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互不侵犯条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到10天，欧洲战争随之爆发。如何应对国际政治中发生的这一紧密相连的重大事件，是对正在为抗日而奋斗的中国的一个严峻考验。关于国民政府在此考验中的一般表现，已有若干论文有所言及。但是，对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个人所作出的相关反应则尚缺乏专题性的研究，致使人们对中方的整体性因应至今还存有不少疑问。①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尽管蒋介石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是研究蒋抗日外交战略的很好的案例，但要真正厘清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其内心世界，而反映了蒋内心世界的蒋的日记手稿先是长期无法为学者利用，在近年能够利用以后，很多人却又急于先据之披露“独家新闻”，而缺少藉此细察蒋的心路历程，对蒋在重大关头的决策重作检讨的耐心。
基于对上述现状的反省，笔者在有幸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而获得研读该所珍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宝贵机会后，首先致力于以蒋介石日记和王世杰、徐永昌等其他重要当事者的日记为线索，考察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以求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揭示1939年欧战爆发前后蒋在国际问题上的思想特点，而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此期的中国外交。
下面求教于学界先进的，就是这一考察的结果。
一、苏德订约前夕蒋介石的时局认识
要剖析蒋介石对苏德订约及欧战爆发的反应，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前夕对日、苏、德关系与国际形势的基本认识，以揭示其决策的思想背景。受篇幅限制，下面着重以1939年1月至8月为对象，就当时国际形势中的以下一些热点问题，概括蒋介石的基本看法。
1.关于欧洲局势对中日两国的影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的看法和国民政府外交幕僚部门的主流意见基本一致。后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欧局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因为，虽然欧战如能扩大为远东的日英、日苏战争，将给中国带来机会，但真正能决定战争是否扩大的，既非中国又非英法苏等第三国，而是日本自身。如果届时日本首先专心于处理对华问题而不向英法苏寻衅，则这些主要援华国反而都会为优先应对欧洲事务而不惜对日妥协。②同这种判断一样，蒋介石也认为日本利在“激起欧战以求其出路”，中国则利在避免或推迟欧战，因为一旦欧战爆发，各大国的注意力将集中于欧洲，而日本则可利用欧战要挟英法，给中国带来最坏的局面。③
2.关于如何应对欧局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最忧虑的是，日本既利用欧洲的混乱要挟列国对日退让，实际上又不介入欧局，而集中全力压迫中国。反之，他最期待的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就同时介入欧局，或北进攻苏，或南进掠取欧美的亚洲殖民地，从而一边因四处出击而分散自身力量，减轻对华压力，一边因四面树敌而给中国带来联合国际力量赢得战争的机会。从这个观点出发，蒋介石因应欧局的总方针，是促使日本介入欧局，从而让中日战争与欧洲问题合为一体，共同解决。④如何贯彻这个方针呢？蒋介石设计的路线，是以坚持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为本，而等待国际变化。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表露。譬如，1939年3月上旬，他在与军事将领的谈话中强调，“中央放弃武汉迁移重庆后则抗战时期越长越好。以短期内如果和平则中央对内对外皆不及准备与布置。若中央掌握四川果能建设进步，则统一御侮更有把握矣。”⑤3月中旬，蒋介石又从欧洲的事态汲取教训说，“德国兼并捷克不费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上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因，即在于去年割让苏台区所遗之祸患。如果我国七七以前以为割让或承认伪满可免战祸者，于此乃可了然乎。”⑥4月，蒋介石在思考如何才能使抗日战争与可能爆发的欧洲战争联为一体时，阐述了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欧战未起以前以及既起以后我国皆不为倭诱和，则倭或最初专攻中国而不加入欧战，及至中国被其屈服，乃再加入欧战或攻俄。如中国始终与其战争而不为其所屈服，则彼虽不参加欧战而亦不能灭亡中国，最后欧战结束，英美仍可干涉中倭战事，解决远东问题。如其参加欧战，必进攻苏俄，则战时敌将分兵对俄，而战后如民主阵线胜利，则我亦可得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决之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要旨。”⑦5月下旬，蒋介石指出，“力求四川建设与安全，则根本巩固，无论对内对外皆可独立无惧”。⑧8月上旬，蒋介石在思考如何赢得“国际大变化”时，再次确认，“敌人亡华野心其势不容改变，只要我能自立自决，确定长期抗战基本计划，则国际大变化即在其中矣”。⑨
3.关于何种状态的结盟关系对华有利的问题
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状况下，何种状态的结盟关系对华有利，是蒋介石十分关注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应该以美国为第一依靠，与美英法苏结盟。反之，就日本的结盟关系而言，蒋介石认为，“欧战如可免，则倭不参加德意同盟于我为有利。否则其利害亦正相反也”。⑩他并多次强调，日本如与德意结盟，不啻是“东亚之幸，亦世界之福”，而对日本自身来说，因为实际上无法得到德、意的帮助，故完全是一种自杀政策。(11)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一面盼望日本因同德意结盟而与英美法苏为敌，一面又担心日本因和德意决裂而转身向美英法求好。总之，在关于结盟问题的定位上，蒋的思路是和以王世杰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当时的看法基本一致的。(12)
4.关于英法苏互助合作问题
1939年3月，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进攻捷克，欧洲危局更形严重。为因应德国带来的战争危机，英法苏就互助合作问题开始了莫斯科谈判。蒋介石对此抱赞成与促进态度，并于4月要求苏联在与英法的谈判中，“同时提出共同制止远东侵略者，而予中国以有效的保障”，促进中美英法苏在远东的具体合作。(13)其后，蒋也一直视英法苏达成互助合作为对华有利而热切盼望其成功。(14)
