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远东论文,国民党论文,区域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6-0133-09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垮台，败退台湾。台湾成为多达200万的军人、官僚、商人及其家眷，外加600万台湾人①的最后堡垒。蒋介石政权自然不顾一切地寻求任何可能的资源支持。为此，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个组织并不排斥或者取替美国，反而将成为美国参与地区反共努力的机制。国民党领导人倡建这一联盟的原意体现出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1949年蒋介石访问南朝鲜和菲律宾的日程表至为清晰，它为未来的国民党政策开启了一个模式。
迄今为止，学界有关蒋介石冷战时期军事和外交战略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蒋介石与美国的利益绑结上。蒋氏建立一个“远东北约”(Far Eastern NATO)的尝试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尚有争议的美蒋关系及地区军事合作。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曾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国民党倡建地区“反共军事同盟”的努力，本文为研究当时蒋介石与美国的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提供一个具体实例。当时美国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一直在寻求阻挠国民党政权。不仅如此，建立军事联盟的尝试显露出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的重重障碍，包括本土军事资源的缺乏，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和个人的对抗，以及发展中的不结盟运动。最后，“远东北约”凸显出蒋介石即使在1949年初暂时辞去总统职务后仍然掌控着外交和军事事务。过去几年里，台湾国史馆公开了蒋介石与其高级军事和非军事顾问间的通信。此外还包括来自南朝鲜、菲律宾、日本等国的有关当时这些国家领导人会谈细节的报告。上述文献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相关材料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当时国民党当局冀望区域军事合作的机会。
一、蒋介石败退台湾与美国的举棋不定
面对军队溃败、经济崩溃以及行政紊乱的局面，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一职，实际是力图避免对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惨败负责。事实证明，他离职与1950年3月1日重新就任“总统”之间的这段时期对他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先是在浙江老家“休息”了三个月，此后的一年时间内，除了巡视广州、重庆、厦门并访问菲律宾、南朝鲜外，都呆在台北或台南。蒋介石建立地区联盟的工作是在他成功地维系了自己在党、政、军中的影响力的情形下进行的。比如，当时福建地区日趋重要，而蒋氏强有力的支持者汤恩伯将军，一直是负责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汤氏1949年10月指挥的近海岛屿防卫战是那年极少数的军事胜利之一。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样对形式上的军事指挥链置若罔闻。当代总统李宗仁尝试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时，何应钦却宣称国民党会奋战到底，暗中破坏了李宗仁的计划。逃往台湾实际上使得蒋介石能够创立一个权力基础，而这一权力基础被证实比其曾经在大陆所享有过的更为坚固统一。[1]至朝鲜战争爆发，蒋氏牢固地掌控着党、政、军大权。
然而，正当蒋介石巩固了其在台湾的统治时，他的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华盛顿摇摆不定的承诺以及台湾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蒋介石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领导人即避免就台湾合法地位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国际协商。1943年将台湾置于中国政府控制之下的《开罗宣言》，被假定直到与日本签署和平协定、达成最终解决方案时才产生效力。几乎没有人预期台湾会拥有除中国以外的国家身份。当国民党开始溃败时，在杜鲁门政府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看来，与毛泽东政权或者至少与孱弱的中苏联盟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要比一个不受中共控制的台湾有价值得多。②尽管明显不如国务院那么热心，五角大楼还是默认了这一观念。③蒋介石至多从在东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那里得到了一些鼓励(如果不是支持的话)，以及美国国会的一项小规模的礼貌性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至1949年年底，通常听从国务卿建言的杜鲁门总统选择退后一步，听凭国共斗争，并预期台湾守备部队会溃败并被毛泽东政府收编。美国1950年1月5日发表的不会寻求占据台湾或者支持台湾军队的声明毁灭了国民党的斗志。
