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1]2003年在《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宣传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形象的政治作用，为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服务的经济作用，以及“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推介和交往作用。作者以长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对外宣传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宣传必须以“传播效果”为核心开展工作。文章还重点系统论述了提高对外宣传传播效果的策略和方法：一，切实加强理论研究；二，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叁，丰富外宣内容形式；四，提高对外传播艺术。它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开创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局面，提高外宣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实践水平都将起到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田丽[2]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在国家层面对对外宣传进行规划和设计,进入新世纪,更是把对外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来重视。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党的对外宣传在国际舆论方面化解一部分压力。对外宣传的能力和水平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加丰富的手段和途径,“讲故事、赢取人心的能力”已经被看作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在信息奔流的环境中,在民众素质不断提升的条件下,对外宣传的对内性就体现在通过影响国际舆论促进国家内部的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党的对外宣传已经建立起基本框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还没有达到胜任战略任务的高度,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战略”：资源和手段很多,但是比较分散、各自为政,没有有效整合、形成合力。所以,本文主要是从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对进一步完善对外宣传理论、增强对外宣传实践的效果有所帮助。本文结合战略与对外宣传的特点,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基本特征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并以此为基准,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符合或不符合战略之处,并分析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宣传面临的内外形势,由此提出今后战略安排的建议。经过分析和研究,本文构建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为：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战略决定了党的外宣战略的目标和任务,国家力量和国际环境为确定党的外宣战略布局和话语类型提供现实依据,思想文化观念是党的外宣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但是控制在干预性变量的影响范围之内。战略机制能够有效整合与配置战略资源,利用信息传播和关系构建两种主要方式实施对外宣传活动。运用这个理论框架研究党的对外宣传历史发现,建国后党的对外宣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宣传始终定位准确——在国家总体战略下谋划与实施,当然也存在一些不符合战略要求的问题,如机构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缺少稳定的核心话语、表达僵化没有针对性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开展对外宣传的有益做法,对未来党的对外宣传战略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建立目标体系、确定核心话语、合理安排布局、培育战略资源、提升战略能力、完善战略机制,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促进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本文应用历史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在叁个方面进行创新和突破。第一,本文试图从大外宣的角度对“对外宣传”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界定,不同于以往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等概念。第二,本文以战略为逻辑起点,结合对外宣传的对象范畴,试图构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平衡性等特征的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作为梳理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外宣传历史以及现实的理论基础。第叁,以国家战略为线索、以党的外宣战略框架为参照系,本文试图用新的方式梳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历史脉络并得出新的结论。
李鉴修[3]2011年在《文化软实力与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是文化的历史,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进入文化软实力竞争时代,文明“冲突”与文明“共融”的论争此起彼伏。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也引起一些国家的焦虑和担忧,产生了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怎样向世界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本课题适应这一现实需要而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软实力与党的对外宣传研究是一个涵涉面非常广泛的课题,二者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但二者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文化软实力与党的对外宣传都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问题,二者之间彼此相互借重的关系,超过了其中单方依赖的关系。因此,解决好这一课题,既要立足自身发展,又要有世界眼光,从多角度、多侧面对文化软实力和党的对外宣传及其关系进行认真梳理和探讨,把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通过提高文化软实力,夯实对外宣传基础,提高对外宣传的文化底蕴。也通过加强对外宣传,塑造中国文化大国形象,掌握对外宣传话语权,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和交流,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论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可以分为叁个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对文化软实力和党的对外宣传理论体系和范畴进行分析,对现实中存在争议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部分还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证,从而,为论文的逻辑展开确定了主线和基调。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世界进入文化软实力竞争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主要特征,论证了文化软实力竞争对外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探讨了文化软实力语境下对外宣传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这一部分奠定了论文展开的主要架构。第叁部分包括第叁、四、五、六章,内容上照应了前两章提出的问题,并着眼于解决问题。从坚持文化自觉以提升对外宣传中的国家形象、倡行道义准则以掌握对外宣传中的话语权、促进文明对话以扩大文化影响力、构建对外宣传新格局以提高对外传播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文化软实力与党的对外宣传相互促进的一系列观点、对策和建议。第一,从广义上对文化软实力和党的对外宣传的概念及其关系做了界定。