但是，在蒋介石促进苏联与英法互助合作的动机中，除了那些在官方文电中对苏表明的公开观点以外，其实还有隐而不露的另一种深层考虑。这就是，蒋介石认为，苏联如对欧战置身事外，贯彻“社会主义国家必待帝国主义国家自相战争以后方可起而消灭帝国主义之传统政策”，苏联将因此“坐大而得举足轻重之佳势”；而另就日本来看，如果苏联不与英法结盟，日本也可能为保持超然立场而不与德意结盟，以利用欧局渔利。从中国的立场看，这二者都是不利的。因此，蒋介石主张，推动苏联与英法速订军事同盟，即间接促使日本决意和德意结盟，从而使苏联与日本都不能对欧战旁观坐大。(15)很明显，在蒋介石的思想中，苏联是一个必须区别于美英法的特殊存在：它在目前是中国为抵御日本侵略而力求团结的对象，但从长远的外交观点与国共关系的内政视角来看，苏联同时又是一个应该严加防备的对象。因此对蒋介石来说，日苏开战、两败俱伤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关于这些深层考虑，蒋介石对苏联当然讳莫如深，但对英国他在英法苏谈判不久的4月就有所披露。在4月份的“反省录”中，蒋介石曾概括记下了他与英国驻华大使的这样一段谈话：“嘱英使电其政府对苏俄要求其军事同盟应无条件应许其立即订立，必使远东之俄倭对欧战不能袖手坐大，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此不仅以俄制倭之关系而已。余且切告其英如不与俄订军事同盟，则俄必与德妥协而不参加欧战，且将乘机扰乱印度、乘机赤化世界以达其所谓‘待双方帝国主义者战争火拼而实行其世界革命’之传统政策矣。英使甚以余言为‘可恶的可能’也，即电其政府。未知能否生效也。”(16)
5.关于日苏两国的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认为，由于日本的传统政策是“排击苏俄”，故“俄之外交，联德或有可能，而联倭则甚艰难”。(17)1939年5月，苏联外交部长换马。对此，蒋介石就今后的苏联外交分析说，“以意度之，其对英德外交方针有所改变，俄德皆有互相利用企图接近之可能，果而则倭德关系自疏。以俄或有与倭妥协之意而倭则绝不能与俄妥协也。如此，则倭仍将不得已而接近英美路线，而英亦欲与倭妥协，以求保其远东权利，然而非得美国同意英亦不敢与倭单独妥协。只要美国对远东方针不变，九国公约存在，则中国之地位当然有利。现在我国唯一之良友为美国罗总统也。”(18)此后，蒋介石虽然一直对日苏两国以中国为牺牲而达成妥协抱有戒心，但从上述逻辑出发，他更为担心的是英国等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妥协。
与此相关，蒋介石此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认为苏联和日本都各自把对方视作最大敌国及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常常从这个观点解读苏联对欧局的处理。譬如，针对1939年6月英苏互助谈判中出现的分歧，蒋介石分析说，“英俄互助谈判不成，俄不愿负此义务之原因：甲、对欧局处超然地位，观望成效，期取渔利。乙、可使德不订德倭同盟，如俄对倭开战可无西顾之忧。丙、明知德国目的敌在英法不在俄也。可知俄之不订英俄同盟者其意乃在远东而欲单独专力对倭乎？观俄此次借械之速定，必有意攻倭，或已决定乎？丁、倭之目的敌在俄，是与德国之目的根本不同也。”(19)
6.关于爆发欧战或日苏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从上述观点出发，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即认为发生欧战的可能性低于发生日苏战争的可能性。1939年2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欧洲战事不如远东俄倭战事之易起，现在敢冒险者惟倭国而已，而且其已到不能不冒险之时期。故余料倭有于月内攻俄之可能也。”(20)同月28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本月至8月之间，众料英法与德意有开战之可能，余以为与其言欧战之爆发不如言倭俄战争爆发之成分为多也。”(21)3月份的日记中类似的记录更多。譬如，3月16日，他写道：“俄倭关系或因捷克问题牵动更加紧张乎？”“倭对俄必难妥协，此次如俄不让步战事或不能免也。”(22)翌日，他又判断“德倭有联合攻苏之可能”。(23)是月末，他还说，“德并捷克后即吞美米尔制服罗国，其东进初步计划已完成。察其动向，密派沙赫脱来东欲为倭国试和，此其欲倭国夹击苏俄之准备。其计在今年先击破俄国，占领乌克兰，然后再西向对英法时以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地步。故其望倭对华和平之意为尤切而急也。”“倭对欧洲全局虽避免参加，而其与德国挟以对俄，则必乐从。”(24)
当然，由于当时世界局势的扑朔迷离，蒋的认识也有随之变动不居的一面。譬如，进入4月以后，他的日记中突然出现与前月截然不同的观点。4月1日他写道：“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开战，是其专侵我国而妥协列强，乃为最毒之政策。”(25)翌日，他写道，“倭近又宣传：欲与德国夹攻俄国之故，欲与我求和。去年此时[其]亦以攻俄形势之表显拟与我言和，今可证明其完全是伪装之姿态而决无力攻俄，不过设言欺人，以期我信以为真而与之言和。其愚为不可及矣。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精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26)4月8日，他针对德意日三国在结盟谈判中的分歧写道：“德倭关系日疏，德实轻视倭已无力，而倭在国际地位坠落益甚。”(27)但自日苏两国5月起在诺门坎地区爆发武装冲突后，蒋介石又转而再次断定日苏均有向对方开战的决心，故日苏战争不久就会爆发。随之，他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日苏双方公布的战果，并认为苏联已为对付日本而改善了对华政策。(28)直至苏德订约前夕的8月17日，他还坚持认为“俄对倭作战或已决心矣”。(29)
以上分六个方面归纳了苏德订约前夕蒋介石对日苏德三角关系及围绕这一三角的国际形势的基本认识。从中不难发现蒋此期思想中的两个特点。首先，蒋介石持有很多深刻、老到的观点或先见之明，其中特别体现在他对中日各自结盟对象的界定和关于中国应坚持抗战到底，等待国际局势变化，使中日问题与欧洲问题、世界问题联为一体同时解决的基本构想之中。但是，在此同时，蒋的思想中又含有不少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后者特别表现在其对日苏双方必于近期开战的展望之中。众所周知，日苏关系确有相互敌视的性质，而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降，苏联也确实有积极援华抗日的一面。但是，苏联此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以维持中国的抗战来牵制日本，而避免日苏战争。另外，日本的对华侵略也确有为对苏决战作准备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以前就会挑起对苏战争。然而，从前述蒋介石的观点可知，他显然夸大了日苏对抗的程度和日苏即时开战的可能性。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喻之为“日苏必战情结”的东西，在蒋1939年的国际认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刻影响着他的判断和决策。
应该承认，由于当时中国所处内外环境与所面对的外交课题本身的多重性与矛盾性，蒋介石的国际认识包含不同的方面是不足奇怪的。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注意：当一个最高当局者的认识中包含多个方面时，是比较正确的方面在某个问题的处理中更占主导地位，还是比较错误的方面更占主导地位，作为其结果的利害成败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二、对苏联订约动机的误判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向英国驻华大使警告过的“可恶的可能”成了事实。这对蒋来说，按理是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但是，下文显示，由于蒋介石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基本上是让自身思想中“日苏必战情结”的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在围绕苏联订约动机及后果所作的判断上，蒋介石一开始就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门有很大不同。
