚为主人，以工人为奴隶”，“有治人的特权的也是官僚，而致力于生产的方是工人”，与处于资本主义之制度下，“其痛苦实没有差异”云云。区声白《答陈独秀君的疑问》同样说到：“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简直是国家资本主义，把所有生产机关属于国家，工人替国家做工，论工给值。那么官僚就是主人，工人就是奴隶。虽然他是主张劳工专政的国家，但是治人而不做工者便是官僚，专门生产者方是工人。所以工人处于国家社会主义之下，他们的痛苦，与处于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没有差别。”并称以上这些，是“我对于俄国制度之不满意的地方”。(11)
例证之三。三泊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说：“饥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何待统治者来指挥？所有一切的产业，工人完全没有自治权，而权操于一党官僚之手中，则其产业必日渐衰落，观之现在俄国便可以证明了。”(12)区声白在《平民革命》中指出：“政府者，威权之所属，号令之所出，一旦柄操其手，未有不滥用威权而妄施号令者。”其中同样谈到：“吾辈饥则可耕而食，寒则可织而衣，劳则可筑而居，无待乎政府之指挥也。……是政府者，社会之赘瘤，不速去之，适足以养痈遗患。造成今日不平等之社会者，政府之罪也。”(13)虽说前者是特指俄国，后者指的是一般的政府，但所说“饥则耕而食……何待统治者来指挥？”云云，正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在语言表述上也是同样的。
例证之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三泊讲到“有人以为非权力集中不足以革命，不知历代之革命皆由各派之联合运动”，其中举例说：
俄皇之倒，由于民主社会革命党、无政府党之联合运动。就如俄国之十月革命，也是布尔扎维克党和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之联合运动。权力集中，不过是后来争权之结果，并不是革命必要条件。(14)
区声白在《答陈独秀君的疑问》中，同样讲到：“权力集中与革命。历来之革命都是各派革命党人之联合。”此下他例举中国革命党之推翻满清，是由民权革命与民族革命党之联合；袁世凯之失败，是由国民党和进步党之联合。然后又举例说：
俄国之三月革命，是由政治革命党和社会革命党之联合；十月革命是由共产党、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之联合。至于权力集中，乃革命后各派争权之结果，并不是革命必要之条件。(15)
得出的结论是：“反之，自由联合就是革命最良好之武器。”将上述两段文字作对照，其观点、内容乃至文字都是相同的。
以上例举数证，说明“三泊”就是区声白。若从思想观点上考察，其结果也是相同的。周恩来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中曾说：“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严格说来，既赞成阶级争斗，则因缘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政期中一切必然的设施，有何可以反对呢？除非他是站在‘有智识的人仍然多属于资本阶级’的地位来说话。”(16)按三泊虽说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却又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如他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主张“废除政党的组织而为阶级的组织”，指出：“劳工终日只知政党之竞争，而真正之阶级战争固无从实现。”(17)在《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中说：“阶级争斗是无产阶级受资本阶级压迫必然发生的现象，因为无产阶级要废除资本阶级，不得不全阶级集合起来与资本阶级相抗争。”(18)在《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中又说，工人的团体组织好了，我们就可以去实行“阶级战争”和“直接行动”，“我们为什么主张阶级战争呢？因为现在的社会，是分成两个阶级的”，“所以如不鼓起阶级战争之勇气，与治人阶级相决斗，治人阶级是永不会自己消灭的”。(19)而就区声白而言，陈独秀便说：“声白虽相信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20)区声白自己也称：“我确是主张阶级战争，因为我相信要废除阶级，非被统治者联结起来，推翻治人阶级，阶级制度却不容易废除。但是我要用阶级战争来废除阶级，并不象你们想用阶级战争来颠倒阶级。所以大部分之无治主义者之从事于工团运动的，都是主张阶级战争的。”(21)由区声白的这些论述，说明他确实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在这方面与三泊的基本态度也是一致的。
另外，笔者还发现，在《工余》杂志上有署名“列悲”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与《“工人与政治”的商榷》两文，分别发表于第13、16号，同样出于区声白之手。故“列悲”也为区声白的笔名之一。(22)将三泊与“列悲”、区声白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同样可以证明三泊即区声白其人。这里也列举三例说明之。
如三泊在《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中指出：现在的社会是分成两个阶级的：一是治人阶级，一是被治阶级，“政治上之被治者是平民；经济上之被治者是工人。治人阶级，常藉其政治上、经济上之优越权力，把被治阶级大部分之权利掠夺了”。(23)列悲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特意创造要来压迫劳动者的。假使废除资本制度而不废除国家，那么统治者将必藉其政治上之优越权力而成为资本阶级，而劳动者受国家之压迫与受资本家之压迫实在没有差别。”因而提出，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废除资本制度同时即废去国家，以免资本主义再有复活之危险”。(24)在《“工人与政治”的商榷》中认为“政治家常藉其政治上的优越权力，以凌压平民，资本家藉其经济上的优越权力，以凌压劳动者。政治家因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力，同时即可获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力；资本家因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力，同时即可获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力。所以废除资本家，同时即要废除政治家”，否则，“必然有资本主义复活之危险，俄国共产主义之不能实现即其明证”。(25)这里反复谈到统治阶级“常藉其政治上、经济上之优越权力”，鼓吹废除国家，在内容、文字上都是相同的。
又，三泊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称：劳工中央集权政治，我们从历史上看来，实为社会进化唯一障碍物。“乃共产党自执政权以来，把人民言论、出版、集会、选举之自由一概取消了，把苏维埃做为一党争夺政权之工具。”(26)列悲在《“工人与政治”的商榷》中说：政治组织是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权利的一种工具，所以如果不废除统治制度，无论你任何形式的政府，“就是俄国号称劳工专政的政府，工人的自由究竟在那里，除了共产党人外，一切的出版、集会都不能自由，而俄国的工人、农人之苦痛何尝减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27)。区声白在《答陈独秀君的疑问》中也说：“即如俄罗斯是社会主义的政府了，假使人民对于统治者加以批评，便算犯罪行为，除了政府官僚能够自由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一概取消。”(28)在关于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观点上，三者的说法也是完全契合的。
此外，三泊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说到：“至十月革命，布尔扎维克遂成为一国之统治者，建设苏维埃的国家……更因战争蔓延，防卫力量薄弱，不得已而强迫人民当兵……因为他不过是要来防卫革命的，并不是要来欺凌弱小的。”(29)列悲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谓：“俄国革命之第一幕，布尔札维克党将土地从农人之手夺过来，然后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及强迫工人将十月革命所夺得之工厂而让于国家；于是农人扰乱、工人罢工以反对此共产主义的国家了，他们更被强迫当兵以防卫革命。”(30)两者的意思与语汇也是一致的。
通过上述音韵、文本比勘以及思想观点等诸方面的考察，归纳以上分析，无可置辩地证明，“三泊”实际上就是区声白的笔名。
以上就文本对照做了必要的论证，考定“三泊”就是区声白。下面再从史实方面加以考察，具体说明区声白这段时间在法国的活动及其与工余社的关系，以及与《少年》杂志之间展开的论争。
众所周知，区声白是五四时期与黄凌霜齐名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是南海佛山镇(今广东佛山)人，早年作为刘师复的追随者，曾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广州)。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同年北大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实社”，宣称“本社以进德修学为宗旨，而以研究无政府主义 Anarhismo 为范围”(31)，并出版小册子《实社自由录》。他与黄凌霜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1919年初，实社又联合上海、南京、山西等地的“民声社”、“群社”、“平社”合并成“进化社”，编辑出版《进化》月刊。黄凌霜与他是主要的六个发起人。(32)在此期间，发表了《平民革命》、《世界语与无政府党》以及 George Barrett(乔治·巴雷特)著《无政府革命》、《无政府主义与暴动》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等译文，宣传所谓“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还参与《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问题的讨论，是 Esperanto 即世界语的积极提倡者。当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其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1921年他与陈独秀之间展开的一场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那么，区声白又怎么会跑到法国去的呢？他与工余社的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19年夏北大毕业后，区声白便回到了广州，执教于岭南大学，同时与梁冰弦、刘石心等在广东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与活动。1920年，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派米诺尔(Минор)与别斯林(Песлиh)到广州开展工作。(33)他俩在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引导下来到广州，经黄之介绍，与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等人于此年10月建立了广东“共产党”，并出版了《劳动者》杂志。由于该组织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九个委员中，除米诺尔、别斯林外，有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故被革命者认为，“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34)。后来，陈独秀、维经斯基于1921年初来到广州，发现了他们的真实倾向，试图争取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观点，但他们仍坚持原来的立场，退出了这一党组织。于是陈独秀和米诺尔、别斯林与陈公博、谭平山等重建了广东共产党组织。区声白与陈独秀之间那场著名的论战，即发生于此时。而在论战之后不久，区声白、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便跑到法国去了。据中共“一大”《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用不着多谈，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35)这里所说的“三个人”，指的就是区声白、刘石心与黄尊生。
在五四运动以后，20年代初中国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或勤工俭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此时也有不少游学海外，如黄凌霜、赵太侔、郑佩刚等便先后赴美留学。当时，吴稚晖与李石曾等在国内募集到了一笔捐款，并取得了“庚款”的一部分，于是和法国合作，在海外创办中法里昂大学，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招收学生。区声白等便是作为广东招考的优待生、官费生而赴法留学的。据《申报》1921年8月5日“里昂海外大学又一消息”报道称：“前日访得此次建设法国里昂之海外大学，其招学生一百六十名。分北京、上海、广州三处招考。北京、上海均末足额，惟广州所招，投考者过于名额数倍，故一次招足。彼中六十名皆特待生，将于法邮船博多斯号，经过香港时下船，与京沪各生一同泛海。”(36)这批留学生后由校长吴稚晖亲自带队，于此年8月下旬自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Porthos)号”，于1921年9月下旬抵法，10月初入里昂中法大学。在这批赴法留学的粤籍学生中，除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三人之外，还有刘师复的妹妹刘抱蜀、刘无为、刘天放、刘翠微和她们的丈夫等。关于区声白等在法国的入学情况，据李尘生《1921－1946年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同学录》记载：“区声白Ou Shengbai，广东，1892，男，文科，1921.10.4－1924.08.14。”(37)此后四年，他就一直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
到了法国之后，区声白即与旅法留学界的无政府主义者纠集在一起，积极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虽说在国内已受到过陈独秀的批判，但他并未改变其原先的立场和观点。一方面，他继续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写下了《答陈独秀先生的疑问》的长文，寄回国内发表。此文末署“自里昂大学寄”，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14、15日。文中称“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九卷四号第三次答复我的信，对于无治主义，还有许多怀疑的地方，今特按条解答”云云，再次对陈独秀的批判予以驳论。(38)另一方面，又在旅法留学界中展开了新的活动。当时报刊上即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如1923年3月15日《互助月刊》第1期“同志消息”栏中报道说：“石心、警秋、抱蜀、无为、天放、声白诸同志均在里昂学习。课余仍致力于吾人传播事业。近编有一册《无所谓宗教》，排斥各种宗教，不遗余力。”(39)从这些报道，便可见区声白、刘石心及刘抱蜀、刘无为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活动之一斑。在留学期间，区声白与黄尊生两人还代表里昂中法大学世界语协会，参加了192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40)
