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代认知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借代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认知语言学产生之前，借代(metonymy)（国内也译为转喻①）以及其他转义现象属于修辞学范畴。“借代主要被看作一种修辞手段，即被认为是语言问题，特别是文学或比喻性语言”(Radden and K
vecses 1999:17)。借代的修辞研究一般首先是定义，然后分类。定义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指用一种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种相关的事物的名称。陈望道(2001[1932]:82)认为，“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袁晖对陈望道的修辞研究作过这样的评论：“作者（陈望道）用力最多的是辞格。最有成就的也是辞格。作者着眼点放在辞格的建立上，但对辞格和非辞格的界限注意很不够。……我国修辞学长期存在的‘辞格中心论’，与这本书的示范作用，不能说没有关系”（转引自王希杰2005:3）。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一些传统的修辞格受到了重新审视。首先是一场隐喻研究热潮，Lakoff和Johnson(1980)无疑是这场认知运动的推动者(Haser 2005:1)。随后，借代又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大有超越隐喻研究的趋势，因为借代被认为是一种比隐喻更加基本、更加普遍的认知现象，是许多隐喻的基础(Taylor 1995:124，139)，甚至存在更为激进的假设：所有隐喻都是以借代为基础的(Barcelona 2000c:31-58)。
受西方认知研究的影响，借代认知研究在国内也如火如荼。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语言现象予以解释。
1.1 运用Langacker的参照点和活动区域的借代观
沈家煊(1999)从认知角度对汉语“的”字结构予以了新的解释，认为汉语“的”字结构转指中心语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语法借代，转指的规律与认知上的借代规律基本一致。其中论及的整体一部分借代关系正是Langacker(1999:62-6)解释借代所运用的活动区域思想。而沈家煊(1999)所强调的话题，折射了Langacker(1999:171-202)以参照点解释借代的思想。比如，“小二德子（另拿一块）：换换，这块是打男生的，行了吧？”在“打人”的认知框架内没有“钱”，但如果“出钱雇人打人”是当前话题，情形就不一样了。与Langacker不同的是，Langacker的参照点充当借体，意指目标充当本体，而沈家煊的参照点（“钱”）充当本体，“的”字结构担当借体。
1.2 运用Panther和Thornburg的言语行为借代理论
Thornburg和Panther(1997:205-19)认为，言语事件和其他事件一样，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结构的场景(scenario)，按其发生的时段可以分为前条件、核心、结果和随后。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可以用场景中的一个时间段来激活和借代另一时间段或整个场景。蒋勇、苏晓军(2000)在言语行为借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所有的编码行为皆属于借代性言语行为，都是以明示的概念的信号借代隐含的概念，字面显现的概念和推论出来的概念构成以此代彼的借代关系。他们虽以言语行为借代理论为基础，但结果却更接近Gibbs(1994)的借代思维以及Radden和Kvecses(1999)的语言本质借代观。李勇忠(2004a)以言语行为借代理论为基础解释话语连贯。他认为，在言语使用过程中，词语仅可激活言语行为场景中的一个成分，但是由于该成分与其他成分和场景整体之间存在互为结构的关系，可以在推理时以场景中诸成分所指的概念为对象，行使借代功能，从而保证话语的深层连贯。张辉、周平(2002)认为言语行为借代理论可以弥补传统语用学理论在解释语用推理时存在的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解释话语理解的速度，二是没有对推理图式的本质概念做出解释。他们与李勇忠(2004a)关注的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1.3 运用Lakoff(1987)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
蒋勇(2003:33)认为，特别概念结构具有借代功能，通过听话人的借代思维以传达各种言语之力，如讽刺挖苦、赌咒发誓等。这种借代思维正是Gibbs(1994)所强调的，而Gibbs在阐释借代时所采用的认知模式却是ICMs，只是他强调了借代的“由此及彼”的思维特点。李勇忠(2004b)认为句子的意义是词汇义和构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构式义和词汇义出现不一致时，或是构式义压制词汇义，或是词汇义压制构式义，从而使句子合格。这种语义压制的理据就是借代。李勇忠(2004b)在整篇文章中都使用ICM术语，把“原因／结果、行为／效果”看成是ICM的构成要素。其实，他的借代观直接来源于Panther和Thornburg(2000)对言语行为借代理论的发展。由此可见，ICM、场景等认知模式虽称谓不同，但就描述的内容而言，有很多重合之处（Tannen 1979，转引自Brown and Yule 1983:238），这就造成了一些学者对术语的混用。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认知模式本身的缺陷。