先说国民政府外交部门的认识和判断。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苏德订约对中国具有正反双重意义。就正面意义而言，德日两国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裂痕，中国的与国苏联因消除了对西线的顾虑而可增强对日压力，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好事；就反面意义来说，苏英法都是中国的主要援助国，它们之间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的对立，对日本来说是机会，而如果日英法三国因此出于各自的利害考虑在远东互谋妥协，还将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境。(30)所以，在8月23日举行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议论既有乐观又有困惑。外交部长王宠惠说：“此次德苏突然发表两国即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消息传来，有如迅雷不及掩耳。可见独裁国家作事之敏捷，而民主国家则因国会机构之牵制，对于外交政策之措施，往往迁延时日，难于应付。德苏两国既将成立协定，反共阵线无形破裂，可见今日国际间无所谓永久性的阵线，亦无所谓真正的敌友，而纯以利害为前提。此后国际关系又恢复欧战(引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之局面，各国互相缔结联盟，而国联集体安全制度已荡然无存也。今后欧洲局面如何转变，殊难预料。”蒋廷黻认为：“苏俄今后政策，在欧洲方面，譬如德国进兵侵占但泽及波兰走廊，苏俄或侵取帝俄时代之波兰部份及波罗的海之立陶宛等国，亦未可知。在远东方面，苏俄当不致变更其固定之政策。”外交专门委员王化成则提醒说：“苏联为共产主义国家，竟与法西斯国家订定互不侵犯条约，则在远东方面或与日本妥协，亦属可能。”(31)在这个背景下，8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给驻英大使馆的电报中，既指出“德苏结合，日本极为惶恐，此后对欧局取何政策，尚难预知。惟日德自此分离，在英法观察，未始不能稍补失去苏联之创痕”；又强调“倘欧战发动，日本利用时机拉拢英国，而以不助我抗战为条件，则英方是否迁就，抑或坚决拒绝而宁愿其远东利益之暂时被夺，殊为我方今日最关心之问题。”(32)
由上可见，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中直接担当外交实务的人们既同时看到其中涉及中国的正负双重意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因难以判明苏联日后取向而较多地注意其中负的一面。
另外，由于素以反侵略领袖自居的苏联突然和侵略阵营的元凶握手，国民政府领导层中还对苏联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和怀疑。譬如，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听到苏德订约消息的当天，就称之为反侵略首脑与侵略者的友好，并不无讽刺地写道，“波兰果因苏德新约而受到侵略，其于世界平安反有绝大供献，缘可以稍省悟世界之苏联迷也。”(33)而在国民政府军事部门中，何应钦等很多人认为，苏联在对德妥协后，也难免对日妥协。(34)
然而，蒋介石的认识却和上述这些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8月2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以后国际形势之变化，一般视之，以为不可揣测。其实，以后变化更易推断也：1.苏俄将放弃欧局而独经营远东以对倭。2.俄倭互不侵犯条约不易订定，倭如与其让俄不如让英也。3.俄出而调解欧局，解决波兰问题，然后再使英德共同对倭解决远东问题。俄或不出此，彼将使欧洲多事，由波兰问题思欲火边拾栗乎？如此，彼可自由处置远东问题矣。俄之策略殊令各国生畏也。”(35)这则日记说明，苏联对德订约本来主要是为了应对欧局，蒋介石却在“日苏必战情结”的引导下，对苏联的动机作出了“放弃欧局而独经营远东以对倭”这种理想化的解读。这样，从“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出发，蒋介石虽然也看到苏德条约对中国有正反两种意义，但又认为其中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因此，8月25日蒋介石设晚宴招待苏联大使，探询苏联的今后动向时，苏联大使称“俄德互不侵犯协定不致于波兰有害，以俄向为扶助弱小民族，决不肯使之牺牲”，蒋并不把这种答复仅仅视作外交辞令，而认为“其言殊堪注意”。(36)26日，在对过去一周的内外形势的反省中，蒋介石虽然意识到“俄德不侵犯条约无异互助协定”，但在整体上，他仍坚持认为苏德订约造成的国际新形势对中国有利。(37)27日，蒋介石接获“诺门汉(注：今通称诺门坎)俄倭战争自24日起倭似又取攻势”的报告，这使他进一步断定“倭决不与俄妥协也”，故决定中国今后主要应该警惕“英倭妥协之形势”，就此对英提出警告，对苏联则应该“探询互助之意，观其态度”。(38)同日，蒋介石通电各省军政首长，专门论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与意义，其开头即说：
“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其所标榜之反共国策已粉碎而无余，彼侵略阵线者以我国之抗战，而产生反共协定，今亦由我之抗战，而使之崩溃，因此更可见我抗战力量，对于世界所发生影响与在国际上所属地位之重要无与比伦。近日敌国朝野焦闷，舆论彷徨，充分表示其技穷路绝计无复之，处此形势之下，无论敌国如何尽力挣扎冀图挽回，而其内失人心，外丧国格，弱点尽露，举世共弃，已为不可逃之命运，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目前关键，英苏两国，同等重要，而美国力量更应重视，苏联促成苏德协定，用意何在，固不专在欧洲，其在远东方面，意义之重大则有过之，故苏德协定之订立，与其谓为在欧洲发生作用，不如谓其在远东之影响为更大也。”(39)
在向军政首长表明了自己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正面评价后，8月28日，蒋介石又判断“以后倭之外交政策不出三途：1.与英美法苏妥协，单独对华，以达其亡华之根本政策。2.与英美法妥协，以全力对华俄两国。3.与英美法及中国妥协，单独对苏。以余度之，其第二策较为可能也。”(40)这样，继断定“苏俄将放弃欧局而独经营远东以对倭”之后，蒋介石进一步确认日本也将“与英美法妥协，以全力对华俄两国”。不言而喻，这使蒋介石在对苏联相对放心的同时，更加注重如何防止英美法为应付苏德订约后的欧局而在亚洲对日妥协。
此间，与后者有关的报告已接连被送到蒋介石案上。譬如，驻法大使顾维钧发自8月26日的一份电报说：法方密派要员来馆称，苏德条约附有密约，将定军事同盟。英法为应付国际局势之转变，恐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俾牵制苏联。现日方似已放弃联德政策，转与民主国集团接近且预备对英让步。英法拟乘机与日恢复友好关系，对中国利益似不能兼顾。法外交部认为唯一两全办法，即乘机联合英美调停中日战争。(41)蒋介石29日接获这份报告后“痛恨已极”。但基于对美国的信念，他认为“直接告英勿与倭妥协，不如间接运用美国之为愈，对俄对法皆由美出而运用，使美英法苏对远东问题共同一致求得解决乃有可能也”。因此，他于当天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托其要求罗斯福总统“转为警告英法，阻止其与倭妥协”，并间接提醒英法两国，其在远东属地全受中国西南力量之控制，以此“明示其控制英法远东殖民地之力量非日本而为中国之意”。(42)当天，蒋还专电驻美大使胡适，要他“面陈”罗斯福：“其实俄对欧与对亚之方针不同，在远东甚望英、美、法能与其一致以对日，且其对日确有作战决心”，并要求美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在远东问题上能一致对日。(43)