华盛顿在疏远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同时，转而致力于加强与西欧的伙伴关系，后者即成为全世界反共国家羡慕的对象。1949年4月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脱胎于《布鲁塞尔条约》(the Brussels Treaty)。《布鲁塞尔条约》于1948年3月创建了西欧联盟(the Western European Union)，为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且承诺在遭受攻击时互相帮助；而《北大西洋公约》则将西欧防务委托给美国并创立了北约(NATO)。这种模式给了国民党以希望：某一地区自发创始的行动可以扩展成一个军事联盟，从而将美国与每个成员国的防务拴在一起。国民党领导人几乎没有正视过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东亚和西欧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而言，欧洲皆居于首位。前者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后者可从用于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资源中观察到。进而言之，文化上的共性和移民政治皆跨越大西洋加强了美国与西欧的联系。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差异，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仍然感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一往直前。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转而更多支持国民党。④然而，即使在下令第七舰队保持台湾海峡“中立化”后，他仍然拒绝允诺与台湾签署任何永久性的军事或政治协约：“台湾未来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安全重新恢复，与日本签订和平协议后才能确定，或者由联合国来考量。”⑤1950年10月，当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发生冲突时，美国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它被迫为台湾的安全作出保证。出于对冷战地缘政治必要性的认知，以及高压的国内政治环境的考虑，台湾被视作一个绝不能给予共产党军队的战略要地。从1953年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领导人也缓和并密切了与蒋介石及台湾的关系。1954年12月签订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China-United States Mutual Defense Treaty)标志着美国的对台承诺达到了顶峰。然而，台湾并未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安全体系中。
二、菲律宾的倡议
在194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外交部，皆没有太注意发展和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许多国家曾经是殖民地，而这些国家对于国民党的目标而言无足轻重。然而，到1949年年中，当毛泽东将会在北京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发展趋向变得清晰的时候，国民党当局面临着合法性与身份认同的竞争。蒋介石构想的“远东北约”标志着二战时期有关中华民国将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或世界主要力量的幻想发生重要转变。现在，蒋氏不得不使台湾适应正在非殖民化的东亚及东南亚，在那里，对中国的恰当定位尚在争论中。
更重要的是，建立地区军事联盟既是针对缺乏美国支援的防卫手段，也是诱使华盛顿更新其承诺的方式。后来蒋介石传记指出：
他(蒋)决定采取新的尝试。这来势迅猛的东亚共产主义潮流不仅威胁到中华民国，而且威胁到韩国、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和菲律宾。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联合在一个东亚反共协约里，就有可能用一个建设性的计划接近美国，在目前区域内遏制共产主义。[2]
国民党煞费苦心地告知美国人他们渴望这一协约的动机。吴国祯在陪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之前向美国人抱怨说：“作为美国国务院不作为的结果，‘中华民国’、菲律宾和南朝鲜就像远东的孤儿一样，但仍留在美国阵营内，期望获得更好的待遇。”⑥撤退到台湾后担任了包括“总统办公室秘书”在内很多要职的王世杰，向美国外交官转述：“有人认为必须主动在远东采取行动，而且在寄望的美国参与和援助成为预期之前，必须进行成功可能性的论证。”⑦
蒋介石的忧虑与希望也为其他人所共有。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在1949年成为“太平洋联盟”(Pacific Union)直言不讳的拥护者。这反映出他感觉到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以及日据时代以来的复杂内政冲突。和蒋介石的情形一样，季里诺将地区安全条约看作是增加美国援助的机制。这也给季里诺提供了一个突显自己地区领导人地位的良机。只要对蒋介石有利，蒋便乐意支持他。他把联盟描绘成“对红色帝国主义和新奴隶制威胁的回应”，并号召亚洲各国“共同协商与支援”。[3]1949年6月下旬，国民党外交官陈质平从马尼拉报告说，季里诺总统欢迎蒋介石来访。双方对美国政策的共同关注是明晰的。季里诺对陈质平抱怨说，美国人设想共产党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针将与南斯拉夫相仿，因而正在仔细考虑承认北京。季里诺暗示，美国的设想是错误的。这证明美国正在竭尽所能帮助欧洲，而放弃亚洲。季里诺建议举行促进台湾和菲律宾密切合作的会谈，尔后他将在同年7月下旬访问华盛顿时向杜鲁门介绍他与蒋介石会谈的成果以便推动美国支援亚洲。季里诺的具体建议十分契合蒋介石的目的。例如，菲律宾领导人强调美国应将琉球群岛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并重申对台湾和菲律宾承担的义务。[4]
会谈于7月10日至12日在菲律宾夏都碧瑶举行。会谈后发表的“季里诺总统和蒋介石的联合声明”只提出了一个模糊的“远东联盟”(Far Eastern Union)计划，因为“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他们呼吁举行预备会议以便形成更具体的行动计划，并期望南朝鲜立即加入。[5]蒋介石附带声明，他“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⑧换句话说，他临时辞去国民党总统一职不会妨碍其左右当局的政策。