借代研究其中的一个焦点是探索借代与隐喻的区别。国外的这方面研究从Barcelona(2000a)可见一斑。Goossens(1995)和Barcelona(2000b)的借代和隐喻构成一个连续体的思想在表面上具有很大吸引力，但仍以认知模式为工具，在实际分析中依然有懈可击。
从上面简要概述可见借代的认知理论追随者之多、影响之普遍。那么，借代的认知理论真的是完美无缺吗？其实，就认知理论本身而言，西方业已存在异样的声音，批评来自哲学、心理学，也来自语言学(Haser 2005)。正如Jackendoff和Aaron(1991)批评隐喻认知的研究存在泛化之嫌，Papafragou(1995:Note 5)和Haser(2005:13-52)批评借代认知研究存在扩大化的弊端。在国内，由于众多学者对借代认知理论持认同态度，批判之声显得异常微弱。
下面首先对西方一些主要学者的理论予以分析和批评。由于借代和隐喻的区别是借代认知研究的一个焦点，我们随后将从认知学者们的尝试中进一步揭示借代认知研究存在的问题，然后归纳总结，旨在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一分为二地看待借代认知理论。
2.借代认知研究及其分析
2.1 参照点和活动区域
Langacker(1999:174)认为，用通常表示某一实体的词语来表示另一相关的实体时，借代便产生。活动区域是特殊的参照点现象。现实经验中，“参与某种关系的实体很少以不加区别的整体而参与”(Langacker 1999:62)，直接参与某种关系的通常是整体的一部分，即活动区域。
(1)a.The spacecraft is now approaching Venus.
b.Your dog bit my cat.(Langacker 1999:62)
例(1a)中，“飞船”任何部分都参与“正在接近金星”，其整体是活动区域。该情况不多见，无借代现象。而例(1b)中“狗”和“猫”都体现了“整体代部分”，原因是只有狗的某些部分（如牙齿、嘴巴）直接参与了咬的行为，而其他部分没有参与。同样，猫也只有某些部分是咬的目标(Langacker 1999:62)。活动区域也“可以是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其中一个参与者参与另一种关系”(Langacker 1999:66)，例如：
(2)Tom is likely to win the contest.
这里真正参与突显关系be likely的是另一个关系to win the contest，而后者才是Tom直接参与的关系，因此，称为Tom的活动区域。但该句中被突显的、从而参与突显关系be likely的是Tom，而不是其活动区域，所以，Tom与其活动区域之间构成借代关系。
参照点虽能解释借代，但反映的只是借代的基本特点，并非其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Langacker也用参照点解释其他现象。现实中，物体大多数情况下都以部分参与某种关系，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视为借代，值得商榷。整体－部分关系十分复杂，需进一步研究。例如：
(3)外语系到了没有？
(4)我打了他。
(5)这花真香。
这三个句子都涉及整体－部分关系。例(3)中“外语系”是整体，意指“部分”，即“外语系某一（些）成员”，十分符合传统的借代。这里的整体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客观实体，整体的存在不能预设个体成员的存在。例(4)依据Langacker的观点是借代，因为“我”和“他”都只有某个部分参与了“打”。就“我”而言，可能是“我的手”打了他；如果深究，可能是“我的手掌”打了他。与例(3)不同，这里的整体和部分都是具体的客观实体，正常情况下整体预设部分的存在。就直觉而言，无论在英语还是汉语里，My hand hit him（我的手打了他）都是十分别扭的。如果寻根求源，可以理解为“头脑／思想”打了他。例(5)中，“花”必然指具体的一种花。这里的整体－部分关系是范畴包容关系。我们认同Seto(1999)将之纳入提喻(synecdoche)。对于Langacker称例(2)是借代，我们更不敢苟同。从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看，例(2)与传统的借代已大相径庭，因为借代“这种修辞方式，只出现借体而不出现本体”（向宏业等1991:394），且借代是转义，而非直义(Haser 2005:18)。如果把认知学者们常言的认知域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就会产生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整体－部分关系，而这种关系是Lakoff(1987)等许多认知学者借代理论的基础。
2.2 理想认知模式与借代
2.2.1 Lakoff的观点
Lakoff(1987:68)认为，ICMs是我们赖以组织知识的认知结构。之所以说这种模式是理想化的，是因为这种模式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人创造的。他除了以Tuesday，bachelor等具体事例予以说明外，并没有明确定义ICMs。我们首先简要介绍Lakoff以ICMs为基础提出的借代模式，然后对比分析Lakoff对两个例子的解释，指出其理论存在的问题。Lakoff(1987:77-84)的借代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在某种语境中，因某种目的，存在一个需要理解的“目标”概念A。(2)存在一个既包含A又包含另一概念B的概念结构。(3)B是A的一部分或与A紧密联系。最典型的是在此结构中，选择B肯定会决定A。(4)与A相比，B更容易理解、记忆、认知，或在特定语境中因特定目的更直接有用。(5)借代模式涉及A和B在一种概念结构中如何联系，这种关系由B至A的函数确定。
那么，ICM是如何阐释借代的呢？请看这种模式对例(6)的分析。
(6)How did you get to the airport?