总之，尽管法国的动向已经凸显出苏德订约对中国的消极影响，蒋介石在总体上还是更多地从积极的一面肯定苏联的订约动机。反映蒋的这一认识特点的，还有这样一个插曲：8月30日，外电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拒绝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于同日下午接到这一消息后信以为真，惊叹“史大林为一大政治家”。因为，蒋认为，斯大林先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在亚洲孤立，继以苏联国会否决这个条约，“使德在欧陷于孤立而不可自拔”。总之，在“意在拆散德倭阵线”的斯大林的谋略下，不仅是日本，德国也“于此已完全失败，欧战更可避免矣”。因此，蒋介石断定：虽然英法等国在苏德订约之初受了打击，但现在的最终局面“仍为有益于和平阵线”。(44)这个插曲极其形象地反映出蒋介石此时在对苏判断上是多么理想化。正因如此，他在8月31日获悉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未否决苏德条约后，一边深感惋惜，一边依然坚持自己对苏联订约动机的基本判断。在8月份的反省录中，他更明确地断言：“俄德互不侵犯协定无论其对于远东事有否涉及，但俄国以后政策必以亚洲化多于欧洲化，其决心专力经营亚洲无疑也”。为此，他在强调“8月份实为世界与我国祸福转折最大之关头”的同时，还写道，“现时无论内外情势真所谓瞬息万变，心虽苦痛而兴趣亦大，人生于此不能不引为自幸”。(45)很显然，对苏联日后取向的展望使蒋介石兴奋。他不再满足于过去那样的“等待”，而是跃跃欲试，极思以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出击而阻止国际事态中的不利因素，确保形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加快变化。
三、围绕对德方针的争论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欧战的序幕。由于蒋介石自8月23日以来基本上是从“亚洲化多于欧洲化”的角度看待苏德条约，甚至以为欧战有可能避免，他对欧战如此迅速爆发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在获悉德国开战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国应注意者：甲、研究欧战结果之胜负谁属。乙、敌国以后外交之行动与其趋势。丙、俄倭以后之趋势。丁、英欲倭之所处态度求其中立，故对于经济方面必有一度之让步。”(46)
经过一夜思考，蒋介石在翌日举行的讨论欧战对策的政府高层会议上，提出中国应该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英法之妥协。但是，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等要员都反对蒋的提议，而主张对欧战保持中立；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则是一边表示大体赞同蒋的意见，一边表示担心“德苏协定规定苏俄不得援助与德交战之国家，则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资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故仍主再作一番考虑。”(47)会议最后决定待各国政策明了以后再做定夺。但蒋介石在自身明显居于少数的状况下仍然坚持对德宣战的想法。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详细记下了自己的理由。其开头部分说，“欧战如果扩大，我国方针未定以前应注意之义：1.不使倭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2.不使俄倭妥协为第二义。3.欧战结果胜负谁属为第三义。”接着，他就“第三义”即第三个问题分析说：“甲、欧战胜利必属英法。乙、我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丙、我国参加欧战以后，俄倭如果妥协则对我亦不能加重危难，以我已准备固守西南，能自主也。丁、以我加入英法，或可使倭反对英法，则于我有利。戌、如我加入英法，倭亦随之加入英法，则我应宣明抗倭之立场自主不变，必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必须我领土与主权行政之完整而后已也。”蒋的这些观点说明，尽管欧战迅速爆发的事实已经打破了他关于苏德条约可以避免欧战的判断，但由于在对苏判断上他仍然没有改变看法，因此欧战爆发的新事态只是使他更加忧虑“日英法妥协”，并更加以阻止这种妥协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不过，令蒋介石苦恼的是，尽管他坚信自己自苏德条约以来就中国的因应方针“焦心苦虑，绞尽脑汁”，“自以为无遗”，但“一般文人书生”均不大赞同他的主张。为此，蒋介石继续在日记中概括自己的构想：“1.欧战既起，俄国如对倭战争或对倭不妥协，仍取对恃态势，而与我以接济，则我应以俄为重心。如俄倭妥协，则我仍固守西南独立抗战。此一也。2.倭如对欧战中立，不积极助英，而英亦不积极袒倭，只暂保其在华势力，则于我仍为有利，故我对英亦可谅解。如英袒倭攻俄，则我应与俄一致以战倭。然英不为此乎？3.联德实为下策，当无此事。4.与倭谋临时妥协乃为无策，决不出此。5.运用美国牵制英国，勿使袒倭，一面使苏俄威胁倭寇，使倭不敢行动。然欧战期间倭必有行动，若不北攻俄必南攻英，或其少壮军人自由行动，以致其国内革命也。我国对欧战之政策，主旨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中倭战争必使与欧战问题联带解决也。故绝对阻绝倭寇参加英法战线也。”(48)
也许由于心情激动，这篇日记文字上有点紊乱，但用心细读一下就可知道，蒋介石主张的对德宣战，主要动机其实不在对德而在防止日本加入英法阵营，并愿其追随德国反对英法，以实现中国阻止日英法妥协的首要目标。日记开头所谓“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真正意义也只是“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之英法阵营为第一义”之略。
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4日，日本声明不介入欧战，专心于解决中国事变。(49)此举似乎印证了国民政府自欧洲变局以来最大的忧虑，因此被视为对中国不利。当日，强烈担心英法对日妥协的蒋介石在和王世杰等人的讨论中再次主张对德宣战，并称“此种大事只要在大处远处着想，决定大体后则小利小害可不计也。”(50)但大多数与会者仍不赞同蒋的主张，而前次会上唯一比较接近蒋意的王世杰则提出了一个回避对德宣战，先“要求国联制裁侵略，藉以表明我之立场”的折中方案。(51)在继续居于少数的状况下，蒋介石还在是日获悉“俄倭有商订互不侵犯协定之说”。(52)这使他开始“特别注意”三个问题：“1.我若加入英法阵线如何使俄不生误会？2.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3.以后应使俄倭敌对而不使其合作。如我加入英法阵线是否反使俄倭妥协而不利于我？”(53)这三个问题说明，蒋自己也开始担心对德宣战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了。