关于区声白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工余社的关系，在以往海内外的研究中并不甚清楚。如日本学者森时彦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中说：“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工余社’，可能是在里昂进军后不久的一九二一年末成立的。靠吴敬恒进入里昂中法大学的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同这个组织的成立有什么关系，目前尚不清楚。”(41)国内如胡庆云著《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则谓：“当时区声白、刘石心、刘无为、刘抱蜀等因在里昂中法大学求学，名义上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都与工余社有着密切的联系。”(42)两者说法不一。因此对此还需要略费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法国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年代初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海外的主要汇聚之地。当时在旅法华人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1921年秋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工余社，便是旅法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组织的一个小团体。该组织成员主要是由巴黎附近地区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以及旅欧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并于次年1月创办了机关刊物《工余》杂志。(43)据有关资料记载，工余社的主要发起人有华林、陈延年、陈乔年、李卓四人，重要成员还有李合林(鹤龄)、朱洗、陈宅桴、郭颂铭、罗喜闻(鲁汉)、毕修勺(碧波)等人。工余社没有章程，没有纪律，也没有出入社的手续，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的约期会晤，差不多每周举行一次。(44)《工余》编辑部设在巴黎西郊哥仑布工余社社员的住处，每月出刊一期，是一种32开本的油印刊物，最初由陈延年负责编辑，陈参加共产党后，由李卓主编。上面所说署名“三泊”的两篇文章，即是在《工余》杂志上发表的。
工余社及其出版发行的《工余》杂志一度影响甚大。如《郑超麟回忆录》所说：里大运动失败后，“各地接到一种新出的油印刊物《工余》”，那是李卓、陈延年及其他的人办的，“这是勤工俭学生自办的第一个刊物，以前只有胶印的宣言、公开信之类表示某个人的或某集团的意见。《工余》受了欢迎，似乎未曾明显提出无政府主义，也未曾反对马克思主义”。(45)而据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档案，在法国内务部长致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中所述，仅在蒙达尔纪附近一家工厂，“大部分中国工人收到”过该杂志。(46)
从与工余社的关系来说，区声白与该社主要成员华林、陈延年等都相熟识。华林早年是刘师复的追随者，曾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积极参加京津地区的无政府主义活动。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兄弟，早先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们与区声白均早在国内时就相认识，同为实社、进化社的成员，是《实社自由录》、《进化》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华林撰有《世界革命》、《虚无党之行径》、《人群进化观》等。陈延年并负责编辑《进化》月刊，与黄凌霜、区声白均非常熟悉。如黄凌霜所说：“延年兄与弟相处甚久，情同兄弟。”(47)1919年底陈延年与弟乔年赴法勤工俭学。次年到巴黎的当月，在写给国内北大学生丁肇青的一封信中，谈到筹集出版“近代语研究丛书”之事，其中称：“望兄速与凌霜、声白等商量，看这一笔印费究竟能筹集否？”(48)就清楚地说明此前他们间的亲密关系。华林、陈延年到法国后，均为工余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工余》杂志最初便是由陈延年主编的。如当时赵世炎便称“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弟兄(合起来说就是华林无政府派)等大发言”云云。(49)区声白赴法留学时，与两人重逢，既有同志旧谊，自有一番联络与交往。1922年8月，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一起集资编辑出版了《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共收12篇文章，作者有丁肇青、周太玄、章警秋、华林、区声白、曾仲鸣、释心等人，其中便包括华林《艺术与宗教》、区声白《基督教的罪恶》两文。(50)
李卓即李卓吾，他是山西老同盟会员李歧山之子，1920年其父被害后留学法国。曾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山西代表，华法教育会中学生事务部干事，也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后陈延年在赵世炎、吴明(陈公培)等帮助下，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工余》杂志即由李卓接替主编，并撰有《旅法华工总会复活》、《真所谓“愚民政策》等文。后来工余社的活动大多在其巴黎的寓所举行。1923年《互助月刊》第3期登载的“同志消息”说：“法国之《工余》杂志，为吾党旅法之机关报。前为陈延年君编辑，近陈君因改变为共产党，编辑事务改由李卓君担任矣。”(51)虽说由于这方面资料匮乏，我们并未见到区声白与他之间关系直接的材料，但两人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一点应是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年3月15日《互助月刊》第1期“我们的姊妹”中介绍说：《工余》杂志为“留法吾党之机关报，每月出版。执笔者有声白、李卓诸君。除鼓吹主义、报告消息外，对于勤工俭学生之状况，尤多刊载”(52)。这里明确提到区声白、李卓诸人是《工余》杂志的撰稿人，这一报道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区声白与《工余》杂志的关系。
据当时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民钟》杂志1923年第4期所载“同志消息”报道说：“我国同志留学法国的有五六十人，虽分居各处，但声气相投。……并且常和各国同志相往来，感情很亲热，且进行都便利。现在他们在巴黎已发刊《工余》杂志，为传播机关。”(53)说明当时旅法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仅相互之间互通声气，与法国及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常有联络。从区声白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而言，据1923年1月13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86期“同志消息”载：“法国同志近举声白为代表，前赴英国接洽于劳动界，不久当有报告。本社昨得一信，据说里大同志已开几次会议，决定有所动作，并和各地工人团体先有所联络云。”(54)还有资料表明，此年春天，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到法国后，工余社与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区声白、刘抱蜀、刘无为等十几人，在一个法国中学里举行一连几天的谈话会，请大杉荣发表讲话，指导工作。(55)据大杉荣从巴黎寄给其夫人伊藤野枝的信中写到：“我访问了住在郊外的支那的同志们……那以后几乎每天都与支那同志见面，里昂有10人左右，这里有20人左右。我想把他们召集起来组成一个牢固的团体，但相当不容易。然而，几乎已经谈妥了。决定在柏林大会以后，召开这些支那人的大会。”(56)在国内时区声白曾翻译过大杉荣撰《劳动运动的精神》等文，自然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综上所述，据现有的这些资料来看，区声白与该组织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至少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上述“三泊”的两篇文章既发表在《工余》杂志上，从周恩来的文章“质工余社三泊君”的副标题看，区声白是工余社的成员，也应无疑问。区声白当时在法国留学及其一些活动，是当时旅法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少年》杂志第2号特地开辟了评论《无所谓宗教》的专栏，并刊登了周恩来的评论文章《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文中开头写道：“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故针对作者之一释心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是“迷信”云云作了批判。此本小册子共收12篇文章，其中就有区声白所撰《基督教的罪恶》一文。因此，周恩来无疑是相当关注“新近旅法学界”动态的，也知道区声白正在法国留学及其活动的情况。又，周文中说到“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说明应了解其人，也是清楚其人政治倾向的。而他与周恩来之间的论战，当然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旅欧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一场严肃的思想理论斗争。
从论战的双方来说，一方是以工余社为代表的《工余》杂志，一方是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代表的《少年》杂志。探讨其论争的缘起，如《少年》杂志第11号所说：“旅法中国无政府主义党的机关报《工余》，自去岁发行第七期以来，即对共产主义及其党人加以猛烈之攻击和谩骂；本志以其多非学理上之讨论，置而不答，今年同志Y.K将其各期而载之有关于学理者，加以解释”，指出他们“不意竟不宣传无政府主义，专门作反共产主义工作”。(57)故有必要加以批驳。我们知道，1922年6月初，旅欧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巴黎正式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并决定出版理论刊物《少年》杂志。如次年3月周恩来写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号中所说：“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是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于是乃仍决定继出《少年》月刊。”(58)因此，该刊除在理论思想上宣传共产主义外，另一方面，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工余》“猖狂惑众”，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进行批判，清除其影响，并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三泊”即区声白与周恩来之间的论战，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负责宣传的周恩来带头撰写批驳文章，以破除这方面的“宣传障碍”，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负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不少论著已对区、周之间的论战及其内容等作过论述，两者各自的文章也原文俱在，并不难找，故这里无意再探讨这一论战的详情，或许只要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
首先，就《工余》与《少年》杂志之间的论战而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1年初陈独秀与区声白之间那场著名的论战之后，此后区氏等至海外，又在法国挑起新的论争，工余社与旅欧“少共”之间进行的这一论战，可以说是关于无政府主义论争在海外的延伸与继续。在法国展开的这一论争，也是中共建党早期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构成。
其次，这一论战自然不单只是区声白与周恩来两人间的事，而是两个群体间的思想交锋。除上面所说“三泊”两文之外，《工余》杂志还发表了《朋友们，你们愿意知道“无政府主义”吗？》、《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观念》、《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我真要问那些共产党人：究竟投机与改良抑或革命？》、《一个无政府者与一个共产党谈话之真的回声》等文章，大肆宣传其无政府主义主张。而《少年》杂志对其的反击，除周恩来之外，其他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发表了《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甚么是无政府党底道德》、《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工人与政治》、《一个必须的解释》等重要文章，与周恩来的论战文章共同构成了对其的回应与批判。如Y.K在《少年》第10号其文“作者附识”中指出：“这篇谈话本是预备同‘工余’杂志社研究下列几个社会革命底问题：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L’état)，政治运动，共产党底作用等。前四个已在《少年》第七号、第八号和本文上次第发表出来”，并谓“以后倘有篇幅，对于中央集权、俄国底新经济政策，我还愿与‘工余杂志社’诸君作一研究”云云。(59)便可见两者之间论战涉及的中心议题及其广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比较注重或突出周恩来的作用，而对其他成员则较少关注，只是作为一种陪衬，或因这些成员如尹宽、薛世伦、任卓宣(即叶青)等，后来脱离革命或成为托派、投向国民党的怀抱等缘故，故有意无意忽略了其作用。其实，作为少年共产党或旅欧支部来说，它是一个集体，是中共建党初期在海外的一个重要组织。因此，在宣传周恩来贡献的同时，也应如实地肯定他们的作用，这样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这场论战意义的认识。