I waved down a taxi(or:I have a car)/I drove/I got into a car/I parked my car out.
乘交通工具去某地，在我们头脑中激活一个乘交通工具ICM，具体包括五个部分：(1)前提：有或可以得到交通工具；(2)开始：上交通工具并启动；(3)中心：开（划或飞）向目的地；(4)完成：停下并走出来；(5)终点：在目的地。例(6)中对问题的不同回答，分别使用了不同部分来代替该ICM整体，即I waved down a taxi(or:I have a Car)是前提代整体；I drove是中心代整体；I got into a Car是开始代整体；I parked my car out是完成代整体。Lakoff称这些部分代整体的关系为借代。Lakoff(1987:382-3)还将ICMs的借代模式用于情感领域，认为情感和情感引起的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也是借代关系。例如：
(7)He got red with anger.(Lakoff 1987:382)
人们发怒时，体温增加，脸和脖子发红，因此，“脸脖发红”可以借代“发怒”。
我们只要对比分析例(6)和例(7)，不难发现ICMs在借代解释中存在的问题。Lakoff在描述借代模式的特征时明确指出：某一个元素的选择必然决定另一个元素的获取。这实际上是强调了在一定语境中两个元素的规约性联系。正是规约性联系提升了从一个元素到达另一个元素的预测度。例(6)中，由于How did you get to the airport?作为背景信息，使得一系列事件的规约性序列得到加强，因此，一个事件的呈现，可以激活其他事件，甚至整个ICM。然而，例(7)中的red与anger之间的关系显然没有达到高度的规约性。否则，我们只要说He got red则可。如果说red是anger通常伴随的生理反应，那么red也是drunk和shameful等常伴随的生理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与red相关的认知模式，那么事实上存在许多ICMs，red是这些ICMs的交集(intersection)。因此，与例(6)相比，red和anger构成的ICM在结构上显然松散得多。正因为red的预测性弱，所以有必要以with anger加以明示。于是，就语言形式而言，例(6)和例(7)出现不一致——前者只有借体出现，而后者借体和本体同时出现。从转义角度而言，前者转义性强，而后者基本上为直义。
产生这种借代解释不一致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对Lakoff的ICMs理论来源稍作探究。Lakoff(1987:68)曾明确表示，其ICMs以框架、认知语法、心理空间、脚本、图式等理论为基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脚本理论。脚本强调了概念依存(Brown and Yule 1983:241)，在本质上与事件和行为的序列相关，这种序列在文化上是共有的，因此具有规约性(Al-Sharafi 2004:160)。由此可见，在解释例(6)时，Lakoff的借代模式与脚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解释例(7)时，Lakoff的ICMs又与场景理论相似。Al-Sharafi(2004:168-72)认为，脚本与场景的区别在于，脚本是依据行为的规约序列来解释的，而场景是依据具体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这种因果关系与兴趣和意向相关，因此具有任意性，即其规约性和预测性远不及脚本。例(7)中的red正是如此，我们无法通过red本身实现意欲表达的目标。其实，即使说存在ICMs，这种ICMs也只是潜在、含糊的，而且它们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只有依赖语言（或情景）才能激活具体的ICM。例(6)之所以激活乘车ICM，是因为有前文语境。如果不是这样的语境，且说话人是个警察，或许无法激活乘车ICM（比如警察罚款）。因此，不是预先存在ICMs，而是语言（或情景）激活ICMs。
2.2.2 Gibbs的观点
Gibbs继承Lakoff的ICMs，同时吸收Langacker的借代思想，强调借代涉及一个实体为另一个实体提供心理途径。结果，会话含义、间接言语行为和同义反复都被视为借代，“因为这些非直义话语也反映了借代思维的各个方面”(Gibbs 1994:321)，甚至连最普通的推理都被纳入借代范畴（例10）。来看下面几个例句(Gibbs 1994:330，345，352)：
(8)Can you lend me ten dollars?