台湾与菲律宾在较短的时期内协调了他们各自的努力，寻求利用碧瑶峰会获得美国援助。季里诺在马尼拉告诉美国外交官：“我们[美国当局]因忽略了远东的真正朋友而正在犯错……他[季里诺]除了认为美国应该成为它[太平洋联盟]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外，没有其他的想法。”[6]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告诉美国人，他希望太平洋联盟获得美国道义上的支持。[7]蒋介石急切地想把李承晚(Syngman Rhee)和季里诺拉到一起。他给两人都发去电报，回顾了此前在碧瑶形成的决议。蒋氏着重指出，在他和季里诺的会谈中，双方皆赞同有必要组成联盟，以增进远东的合作并抵制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双方并断定最好的开端是尽快举行地区筹备会议，然后逐步接受会员。蒋介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南朝鲜。[8]
7月下旬，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向蒋介石汇报了他对最近的峰会的分析。他声称，由季里诺倡议创建的远东组织(台湾方面更经常使用“远东”一词，而菲律宾政府更喜欢用“太平洋”一词)享有广泛的国内国际支持。他写道，在碧瑶制定的计划笼统模糊，但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诸细节可待以后添补。尽管该组织由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创始，但吸引泰国和巴基斯坦加入会带来极大的好处。蒋介石访问南朝鲜后，国民党外交部的官员将与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同行们会面，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国民党外交部正致力于自拟计划草案，该方案从共同的反共纲领开始，进而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军事合作，叶公超建议说，要试探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态度后再说。与迅速发展的跨越大西洋联盟进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在提及“北约”模式时，他建议，不要对协议要求长期的承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在开始阶段更难吸引到支持。⑨
与台湾方面的预拟方案不同，这一新联盟有限的范围到1949年7月中旬变得明朗起来。《纽约时报》报道说，太平洋联盟将由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创始，并会扩展吸纳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这篇文章进而指出，“[新联盟]没有宣告任何有关相互军事援助的条款。感觉上，这些国家皆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为军事援助条款担保。”日本被确信不可能参与其事。[9]至8月7日，舆论报道称，菲律宾政府正在强调联盟的非军事性，新组织将致力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季里诺在访美前夕已经从主张创建一个北约式联盟转而倾向于建立一个松散得多的组织。[10]
华盛顿和亚洲的美国人对蒋介石与季里诺的努力充其量持怀疑态度。在菲律宾的观察家们注意到：
季里诺和蒋介石提议依循西欧国家在扩展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基础上采取的路线，组织互相援助的太平洋联盟，然后希望或许可以说服美国同样给予亚洲参与国物质援助。[11]
华盛顿的分析大同小异，认为太平洋协约(Pacific Pact)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发布产生的一种本能的‘我也’的反应。”[12]美国人对季里诺的地位不屑一顾：“种种迹象显示，季里诺掉进了蒋介石(和李承晚)谄媚式的建议里：他是领头者，不仅出自对菲律宾安全的真切忧虑，而且因为他作为一个亚洲领导者出现会提升他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因为不满于美国或真或假的轻蔑。”[13]基于这种分析，美国人希望避免对任何行动进程做出承诺，并且外交官们被告知：“外交部认为，美国官员应该避免可能被理解为表明美国支持或者反对蒋介石-季里诺建议，或是目前不允诺的态度持续下去会引发其中一种倾向发展的公开声明或行动。”[14]换句话说，杜鲁门政府并非坚决反对任何地区组织，但关键是谁可能创建或者参与这样的组织。美国外交官们受命远离碧瑶。
蒋介石并非“远东北约”的核心，而变成它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致力于暗中消解即将在南朝鲜进行的会谈达成实质性协议的任何希望，敦促外交官们确保李承晚意识到：缺乏美国的支援，台湾参与任何地区论坛都是不切实际的，季里诺已经同意他的美国之行不进行任何有关军事联盟的讨论，李承晚和蒋介石拴在一起会危及杜鲁门眼下在美国国会对一揽子援助项目的支持。⑩李承晚在会见蒋介石之前告诉美国人，他寻求订立一个以北大西洋公约为模式的协约，并且设想美国会支持这样一个协约。然而，他郑重允诺不会与蒋介石有任何“硬性而紧固的承诺”。[15]
菲律宾政府很快意识到美国人的援助和支持不会出现在一个多边框架里。季里诺抵达华盛顿时的言论暗示他将关注双边事务而不是地区组织。[16]然而，季里诺在国会的讲演又将主题转向太平洋联盟，但假定美国不会在其创立时成为其中一员。他特意将北约作为一个范例提出来，但是杜鲁门和国务院拒绝对这项建议发表评论。(11)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季里诺还明确指出，由于仍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故日本不会加入。[17]季里诺偶尔的公开表态与他私下的谈话并不一致，也没有关于这位菲律宾总统在和美国官员的谈话中提到太平洋联盟的记录。