再次，经过这场论战，无政府主义者在旅欧学界的影响大为缩小。最后论争的结果，以马克思主义取得优势而告结束。此后不管无政府主义者怎样作为，至迟在1923年底之后，以工余社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已难以为继。如1923年6月3日李慰农致尹宽的信，便谈到“吴稚晖、华林以及最负声望的区声白都渐渐滚入一途了，弄得一个无政府党成了烟消云散的现象”(60)，就是明证。总之，通过这一论战，旅欧的共产主义者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同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以上论述了旅欧时期周恩来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与斗争，无疑是其对中共建党早期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然而在建党初期，不少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大都经历了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当时相当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起先都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等均是如此。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也是有一转变过程的。如后来周恩来本人便坦陈：“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61)现在学界一般也多认为包括周恩来在内有此转变过程，承认周早年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大多语焉不详，迄今为止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一篇专论。那么，早年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与区声白两人之间是否也有某种因缘关系呢？此后他又是怎样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呢？这显然也是十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周恩来与区声白两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周恩来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文中，说到“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说明周恩来了解其人，也是清楚其人政治倾向的。而事实上，周与区声白之间的渊源要比这早得多。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北京大学时，曾与青年毛泽东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如毛后来回忆所说，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区声白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62)同时，这一时期区声白也曾支持过以周恩来、马骏为核心的天津觉悟社的活动，惜乎这方面至今尚未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众所周知，觉悟社是天津学生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进步团体，周恩来被推举为主持人，会议并决定出版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2月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上，有区声白化名“列悲”撰写的一篇《介绍觉悟》的专文。文章开首就说：“现在还没有受过新思潮洗礼的人，仍是醉生梦死，终日沉迷于富贵利禄场中，什么拜门哪，运动哪，送乾修哪，总不能脱离这种奴性的丑态。”指出最近我们的东邻日本，文化运动的团体星罗棋布，“有主张德模克拉西Democracy的，有主张梳西亚利士模Socialismo的，有主张布尔扎维克Bolshevikismo的，有主张安那其Anarkismo的”，而我们处在不驴不马的共和国，受了几千年腐儒“尊君抑民”的遗训，视官吏为帝天，以为他们是万能的，他们的命令我们不可不服从，他们的行为我们不可去反对，结果弄成“社会上一切的幸福，都为少数人所占据，大多数的人则困苦不堪，究竟为什么缘故呢？我的答案是：没有觉悟，没有团结”。文章进一步认为：
有了觉悟，有了团结就要立实地步去做，“觉悟”、“团结”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有“觉悟”而没有“团结”，在社会上很难得多大的影响，不能使没有觉悟的人亦变成团结；若果虽有团结，但是他们的份子还没有觉悟，很容易受一派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昨天接到了觉悟社的小册子——《觉悟》——我觉得非常之喜欢，把他介绍过来。
文中宣称《觉悟》的“主张且是很彻底的”，又摘录了《宣言》中的有关内容，最后指出“这是他们的主张。凡是已经觉悟的或是还没有觉悟的人，都要看一看”。(63)同时又刊登了此期《觉悟》的要目。
《“觉悟”的宣言》是周恩来执笔起草的。《宣言》一开头便指出：“‘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64)《觉悟》第1期正式出版于1920年1月20日。区声白此文末署“1920，2，1”，文中称“我昨日”即1月31日接到《觉悟》杂志，说明天津觉悟社在该杂志20日正式出版后，很快就寄给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部，而区在收到杂志的次日，就满怀热情地写下了这一专门推荐《觉悟》的文章，其反应也是很迅速的。
不仅如此，笔者注意到，就在同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近事批评”栏中，区声白还撰写了“政府与自由”、“请愿就得了吗？”、“谁扰乱治安？”等三篇短评，明确地对当时天津的学生运动表示直接的支持。事情缘起于此年1月23日，当时天津学生因为检查日货、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受到反动警察头子杨以德的镇压，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十二人，随后并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于是觉悟社决定再次行动，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又举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结果反动政府逮捕了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方舟)等代表，并打伤男女同学五十余人，造成了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在被捕的四个代表中，前三人都是觉悟社社员。次日各报详细刊登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北大学生为表示抗议，还举行了全体大会，31日北京各校学生又举行游行示威。
就在天津流血惨案的第三天，区声白就专门撰写了《介绍觉悟》一文，稍后又写了支持天津学生运动的几篇短评。其中指出：“这次天津学生因为检查日货，惨被警察殴伤数十人，并把他的联合会解散。呵！中华民国的约法岂不是大书特书‘集会自由’吗，为什么又要被解散呢？唉！我知道了，有政府的时代，人民是绝对不能自由的，我们以后不要作政府神圣的梦想吧！”(65)又说：这几个月来，每当什么事情发生，各界人民就跑去向政府请愿，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还要被他抓去，囚在监狱里，你说可怜不可怜呢？“这次天津和北京的学生，又复照样做去，所以有的被殴伤而回的，有的被拒而不纳的，我奉劝各位同胞，以后不要干这种无聊之事，你们要达你们的目的，当要直接行动！”(66)指出政府每逢拘捕人民的时候，动说是扰乱治安，“这几个月来弄得全国骚动，罢工、罢学、罢市，那一件事不是由政府压迫而激成的呢”(67)。
由上披露的材料来看，天津觉悟社与北大的学生会区声白等显然是有联系的。“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是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其地位极为重要。天津与北京距离又近，京津地区的学生运动有一种联动的效应。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周恩来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是北大学生会主办的刊物，主编是黄凌霜，区声白则是主要编辑之一，两人均是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是继刘师复之后第二代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作为北大学生会的这一刊物，在当时无疑也有突出的辐射效应。当时周恩来还是南开学校的学生，对于北大也有一种向往仰慕之情。如当事人张申府所说，当时“天津学生对北京很羡慕”(68)。以往我们比较注意觉悟社在成立之初，便请北大的教授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来天津讲演、指导工作，其实学生团体间的联络沟通更值得引起重视。如当时觉悟社与北大“新潮社”也有很好的联络，他们邀请周作人到天津作关于日本新村的演讲，便是通过新潮社的学生罗家伦联系的。(69)此后《新潮》杂志在所介绍新出版物中，也有《觉悟》及“第一期要目”。虽说目前尚不清楚两者之间联络的具体情况，但从以上情况推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觉悟社与北大学生会及其《周刊》应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有证据表明事实确也如此。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1号后附《本报代派一览表》，其中就有“天津——南开学校贩卖团胡维宪君”的记载。(70)按这里的“胡维宪”即是觉悟社的社员。胡是南开学校的学生，1919年与王揆生等组织了“南开书报贩卖团”，代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湘江评论》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报刊。在觉悟社成立时，社员共同决定对外不用真名而用代号。据《觉悟社社员名单》，邓颖超是“逸豪”(1号)，周恩来是“伍豪”(5号)，胡维宪是“念豪”(20号)。胡维宪与周恩来同时也是校“新剧团”的成员，参与新剧团的演出，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故周恩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曾推荐他参加《会报》的编辑部，两人曾同在一个编辑部共事，关系相当熟稔。在《南开日刊》上，他还发表过《敬告天津学生联合会诸同学》的文章。(71)由上看来，觉悟社确与北大学生会及其《周刊》有着良好的联络关系。
如前所述，作为北大学生周刊的主要编辑，从区声白文章中称“我昨天接到了觉悟社的小册子——《觉悟》”，说明周恩来他们在其出版后，很快就把它寄给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部，或许直接就是区声白本人也说不定。区称“我觉得非常之喜欢，把他介绍过来”，也可见区的态度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及回应。《“觉悟”的宣言》称：“是否合于现代‘觉悟’的潮流，我们很盼望社外边的人，从旁观的态度上能够给一种严重的审查，深刻的批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72)在《觉悟》第1期中，还有一篇《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记述了该社成立前后的经过和具体情况，最后说道：“我们自己的观察，决不敢说看得透彻。所以我们自己不去评判，请大家看完了这篇实录，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评判，通信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社员全体所最盼望的。”(73)而区声白在接到杂志之后，当即写了《介绍觉悟》的文章，显然是对他们直接的回应和支持。又，天津“一·二九”惨案发生后，在次日即30日天津《益世报》便刊登《九一念九惨案综述》，指出此“盖自五四运动之后，诚空前未有之惨状也”。文中报道称当时各校学生集合之后，“各校举一指挥，手持五色国旗，公推周恩来等为总指挥”云云，后由周恩来声明请谒省长，“学生方面随即推出周恩来、张若名、于兰渚、郭隆真四人为代表”。又说到：“男女代表之下落：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若名、郭隆真四人，因入省署拟见省长，均被拘禁。”(74)据此而论，当时报刊刊登了在学生示威请愿活动中周恩来任总指挥，以及他等四人被捕的消息。此后2月5日天津学联上书北京政府，其中也说到：“乃曹锐固拒不见，捕去代表张若名、郭龙真、周恩来、于兰渚四人。”(75)以此来看，区声白至少应该是闻知周恩来其人的。
在区声白的文章中，自然也反映出其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如短评《政府与自由》中说到：“有政府的时代，人民是绝对不能自由的，我们以后不要作政治神圣的梦想吧！”(76)《谁扰乱治安？》中说：“如果政府不去压制人民，人民为什么要反抗政府？唉！我知道了，政府原来是扰乱治安的东西。”(77)这些思想是否会对觉悟社成员发生一定的影响，现在不得而知。而当时周恩来等虽被拘捕监禁，但即使是在狱中，他们与外界的觉悟社成员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狱中还能读报看书。他们当然也很注意外界对其的反映，因此，周恩来等不可能不知道登载在这一《周刊》上直接介绍评论《觉悟》的这篇文章及对其活动的支持的。或许令区声白意料不及的是，他曾一度支持过的觉悟社周恩来等人，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成为其批判者及论敌。
由于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太少，现在并不清楚区声白与周恩来及觉悟社之间的关系具体究竟如何，自然也不便贸然加以揣测。但由上而言，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之间确互有关联。这就引出了一个使我们饶有兴趣且值得探索的问题，即早期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倾向及是否受到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如何？
不少论著在论述早年周恩来的思想历程时，都会谈到他1918年在日本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78)1919年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次年初因领导爱国请愿活动而被捕。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记》记载，此年5月28、31日，6月2、4、7日，周在狱中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题目为：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79)因而指出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讲演的人不多，认为周之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80)。也有学者认为，从警厅拘留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宣传来看，他在日本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相当深刻的。(81)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周恩来本人的思想实际，其实还是一个有待商讨探研的问题。
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周恩来曾同他谈到：“去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等书的译本。这些书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出版。”(82)周与李勃曼的谈话又称：“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83)两种说法不一，但他在国内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大概是可以肯定的。联系他在狱中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五次讲演，应该说这一记载是可信的。但是，能否说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倾向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呢？他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无纠葛了呢？