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建立在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础之上的,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形式对国内外民众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党的对外宣传是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善于运用对外宣传受众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就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而进行的对外信息传播和交流活动。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尊重和友谊,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创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二者的关系是:文化构成了对外宣传的内容、背景、灵魂和源泉。对外宣传又体现、张扬和重塑着文化。文化软实力在对外宣传中发挥效力,扩大影响,对外宣传也因文化软实力而丰富和生动。第二,论证了世界进入文化软实力时代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文化软实力竞争中世界各国的文化战略,指出了文化软实力竞争在对外宣传上体现出的鲜明时代特征,即话语权的争夺性、思想的交互性、意识形态对抗的隐蔽性、价值取向的选择性、道义的至上性、形象的可塑性几个方面,探讨了文化软实力竞争语境下对外宣传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叁,从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宣传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文化自觉和国家形象的关系。认为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对外宣传的文化底蕴,才能在对外宣传中提升国家形象。第四,提出道义准则是对外宣传掌握话语权的关键。认为道义准则作为文化核心价值取向和本质内涵的反映,构成了对外宣传的基础。强调要严格遵循有利于国际行为的道义准则,着力倡导和践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道义准则与核心价值,在对外宣传中占领道义制高点,掌握文化话语权,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第五,从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出发,提出文明对话与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认为在对外宣传实践中,必须总结人类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文明对话和交流的时代特征,积极倡导各种文明长期共存、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文化误解,促进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第六,探讨了如何构建对外宣传新格局以提高对外传播水平的问题。认为必须针对新形势下文化软实力竞争对外宣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树立对外宣传新理念,创新对外宣传内容和方法,完善对外宣传的体制和机制,切实提高对外传播能力和水平。
吴立斌[4]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张燕英[5]2016年在《“中国梦”的对外宣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梦”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理念,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愿景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期盼。“中国梦”的对外宣传工作是一项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工作,在历时叁年多的对外宣传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规模性的广泛报道、理论内涵式的阐释、网络新媒体的利用,使“中国梦”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受中西方文化差异、“西强我弱”国际舆论格局以及中国相对弱势的国际传播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梦”对外宣传工作存在一定局限性,亟需进行创新和突破。本文立足于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工作,掌握“中国梦”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要求,对现阶段“中国梦”对外宣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刻剖析。以习近平外宣思想为指导,通过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国际话语权理论,从外宣理念、渠道、方式、话语几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要强化外宣战略意识,重视相关理论研究工作；要整合媒体资源,发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的外宣合力；要丰富外宣方式,增强外宣信服力、感染力、亲和力和影响力；要善于转换话语、形成特色表述、主动出击,从而提升对外宣传能力,增强“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林文艺[6]2014年在《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文中研究指明文学话语既表现为一种知识,也表现为一种权利。根据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谁掌握了文学的话语,谁就主导了社会舆论。自晚清以来,文学被视为启蒙思想和社会改革的利器。出于建设现代民族围家的需要,中围文学常常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新中围成立初期,政府决定成立专门机构,以文学为媒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以扭转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形象的种种误解,树立新中国形象。为此,由中围外文局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erature)杂志正式拉开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序幕。作为建国初期国内唯一一份对外翻译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官方刊物,英文版《中国文学》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选题从主流意识形态语境的视角,以1951-2000年间的英文版《中国文学》的研究为中心,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对该英文杂志翻译选材和对外文化形象塑造的影响,理清英文版《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围文学文化、树立中围形蒙的路径,揭示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平台的中外文学交流现象,探讨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外文学、文交流的影响及建围后中外文学传播与交流的途径与方法。论文主要从史料学及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学和报刊研究方法,以及文学交流史的角度,综合分析英文版《中国文学》通过文化译介以传播中围文,树立中围形象。首先,从中外文学交流的背景,总体介缁英文版《中围文学》刊物的创刊、发展、内容及主要译者等相关情况；其次,结合英文版《中围文学》创刊特征,在本土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中探讨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刊物对外翻译的题材选择,理清各个历史时期的翻译选材特点；第叁,以经典译作为例,通过分析英文版《中国文学》对外展示的经典形象,探索通过文学译介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以推动跨文化交流所涉及的问题。最后,对英文版《中围文学》在“他者”文化场内的传播进行研究,包括杂志终刊的原因、对外交流、传播中围文化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为鉴,阐述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因素,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对策。