5日，美国也对欧战宣布中立。同日上午，美国大使还在同蒋介石的会见中转达了其政府对此前蒋介石电报的答复，内容为美国不改变反对日本的立场，英法也并未向美提议对日妥协。(54)另外，是时陈布雷等人遵蒋介石指示研究对欧战态度时，也“因苏德关系尚未能看得明白”，为避免得罪苏联，而建议政府应姑且先表示拥护国联。(55)在这种背景下，5日下午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王宠惠及张群等人再商外交方针时，接受了王世杰的折中方案，并与王宠惠一起赞同王世杰召回驻德大使的提议。(56)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把思考的重点放到了日苏问题之上，说：“倭寇如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一时或可暂安，但不久必定破裂，甚至倭国政府签字之时，其少壮派必抗命违约之时。以倭国教育与其思想之结果，无论其对俄或对英强勉妥协，如其果成功，则其内乱比外患为更烈也。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大变化矣。此时俄之态度虽捉摸不定，然只要国际能动，动则必化。无论情势如何险恶，如我能择吾固执敬慎运用，深信上帝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57)这段文字说明，虽然已悉“俄倭妥协”的传闻并因此对自己的对德宣战主张产生动摇，但在整体上，蒋介石此时对苏联及日苏关系仍然抱有一厢情愿的展望。因此，他在日记的“预定”部分照常写道，“国联会员对波皆应协助，决无中立之余地。”(58)
在这个背景下，9月6日，蒋介石就对苏关系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日本如与德意俄妥协而与英美法对抗，则侵略阵线陆上力量虽较强大，而海上力量仍不及反侵略阵线，因此，“如敌果出此，则事较简单，吾之处决更易，且信公理必胜，侵略方面之强权必归失败。切勿以一时短小利害而有所疑虑也。”其二，“万一俄德同盟与英法为敌，则我应固守国联会员国立场，执行盟约义意[务]，而不与俄为敌，如其能谅解更好”。这两条，第一条的核心是即使苏联与德意日合流，中国也要站在反侵略阵线一边，而第二条的宗旨却是即使苏联与英法为敌，中国也要既贯彻国联义务，又坚持不与苏联为敌。很清楚，蒋的这些想法在逻辑上相互抵触，在效果上也很难两全其美。它说明，由于此时可能采取的任何外交措施都是利害交叉，蒋介石内心的矛盾愈加深刻。正因如此，是日下午在研究国际形势后，蒋介石再次认为“若仅宣言反对德国侵略，不如积极参战，使倭寇无加入英法阵线之余地。否则反与寇以乘机联英反德而我则陷于孤立之地也。”(59)但第二天即9月7日，他又一次在日记中罗列了自己的困惑：“对欧战问题再应注意者：1.欧战问题是否与远东中倭战争整个解决？2.远东问题之根据在九国公约，其重心在美国，当有单独解决可能。3.如上所述则对欧战参加与否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4.我未参加欧战前应预防者：甲、俄德互助协定成立，俄加德战。乙、俄倭互不侵犯协定成立，倭加入俄德阵线而扫除英法远东势力。丙、倭加入英法阵线，此着最为可恶。故我国急应对欧战表明立场也。5.言现实则对俄之态度为重，而不可遗忘美国最后关系之重大也。”(60)
在蒋介石心理反复、举步不定的时候，那些反对他的外交方针的要人却在明确返回自己原来的立场：9月7日，王宠惠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本已发电召驻德大使陈介回国述职，但8日他又和张群及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朱家骅等人一起再次对欧战“力主不必即有表示，尤反对为显明之表示”。在孔祥熙的支持下，他还未经蒋介石同意即取消召回陈介大使之电令。(61)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头，蒋介石于9月8日退而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对欧战发表一个表明中方立场的宣言。这一主张的背景是，蒋在比较“俄倭妥协与英倭妥协之利害轻重”后认为，“倭如南攻则我之政略有利”(62)，也就是说，比起日苏妥协来，日英妥协对中国危害更大，反言之，日英决裂，日本向英法的亚洲殖民地南进，则对中国更有利。据此，蒋介石给政府宣言定下了四个基本点：“1.反抗侵略。2.不参加防共协定。3.坚守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国际条约。4.始终抵抗日本侵略。”(63)这次，他避开文人，先让高级军事将领具体讨论宣言问题。但是，在9月9日举行的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与会者虽然大多赞成发表宣言，却同时又主张内容越简单越好，军令部长徐永昌还明确表示异议，称中国应该“对苏英美各别进行亲善之努力，非至有绝对需要时不轻易发表宣言”。(64)另外，由“文人”起草的宣言稿也不合蒋意，被蒋斥之为“彷徨无主，甚至文字不通”。(65)总之，尽管蒋介石的立场已从对德宣战后退到发表表态性宣言，但从周围的反应中他还是深深感到，对自己定下的外交方针“一般政客皆表示反对、犹豫而不肯执行”。(66)
面对这种状况，蒋在大呼“可叹”的同时，不能不回过头来对自己问一个为什么。9月10日，蒋就中国发表“援助波英法之宣言”的实际效果及利害关系，作了这样一些比较：“1.是否能断绝倭寇与英法妥协之路，使倭不能参加英法战线而促倭反抗英法，侵占英法在远东属地？2.倭以有美牵制不敢侵犯英法属地乎？3.俄倭是否因此妥协？4.英法未见助我，而德俄则先招怨？5.宣言以后应否绝交或仅召回德使为止否？若德先对我绝交则如何？6.然反侵略之立场已表明。7.拥护国联立场于我表明是否有益？8.此时倭必不能急入英法阵线，我国态度或不必急于表明乎？”(67)从这8个问题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自己不久前的主张进一步加深了怀疑，至于在对苏问题上，“苏俄将放弃欧局而独经营远东以对倭”的判断不仅不再提起，王宠惠等反对者们所强调的“苏联态度不明”之理由，也已成了蒋介石的困惑之因。
为了早日消除自己的困惑，9月11日上午，蒋再次约谈苏联大使，“嘱其电斯大林明告我以对波兰与欧战始终之立场，使我定对波态度时可作参考”。(68)同日，蒋介石还亲电正在访苏的孙科说：我国对欧战不得不有所表明，但为此我须事先弄清苏方的态度，其中，苏在远东是否愿与英美法合作一点尤为重要，望速与斯大林面商详告。(69)在通过上述两人直接催促苏联表态后，翌日，蒋介石在政府内部关于宣言内容的讨论陷入僵局的状况下，只得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要他向英方表明“此后中国与英、法、波兰，在亚、欧均为抵抗侵略，实为谊切同舟”，并以“如欧战延长，日本必不甘久于寂寞，无论如何，必将乘机实行其传统政策，占领英、法在远东之属地与权益”为由，要求英国就“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作出回答。(70)
总而言之，蒋介石已经对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与出自自身内心矛盾的困惑感到不耐烦了，他要从最受各界关注的苏英两国入手，弄清楚它们的态度，以做最后的决断。但直到这个阶段，他还是没有放弃通过对德国的强硬姿态向世界明示中国对欧战态度的想法。因此，9月13日，他仍将检讨“召回德大使时期”列入自己的工作预定表。(71)
四、挫折后的反省与反思
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更加与蒋介石的愿望背道而驰。
先是从孙科那里来的反对之声。9月13日，孙科在屡屡求见斯大林而不得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在苏联的切身感受致电蒋介召说，“我对欧战态度似以中立为宜，除非英、法能予我以大量器械接济，对倭能彻底不妥协，届时我或可仿前次欧战先例，组织参战军，或派遣劳工队，否则我实无参加理由与可能。”(72)
接着，翌日郭泰祺也来电传达了英国政府对蒋的答复，其中称：中国参战与否，于英国对远东之既定政策，及远东目前形势，均无何不同。目前英国人力甚充裕，如对德作战顺利，则远东问题亦解决。(73)这是对中方参战的婉转而又明确的拒绝。
给蒋介石带来更大打击的是苏联以行动作出的回答。如前所述，8月23日以来，蒋介石最为担心最想阻止的是英法两国的对日妥协，而对苏联他不仅相对地安心，且一直期待苏联由诺门坎冲突走向正式对日开战。但是，9月16日蒋突然得悉苏联已于昨日就诺门坎冲突和日本达成了停战协定。接着，17日蒋又听到了苏联进攻波兰的惊人消息。当日，蒋为之感叹：“昨日始与倭方妥协，今又侵波，其主义与信义以及国际之道德均已破败无余，能不寒心？若不求自强自立何能图存于今世。”是晚，他在“内有川事未定，外遭苏倭妥协，而又闻苏军侵波，不胜为世道人心悲也”的心情中(74)，以“国际变化太大”为由，最终打消了对欧战发出表明中国立场宣言的念头。(75)