应当说，据现有的资料，周恩来在觉悟社的一批人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较早，他能在狱中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等，说明他应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诚然是事实。然而，认真地作一具体分析，就可知以下两点不能忽视：
首先，事实上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潮之一来介绍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无政府主义作为新思潮来加以介绍，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据《检厅日记》记载，当时他们曾公举马千里、于兰渚、周恩来三人办理读书团之事，推其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分头演讲世界工业革命史、马克思学说、安那其主义等。因而在拘留期间，既有时子周多次讲演世界工业革命史和世界政治革命史，在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同时全体会也于6月1日“议决马克思学说讲完后请马骏讲安那其主义”。一方面由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尚未讲完，同时又请马骏讲演无政府主义，交替进行，如6月6日即载，“特别讲演安那其主义，演说学仍由马天安讲演”。(84)此后因为大家“公意”主张解散全体会，读书团等改由私人集合，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拘禁期间推举某人演讲世界工业革命史、马克思学说还是安那其主义，均是组织读书演讲会的一部分，马克思学说还只是作为当时新思潮其中的一种来加以介绍的。因此，既不能因为马骏“讲安那其主义”，就认定其思想倾向就是无政府主义，也不能因为周恩来演讲马克思学说，就断定其思想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因此排除他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一面。
其次，就周恩来的介绍讲述来说，其实也是有所本的。虽说由于记载简略，现已难以了解他在狱中讲述的具体内容，但从其所讲的题目看，其蓝本实际上就是李大钊1919年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那篇著名的二万三千余字的长文。这只要将周恩来几次所讲的题目与之对照一下，就十分清楚。如上所说，周所讲题目依次为：“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开头便说到：“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云云，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以下顺序为：“请先论唯物史观”，“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再次，“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在下篇又说：“我于上篇，即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然后又谓：“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两相对照，就可知周恩来除加了一点“马克思传记”材料外，所据应均是李大钊之文，其中专用的术语，如比较特殊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说”，周恩来所用之语也是与之一致的。李大钊最后指出：“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85)关于第三部分“将来的理论”，李文没有继续写下去，而周恩来的演说，同样也至“资本集中论”而告结束。这就说明，周恩来所讲的主要参照物就是李大钊之文，因此，可以说周本人也正在学习阶段，只是较他人早了一步，边学边讲。实际上并非如论者所说的那样，周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甚或谓他在日本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相当深刻的”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否认周恩来此时已通过研读李大钊之文等，已大体了解马克思的学说或接受其部分影响，他因此能较为系统地讲演马克思学说，也可以说为他后来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奠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觉悟社的成员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在反动派的狱中能这样做，确属难能可贵。但是，实际上情况很复杂，还可能存在着各种思想兼收并蓄、杂然纷陈，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共存、熔于一炉的状况。因此，关键还是要看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实质及反映出来的实际的思想状况如何而定。
觉悟社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来说，应当说是毫无疑问的。如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当时他们“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86)。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又说：“五四时，我们对各种思潮的内容知道的很少”，“我们平常交谈的范围很广，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接触到了，但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请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刘半农等名流作演讲，“我们听信他们的演讲，但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比接受马克思主义容易”。(87)
邓颖超的上述回忆，清楚地说明了觉悟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当然包括周恩来在内。但同时她又说：“对于无政府主义，我们并没有把它搞清楚，至于说，我们以无政府主义作为信仰，根本没那回事。‘觉悟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人看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后来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行列的。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88)一方面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受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但另一方面，她又坚决否认觉悟社以无政府主义作为信仰，认为“根本没那回事”，这或许有她一定的理由。然而，她的上述说法前后不一，无疑是有矛盾的。至于说觉悟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人看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后来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行列的”，则与事实明显不符。这只要看看觉悟社其他成员的回忆就十分清楚了。
如刘清扬在《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说：“‘觉悟社’小团体的组织，其主要活动内容是约定时间，大家要集中学习当时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正如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中所写的，领导学习由周恩来同志负责。”文中称觉悟社社员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等进步书报，并邀请李大钊等到天津讲演，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都是给了那些青年以革命启蒙的教育。同时，大家也有人很喜欢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小册子，如克鲁泡特金的《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面包与略取》等。邓颖超同志说：‘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是当时的实情，但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多数是确定了的，可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模糊”(89)。谌志笃在《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也说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但是那时一部分社员包括我在内，还喜欢看克鲁泡得金的著作，感染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信仰，认识很模糊。”(90)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觉悟社的一些成员也很“喜欢看”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小册子，确实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当然，至于每个成员所受到的影响程度不一，应也是有所区别的。而事实上，后来觉悟社的社员中也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据周恩来1936年对斯诺的叙述，便称觉悟社“是一个激进的团体，那些社员后来分别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91)。
刘清扬在文中还特别说到姜般若和华林在天津进行的宣传鼓动无政府主义及对当时青年发生的影响。其中谈到“五四时期，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江亢虎、姜般若的活动”，“同时，还有天津东马路袜子胡同的《新春秋》报的编辑华林，也在报纸上鼓吹一些似是而非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这对思想的启蒙，也是有他一定影响的”。(92)按这里谈到的姜般若，名更生，直隶(今河北)青县人。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19年与南京“群社”的成员志道、真风在天津联合组成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真社”，是天津真社的主要负责人。他曾任南开学校校监，在杂志上常刊登文章，是一位对学生颇有影响的人物，还编过《新生命》杂志。
早在1917年5月，周恩来在为南开《校风》报撰写的一篇社论《本社之责任观》中，曾谈到在《校风》周刊之前，有自治励学会油印的《励学》报，“而彼时主励学会务者为马千里先生，热心政治之人也。佐理者亦均同道，若张信天，若姜更生诸先生皆一时之彦，故所言隐约咸含有政治嗅味，要非励学正轨也”(93)。其中提到的马千里先生，后任南开大学校庶务主任，正是后来与周恩来同在检察厅看守所的难友，后来还为他编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作了序言。文中又称道“若姜更生诸先生皆一时之彦”云云，说明周恩来对其甚有好感。此年5月南开自治励学、敬业乐群、演说三会召开联合演说会，还特由姜般若至北京邀请蔡元培、李石曾等三人来校演说。作为敬业乐群会会长，周恩来并参与其事，还记录整理了蔡元培的两次演说词，撰写了“演说词志”、“讲演录志”刊登于《校风》。结合刘清扬以上所述，姜般若等人在天津进行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会对周恩来等产生一定的影响，无疑也是应该值得注意的。
正如后来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时说：“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周恩来并特别指出：这样说并不是“太谦虚”的缘故，“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94)周的这番话，联系自己思想动态的发展进程，应该说是认真的，的确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从其时《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上发表的文章来分析，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很早就表现出对新思潮的兴趣，还在1818年留学日本时，他在致南开留美学生冯文潜的信中便特别说到：“左右居美，所得宏深，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95)便表明了他对新思潮的热切渴望。1919年5月归国后，周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在《发刊旨趣》中指出：要“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96)后来在为该报复刊所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中，也提出要“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意的国家范围”，“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97)均说明他把介绍世界“最新思潮”列为一项重要任务。文中指出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的缘故，还说：“并且现在世界最新的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我们学生尤应当将我们所学的去求实验，这也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的主旨。”(98)说明周此时信仰的主要还是“民主主义”的一套理论，并受到“实验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周恩来等学习研讨的“新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无疑是当时重要的思潮之一。1919年9月，他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上作《新旧战争》的演说，指出要从思潮、言论、行为三方面求出新旧的界说，“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可分为八项：一平民政治，二平等，三自由，四解放，五真义，六自知，七自决，八组织”(99)。还一再强调“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云云(100)，其中便渗透出无政府主义对其的影响。就觉悟社的活动而言，在《“觉悟”的宣言》中，他们讨论提出觉悟社的大目标，永远的宗旨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101)。在由他执笔写成的《觉悟》中写道：“人生最大的要素是灵性。灵性包含有理性同群性：理性的冲动，可以主宰一切事理；群性的冲动，可以变更社会的环境。这种冲动的作用，全由于‘觉悟’中生出来的。”“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如果说，上述诸如“觉悟”、“进化”、“灵性”、“群性”等说法显得还过于笼统、抽象的话，似乎一时还难于看出其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那么，认真深入地分析由觉悟社社员集体讨论写成的《学生根本的觉悟》、《工读主义》两文，便可发现其与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与其所宣扬的“互助论”的密切关联。