英文版《中国文学》注重中围文学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译介了大量中围文学作品,并在他者语境中深化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解释,为对外交流、传播中围文化、展示真实的中围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中外文化的差异等诸多因素,造成《中围文学》在对外交流、宣传中围文化及树立中国形象上并未获得巨大成功,因此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个案研究,总结特定时期我国对外文学、文化交流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更好地探索新时期中国文学文化对外传递的有效渠道与方式提供借鉴,对理解当前国家文化输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钟馨[7]2010年在《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传播研究对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后20年,中国国家战略以富民强国、顺利崛起为目标,以提高国家实力为核心,以经济外交、区域主义、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等为主要途径,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性的崛起。对外传播作为社会子系统,本身就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按照中国国家战略的总体设计,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从国际舆论方面积极配合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研究1976-2001年的中国对外传播史。作者站在中国国家战略的高度,既关注对外传播与社会系统的外在关联,又探究对外传播本体各要素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即对外传播政策、对外传播事业、对外传播业务和对外传播观念,来立体地展现这段历史面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一是将中国国家战略作为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现有的相关研究对对外传播与社会系统的“外在关联”重视不够,而本文力图从中国国家战略的高度,宏观地思考中国对外传播发展变迁的社会动力；二是立体地探讨对外传播本体各要素之问的内在关联。目前,对外传播史的相关研究多为纵向的事业史,比较重视对外传播活动本身,忽视对外传播事业与对外传播政策、对外传播业务、以及对外传播观念之间的多重内在关联。本文则全面关照对外传播系统,探究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立体地呈现其发展变化轨迹。叁是对外传播政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阶段相关研究的不足。对外传播政策先后以“调整”、“改革与发展”、“提升内涵”为核心。对外传播事业从恢复几乎停滞的工作,到大力加强基本建设,再到基本建成完整的对外传播体系,初步实现对全世界大广播的局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对外传播内容不断丰富充实,先是主要报道中国政治生活大事件,接着是重点介绍中国经济情况,然后是全面介绍中国国情。对外报道方式逐渐与国际接轨,现场直播、滚动播出、口头报道、深度报道等国际先进的报道方式在中国对外报道中发展迅速。对外传播观念呈现出由“对外宣传”向“对外报道”转变的基本趋势,受众观念、服务观念、新闻事实观念、和时效观念等不断演进。对外传播本体各要素之间,政策决定事业与业务发展,在事业与业务发展中形成科学的观念,科学的观念又引起政策、事业和业务的变化。而对外传播系统的所有活动又服从宏观中国国家战略的总体安排。
张玲丽[8]2015年在《建国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回溯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宣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本文以文献为线索,重点考察建国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发展历程。通过研究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后叁个阶段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及特点,一方面,对建国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发展历程有一个通览式的认识;另一方面,概括建国后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经验并展望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具体如下:第一部分,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现状,厘清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概念的衍生与发展,论证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考察过渡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点宣传,归纳和总结这一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特征。第叁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方面,探讨宣传思想工作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成就和失误;另一方面,阐述十年“文革”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第四部分,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系统梳理1978-1992年的改革开放初期、1992-200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02年之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恢复、发展与创新,并提炼这一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性、创新性、转型性的特点。第五部分,重点分析建国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蕴涵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宣传理念。同时,展望新形势下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即积极引导广大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对外宣传话语体系;不断创新,促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与时俱进。
王萌[9]2012年在《新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外宣工作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关键是要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对外宣传，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党高度重视外宣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我国外宣工作迅速发展并取得重要成绩。认真研究新时期党的外宣工作思想及实践，对于更好地把握和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深化认识外宣工作的基本规律；对于更好地坚持以新时期党的外宣思想为指导，开创我国外宣工作的新局面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全文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概括阐述了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外宣思想，总结了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前党的外宣工作思想及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形势对于外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部分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外宣工作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外宣工作要坚持正确方向和必要原则；全面把握外宣工作的主要任务，增强外宣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加强外宣工作的领导和外宣工作的队伍建设六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党的外宣工作的主要思想和实践。第叁部分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宣思想理论和为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提供了行动指南两个方面阐明了新时期外宣工作思想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外宣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并分析了外宣工作尚存在的不足之处。第四部分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坚持以党的外宣工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并就此问题阐述了看法。