在国民党领导中，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对“远东北约”最持怀疑态度。1949年8月，顾维钧从华盛顿报告说，缅甸派驻华盛顿的大使指出，该国外长对亚洲国家会晤表示欢迎，但是认为试图创建一个正式组织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根本不同。阿富汗驻美大使表示，他的小国家夹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不能签订一个没有军事援助承诺的协定。南朝鲜驻美大使表示，如果每个与会国家都宣告共产党为非法并公开发表支持声明，会谈将会是有效力的。他还承认，美国对亚洲的态度与其对欧洲的观念不同，而且现在成立任何常设组织都为时过早。[18]这种种言论不仅反映出每个亚洲国家有相当不同的政策，而且也折射出这样一种认知：美国对整个计划持怀疑态度。
三、南朝鲜到碧瑶
正当太平洋或者说远东联盟努力寻求支持的时候，蒋介石稳步推进着其与南朝鲜的关系。蒋经国后来写道：“今天(七月十九日)，父亲收到李承晚总统的电报，真诚邀请他访问韩国。韩国的情况与我们非常相似。中韩原本属于一家。”[19]以上述对共同的传统与威胁的认知为基础，国民党当局寻求对李承晚加入联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这也反映出蒋介石总体上倾重军事联盟的路线，而这一军事联盟依赖其他国家采取主动。例如，7月下旬国民党外交官促请李承晚与季里诺磋商，以坚定菲律宾总统推进该协约的决心。蒋介石还希望李承晚邀请季里诺和麦克阿瑟将军到汉城，且最好能安排在蒋介石访问汉城的同时。南朝鲜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时邀请上述领导人的主意，但李承晚确实表达了对反共联盟基本原则的热情。[20]
就在1949年8月6日蒋介石到达汉城前夕，国民党大使邵毓麟报告了与李承晚会谈的期望。邵毓麟指出，李承晚对于远东联盟的未来是乐观的，但是一些美国人在密谋反对该联盟。李承晚对印度究竟会不会加入表示怀疑。他还鼓励蒋介石把他的高级助手带到镇海会议来以便进行详细讨论。[21]就像季里诺曾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李承晚的公开声明与私下设想间也存在差距。事实上，当时李承晚似乎提出了两种略有差异的美国参与其事的愿景。美国国务院有关李承晚的报告暗示，“南朝鲜由于担心共产党统治的北朝鲜的攻击，并寻求武器装备以及美国对其边境的军事保障，一直在最响亮地鼓吹一个有美国参加的条约。”[22]然而，在公开场合以及与美国人在一起时，李承晚较少坚持美国的作用，至少就目前来说是如此。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欧洲在组建联盟上的成功，并期望亚洲国家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开始组织起来。他甚至暗示这个协约可能会有比蒋介石考虑的广泛得多的成员，包括南美国家，以及“可以证明自己真正值得被视为一个民主国家”[23]的日本。
在蒋介石开始南朝鲜镇海之旅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那份声名狼藉的详述国民党失败，并为美国“失去中国”卸责的白皮书，这进一步削弱了远东的军事创议。1949年8月6日至8日，蒋介石和李承晚在南朝鲜南端的镇海湾会面。抵达时，蒋介石即为“反共联盟”进行公开呼吁。[24]他们的联合声明宣称：“国际共产主义……必须被铲除，为了对付这个共同的威胁，我们必须既以共同的又以个体的方式去作战。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巩固安全。”双方都支持7月12日的蒋介石-季里诺声明，并且呼吁菲律宾总统通过另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催生拟议的联盟”，但有关这一拟议的联盟内部每个国家的责任等诸细节没有公开披露。[25]此次会议幕后的东西比公开宣言暗示的要少。在汉城的美国人报告说，李承晚认为蒋和他的部下“有点失望，但是他们理解”南朝鲜为何不能加入与台湾和菲律宾的军事协议。[26]
《中央日报》以及台湾的其他报纸对这次峰会持积极态度，台湾当局宣称地区性创议是有成效的。在台湾，蒋经国暗示太平洋联盟将成为南朝鲜和菲律宾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林阴道，继而在这条林阴道上前进的将是台湾。[27]稍后他放弃了这一说法，写道：“爸爸访问菲律宾和韩国赢得了友邦的同情和支持，效果是不可估量的。”[28]事实上，1949年美国对台经济援助归功于美国国会里少数坚定的支持者，道义上的支持则来自于诸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及其在东京的同事这样的坚决反共的美国人。多边军事联盟已胎死腹中。蒋氏在马尼拉和汉城的同伴们已经发现，只有疏远台湾，他们才能增进与美国的关系。
源于蒋介石1949年7、8月出访活动的多边会议无果而终。10月30日，季里诺宣称，为了按计划在1950年初建立一个旨在促进地区合作的常设组织，将召开一次预备会议。这位总统邀请全亚洲国家派遣代表，并且为了吸引参与者而淡化冷战冲突与反共。他把组织工作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卡洛斯·佩·罗慕洛将军(Carlos P.Romulo)。即使会议议题远离军事承诺，华盛顿仍然没有对此想法热心起来。例如，艾奇逊在1950年2月与季里诺的谈话中，继续避免美国就支持亚洲或太平洋联盟作出任何承诺。[29]
此次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东南亚会议(Southeast Asian Conference)，在其召开前夕，国民党的立场崩塌了。蒋介石在会议前夕宣称，除非将反共作为会议议程的一个关键方面，否则他不会出席。印度和其他一些参与国明确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12)南朝鲜也拒绝参加。结果此次会议与其说是效仿北约，不如说更接近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会议于1950年5月26日在碧瑶召开，菲律宾、锡兰、印度、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参会。会议5月30日结束，除了含糊颂扬亚洲的团结一致并声明共产主义属于各国内政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中国、越南和朝鲜三地发生的冷战冲突皆没有被着重对待。[30]后来季里诺总统还声明，与台湾及南朝鲜的合作应注重文化交流而不是军事事务，并进一步说他在1949年7月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期间已对其说明了这一点。[31]