如《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认为，现在中国的学生，“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应该本着自觉、革新、精确、自觉、实行、奋斗、勇敢、牺牲、持久、诚恳、创造、发展、平等、互助、博爱的精神”。指出“最后一层，‘平等’、‘互助’、‘博爱’三种精神，可以说是学生界真正精神，寄托的所在”。并称这篇研究的稿子，“是我们‘觉悟’社开始‘共同研究’的头一个出产物”。这里所说“平等、互助、博爱”的精神，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与精神。文中还谈到“法兰西的革命，俄罗斯的虚无党，日本社会改造的呼声”(102)，说明其对俄国的“虚无党”的活动也是很注意的。文中又称“人类在世界上互相联络主要的条件是仗着群性，而群性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同情心”，学潮起后，“全国的学生界，象是有了觉悟，互相[助]的声浪也很高。同情心是互助的起源，更应该普遍人心”。并批评有“嫉妒心理”的人，“对于所有一切人类，遂不能生出提携互助的心”，认为“按进化讲，人又何必有争。发展人的个性、才能，本来是人类的天职，固不必有竞争的”。(103)这就明显表现出克鲁泡特金所宣扬的《互助论》的色彩。“互助论”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学界曾广为传播，它源于克氏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是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认为，生物集而成群，其内部集体间的互助是物种保存与进化中的主要特征与要素；而人类是互助性最强的生物，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进化的法则；强调互助比竞争来得更为高级，竞争只限于个别时期，且可由互助互援来加以消除，而互助更有利于种群的保存与发展。人类正是依靠互助的本能和互助精神，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与发展。并认为人类道德的进步，也是基于互助的原理逐渐扩张而成的。若将上述论述与之两相比较，便不难看出其间思想上的联系及影响。
同时，觉悟社又大力提倡“工读主义”，实际上其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互助论”。据《三个半月的“觉悟”社》的记载，“工读主义”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三大“题目”之一，并把视为实现人类进化、达到理想社会的基本途径。文中一开始便提出“工作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天职，也是进化轨道中一个最要紧的动机”，认为在学校期中实行“工读主义”，就会有“互助的精神”，“我们既然有了工作，经济能够独立，如果自己经济有点余裕……并且自己知道经济源头的艰难，看着人家的束缚，自然就要发生互相助的精神。反过来，如果自己一旦工作所进，不足所需，则人家也有这种同等的相助精神来助我们的”。除狭义的相互间经济互助之外，还有精神方面的互助，“精神上因为‘工作’的缘故，环境的人，互相了解，知情相通，遂日趋于亲密，更可增加他无限的快乐，成为无形的互助。精神实质，彼此互助循环不息，终有可达到真正互助的时候”。如此，既有经济方面的互相帮助，又有精神方面“无形的互助”，才能“适宜于群的生活”，养成将来“共同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格”。又说：“我们所说的将来，就是等到能够实行共同生活的时期……生活完全是互助的；经济完全是共同的；个人也是在互助中有独立性的。”(104)这里一再说到“互助”的精神，同样明显受到克氏《互助论》的影响。邓颖超在《觉悟》上所写文章也说：“人是平等的，互助的，这种新思想日唱日高，而且做学生的这种呼声是更高。”(105)邓颖超的这一论述，既与上述说法相印证，也表明“互助论”作为当时“日唱日高”的“新思想”，对学生团体确有很大的影响。
就觉悟社的组成与一些活动来看，也反映出其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如觉悟社在成立时，议决组织形式是：“社内组织采委员制，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将内部分作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106)并未设社长、干事等职别，社员都是平等的。如邓颖超所说：“‘觉悟社’没有头目制度，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式比较灵活、轻松。”(107)又如，社员共同决定对外不用真名而用代号，由抓阄来决定。第七项决议案是：“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个人对外的姓名。”(108)这一做法并不单单是为保密起见，实际上也透露出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领导，人人自由平等；同时又主张废除姓氏等，故署名一律用数字表示。对于这点，诚如邓颖超所说：“我们用代号，有以下几种思想情况。主要是有废除姓氏、割断历史的思想；其次是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再者还有神秘思想。”(109)
上所分析的觉悟社的思想倾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恩来的思想倾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饥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潮，从中汲取自己的理想、目标与奋斗的力量。周恩来属于“五四”青年一代，这一代青年大多经历过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阶段，并沉浸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美好愿景中，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成员也不例外。他曾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如1918年春在日本时曾仔细阅读过“《新青年》三卷全份”，并在日记中表示，今后应该“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110)这里所说的“大同理想”，自然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但显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当时流行的无政府共产大同的理想。在觉悟社成立后，他们热心于研讨“新思潮”各家各派的学说，在其学习讨论中，无政府主义也是重要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觉悟社的社员们既读《新青年》、《新潮》，也喜欢看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既请李大钊到社中谈话，介绍马克思主义，也请“周作人先生来社谈‘日本新村的精神’”。在警厅拘留期间，既有“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也“议决马克思学说讲完后请马骏讲安那其主义”。(111)在这一时期，可以这么说，当时传播的那些新思潮，包括“实验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在周恩来他们的脑海中是交汇共融的。
此后至1920年8月暑假期间，周恩来等被释放以后，天津觉悟社的全体社员还一起到京访问，主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工读互助团等接洽聚会陶然亭，并决定今后“应有进一步的联络”。(112)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这几个团体旋又商讨制定《改造联合宣言》与《约章》。《宣言》申明：“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娱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基于上述认识，《约章》第一条便指出，“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113)从《宣言》来分析，它要求从“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出发，提出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认为人民按以其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为基础，就能“实现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这种认识无疑还是当时流行的“互助论”的观点，并没有脱出共产无政府主义的藩篱，当然更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直至周恩来此年秋赴欧之前，周本人及觉悟社依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不小影响，
在“五四”前后，流行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占着优势，克鲁泡特金所宣扬的“互助论”更是盛行，而为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所认同。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即撰文说：“《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不刊之典”，认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谓“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114)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也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人类应当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并认为克氏的“互助论”与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仿佛相反”，而其实则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15)因此，即使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先驱者，这一时期还曾受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更何况当时觉悟社的成员多半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世界观还不成熟，在这种状况下，其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与“互助论”思潮，包括日本的“新村理想”、“工读主义”等，还是很具吸引力的，他们受到其影响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
我们这样分析，当然并不是说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成员就是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但是由上而言，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成员，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不同程度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应当说，当时觉悟社作为天津的一个学生团体，思想上并不成熟，其活动与思想倾向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是可以理解的，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乃至接受其思想，也是并不奇怪的。如前所论述，周恩来他们将《觉悟》杂志寄给北大学生会《周刊》编辑部，区声白等对《觉悟》表示赞赏，特为加以推荐介绍，其实也表现出了某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味道，因而采取了互相支持声援的态度。后来周恩来在谈到他“五四”前后的思想状况时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116)又说：“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117)当时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盛行一时，成为20世纪初至20年代最为重要的“乌托邦”理想，其影响是很广泛的。它们固然均属于是社会主义思潮，但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相去甚远。这里周谈到“乌托邦”社会主义，应当说，其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所说戴季陶宣传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无政府主义。因此，这一时期周恩来与觉悟社的思想倾向，虽说也接触或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但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无政府主义等的混合物。
