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起点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2)04-0011-03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胜利，这是社会主义发生并成为现实的历史起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得乎于此，亦失乎于此。这绝不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发生是历史性的错误，而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起点犹如一柄双刃剑，有着双重作用和意义，正确的解读与应对尤为重要。
一
按照马恩理论推导的逻辑，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度，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因为这些国家才具备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客观物质基础。但是，20世纪现实的历史进程在列宁一国社会主义首先胜利论的指导和十月革命炮火的推动下，突破了马克思的设想和历史发展的常态逻辑。此后，中国、东欧国家、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走暴力革命之路，成功地跨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问题在于，在极低的历史起点上实现跳跃式发展一方面给这些国家创造了新生的契机，另一方面也给它们带来了“先天不足”的缺憾。这样，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虽然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极端不幸的灾难，但却未能避免由于“先天不足”造成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痛苦与劫难。
一、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历史起点是，在客观物质前提严重缺位的背景下，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发生并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前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其历史的进步性与创造性已成历史定论。然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苏联、东欧和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胜利，不是这些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进化的过程，不是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而后蒂熟瓜落的结果，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尚未成熟。
因此，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为历史起点的现实社会主义，是外力推动、而不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结果，其客观物质前提并未出现，并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悖：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是革命主观力量的充分张扬和凸现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经济前提，而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充分利用了导致旧权威衰落的种种特殊因素，紧紧抓住由此造成的种种有利革命的时机。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需要的文明条件还是遥远的将来，但革命的主观力量空前高涨和强大，暴力革命已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于是，各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这种革命有利因素和有利时机，通过暴力革命走向了革命的胜利。然而，在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实践中，当年的革命者和后继的建设者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时，大家关注和强调的是这种成熟的革命主观力量，而基本忽略了客观物质条件的严重匮乏。这样，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很自然地集中到革命、暴力、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这些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而不是经济、生产和生产力等经济基础范畴的东西。
列宁关于社会文明前提与革命手段关系的观点很是耐人寻味。面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诘问，列宁反驳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P372)对方的论点是，俄国当时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困难重重，共产党人不一定能应对得了。而列宁则把对方的逻辑反了过来，坚持说社会主义革命是达到这个客观前提的前提，那么，在列宁那里，革命不是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反而是这个前提的前提。虽然列宁在七年的建设实践中很重视改变俄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但他从根本上是“迷信”暴力革命的手段和方式。
现实社会主义在建设实践中，无一正确厘清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习惯于搞政治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习惯于用政治挤压经济或用政治手段发展经济。并将革命时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方式，搬到建设的实践当中，这样，对革命必要的东西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三、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生并胜利，造成现实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反差，经典理论与现实实践的悖离，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储备不足并严重滞后
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胜利后，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为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经典作家也未设计与论证过的复杂体。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就置身于现实与传统、理论与实践形成强烈反差的时空坐标系上。首先，它已经不是马克思预想的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而它发生在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为前提，而它则首先通过革命手段创造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前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产物，比资本主义文明程度更高，而它却是资本主义之前的东西，比资本主义落后而竭力赶超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已成为古董的社会，而它是一个封建残余还广泛存在的社会。因此，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准确、及时地捕捉到二者之间这些原则性的差异，将造成现实社会主义整体性的失误。
其次，由此引发另一个核心性问题，那就是理论的贫乏，实践与理论的总体性悖离。既然现实社会主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那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设想与要求也就根本与此无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专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设计的。它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是根本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批判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它既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指引现实，经典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反差难以弥合。面对理论的贫乏和实践的困局，我们既不能用理论剪裁现实，也不能“创造”现实以迎合理论而将活生生的现实铸入僵硬的理论模式之中。只能修正先验的理论并使之符合现实，只能以经典理论的立场、方法从实践中抽象出在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四、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中首先胜利，使现实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面对的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挤压与冲撞，生存问题和经济问题压倒了发展的主题，对现实的关怀压倒了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在单独几个落后国家中成为事实。和马克思预想不同的是，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首先是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发展的问题，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集中而突出。现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紧紧抓住经济和生存这两大生死攸关的问题，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尽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社会主义的水平，如何在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打破它们的包围和进攻，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两个问题一直是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挑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8年春就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计算和监督”，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可是，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还没开始，国内战争就爆发了。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正常的经济建设工作虽然没被抗美援朝战争所中断，但大受影响。苏联时期强调“两个平行的市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虽是错误的举措，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包围、封锁的结果。
