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的建构：当代女性书写的主体呈现及其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内涵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5-0125-04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当张洁、张辛欣们在现实的切肤之痛中拍案而起时，她们实际上并 无可坚守的性别精神立场。正由于知性立场的匮乏，带来她们的文本叙事种种矛盾。比 如二张率先把女性生活中一个极为触目的异化现象——雄化带入文学文本，但文本叙事 在对“雄化”的反讽、否定的同时又把“雄化”当成反抗男权物化女性，寻求女性自我 发展的唯一途径。把美好的女性气质等同于依附、以媚邀宠等旧式女子物化性人格基质 。这种知性迷误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它源于我们文化体系中女性自 我意识的缺乏。
其实，人从降生这一刻起，便先天预示了他(她)不同的性别道路，并因此造成各不相 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两性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性的生理差异，毕竟在文明中经历 了两种不同的进化轨迹，在今天的男女平等或男女趋同的社会活动中断然裂开一道性沟 。
漠视“性沟”，离开性别差异，女性自我将丧失主体性存在的价值。而正视性别身份 前提下确立女性独特自我，又必须有一个对性别文化身份批判性认同的知性前提。这在 当时的文化语境显然无以产生，导致二张文本叙事对性别意识与角色意识的不加甄别， 进而把旧女性角色意识与新的社会角色意识之间的冲突当成女性意识与新的社会角色意 识之间的冲突，最终陷入“做女人与做人”两难的怪圈中无以自拔。
这种知性认识的匮乏，还典型体现在二张文本对两性关系描写中。她们一方面反对男 性性别专制，强调女性主体性，另一方面又规避甚至否定作为性爱主体的女性自然生命 的感性欲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到了《方舟》中成了一句断喝 ，“女人是人不是性”。这固然是对物化女性的男性性专断的抗议，却殊不知作为个体 的现实人(无论男人、女人)的感性生命是与其性欲求分不开的。而张辛欣通常在长篇累 牍全方位书写女性在两性生活中的心理经验时唯独对女性性心理闪烁其辞，讳莫如深。 二张不约而同陷入追求爱情否认性爱的怪圈，这最终必然导致对爱情的否定。《祖母绿 》、《最后的停泊地》正是通过对两性之爱的彻底摈弃来为浓雾重锁的女界人生指点迷 津。在把男人彻底逐出理想国的同时，女人也就泯灭了作为性别主体而存在的人在人世 间的感性欲求。女人在抑闭自我中升华出一种高尚、神圣的自我图腾。相对于父权文化 对女性的异化——物化，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性人格异化——神本化，这无疑堵 死了女性作为性别主体的“自我”成长道路。
这以后二张转向无性别立场写作。第一阶段女性主义叙事终于走向沉寂，这是其沿着 自己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
二
也许不只是偶然，1985年前后，王安忆“三恋”恰正是通过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主体的 人的生命的感性欲求的张扬中开始女性主体性成长的再度喧嚣。
当男人与女人一同被欲望驱使堕入深渊无以自救时，女人怀孕了——这是《小城之恋 》叙事。“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多少年来折磨她的那团烈焰终于熄灭。在 那欲念的熊熊燃烧里，她居然生还了。她认为这是两个孩子的帮助，对她们无比感激， 无比的恩爱。”
这绝不同于父权话语惯例中叛逆女性因着神圣的母性感召而迷途知返、回归秩序的故 事，而是启开女性幽闭已久的生命之门，展现生命孕育、生产之于女性所具有的灿烂意 义。正是在这种对生命顽强持守中女人从原欲的深渊中救赎了自己，超越了男人。“那 生命发生在她的身上，不能给他一点启迪，那生命里新鲜的血液无法与他交流，他无法 感受到生命的萌发与成熟，无法去感受生命交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爱。其实，那生命 的一半是他的，然而，他尚需间隔肉体去探索，生命给予的教育便浅显了……从这一刻 起，他被她超越了。”
“这生命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要把他们怎么样?他真是害怕极了，那不期而遇的 生命在他的眼里变成巨大的危险的鸿沟……”
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恐惧，甚至仇视，表现出男人对自然生命的超越，正是这种 超越使男人在社会文化中争得优越的地位。但男人终究未能摆脱自己自然性别身份，因 此“他注定得不到解救，注定还要继续那股烈焰对他的燃烧。”
生命与文化总是互相锲入、缠绕，形成牢固而久远的关系。如果说《小城之恋》中作 者更多的是以男人为参照物，对女性生命形态进行本体的观看和质询，那么，《荒山之 恋》和《锦绣谷之恋》中这种观看便同时具有了生命与文化双重的意义——通过对女性 隐秘的性爱心理(正是文化圈内在结构转化为个人心理结构)的书写，展露女性深层生命 体验和精神生长。