卡洛斯·佩·罗慕洛将军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长后，曾在1950年6月中旬与美国外交官们讨论过碧瑶会议。他指出，大多数与会者怀疑会议的性质，担心会议将建立一个反共组织，或使他们易遭受成为美国傀儡的指控。罗慕洛认为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是没能从碧瑶导向任何具体协约或未来的遏制议程。[32]最终，“远东北约”的三个幕后策划者都没有获得成功。对于新生的不结盟运动来说，蒋介石是不可接受的领导人，在较小程度上讲，李承晚也是如此。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存在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一件令人极其厌烦的事。在不结盟运动中，与诸如尼赫鲁(Nehru)、苏加诺(Sukarno)这样和美国关系更为疏远的领导人相比，季里诺的形象黯然失色。
四、“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与双边协议
蒋介石合作反共的希望没有因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开始而重新被点燃，即使在毛泽东的军队入朝参战之后，台湾方面仍未被允许到朝鲜为战争出力。然而，战争确实增加了美国人对地区合作与防卫协议的兴趣，例如，华盛顿在考虑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打了折扣的另版碧瑶。1950年12月，美国国务院讨论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一起推动“太平洋宣言”(Pacific Declaration)事宜，该宣言是一项旨在增进“太平洋沿岸国家”间合作，并鼓励日本“自其提出早期和平协议开始即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份宣言草案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其包括了许多与当时在碧瑶提出的合作承诺同样含糊其辞的东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皆不愿意宽宏大量地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而换来一个含糊其辞的团结声明。[33]正是这些使蒋介石渴望地区合作的环境条件，继续导致美国人排斥台湾。起草宣言的外交官们写道，台湾将不会被包括在内。
除了敦促有关团结的声明外，美国政府确实沿着双边防卫条约的思路，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和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ANZUS)，将自己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安全紧密绑结在一起。这些条约皆没有创建另一个“北约”。《澳新美安全条约》(the ANZUS Pact)源于战时的合作，但至1951年7月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亚签订《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the Pacific Security Treaty)时才正式成文。观察家们注意到，美国关注的是反共，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从控制日本的角度看待条约。[34]东南亚条约组织创建于1954年9月，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巴基斯坦。东南亚条约组织从建立之初就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它没有常驻军和统一指挥。此外，军事行动需要得到成员国全体一致的支持，并且与北约不同的是，对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攻击不会自动被认为是对全体的攻击。日本通过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the San Francisco Treaty)，获得与美国的安全协议。李承晚在1953年10月与美国签订防卫条约后失去了讨论地区条约的兴趣。
尽管如此，台湾仍在坚持。1954年5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呼吁美国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协议，并创立包括南朝鲜、日本和台湾在内的地区条约。[35]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此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虽然国务院不希望积极介入，但[我们]意识到这样一项条约的某些可取的特征。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在相关国家主动倡议下磋商达成的这样的协议。”[36]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台湾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表明美国人并非反对所有的多边防卫条约。就在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马尼拉会议后不久，杜勒斯首次以国务卿身份来到台湾，讨论了“马尼拉安全条约及其与先前曾在一个包括台湾的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协议中表达过的国民党利益的关联。”[37]美国领导无意支持这样一个有台湾参与的多边条约。
