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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 （2000）03—0100—08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强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追求富强，也即追求功利，必然要求坚持功利主义。功利是一种价值，人类追求价值，在最普遍、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追求功利。对功利的向往和追求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们的普遍心态，区别只在于有公私之分、远近之别、大小之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功利，是个人的功利主义；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追求人民群众的功利，是人民功利主义。人民功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这样。
一、人民功利主义的提出
人欲生存，必欲求利；人迥异于禽兽，亦必求义。利、义皆人之所欲。义利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个人人生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古代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宣扬“重义轻利”、“以利从义”。如孔子倡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无疑具有宣扬道义、限制私利的合理因素，但它一方面把道义与功利截然对立，崇尚前者贬抑后者，实际是抽象的道德论，貌似崇高，实则难行，对于基本生活需要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广大劳苦群众来说，更是一种欺骗和愚弄；另一方面，其“义”虽也含有公利之意，表面上看，似乎是天下之利，实质上是少数统治阶级之利。统治阶级把这种价值论作为一种舆论手段和统治方式，在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天理、灭人欲”的骗人假话下贪婪地攫取着自己的私利。
资产阶级用公开的功利主义代替了为以往统治阶级所掩盖着的功利主义，用这种公开的功利主义为资产阶级的逐利行为进行道德辩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价值的论证。因此，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无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1]（P484），真实地表现出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管功利主义者自觉与否，当他们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并把道德的善恶与快乐幸福直接相联系的时候，就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经济关系对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利益对道德的决定性意义。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同时也表现为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中，“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exploitation de l'homme par l' homme[人剥削人]）。[1]（P479）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当然也要批判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论（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比较系统地批判分析了功利主义）。如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并没有否定它的积极成果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时也没有全部否定功利主义。他们致力于把功利主义转变为替无产阶级利益及社会主义理想进行理论论证和道德价值辩护的一种思想武器。他们把功利主义从替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辩护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谴责，把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幸福和社会正义的抽象论证和空洞说教转变为实现社会革命和追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把功利主义将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愿望相折衷调和的倾向转变为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追求与主张。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源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他们说：“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2]（P167 ）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做法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边沁这个用“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的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3]（P669 ）是无意之间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人。恩格斯称：“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过边沁，迈步前进。”[2]（P528—529）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直接继承了功利主义的财富，并克服了其狭隘性、伪善性、虚假性，无产阶级从不讳言自己的利益，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真理与人类崇高价值目标的高度统一。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要通过社会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4]（P633）。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功利主义思想，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5]（P864）。
邓小平接着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P146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就是穷，它就站不住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致富”[7]（P373）；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7]（P110—111），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P172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 在经典作家们那里，功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人民功利主义，而不是别的功利主义。在革命年代，他们用革命功利主义为社会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和价值鼓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功利主义则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辩护，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指引，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
二、利益与道德
对利益与道德关系的正确说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奠定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其价值理念从个人的趋乐避苦的天性中引申出来。然而，人性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抽象不变的人性论只能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反映自己阶级真实利益的功利论永恒化的一个虚幻的、脆弱的基础而已。人民功利主义建立在对利益与道德的真实关系的把握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真实反映的基础之上。
利益是人们生存、享受、发展的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目的的真实内容和本质，是激励和支配人们活动的能动因素和真实动机。人们为了利益而进行合作，为了利益而进行争斗。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经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物质生产力，科学的历史观重视物质利益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说得明白：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正因为如此，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P103 ）道德也是如此，即使它总是使人们感觉到一种超凡脱俗，但它也不能摆脱利益的纠缠，它的心脏仍在粗糙的物质生活的尘世中跳动。道德本身是因为人的需要、人的利益而发生。人并非为道德而道德，而是道德为人而存在，是属于人的存在。道德若对于人没有实际的益处，道德也就不成为道德，人们也不会对此表示尊敬和服膺。道德的内容也不是对利益的鄙视、消解和排除，而是对人们求什么样的利益，怎样求利的规范和说明。通过这种规范和说明，限制、协调人们的求利行为和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维护、促进利益的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确认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利益关系的观念形式。