纵观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自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遭到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它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与对立异常尖锐，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常态的发展时间与空间。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挤压和冲撞之下，人们对生存和经济问题的现实关怀，压倒了对社会主义本身价值的追求。可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中，人们往往把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置于现实关怀之上，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就难免使社会主义带有空想、乌托邦的成份。从而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推向了更远的将来。
二
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负面影响仅止于上述“先天不足”而后天调适大体得当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健康、茁壮成长未必不能成为现实。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在前，“后天失调”在后：
第一，乌托邦情结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会很快降临人间，变为现实。可是，现实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大厦将奠基于经济文化的荒漠之中。这样，若还是不加区别地立即实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则多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现实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们为乌托邦情结所左右，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在物质起点低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在这样条件下立即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
在乌托邦情结主导下治党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来规划并建设社会主义，搞单一的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种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的直接产物。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带有空想性，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私有制的消除，商品经济的消灭，都有严格的限定前提。如果剥离这些限定条件和前提，笼统地采用社会主义的纯粹原则和手段，则产生的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二，制度拜物教情结
现实社会主义的物质起点低于资本主义，却要“超越”资本主义。其历史选择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确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设想过，更未论证过的新问题。以往的历史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前进的步伐而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主义这里，历史变得让人捉摸不定，不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而是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超前发展从另一个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斯大林开始，现实社会主义都掉进了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前发展的陷阱。人们一般把以往生产力的落后，社会的不公归结到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全面进步就是现实性的东西了。这种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过份迷信制度因素的作用，实质上就把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或曰制度崇拜情结。
这种制度拜物教产生的逻辑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要在物质起点低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赶超资本主义，只能要么变革生产力，要么变革生产关系。而生产力落后的事实不是短时间内能改变的，那么剩下的选择只能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找出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人们可能淡忘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退一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可以不在旧社会里成熟，但必须在新社会建立后的初创时期缓慢成熟。没有它的成熟，社会主义的“纯粹”生产关系人为建立，可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过分强调，不但未能正确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张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虽然这种加剧来自另一个方向。
第三，赶超情结
现实社会主义自成为现实的第一天起，就为全社会的赶超情结所裹挟。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迄今为止最高级、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也是迄今人类发展的最高形态，它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切不幸的灾难，而又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文明、进步的社会。这样，要把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有强大的社会物质基础作支撑，就必然要在物质起点低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赶超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力量源泉来自哪里?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从何而来?如此观之，赶超战略似乎是唯一可供抉择的出路。
因此，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极度的焦虑不安当中，为现实的落后而忧心肿肿。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比资本主义落后的社会主义就丧失了其进步性与合法性。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集中体现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梦想走一条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道路，并很快就能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今后15年内，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同时，苏联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到7年的余地。”[2](P695)此后，中国进入全面“赶超”英美的大跃时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赶超”战略的提出与实施，绝不是领导人的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上。这种“赶超”意识又与上述制度拜物情结纠葛在一起。实践证明，这种“赶超”战略是一种失败的社会发展模式，它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跨台。
第四，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从本质上说，现实社会主义是人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理性抉择，是人类选择的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既然资本主义是祸害，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模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否定。凡是资本主义的，我们都要抛弃，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样，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陷阱：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定式。
在理论上，这种思维定势把资本主义的一切都看成是万恶之源，凡是资本主义的，凡是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都是恶的。在实践上，表现为处处同资本主义对着干，资本主义的反面必定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逻辑，某种事物，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反对。这样，本来应该首先是资本主义继承物的社会主义，在现实当中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这种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发展模式当中，现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可想而知，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不是拉近了，而是推向了更远的将来。
总之，现实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历史起点及由此衍生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应成为我们反省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的逻辑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正确解读过往历史的同时，避免过去的错误，开拓现实社会主义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美好前程。
收稿日期：20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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