台湾在该地区内最晚获得与美国的安全条约。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台海局势相对平静，尽管双方都时常以小规模突袭和宣传互相骚扰。然而，这位新总统出于两个原因决定增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压力，首先是要突显自己的政策与杜鲁门不同，其次是要通过显示苏联无力保护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的利益来削弱中苏联盟。(13)当国民党领导忙于就美国承诺保护的地理范围进行艰苦谈判时，他们对于地区协议的兴趣降低了。(14)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通过1954年12月签订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China-USMutual Defense Treaty)，将其对国民党当局的保护正式化。
发端于一个地区军事协约梦幻的努力演进成了亚洲人民反共联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APACL)。虽然李承晚1953年11月下旬对台湾的访问使得结盟的传言复炽，但被证明是虚假的。[38]蒋介石和李承晚公开赞同组织一个合作反共统一战线——即后来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39]南朝鲜执政者吁请亚洲反共领袖第二年在南朝鲜会面，正式组建新组织。(15)然而，这场展示团结一致的表演秀掩盖了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两个领导成员有关联盟目标的想法迥异其趣这一事实。一家香港反共杂志的匿名评论家很好地总结了这个分歧：国民党当局仍然希望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成为通往亚洲反共军事联盟的桥梁，而南朝鲜希望的则是独立运动中的联合运动。[4]
最终演变成世界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WACL)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并不是军事联盟的前身，而是一项官方支持的宣传计划。在台湾，当局利用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对台湾人的意识形态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并鼓舞新近来台的大陆逃亡者的士气。这个政权一门心思地塑造新中国会从内部崩溃、国民党会解放大陆的形象，或许可以使得与激烈批评者同样多的忠实支持者信服。世界反共联盟也为台湾当局的外交需求服务。例如，台湾的与会者时常敦促其他国家扩大与蒋介石当局的正式外交关系，并提高对共产主义阴谋的警惕。亚洲人民反共联盟将自己展现成非盟运动以外另一可供选择的平台，尤其是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Afro-Asian Conference at Bandung，Indonesia)之后。事实上，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缺乏规模比它更大的不结盟运动所具有的国际合法性。
创建“远东北约”的失败提示出在这个地区进行各类合作会遇到的某些持续性障碍。第一，与北约不同，潜在的联盟的三个核心成员——台湾、南朝鲜以及菲律宾——皆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共产主义威胁——分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被称为菲律宾共产主义武装力量(the Huks)的农村游击运动。不存在一个诸如苏联大举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压倒一切的单一性威胁能够带来团结，并促成了北约的诞生。事实上，北约的核心理念——对某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针对他们全体的攻击——恰恰减少了其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吸引力，并使美国人反感。第二，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溃败以及由此导致的该政权合法性与台湾地位等问题使其参与国际论坛容易引起争议。国民党在台湾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们既不能令人信服地在不结盟运动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席位，也不能完全被美国欣然接受。围绕“中华民国”的争论大到了甚至其他反共政权都发现难以和蒋介石共事的程度。第三，美国具有压倒优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暗中破坏了大多数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寻求按照华盛顿的条款和时间表建立一系列双边或有限的多边军事联盟。蒋介石创建一个广泛联盟的其他数度努力贯穿整个1960年代后期，每一次有关地区联盟的外交攻势都比前一次获得更少的关注。
注释：
①台湾人(Taiwanese)通常被定义为1945年以前移居台湾的汉族或者他们的后裔。
②例如，1949年3月3日，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第35次会议上说：“我们非常渴望在满洲和新疆避免激惹出缠绕人们心头的有关美国制造民族统一问题的恐惧，与此同时，我们正寻求利用真正由苏联挑起的民族统一问题。我们不能承受通过公然显示出对台湾的明显兴趣而使正在兴起的新美国地位受到损害。”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thirty-fif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RG 319,G-3 decimal files,091-Formosa,1949-1950,Box 154.艾奇逊积极地试图澄清或许是由蒋介石的支持者散播的有关美国将阻止共产党“入侵”台湾的谣言。例如，参见Secretary of State Acheson to American Embassy in Manila，December 19,1949,894A.20/12-1949.有关艾奇逊的观点与政策的更深入讨论参见Warren I.Cohen,"Acheson,His Advisers,and China,1949-1950," 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Nancy Bernkopf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and Dean Acheson,Present at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69),306.