两个女人同时爱着一个其实根本配不上她们那样挚爱的男人。“可是，女人爱男人并 不是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她们奋不顾身，不惜牺 牲。”(《荒山之恋》)
《锦锈谷之恋》一开始作者就强调“我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而不是一个 爱情故事。男人在文本中故意被弄得面目模糊。他的存在不过为女主人公提供一个施展 的舞台。她并不真爱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她爱的只是自己，她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谈恋 爱，并在这种自恋式的精神漫游中复苏自己作为性别主体的全部激情，拯救在庸常中日 益沉沦的精神自我。“爱你，是为了我活下去”(翟永明：《绝对爱情》)。
男人在文本中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女人借以精神自新之物，一个“空洞能指”，这正 是父权文化指派给女人的一贯身份。
文明史表明女性权力的丧失是由性权力丧失而失却的，那么，以女性为本位的两性关 系的书写，无疑彰显女性权力的复归，对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的建构具有极大意义 。对主体性成长更具意义的是“三恋”文本标示着一种女性叙事视点的转折——女性对 自我的认识开始由第一阶段女性主义叙事中对外部处境、命运的关心探索转移到从人性 (生命本体与文化造就)意义上对女性灵魂的深层叩问——一种女性本体觉醒所必不可少 的内省意识。
这种内省在铁凝那里俨然是一种在文化与生命双维度上展开的严酷的女界自审。《麦 秸垛》中普通农妇大芝娘在和城里当了干部的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后又追上去要求与丈夫 “再好一次”。“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几十年以后，在这块土地上 ，女知青沈小凤对并不爱自己却与自己有过一次性关系的男知青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 使自己处女代价的付出不至于落空。母性行为再次成为女人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这种 古老的妇女性态度、性行为的轮回无疑有它滋生的文化温床——端村仿佛亘古未变的古 老、落后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四川女人花儿的悲剧至今仍在端村温情地上演)。与此同 时，铁凝还把笔触伸向女性人性深层——女性生命中母性原欲心理，对生命顽强的把守 与热忱，(这是女性生命本体的内在欲求而非父权文化的角色意识。)母性本能像空气一 样弥漫在文本中。那“从喧嚣的地面勃然而起，挺挺戳在麦场上”的麦秸垛所具有明显 的象征意味，那由电影《沂蒙颂》所引发的黑沉沉的端村原野上一声声“乳汁，乳汁” 的呼唤。
正是这种生命中母性原欲使得女人把自己从另一种原欲中剥离出来，升华自我，超越 了男人(《小城之恋》)也正是这种母性原欲使女人在万劫不复的生命轮回中重复自己悲 剧命运。这便是女人的宿命!这无疑是女性人性探寻的一次深入抵达。
而在《玫瑰门》中铁凝则加重了文化批判的向度。司漪文在粗砺、鄙俗的生存中，在 历史的重负与现实压力纵横交错挤压下，美好人性、女性本质一点一点被扭曲、撕烂。 巨大生存本能异化为机关算计，投机奉迎，旺盛生命力被用于没完没了的盯梢、窥视和 疯狂的报复。在染上丈夫传染给她梅毒又奇迹般生还后，她选择公公作对象，酝酿并成 功地实施一次惊心动魄又令人反胃的性复仇行动。文革期间，当她得知寡居的儿媳与进 住庄家大院的街道主任贫农罗大妈的儿子大旗的私情后，导演一出同样惊心动魄的捉奸 闹剧，并以此要挟当权的罗家。
两次复仇，使用的却是同样一件武器——男权社会女人唯一所有物——女人的血肉之 躯，司漪文自己的身体和儿媳宋竹西的身体。发人深省的是操纵这武器的恰是女人自己 。文化压抑的外在律令被成功地转换成女性内在的自觉性。正如福柯所言：“用不着武 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的禁制，只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都会在 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是自上而下的针对 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文本在无情解构父权文化体系的同时 ，也犀利解构了体系内对女性主体的再生产，以及女性对这种再生产独特的消化与接纳 。生命就在这种消化与接纳中畸变、扭曲。
性别身份的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一阶段女性主义小说文本虽然率先 擦亮了长期被遮蔽的女性生存本相，但只是从经验出发在现实政治经济层面上展开性别 冲突，完成女人作为与男人一样人的身份的确认。由于缺乏文化性别反思和知性立场而 无法真正进入性别文化身份的确认这一层面。王安忆、铁凝恰正是在文化与生命双重知 性视角下进行女性历史传统、现实经验的书写，并通过这种书写探寻女性作为性别群体 历史存在的特殊性，女性作为类存在的生命本相，从而开始了对女性文化身份的辨识。