然而，使蒋介石忧心的事态并未因此结束。首先，在伦敦，18日英国外交部在和郭泰祺大使的会见中婉转谢绝了中方关于中英互助合作的建议，还明言：因环境所迫，英国对华物资援助今后恐难增加，比过去或须减少。(76)其次，在巴黎，20日驻法大使顾维钧被人告知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如下意见：将来日本如在中国组织中央政府，法英两国因为在华利益大多在日军统治区域，恐不得不与其来往；法英于欧战期间对远东问题无能为力，如中方能于此时自动设法组织一包括全境政权之“总机关”一致对外，则较有利。(77)这不啻是劝告国民政府和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合流。随后，法国政府还通告中国，“因欧战关系，决召回在华之顾问团”。(78)
在上述苏、英、法种种行为的交逼之下，蒋介石不禁悲叹“时事艰困不知所云，空前之大难将临”。(79)事实上，在此前后的蒋的亲笔日记显示，苏德订约之初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兴趣盎然、跃跃欲试的蒋介石，此时深感挫折，并在挫折中对自己8月下旬以来的言行开始了反省与反思。以下试举三例：
第一例，在对9月16日前一周国际时局的反省中，蒋介石写道：“此次对欧战态度之宣言幸慎重未发，留有运用余地。此于以后外交之成败实大也。”(80)这句话字数不多，但清楚地反映出他对自己所曾竭力推动的那些主张的懊悔与后怕。
第二例，9月20日，蒋介石在重新检讨国际形势后，得出了以下的新结论：“甲、英已放弃远东。乙、俄已注重欧洲而轻忽远东，且已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丙、英国航空母舰被击沉后，倭更放肆且已大声威胁美国。丁、此时倭已在远东自以为无顾忌，故其对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必更积极迈进，而乘此非灭亡中国不可之野心已达于顶点。吾人更应慎重苦斗矣。”(81)这段话表明，他已完全抛弃了此前“苏俄将放弃欧局而独经营远东以对倭”的观点。
第三例，9月30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再次写道：苏德协定以后欧战反使日本有利而于我更为不利，此乃意料所不及；俄倭订立停战协定后苏俄专力向欧，与德瓜分波兰，致使敌倭在东亚坐大，得以全力侵华，此则时局之变迁每与所想者相反。然而苏俄乘欧战渔利之事早在意中，不过往日望其不现于事实而今则实现与失望而已。(82)这段话表明，他已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的根源之一在于过重主观愿望而忽视了客观现实，以致自己否定了自己曾有过的合理预见。
如何把上述反思落实到行动上去呢？蒋的做法首先是让自己国际认识与抗日战略中那些比较正确的东西重新占据决策的主导地位。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蒋介石在欧局紧张之初，就提出只有“以抗战到底不中途妥协为独一无二之要旨”，才能让中日问题与欧洲问题连带解决。现在，在经历过因应苏德订约及欧战爆发的挫折后，蒋介石在教训中将这一观点最终确定为今后抗日总战略的基本点。因此，9月21日，他重申，“国际局势万变，不可究诘，敌情变化亦难断定。惟安定四川集中人才全力建设乃为唯一基本工作，只要基础稳固则其他皆易运用也。”(83)9月22日，他以“即使中国灭亡亦决不出此”之言断然拒绝前述法国关于组织所谓“总机关”的劝告。(84)另外，当孔祥熙、王宠惠等人因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而于9月28日间接提请美国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后(85)，蒋介石于9月30日责令王宠惠立即补发矫正声明。(86)当日，蒋介石再次肯定，“此后我国自处之道反形简单，即对内建设四川根据地，对倭更作持久抗战到底，以待世界战争之结果而已。”(87)这说明，他放弃了前述那种企图通过对德宣战等主动行为来改变他国外交政策或创造有利国际形势的做法，而重新回到了苏德缔约以前拒绝中途妥协、坚持抗战到底、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
五、结束语
1939年10月末，蒋介石在回顾过去所经历的曲折时，自我检讨说：“余于诸事只能见其大而不能察其细，于人事与外交只有看其好而不能究其恶，所以结果往往利害参半，成败互见。以后应于细处害处特加注重也”。(88)
就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随后爆发的欧战的反应来说，其“成”的一面和“败”的一面以及笔者对它们的分析，已散见于正文各处，不必重复。在结束本文时，笔者只想再强调两点：
第一，1939年的蒋介石虽然自视甚高，但在处理事关国家命运的外交大计时尚不独断专行。在遭到反对时，他虽然愤怒，但最终还能退而反省，集思广益。换言之，本文所叙述的应对过程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使如蒋介石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在自己的主张不获多数支持的时候，也不敢或不能搞一言堂。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此期外交决策上的这个特点，使之能在伴随苏德订约与欧战爆发而来的重大转折关头，让那些不够明智的应对方案大多被阻挡或消失于讨论之中，而较少成为实际政策。这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日外交上基本赢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在因应苏德订约与欧战爆发中经受的挫折和教训，对蒋介石后来的国际认识及外交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对苏关系上，除了在1941年6月德苏开战之初蒋介石又曾一度认为日本将很快进攻苏联外(89)，1939年9月下旬以后的蒋介石基本抛弃了他长期抱有的“日苏必战情结”，而转向注重防止“日苏妥协”，尤其是高度警惕苏联的动向。这一点和他此后在国内政治上更加致力于遏制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密切的联系。2.与此相应，在1940年9月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中国面临又一重大转折之际，蒋介石没有像一年前那样企图以“宣战”或“表态”一类的主动行动来创造“国际变化”，而是力排众议，坚持以中立来等待局势的明朗和变化。因为，因应苏德订约与欧战爆发的教训使他看清，由于各国自有各国的利益，不可能优先考虑中国，也由于中国自身的国力与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都还不足以影响他国，“国际变化”即日本向世界开战、世界助华战日的形势，更多的不是要靠中国去“创造”，而是要靠“等待”：等待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等待相关各国因日本的错误而纠正自身的错误。(90)
注释：
①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主题的论文很多，但几乎都是论述该条约的性质、后果及苏德双方的订约动机等问题，而不涉及中方的反应。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与本文主题有关的论文有王建朗的《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6-131页)和笔者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94-116页)等。但如论文题目所示，它们都是对“国民政府”的整体考察，而非以蒋介石个人的反应为研究对象。这种状况，除写作时关注的对象不同外，与当时史料方面的限制也有很大关系。