(9)Did the children ever clean up their rooms? -Well,boys will be boys.
(10)He wanted to be the king.He was tired of waiting.He thought arsenic would work well.
例(8)是间接言语行为，虽然提及的是能力，但说话人相信听话人能够透过该能力联系一系列行为以及其产生的结果。例(9)的同义反复之所以属于借代，“是因为说话人借范畴整体（男孩），实指该范畴的显著部分或特点（难以管教的行为）”(Gibbs 1994:346)。要理解例(10)，“需要读者对故事中描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做出语用推理”，“在长时记忆中，人们有关一系列寻常、连贯事件的知识可以通过提及这些事件中一个显著的部分来借代”(Gibbs 1994:330-1)。对于会话含义的借代解释，Gibbs的思路与Lakoff对例(1)的解释一致，不再赘言。由于Gibbs强调借代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手势，甚至影视、戏剧的许多方面都是借代思维的表现(Gibbs 1994:332)。
其实，会话含义有不同种类。传统的借代只属于违反质的准则而产生的会话含义，具有非直义性质。而违反质的准则的会话含义也不止借代（姚岚2003:88-9）。因此，如果说会话含义是借代，那么，隐喻、反语等岂不都属于借代范畴？而且，其他种类的会话含义与违反质的准则的会话含义存在一个重大差别：前者以直义为基础，是对直义的丰富(Haser 2005:24)。同样，间接言语行为、同义反复和一般的推理也都是以直义为基础，是对直义的丰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Gibbs对同义反复的解释。如果范畴整体和其特点构成整体－部分借代关系，那么，“猪”和“脏”也应该是整体－部分借代关系，于是，“他是猪”岂不成了借代？
在Gibbs看来，只要涉及“由此及彼”的思维推理都是借代。然而，究竟什么思维不涉及“由此及彼”？所有“由此及彼”的思维是否没有差异？其实，谈到借代思维，Gibbs(1999:69)本人也承认与传统借代是两种不同概念：“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这里考虑的许多例子，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通常不认为是借代。尽管如此，人们毕竟利用借代性思维图式合理地推理意义。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承认理解借代性语言(processing metonymic language)……和语言的借代理解(metonymic processing of language)是不同的……”
2.2.3 Radden和Kvecses的观点
Radden和Kvecses(1999)的借代理论基于ICMs和三个本体领域的划分，即概念世界、（语言）形式世界、事物／事件世界，进而将ICMs分为两类：第一类将同一个符号单位中不同本体领域的实体联系起来的ICMs；第二类将相同本体领域中不同符号单位的实体联系起来的ICMs。第一类进一步分为符号ICMs和指称ICMs；前者指概念和形式配对组成符号，后者指事物／事件和形式或概念或符号配对。第二类ICMs称为概念ICMs。于是，产生三种借代：符号借代、指称借代和概念借代，如图1②所示(Radden and Kvecses 1999:23)：
图1 Radden和Kvecses(1999)三种借代
符号借代的提出，其必然结果是，语言和其他交际系统具有借代性质，因为这些系统是由集形式和概念为一体的符号构成。
在指称ICM中，第一种是“形式－概念单位（即符号）代事物或事件”模式，例如“树”这个词借代真实的一棵“树”。第二种是“概念代事物或事件”模式，比如“树”这个概念借代真实的一棵“树”。第三种是“形式代事物或事件”模式，比如“树”这个词形借代真实的一棵“树”。
概念借代牵涉一个概念联系另一个概念，不一定伴随词形变化，两个概念并非一定是不同概念。于是，出现四种类型概念借代（这里的斜体表示形式，引号表示概念）。(1)
：ham sandwich-“ham sandwich”代customer-“customer”；(2)
：mother-“mother”代“housewife mother”；(3)
：Moscow-“place”代Moscow-“institution”；(4)