美国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指出：“觉悟社创办时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的进步必然是以个人的觉悟为基础的，该社后来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118)虽说他并没有就此作出具体详尽的分析，或许这样的总体评价并不能为国内的研究者所接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反映觉悟社的一个重要面相，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事实上，不仅觉悟社时期周恩来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即使是他赴欧的初期，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1946年5月2日与记者曾敏之的一段谈话内容。当时正是周恩来离开重庆的前夜，记者采访希望知道他“最初从事共产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周恩来沉浸于回忆之中，谈他思想转变的过程：考入南开中学，读《民权报》、《甲寅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从这时候开始”。参加五四运动，坐牢半年，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理解。出狱后于1920年秋赴法勤工俭学，博览群书，“他在初期，颇以《克鲁泡德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待他钻研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社会主义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119)。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的，要感谢他们。由上周本人的自述来看，他并不否认在青年时代旅欧时期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享有盛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理论家、活动家，被奉为无政府主义的宗师。他曾参加彼得堡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柴科夫斯基小组，后被捕入狱，又越狱逃跑。随之流亡国外，遭驱逐，被逮捕，颠沛流离三十余年。著有《面包和自由》、《互助论》、《近世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在其《自传》中，记叙了他作为一个贵族子弟，怎样倾向进步，参加反对沙皇的运动，如何出生入死，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在其笔下，表现出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勇敢献身精神。这部书对了解克氏的思想、理论及其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五四”之前，克氏的许多著作如《互助论》等已在中国流行，当时的报刊也刊载介绍过克氏《自传》的部分内容。如1919年3月出版的《进化》第1卷第3期《师复纪念号》上，在《本社第一次译书目录披露》中，其中便有“克鲁泡特金自传(附Georg Brandes序文)”的预告。此年10月，北京的《国民公报》因报道北京学界活动、刊载《克鲁泡特金自传》及评论而遭查封，主办人孙几伊被捕，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公报案”；后《广州晨报》也刊载过《克鲁泡特金自传》的相关内容。
周恩来在国内时是否读过克氏《自传》的有关内容，现在不得而知。而据他到法国后的有关文章看，如在《西欧的“赤”况》中谈到：“总之，谈劳动革命而期望于英国，未免近于妄想，从前马克思和克鲁泡得金全看到了。”(120)说明他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确非虚语。当时在法国克氏的《自传》等甚为流行，如与周恩来一同赴法并相熟悉的盛成在《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便说：“我每天晚上，工余之暇，遂专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罗泡特金的《革命者的话》、《面包略取》，以及其他社会学说的丛书。渐渐的我遂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而倾向于无政府方面了。”(121)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苏菲亚也是俄国著名的民粹派女革命家，民意党人的领导人之一。她年轻时便加入了反抗沙皇专制的革命行列，与克鲁泡特金同为民粹派柴科夫斯基小组成员。她主张用暗杀手段惩罚统治者，曾对克氏兴奋地说道：“我们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也许要牺牲两代人，可是必须完成它。”1881年3月1日(俄历)，她与民意党人同志策划，用炸弹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苏菲亚等被处死，并因此青史流芳，被誉为“革命女豪杰”。早在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中，便提及“女豪杰苏菲亚等”炸死沙皇的壮举，并称颂说：“虚无党之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歆羡，使人崇拜。”(122)当时《民报》还把她的画像作为封面，并刊载了介绍其革命经历的传记。著名的南社诗人柳亚子在一首诗中，曾称颂“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123)，表达了当时革命者忧患国事、慨当以慷的气概。1907年李石曾在巴黎并翻译了波兰廖抗夫(LeopoldKampf)所作的《夜未央》剧本，“言苏菲亚暗杀总督事件”，此后又于1920年由哲民再版。⑥(124)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欧洲之七女杰》，介绍了闻名欧洲的七位女杰的事迹，将她列为第二名，盛称苏菲亚怀抱“为人类牺牲之信念”，“无往而不以鼓革命为己任，祸福非所计也”。(125)
总之，晚清以来，苏菲亚的形象成为革命女英雄的代名词，其事迹广为流传。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126)周恩来称自己一度“对苏菲亚表示崇拜”，自然与其当时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有关，是他钟情革命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与他一贯尊重女性及早年尊崇女侠的情结相关。早在南开中学时，他16岁那年，便与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社，在学生自办的刊物《敬业》上，发表了他自己创作的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小说主要描写了其家乡淮阴一洪姓的青衣女子，天生丽质，“不束足，不曳裙，而作男子装”，而又有“一片侠烈心肠”，救人急难的故事。其中揭露抨击了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贪赃枉法，赞扬了扶危济困的女中豪杰。(127)对其家乡为反清爱国英勇就义的女侠秋瑾，周更怀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后来他为题“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也可窥其心迹。在校期间，他还参加南开学校的“新剧团”，参加新剧的演出，时常扮演剧中的女主角。这些体验也会给其以一定的影响。从其诗歌来看，周此期写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送别好友的一首诗中称“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均表现出了一股豪迈的气概，这与苏菲亚的献身精神也是相契合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周恩来对苏菲亚的崇拜并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说，周恩来在旅欧早期初到法国的时候，他颇以《克鲁泡特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确实反映出这一时期他思想的实际状况。在另一处他还称：“一九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128)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在留学欧洲初期，还受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费边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这正反映出他在探索、追求真理过程中的艰难选择。
在到欧洲之初，他的第一印象是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的巨大影响，在第一篇旅欧通信中指出：“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129)当时欧洲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究竟如何实行“社会革命”，那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能实践应用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他来说则有一个严肃的思考与选择过程。在1921年初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便袒露了他当时的心态：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
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130)
此时周恩来还未“认定”一定的主义。信中指出：“但躁进与稳健之说，亦自难定。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在他看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是采取“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的“稳健”的方法，那就是今日英国“以保守成功”的做法；一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以“暴动”或“躁进”的方法“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在“稳健”与“躁进”，即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两个方案中，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呢？周恩来尚犹豫不定，仍在思考之中。一方面认为，因中国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在强邻环绕的境况下，“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那么究竟如何是好呢？信中接着说：“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131)
显然，这时周恩来还并无坚定而明确的主张，他不主张“各走极端”的路线，而倾向介于“取俄取英”之间，“得其中和”，即采用调和适中的方法实行之。但笔锋一转，又补充说，在社会普遍“麻木不仁”的状态下，实行时又须“以为勇宜先”，才能求其“振发”，又是自己“所深信”的。总之，一波三折，犹豫彷徨，尚无明确的定见可言。这既反映出他处事稳健、深思熟虑的特点，也反映了其内心矛盾交织，在信仰上还处于上下求索的状况。之所以如此，用周恩来本人的话说，即是自己“是个‘多畏多虑’的人”(132)，“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所致。
旅欧期间是周恩来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后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其最为明确的表达，见于1922年3月他给国内觉悟社社员两封著名的信中——《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在前一封信中，他叙述了“一年来居法的积感”和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认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nu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郑重声明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33)在后一封信中，更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34)这些论述已为大家所熟悉。
如他自己所说，一到欧洲之后，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经过冷静的观察、思考和剖析，此时他对各种主义分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要拿它“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则急切不能用了”；法国的Syndicalism即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资本主义极发达的欧美，“要想A.ism的鼓动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所以现今连法国工人也感到“不尽可恃了”；英国的Guild Socialism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总之，就无政府主义而言，“在欧洲的A.ism，其势力渐渐等于零”，“法国本来是A.ism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C.ism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135)对于主张妥协渐进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则指出“所谓新的便是调和派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译为行会主义)，然而这个主义现在也有就衰之势”，甚至其“中坚分子柯尔，近来也有赞成共产主义的倾向”。(136)信中还说到其机关报Guild Socialist“既不见有甚么大精彩，而鼓吹的人也就是Cole一人出点力，但Cole个人近来也有点赤色的同情了”。一言以蔽之，“旧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137)这里所说的Cole即英国费边社社长柯尔，原先周恩来“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此时也将其抛弃了。如此，通过对各种流派的分析研究，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他深感觉悟社原来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由此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实现了其思想上的飞跃。至1921年秋，周恩来终于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样，从他在日本时最初接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的洗礼和半年狱中的思考，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前后经过差不多近两年时间的思考和选择，周恩来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归宿。
不过事实上，即使是在周恩来的这两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本人及觉悟社成员在此之前与无政府主义的一层难解难分的联系。信中还说到：“施珊说，用Anarchism(以下简作A.ism)的精神参加到C.ism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ism也并非没有A.ism所采取的精神的。”指出C.i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A.ism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138)由上面的话可以知道，施珊即李毅韬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不小影响，故尽管此时觉悟社社员“有一部分对于主义已有同一的趋向”(139)，如周恩来所说“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她在与之讨论主义的信中，还说要将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参加到共产主义里去。周还称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又说到在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A.ism灭亡的象征”。(140)此时周恩来又得到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百感交集，在《伍的誓词》这封信中，附了自己所作的一首《生离死别》之诗，指出“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称我对他的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同时又说：“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相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141)黄爱是觉悟社社友，原先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在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任编辑，后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这里所说“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即不管他信的是共产主义还是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这时周已坚决地表达了自己“对于C.P坚定的信念”，但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社友黄爱仍然表示了敬仰。以上这些说法，其实正是他早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证明和反映。