②参见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欧洲危险局势之分析与对策》(1938年9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761/177。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2月28日、8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笔者注：(1)在某些人名、地名的标记上，《蒋介石日记》(手稿)与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用法有所不同，如“司大林”，“义大利”等等。为保留日记的原貌，本文在引用时一概不加变更。电报等其他史料亦如此处理。(2)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日记》因为是手稿，文字上难免有不通顺甚至错、漏之处。本文对此也尽量照引，对非增补不可之处，则以括号表明其系笔者所作。
④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21日、3月25日、4月12日“杂录”等。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4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18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15日“杂录”。
⑧《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22日。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8日。
⑩《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25日。
(11)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31日“杂录”、6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8月8日“杂录”。
(12)1939年5月，军委会参事室曾提交给蒋介石一份题为《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的影响》的节略，它分“欧战前”和“欧战后”两种假设，详细分析了什么是对中国有利的德意日关系。其基本思路可概括为：欧战如能避免，则日本和德意分裂对中国有利，因届时德意对于日本之助力可望减少；反之，欧战一旦爆发，则日本和德意结盟并参战对中国有利，因为，如果届时日本转而与英法等国妥协，换取交换条件，“则苏俄力难东顾，美国孤掌难鸣，是诚有害于中国”。军委会参事室：《日本未加入德义同盟对于中国之影响》(193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761/217。
(13)详见《蒋介石致孙科电》(1939年4月)；《张冲致蒋介石函》(1939年4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下简称《史料初编》)第3编(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09-410页。
(14)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20日、5月26日、6月30日等。
(15)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14日、4月30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30日。
(1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6日。
(1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
(1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
(2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2月25日。
(2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2月28日“本月反省录”。
(2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16日。
(2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17日。
(2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3月31日“本月反省录”。
(2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1日。
(2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2日。
(2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8日。
(2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3日。
(2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7日。
(30)详见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94-116页。
(31)《外交专门委员会第43次会议纪录》(1939年8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003-310.3。
(32)《外交部致驻英大使馆电》(1939年8月26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6年版，第482-483页。
(33)《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17页。笔者注：“供献”系日记原文。
(34)《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8月29日，第125页。
(3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4日。
(3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5日。
(3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6日。
(3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7日。
(39)蒋介石：《通电各省军政首长阐示国际形势之演变》(1939年8月27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94页。
(4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8日(笔者注：此条记于8月30日栏目中)。
(41)《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8月26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5-757页。
(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29日、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43)《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8月29日)，《史料初编》第3编(1)，第86-87页。