：bike-“bike”代bicycle-“bike”（斜体表示形式，引号表示概念）。
Radden和Kvecses(1999:21)所持的是“最可能宽广的借代观”，认为“借代是一个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借体），为到达另一个概念实体（本体）提供了心理途径，而且，这两个概念实体属于同一个ICM”。其实，该定义与Langacker(1999:174)的借代概念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增加了“属于同一个ICM”的限制语。但是，这个限制语没有意义，因为Radden和Kvecses对不同ICMs的界定几乎是任意的，“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说是一种借代模式，那么岂不是所有的缩略词（如UN，NATO，exam）都是借代用法了吗？如果我们接受形式代概念是另一种借代模式，或者说语言本身是借代性质，那么，岂不是所有其他语言现象（如隐喻、提喻、反讽等）都可以归属于借代范畴了吗”（姚岚2005:89）？正如Haser(2005:37)在批评Ungerer(2000:322-4)的“攫取借代”(grabbing metonymies)时所言，“问题是为何标之以借代，而不是联系、概念链接等”。“也许，称之为扩散激活思维、或可及性思维、或参照点思维等更为恰当”（姚岚2003:60）。
2.3 言语行为借代
言语行为借代由Panther和Thornburg(Thornburg and Panther 1997；Panther and Thorburg 1999)提出，他们试图证明借代对各种言语行为具体体现的作用。他们虽然使用“场景”术语，但是，他们对借代阐释的思路与Lakoff，Gibbs等一脉相承，认为场景是由一系列连续的部分或事件组成，提及一个部分可以唤起其他部分或整个场景。例如：
(11)John,you will take out the garbage.(Panther and Thornburg 1999:337)
例(11)只体现了指示性场景的一部分，即“随后”，然而却借代性地代表整个场景。其形式是有理据的。它之所以能够表示指令，是因为听话人的将来行为是整个指示性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Panther和Thornburg(1999)不仅仅将借代研究限于指示性场景，而且把场景模式推广，提出多种不同的借代类型，如形式代内容、结果代原因、必然代动机、潜在代现实等等。根据他们的观点，例(12)和例(13)应该分别是潜在代现实和结果代原因的借代。
(12)I Can see him.
(13)Stand behind the white line.
例(12)形式上反映的是“前条件”，即具体感知能力，而真正指的是实际发生的感知。例(13)是祈使句。通常，祈使句中不使用静态谓语动词。传统观点认为，stand有静态和动态用法之分。于是，例(13)中的stand被解释为含动态意义。但是，Panther和Thornburg(2000:215)认为这种方案导致不必要的语义增生。他们坚持认为stand只有静态用法；是结果代行为（即原因）的借代原则使得stand能够用于祈使句。
正如Haser(2005:18)对该理论提出的批评，“传统借代与‘言语行为借代’的区别是意非所言和意含所言的区别”。例(12)虽能表达“看到他”这个事实，但是其直义（“能看到他”）尤存。至于stand，have，be等所谓静态动词用于祈使句的问题，上述分析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如果说例(13)是借体，那么，本体是什么？既然“使用借代时，借体和本体在概念上都存在”(Panther and Thornburg 1999:334)，那么，我们不用Stand behind the line来表达，又该如何表达？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解释，也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请看例(14-15)：
(14)How to be rich/his wife.
(15)a.He has not been told what to do.-Don't be told what to do.
b.He has not been guided by what I said.-Be guided by what I said.