陈世阳[10]2010年在《国家形象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它既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又是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形象的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出来,各国纷纷从战略高度对国家形象重新定位,竞相调整或重塑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掌握的强大国际传播力量,把歪曲和丑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作为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有效避免被包围遏制,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发展争取更为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外国家形象战略研究中存在的宏观和理论研究不足,视角方法单一的现状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和加强对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搭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此为依据分析、总结新中国60年来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演变,最终落脚于对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思索和设计。因此,本文在逻辑上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前五章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回答国家形象战略的概念、国家形象的战略作用,国家形象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等问题,并结合国际政治学、战略学、形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提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艺术与科学。国家形象战略的要素包括:国家形象战略资源、国家形象战略环境、国家形象战略定位和国家形象战略的实施。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家形象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前者集中于观念层面,包含对国家形象战略资源的分析、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国家形象的定位;后者主要涉及实践层面,主要包含国家形象塑造和危机管理,其中国家形象战略实施涉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危机管理。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在国家形象战略框架指导下,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中国60年来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冷战后时期国家形象战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挖掘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和内核,指导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设计。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中国不懈努力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期间形成了一些特点,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珍贵启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树立和形成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形象战略目标,并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这个目标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对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由于受中国实际情况、领导者个人、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但社会主义、大国、和平是贯穿建国后中国国家形象不变的特色;发展综合国力、对外宣传和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包括第七章,主要是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现状,结合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及中外经验教训,提出未来10年中国国家形象战略设计。在战略谋划上,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应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追求;在尊重历史、现状基础上,结合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应从多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定位:改革开放的经济形象、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和谐文明的社会形象、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国外交形象、和平透明的军事形象。在战略实践上,应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尤其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领域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树立政府新形象;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意识和形象意识;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加强国家品牌形象建设。进一步推进国家形象外交,坚持和完善政府外交,发挥民间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公共外交,尤其是加强文化外交和国际公关。进一步加强媒体建设,提高国际传播力:推进对外传播事业的改革和建设,转变传播观念,提高传播技巧,增强对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注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以国际政治学和战略学的理论为基础,同时注意借鉴吸收形象学、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成果。在实践层面,以理论为基础,总结中外实践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研究[D]. 马俊. 苏州大学. 2003
[2].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D]. 田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3]. 文化软实力与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研究[D]. 李鉴修.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4].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5]. “中国梦”的对外宣传研究[D]. 张燕英.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6]. 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D]. 林文艺.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7]. 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D]. 钟馨. 武汉大学. 2010
[8]. 建国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回溯与思考[D]. 张玲丽. 福州大学. 2015
[9]. 新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思想及实践研究[D]. 王萌.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10].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D]. 陈世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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