确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也即肯定社会经济关系是道德的基础，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利益也即它所表现的社会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根源于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道德的观念来自于人们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关系。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并继而使之升华、凝结为道德原则。道德的规范原则、价值目标是人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理性把握；道德的功能也在于直接或间接为人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产服务，它以肯定的形式给人们的经济行为，给社会经济关系提供道德支撑、价值辩护，又以否定形式限制和阻抑经济形式中的负面价值的膨胀，促进经济沿着一种相对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恩格斯断言：“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P435）
既然利益构成了道德的真实基础，那么道德就不能离开利益的基础而在纯粹的幻想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毫无疑问，道德并不简单地直接等同于功利，但是如果像康德那样认为人们的道德生活只能问是否“应当”，而绝对不能问“如果”，那么这样的道德要么是虚伪的，它在对广大人民的道德义务要求中实现少数统治阶级的私利；要么它由于过分远离生活、远离尘世，而变成一种神秘之物，犹如康德之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人们对此缺乏亲近感，它也因此而失去现实意义。道德的高尚性、理想性的基础在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如果说道德具有超功利性的话，那么仅仅在于当下的、狭隘的功利目标与他人的正当利益、与人类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时，才要求超越或牺牲当下的狭隘的功利目的。因此，一切道德论本质上都应是功利主义的，区别只是在于它用何种形式表达何种内容的功利要求而已。用何种形式表达何种内容的功利是由实际的利益关系、经济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正是在以往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道德论。人民功利主义的内容正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以及人们利益广泛真实的一致，因此人民功利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础而形成的对社会利益关系体系及其发展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它是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功利主义，是人民大众的功利主义。它完全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
三、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
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确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利益始终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人们创造财富，人们有权享受、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一种功利的追求，也是一种道德的追求，人民功利主义不赞成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但是，当我们一般地肯定功利追求的道德价值时，我们必须对功利、利益本身作进一步分析和说明。利益有公私之分，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人民功利主义无疑要求对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其关系作出规定和说明。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人民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一致的。坚持集体主义就是坚持人民功利主义。人民功利主义原则可用毛泽东的两句话来表达：“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8]（P497）， “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5]（P864）。
人民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肯定个人合理的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他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不把这种追求建立在损人利己和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基础上。个人的正当利益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人们组成社会，结合成集体，是因为许多个人利益是单个人无法实现的，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真实集体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个人利益中包含着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从形式和实质上就是该集体利益中所有个人在目前或将来实际地分享到的个人利益。个人以合法手段获得合理、正当的个人利益不仅是增加了自身的财富，带来了个人的幸福，同时也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为他人以正当的手段谋利提供了机会。个人合理利益的驱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个人合理利益的满足、物质财富的增加还为个人道德的发展、个人道德境界的提高、道德良心的升华提供了物质保障，如《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此，人民功利主义首先承认个人合理利益存在的客观性、正当性，从道德上肯定个人对合理的物质利益的合法追求，并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劳动、诚实经营，先富起来。人民功利主义原则要求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追求同样要合理合法，对利益的追求不能损害社会秩序、法律法规、社会道德，不能妨碍他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凡靠坑蒙拐骗、违法经营、损人利己手段获取自身物质利益的行为都是对他人、社会合理权益的分割，属于不义之举。
人民功利主义更肯定“最大利益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即追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言行的最高准绳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但社会集体利益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人的利益，因此追求个人利益并不能说就是追求人民利益、集体利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都不能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包含着矛盾的，尽管是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功利主义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原则，即每个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集体的利益摆在首位，个人把追求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当作自己的崇高职责，把个人劳动同增进集体、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并从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社会集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社会集体的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