(4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30日、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31日当日内容及“本月反省录”。
(4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日。
(47)《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143页。
(4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日。
(4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88年版，“年表”，第129页。
(5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4日。
(51)《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4日，第144-145页。
(5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4日。另据《徐永昌日记》：在8月28日的军事会报后，何应钦即出示过法肯豪森转来之“日苏有妥协可能”消息。至9月4日，“敬之、贵严、文伯咸言苏日正进行互不侵犯[谈判]，有成立可能”。并且此说已有四点理由支撑：“一、德外长在莫斯科签字时曾拉拢苏日妥协。二、驻柏林谭特派员电，苏自德苏签字后，对日不称日贼。三、德苏正进行军事协定。四、苏大使急于呈递国书，宣布颂词，或系对日订约，要求某种权利之产物，因史塔林催之甚急。”看来引起蒋介石注目的正是这些情报。详见《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8月29日、9月4日，第125、132-133页。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4日。
(5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5日。
(55)公安部档案室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9月6日，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7页。
(56)《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5日，第145页。
(5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5日。
(5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5日。
(5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6日。
(6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7日。
(61)《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7日、8日，第146-147页。
(6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8日。
(6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9日。
(64)《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9月9日，第139-140页。
(6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9日。
(6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9日。
(6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0日。
(6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1日。蒋还特地在日记中解释说，“仅提波兰而不言英法，彼或能谅我真诚而不能不略示一二也”。
(69)《蒋介石致孙科电》(1939年9月1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428-429页。
(70)《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9月12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2-33页。
(7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3日。
(72)《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3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430页。
(73)《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4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3页。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6日、17日。
(75)《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9月17日，第151页。
(76)《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8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34页。
(77)《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9年9月21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7-758页。
(78)参见《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3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9页。
(79)《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8日。
(80)此段话记在1939年9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栏内，但根据内容等判断实际写于9月17日以后。
(8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0日。
(8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8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1日。
(84)《蒋介石致顾维钧电》(1939年9月22日)，《史料初编》第3编(2)，第758页。
(85)《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29日，第158页。
(86)《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9月30日，第159页。
(87)《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30日。
(8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28日。
(89)参见该期蒋介石的相关日记。
(90)关于对1939年9月下旬以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蒋介石外交的考察，请参照笔者正在进行的系列性案例研究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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