1960年代的一些生成语义学家认为，例(14)中，be rich/be his wife之所以被解释为动态用法，是因为这些谓语形容词和名词是潜在的动词（Bach 1968，转引自Panther and Thornburg 2000:217）。Panther和Thornburg(2000:217)否定这种假设，声称动态意义通过借代而产生，依此，由谓语形容词和名词表达的结果是由一个未提及的先行行为产生的。若情况如此，那么，be rich没有理由不可以用于祈使句，然而，be rich用于祈使句却显得很奇怪，尽管be his wife可以用于祈使句。根据Panther和Thornburg(2000)的观点，例(15)中的两个句子因被动结构而具有静态意义；被动结构的静态意义使得它们能够用于祈使句，以结果来借代导致结果产生的行为。然而，问题是：为何be told不能用于像Be told what to do这样的肯定祈使句中呢？我们为何不说Be given three books呢？在Panther和Thornburg(1999:333)的借代分类中，有一类是“形式代内容”。这一模式的无限运用必然会导致上述Radden和Kvecses的语言借代本质观。
2.4 借代和隐喻的区别
借代和隐喻的区别是认知研究的一个焦点，认知学者各抒己见，试图解决这个棘手问题。
2.4.1 相似性与邻近性
许多学者，包括认知语言学者，认为隐喻的基础是相似性，而借代的基础是邻近性。然而，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观点早已受到质疑和批判。“相似性不能解释隐喻……一个术语用于某些事物，无论是直义性的还是隐喻性的，这本身不是基于而是构建这些事物间的相似性，与其说相似性解释隐喻，不如说隐喻解释相似性……”(Goodman 1972:440)。试图以相似性解释隐喻无异于循环论证(Haser 2005:20)。而且，以相似性作为区分隐喻和借代的标准甚至会产生自相矛盾。Feyaerts(1999:320)在解释隐喻的相似性时引用了Goossens(1995:164)的一个例子：“Oh dear，”she gigged，“I'd quite forgotten.”此句为隐喻，是因为giggle可以解释为say something as if giggling。然而，奇怪的是，Feyaerts(1999:323)却认为He stands there like the ox in front of the barn-door是借代，因为“静止不动”是异常行为，而人的异常特性“愚蠢”体现在这异常行为中，于是，异常行为借代异常特性。可是，如果我们把Feyaerts解释Goossens(1995)的思路用于此例，同样会得出此例为隐喻的结论。
上面矛盾的结论与模糊的邻近概念相关。邻近可以是语境中的邻近(Hopper and Trangott 1993:81)，可以是规约性联系(Gibbs 1993:259)，可以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包括现实世界、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的知识(Radden and Kvecses 1999)。
Trangott和Knig(1991:199-201)认为英语的连接词while首先反映的是共现关系(cooccurrence)，即从许多同时发生的事件中选出两个，但在适合的语境中，while可以隐含让步关系，这种推理是借代性的。事实上，Traugott和Dasher(2001)（转引自Haser 2005:23）作了修正，不再将会话推理和规约性推理称为借代，改称为“诱发推理”(invited inferences)。Gibbs(1993:259)把借代视为“一事物代表与其有规约性关系的事物”。虽然著名作曲家的名字可以借代其作品，但是，如果用Mary is tasty来表示玛丽制作的蛋糕好吃，那就不够恰当，原因是其规约性低。其实不然，规约性不是借代的理据。假设玛丽的蛋糕店招牌就是“玛丽”，而说话双方都是那里的常客，那么Mary is tasty作为借代用法则非常恰当。关键不是规约性高低，而是交际者双方共有的认知语境决定借代表达的恰当与否。如果把邻近性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自然会导致借代泛滥。几乎无人否定“他是猪”是隐喻，但是，依据我们的百科知识，“猪”总是和“肮脏、贪吃”等联系在一起，那么无论这句话指的是哪种意思，岂不都是以邻近为基础，岂不成了借代？
2.4.2 认知域与映射
认知学者也尝试用认知域来区分借代和隐喻。隐喻涉及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而借代只涉及同一个认知域内部的映射。Lakoff和Turner(1989:103)认为，对于隐喻，“一个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的图式结构映射到另一个图式结构”。他们把隐喻言语看作是心理潜在的隐喻概念的反映。因此，Look how far we've come/Our relationship is of the track/We're spinning our wheels都是以隐喻概念“爱是旅程”为基础的隐喻表达(Lakoff 1993[1979]:206)。
Lakoff(1993[1979]:207)指出，“爱是旅程”具有独特映射结构。原域是“爱”，目标域是“旅程”，原域中的实体和目标域中的实体由几根链条连接，这些链条被称为本体对应。连接原域和目标域是这样一组本体对应：爱人对应旅人，爱之关系对应旅行工具，爱人的共同目标对应旅程的共同目的地，爱面临的困难对应旅途中的障碍。