③许多文件显示，美国国防部当时正为“中华民国”的失败做准备。例如，1949年11月及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与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合作，计划破坏台湾空军的所有飞机及燃油储备。参见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Staff,USAF fo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November 29,1949,and Memo from Major General Bolte,Director of Plans and Operations to Army Chief of Staff,December 7,1949.两份文件皆存于RG319,G-3 decimal files,091-Formosa,1949-1950,Box 154.
④许多作者指出朝鲜战争是冷战在亚洲的真正开始。Akira Iriye,"Was There a Cold War in Asia?" in John Chay,ed.,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78).Robert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4(December 1980),563-592.
⑤还可参见1950年9月1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Webb)致台北的电文：“关于最有可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美国政府没有一成不变的立场，但是显然存在各种备选方案。”794A.00/9-1250.并可参见1950年9月20日韦布致台北美国大使馆的电文：“故而美国政府显然没有将开启长期的承诺置于适宜的位置上，尽管长期承诺如此被渴望。”794A.00/9-250,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ume Ⅵ(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514-515.
⑥The Consul at Taipei(Edga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8,1949 894.00/7-1849,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1(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1168.
⑦"there was[a]realization[that the]initiative must be taken in Far East and that there must be[a]demonstration of[the]possibility success before hoped for American participation and assistance could be expected."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Clark)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8,1949 890.20/7-1849,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1,1166-1167.
⑧联合声明的全文在Telegram from the Chargé in the Philippines(Locke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2,1949,793.96/7-1249,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1154-5.
⑨叶公超致蒋介石电，1949年7月27日，机密，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08A-00456。《北大西洋公约》第13条设置了最短20年的会员资格期限。
⑩例如，参见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July 29,1949,890.20/7-2949,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l,1177-1178.
(11)Harold B.Hintton,"Quirino Warns Congress of Need for Pacific Union",New York Times(August 10,1949),1.季里诺演说的全文请见《纽约时报》1949年8月10日，第4版。
(12)有关碧瑶会议召开前夕出现的这些难题的概述，参见Tillman Durdin,"Difficulties Seen for Baguio Parley",New York Times(May 23,1950),20.
(13)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Wedge' Strategy,1949-1955,"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Wilmington,DE:SR Books,1989).
(14)蒋介石希望条约包括美国对于诸如大陆海岸附近众多小岛这样宽泛地域的明确的防卫承诺，而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勒斯国务卿意图关切的只是对台湾当局本身的防卫，从而限制国民党人发动针对大陆的挑衅性突袭的能力。
(15)这份联合声明请见《公论报》1953年11月29日，1页。
标签：军事论文; 李承晚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菲共论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远东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华盛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