综而言之，在“主义”的探求过程中，周恩来实也经过艰难探索的过程，其内心交织着矛盾与冲突，经历了丰富而又紧张、曲折而多变的心路历程。当然，周恩来一旦认定了共产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终生信仰，便义无反顾，掉头而东，并由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如前所述，作为早期旅欧中共的领袖之一，他率先领导同志在《少年》杂志展开了对工余社包括区声白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这不仅是反戈一击，对其原先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的告别与决裂，从更深一层涵义上说，则是公开表明对自己所选择的“主义”的不二誓言，从而为之奔走呼号，乃至牺牲而在所不惜。此时他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至于“别种社会主义”，都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并断然指出，“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142)由此周恩来成为一个极其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终其一生为之奋斗。
注释：
①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原载《工余》1922年9月号，后又载于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110－112期，1923年2月6－8日。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5页。
②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408、409页。
③ 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2、60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编《周恩来大辞典》，《共和国领袖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⑤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598、600页。
⑥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工余》第14期，1923年2月2日。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3、604页。
⑦区声白：《答陈独秀君的疑问》，《国风日报》副刊《学汇》104－109期，1923年1月31日－2月5日。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63页。区声白：《答陈独秀先生的疑问》，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14、15日。高军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两者文字略有不同。
⑧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1页。
⑨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3页。
⑩三泊：《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原载《工余》第8期，后又载于《国风日报》副刊《学汇》62－63期，1922年12月13－14日。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40页。
(11)区声白：《答陈独秀君的疑问》，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63、664页。
(12)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1页。
(13)文中又说：“政府既去之后，倘仍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筑而居，以命令役使他人为奴隶，而己则安坐以享幸福者，是为人类中之蟊贼，驱逐之无稍顾惜，此亦过虑之言。”声白：《平民革命》，《实社自由录》第2集，1918年5月。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356、357页。后又发表于《国风日报》副刊《学汇》199－200期，1923年5月18－19日，但末段文字不同。
(14)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页。
(15)区声白：《答陈独秀君的疑问》，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第344、345页。
(16)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408页。
(17)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0页。
(18)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03页。
(19)三泊：《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38页。
(20)陈独秀：《三答区声白的信》，《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360页。
(21)区声白：《答陈独秀先生的疑问》，高军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442－444页。
(22)详可参拙作：《最早的国际歌译者列悲考》。
(23)三泊：《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与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38页。
(24)列悲：《国家与革命》，《工余》第13号，1923年1月31日。后又转载于《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145－147期，1923年3月21－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第335页。
(25)列悲：《“工人与政治”的商榷》，《工余》杂志第16号，192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第413、414页。
(26)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598页。
(27)列悲：《“工人与政治”的商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第413页。
(28)区声白：《答陈独秀君的疑问》，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55页。
(29)三泊：《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596页。
(30)列悲：《国家与革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第331页。
(31)《实社意趣书》，《实社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2页。
(32)据《民声社、群社、实社、平社特别启事》，末署“本会发起人：佩刚、志道、凌霜、声白、克水、几贞”。《进化》1卷3期，1919年3月。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第188页。
(33)米诺尔(Минор)，又称米诺、米涅尔、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Песлиh)，又称佩尔林、波林、波金。
(34)《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35)《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3)，第12、13页。
(36)《申报》1921年8月5日，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97页。
(37)李尘生：《1921－1946年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同学录》，《欧华学报》第1期，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
(38)区声白：《答陈独秀先生的疑问》，高军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425页。
(39)《互助月刊》第1期，1923年3月15日。
(40)区声白、黄涓生：《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开会之经过》，《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15号。区声白、黄涓生合记：《日内瓦国际世界语大会开会记》，东方杂志社编纂《国际语运动》，《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9、50页。
(41)[日]森时彦著，史会来、尚信译：《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42)胡庆云著：《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43)如李卓在《旅法华工总会复活》中说：“我们工余社的人，差不多都是做工念书……我们很想把学生和工人这条路打通他。”参卓：《旅法华工总会复活——成立大会经过中的一日，我对工友们贡献几句话》，《工余》第13号，1923年1月31日。
(44)据当事人毕修勺的回忆说：“我们在法的无政府主义同志，曾出版一个油印的刊物《工余》，最初由陈延年主持，后来由李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同志负起了印刷发行的责任。……‘工余社’不是什么组织，没有章程，没有纪律，也没有出入社的手续，完全是自由的约期会晤。会晤差不多每星期一次，均在华法教育会附近李卓寓所开会，只有十几个人，如李卓、朱洗、陈宅桴、郭颂铭、张涧石、孟棱崖、罗喜闻、曾向午、高风藻、段振宇等。”据此可知，工余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主要活动是每星期在李卓寓所聚会一次，是一种自由的相约会晤。见毕修勺：《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前前后后》，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1025页。
(45)《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46)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Serie:Asie 1918-1940；Ｓous—Serie:Chine；V01.492。转引自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307页。
(47)《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工余》第16号，1923年4月。后载《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226－232期，1923年6月18、20－25日。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615页。
(48)《陈延年君由巴黎致本校同学丁肇青君函》(1920年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4日。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49)赵世炎：《给周太玄的信》，《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50)《无所谓宗教》，1922年8月法国印行。
(51)《互助月刊》第3期，1923年5月1日。
(52)1923年《互助月刊》第1期，1923年3月15日。但值得注意的是，查检《工余》杂志，却并没有署名“区声白”或“声白”的文章，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说明，区声白在上面发表文章时用了其他的笔名，“三泊”正是其笔名之一。
(53)《民钟》第4期，1923年2月。
(54)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86期，1923年1月13日。
(55)参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毕修勺的回忆说：“大约是一九二三年春的一天，里昂中法大学的章桐带了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到巴尔·苏尔·奥勃来看我们，我们在他们所住的旅馆聚会。大杉荣能说法语，说法语时我翻译；有时直接说日语，由章桐翻译。他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概况。他说无政府主义理想很远大。但不是‘乌托邦’，他主张要加入各种社会活动，尤其要加入工团主义运动。”见毕修勺：《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前前后后》，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1027页。
(56)《伊藤野枝宛书简》，1923年3月1日，大杉荣研究会编《大杉荣书简集》，海燕书房1974年版，第253页。转引自[日]嵯峨隆：《近代日中社会主义交流之经验——以大杉荣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
(57)T.S：《甚么是无政府党人底道德？》，《少年》杂志第11号，1923年9月1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T.Ｓ”即旅欧支部的书记任卓宣。
(58)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第一号》，刘焱编《周恩来早年文集》(下卷)，第416页。
(59)Y.K(即尹宽)：《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少年》第10号，1923年7月1日。
(60)《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第46页。
(61)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62)[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参拙作：《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史林》2007年第2期。