这是因为：第一，真理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历史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坚持真理，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自觉地追求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第二，从个人与社会的实际关系来看，个人利益只能为社会集体利益所规定，在社会集体中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根本上决定了社会集体是真实的集体，集体利益是真正代表着个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而不是小团体的利益或少数个人的局部和眼前的利益。因此，个人不能为眼前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全面的、根本的利益，反之则根本不符合功利主义精神。第三，从社会关系中的人性来看，最大幸福原则无疑是具有人性根据的。我们反对从抽象不变的人性中引出固定的道德原则、价值原则，因为这样的道德原则、价值原则势必是永恒不变的。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道德的人性根据，人性是社会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中形成的，而一定社会中形成的具体的人性又可以构成一定社会道德、价值的人性根据。在社会之中形成的人性具有两个向度：利己与利他，它们不同比例地存在于个人之中。需要即人的本性，需要是多种多样的，马斯洛的需要学说也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社会中的个人存在着需要他人的需要，也有被他人需要的需要；存在被他人服务的需要，也存在为他人服务的需要。动物中就已有“利他”的倾向，人能自觉地把利他作为自己的自觉意识，需要在对他人、社会的价值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实际人性中的不同向度，不同需要要受人的生理特性的制约，但主要由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个人利益对立的私有制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强化了人们的利己心、自私性，而人们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强化了人的利他心、服务心，从而也为人民功利主义中的最大利益原则、最大幸福原则提供了人性基础。
人民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尽管表面上看都强调个人利益和最大利益、最大幸福原则，但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从个人利益出发，追求的是个人狭隘的片面的功利，他们表面上主张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最大幸福原则，经过社会利益“合成说”的透射，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空话，实际上成了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原则，成了纯粹的个人主义。边沁说：“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9]（P212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个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么，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2]（P170 ）社会主义功利原则克服了资产阶级功利原则的片面性，强调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人民利益、集体利益至上的统一，既肯定集体中个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又肯定人民利益、集体利益自身的独立价值。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那里，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功利关系却是通过我使别人获得最大利益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合理的利益。这也就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和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四、兼顾动机的实效论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兼顾动机的实效论是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评价的基本特征。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是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历史的难题。人的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好的动机产生好的效果，却也可能好心办成坏事；坏的动机产生坏效果，却亦有产生好的效果的情况。价值评价以什么为依据，评价什么呢？历史上的道义论强调评价动机，功利主义强调评价效果。
人民功利主义坚持兼顾动机的实效论，亦即实践论。人民功利主义反对单纯以动机作为价值评价、道德评价的根据。动机是隐藏着的，看不见的，动机本身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只有很好的动机，没有相应的行动，动机意志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10]（P128）；同样的动机，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有的恶行并不一定出于恶意，有的对公众最有害的行为，却是在为人类谋福利的借口下进行的。所以恩格斯说：“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11]（P560）
人民功利主义同样反对以单纯的效果作为评价行为的根据。单纯的效果论难分人猪之别，难逃庸俗之嫌。单纯的动机不能作为评价的根据，并不意味着动机在评价中毫无意义。事实上，出于希望获得报酬而救起溺水的小孩，人们对此行为并不给予很高评价；也没有人把正当防卫和故意伤人简单等同起来。人民功利主义注重效果与动机的统一，主张把效果与动机结合起来评价人的行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5]（P868 ）这种动机与效果结合论，实即实践论。实践即善，被理解为目的和外部现实性的统一。
在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人民功利主义更侧重于效果，强调以效果为核心。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12]（P121）。动机与效果相对比，效果更为根本。邓小平用“白猫”和“黑猫”论形象生动地凸现这一点。动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实践中表现的，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黑格尔深刻地指出过：“人们想用怀疑别人的动机、诬蔑别人伪善的办法去剥夺别人可敬佩的成就，但必须注意，人诚然在个别事情上可以伪装，对许多东西可以隐藏，但却无法遮掩他全部的内心活动。在整个生活进程里任何人的内心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要流露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必须说，人不外是他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13]（P293）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尽管好心也可能办坏事，但真正的好心除了其本身的内容外，必须顾及效果。“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5]（P873）这样的好心能予以肯定吗？这样的动机能说是正确的吗？
人民功利主义的兼顾动机的实效论，即实践论，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效果论的区别不仅在于它对动机的兼顾，强调动机与效果统一这一点上，还在于此处的效果、实际功用是对谁的效果、功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效果是指对个人的效果，对个人的“有用”，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人民功利主义的效果不仅是指对个人而言，更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这里的实效不仅是物质的实效，也包括精神的实效；不仅是眼前的、当下的、表面的、局部的实效，也是长远的、根本的、全面的、实质性的实效，总之是全面的、综合的实效。
对于人民功利主义这样一种兼顾动机的实效论，邓小平则明确地将它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P372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即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生产力标准的深化，“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生产力标准的归属，也是最终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现实化和具体展开，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兼顾动机的实效论的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内含着对动机的重视，渗透其中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动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人民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实际是人民的综合实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的实际价值。“三个有利于”标准其实就是人民利益的标准。它内含着从主观动机上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最突出位置的要求，要求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更突出实效。是否有利于？实践如何？不是抽象的，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概念，而是表现在实际的利益上面。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都是可以看得见、实际触摸到的存在，决不是主观上的一种想象。它们的状况如何，人民最有发言权。如邓小平所说，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因此，作为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空谈、争论，注重实际，注重事实，注重效果，将价值评价、道德评价与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行为是非的价值标准。以此为标准，通过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就是好的，有意义的，反之则是不好的、没有意义的、乃至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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