但是，并非所有隐喻都涉及两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结构映射。My wife...whose waist is an hourglass (Lakoff 1993[1979]:229)并无跨域映射，本体和喻体共有的一个特征是形状(Haser 2005:16)。而且，即使跨域映射，各域参与映射的实体并非一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如：“黑”可以表示“忧伤”，这里只有一个实体（颜色）映射到另一个实体（情绪）(Haser 2005:16)。
Croft(1993:340)对借代的单域观点提出质疑，因为像“人”这样普通的概念，要描述它，牵涉的领域远不只一个：客观物体、活的实体、意志主体等。因此，他提出“母域”概念，这样一来，客观物体、活的实体、意志主体等都属于“人”的母域。于是，隐喻和借代的区别可以这样描述：隐喻映射连接的两个认知域不属于同一个母域，而借代映射连接的两个认知域属于同一母域。但是，母域作为区分标准仍不能令人信服(Haser 2005:26)。“这种看事物的视角本身并无多大问题，因为任何语言研究都避免不了主观干预，但是，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而任意界定母域，并将其作为区分两个重要现象的基础，这在方法论上确实有问题”(Feyaerts 2000:62)。Barcelona(2000b:8)也认为，认知域“在范围上通常因人而异，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明确边界，既然这样，怎么能用认知域间的区分来区别借代和隐喻呢？”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缺乏说服力，因为他区分认知域的标准是规约性和意识。规约性既非隐喻的基础也非借代的基础(Haser 2005:28)。至于意识，更难把握。例如，Barcelona(2000b:9)把隐喻定义为“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两域就规约性和意识而言属于不同的认知域，即不属于同一个母域”，并提及PEOPLE AS(ARE)ANIMALS这个隐喻。他认为“人”和“动物”显然没有共同的母域，可是，我们有理由声称“人”和“动物”都是有生命的实体(Haser 2005:29)。而且，根据认知域定义隐喻和借代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首先，什么充当原域，什么充当目标域，并非总是清楚的”(Haser 2005:29)。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在决定哪个是原域哪个是目标域这个问题上，几乎都是任意的。
3.总结
借代认知研究存在泛化趋势（姚岚2003:44-6，2005），“一个主要问题是，由于经常把借代视为一种概念现象，从而使得借代这个术语扩展，让人觉得陌生”(Haser 2005:36)。
第一，许多认知学者过于强调“A代表B”，而对于A和B几乎没有限制。然而，“代表”只是借代的基本属性，并非本质属性，因为许多其他现象都具有此属性。强调事物的共性，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推理。这种推理方式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认知方式就是范畴化，而范畴化突出事物在基本层次上的区别，因为我们通常是在基本层次上谈论现实的。
第二，由于认知学者强调借代是一种概念现象和思维方式，因此，由“此概念及彼概念”的各种推理被视为借代思维。而将这种思维标以借代，确实令人费解。我们赞同借代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更是一种语言现象。Lakoff和Johnson(1980:37)在解释She is a pretty face时指出，脸是一个人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部分，因此，若照片上是人体的其他部分，而不是面部，我们会觉得奇怪，因为脸作为人体显著部分使我们了解人的整体是什么样。但问题是，我们看到物体的部分时，是否一定考虑其整体的样子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的视觉本质是否也具有借代性呢？因为我们的视觉有限，常常看到的只是物体的部分。另外，我们看到漂亮面孔时，是否一定说She is a pretty face呢？我们可能说：She is pretty/She has a pretty face（姚岚2003:79）。所以，脱离语言谈思维，未免虚幻飘渺。
第三，认知模式是认知学者研究借代和隐喻的主要手段，但是认知模式的范围无法界定，结果，一方面“整体、部分”概念泛滥；另一方面，对借代和隐喻区别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自相矛盾。即使借代和隐喻可能构成一个连续体(Goossens 1995；Barcelona 2000b)，典型的借代和隐喻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Haser 2005:49)。“如果对借代研究采取一种方法，其结果是这种方法能够描述如此众多的不同现象，那么这就不再是一种借代理论，因为这个术语原来的涵义几乎荡然无存”(Haser 2005:41)。
注释：
①本文出于考虑术语使用一致，在转述采用“转喻”术语的国内学者的思想时一律改称“借代”。
②(1)表示符号借代，(2)-(4)表示指称借代，(5)表示概念借代。箭头表示借代映射的方向。concept（概念），thing/event（事物／事件），form（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