(63)列悲：《介绍觉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64)《“觉悟”的宣言》，《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1页。
(65)列悲：《政府与自由》，《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66)列悲：《请愿就得了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67)列悲：《谁扰乱治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68)张申府：《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20页。
(69)据1919年9月20日《周作人日记》记载：“与志希约定十月廿五日往天津讲演。”因觉悟社之前与周作人未有联系，故而先托罗家伦与之接洽，在约定日期之后，才正式寄邀请函。《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50页。又，时为北大学生领袖的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中，也提到自己在1919年10月，曾接待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赴京请愿代表团。
(70)《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1号，1920年3月14日。
(71)《南开日刊》第6、9号，1919年5月31日、6月5日。
(72)周恩来：《“觉悟”的宣言》，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2页。
(73)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觉悟》第1期。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74)《九一念九惨案综述》，天津《益世报》1920年1月30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523、527、529页。
(75)《天津学联上书北京政府》，天津《益世报》1920年2月4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533页。
(76)列悲：《政府与自由》，《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77)列悲：《谁扰乱治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其他如《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大事记》、《周恩来生平》等也有类似的说法。
(79)周恩来：《检厅日记》，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1、418、419、420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48页。
(81)胡长水：《论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和周恩来早期思想》，《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72年增订本附录3《周恩来生平》，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12页。
(83)《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1946年9月，原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84)周恩来：《检厅日记》，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00、411、419、420页。
(8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9、15、23、36、38页。
(86)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国青年》第7期，194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87)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233、234页。
(88)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35页。
(89)刘清扬：《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27、229页。在另外一处，她还有过一段描写：“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见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553页。
(90)谌志笃：《参加五四运动的几点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606页。
(9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972年增订本附录3《周恩来生平》，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912页。
(92)刘清扬：《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30页。
(93)周恩来：《本社之责任观》，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42页。
(94)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357页。
(95)周恩来：《致冯文潜信》(1918年4月3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98页。
(96)周恩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05页。《会报》在刊名下方还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
(97)周恩来：《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23页。
(98)周恩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南开日录》第35号，191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主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5页。值得指出的是，在刘焱编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将此段内容删去，用省略号表示。之前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中，也将此删去。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周恩来称“本着这个主旨”云云，说明他此时受到“实验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实是很可以理解也不必隐讳的。
(99)周恩来：《新旧战争》(演说提纲)，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18页。
(100)周恩来：《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13页。
(101)周恩来：《“觉悟”的宣言》，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2页。
(102)《学生根本的觉悟》，《觉悟》第1期。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02、503、517、518页。
(103)《学生根本的觉悟》，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07、510、517、518页。
(104)《工读主义》，《觉悟》第1期。
(105)壹(邓颖超)：《为什么……？》，《觉悟》第1期，1919年11月10日。
(106)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377页。
(107)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34页。
(108)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第384页。
(109)邓颖超：《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第232、233、234页。
(110)周恩来：《旅日日记》，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82页。
(111)胡长水：《论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和周恩来早期思想》，《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2)《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327页。
(113)《改造联合宣言》，《少年中国》第2卷5期，1920年11月15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328、329页。
(114)陈独秀：《答李平敬》，《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15)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18、19页。
(116)《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第4页。另，在与记者曾敏之的谈话中，也谈到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尤其是《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鼓舞了周思想的发展。见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周恩来自述》，第217页。
(117)《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第4页。
(118)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19)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周恩来自述》，第217页。
(120)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71页。
(121)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122)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新民丛报》1903年第40、41合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5，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4页。
(123)1907年冬，柳亚子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结社时，曾赋诗以此激励相信无政府主义、鼓吹革命的刘师培夫妇，将苏菲亚比喻何震，布鲁东比喻刘师培。柳亚子：《偕刘申叔、何志剑夫妇暨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海上酒楼小饮，约为结社之举，即席赋此》，王晶垚等编《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页。
(124)克劳：《吾人二十年来之传播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第326页。
(125)陈独秀：《欧洲之七女杰》，《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126)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127)周恩来：《巾帼英雄》，《敬业》第1、2期，1914年10月、1915年4月。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3、24页。
(128)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7页。
(129)周恩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8页。
(130)周恩来：《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0页。
(131)周恩来：《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90页。
(132)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69页。
(133)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69、372、373页。
(134)周恩来：《伍的誓词》，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74页。
(135)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69、370、371页。
(136)周恩来：《劳动世界之新变动》，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49、350页。
(137)周恩来：《劳动世界之新变动》，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49、350页。
(138)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69页。
(139)1923年4月，在《觉邮》发刊词《我们的开张篇》中说：“‘觉悟社’已经同天津别离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中，二十几个社员星散中国南北各地及欧美洲……然十分之七八仍是互通音信，彼此非常了解。并且有一部分对于主义已有同一的趋向。”这里所说主义的“同一的趋向”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也可反证之前大部分觉悟社的社员的思想倾向。施以：《我们的开张篇》，《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1923年4月5、6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主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第462、463页。
(140)周恩来：《西欧的“赤”况》，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70页。
(141)周恩来：《伍的誓词》，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76页。
(142)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377、381、382页。
标签：周恩来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法国共产党论文; 历史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国家与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少年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