对女性文化身份的认同，并非重新回到父权制文化体系中认同不平等男女二元对立差 异，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含文化的解构又包含文化建构。如果说铁凝 是倾向于对父权制文化系统及系统内对女性主体的再生产的双重解构，那么，王安忆似 乎更倾向于建构，以男人为参照物言说女性独特生命与文化意义。
三
这种建构在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文本中则表现为对女性 自我生命的形态与意义的追寻。由于20世纪90年代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这种女性个 体确认与80年代男性写作中个性主体价值的确认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中心价值框定的 个性生存意义、发展模式范围内，阐释个人生存意义的不同支撑点。而林白、陈染的写 作恰是在这允诺之外，诗性表达女性个体生存的可能与局限。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 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回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 在民族、国家、政治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又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定了它的独特性。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她们从非常私人化的，为小说叙事惯例所极为陌生的，甚至绝对禁忌的领域：自我女 性之躯，个我生命成长中一些极隐秘的经验，开始对作为性别个性的女性自我的深层拷 问。
16岁少女肖蒙正是在与男人的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到自我最初 的意义(《与往事干杯》)。童年的多米(《一个人的战争》)正是在那茁壮着的、发自生 命本体的强烈欲望煎熬与解泄中，在对成年女性美丽肉体的迷恋与领悟中发现并认同自 己的身体，成为自己并喜欢自己，滋生着强烈的性别意识。
对女性欲望无顾忌的抒写，对性爱场面大胆描摹，惊世骇俗，也许并非她们刻意的追 求，而是文本中女性真实境况本身惊骇的力量。当女人的肉体需要并未成为主体的一种 需要，表明女人根本没有成为性爱主体。那么就在女性肉体的苏醒与狂欢中，女性本我 剥离了父权文化的挤压、内化，悄然生长。
“女性的欲望，妇女的需求在阳性中心社会中受到极端的压抑、歪曲，它的表达成了 解除这一统治的重要手段。躯体作为女性的象征被损害、摆布，然而却未被承认。躯体 这万物和社会发展的永恒的源泉被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之外。”那么把躯体带入文本 ，进而带向公共文化空间无疑具有了性别意识形态的意味。“身体写作”同时具有了解 构——建构双重向度。
但毕竟身体经验、性经验不是女性自我的全部，仅从女性之身躯上寻找自我难免从另 一个方向跨入男权陷阱，陷入自我的迷失。于是，林白、陈染们又企图在自我与男性世 界对立中确立性别的精神立场。只是这种对立更多的只是在心理层面上被展开。无论是 林白或陈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对现实男性权力秩序的破坏，更多的都只停留在心理层 面上，采用心理幻想的方式(无止境的精神漫游，纵横交错的内心撕裂成了她们文本的 基本现实)在实现生活中她们多半是逃避、就范。
多米具有极强的性别主体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遇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 逃到男人那里。”
黛二(《无处告别》)与男权社会格格不入，但为了生活独立，不得不一面“做着与自 己本性相悖的努力”，通过“谁谁”儿媳向谁谁贿赂，另一方面在雨夜的街上咀嚼着自 己几年来积蓄的多种毁灭感，幻想着把“自己安详吊挂在树枝上，她那瘦瘦的肢体看上 去只剩下裹在身上的黑风衣在晨风里摇摇飘荡——那是最后充满尊严的逃亡之地”。而 生存则意味着女性尊严一点一点地被剥蚀。全部的外部世界对她们而言都是充满危险的 。倪拗拗(《私人生活》)甚至在幻觉中发现熙来攘往的人群竟是一群人形的狼，只有滞 留在狭小、幽闭的空间，甚至只退回自我意识深处才有安全感。
“如果说女性只能停留在自我内心世界才能反抗父权制象征秩序，那么，这种反抗方 式是否意味着对男性/女性等级的重新默认?男性永远是外部理性秩序，女性永远是非理 性的幻想之流。”男性批评家的诘问兴许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无止境的女性心理探寻、 拷问，固然显示出文本对男性宰制力的指控已深入到女性心理人格的内在层面。但却使 女性自我的建构迷失在抽象与空疏的观念中而无法具有物质实践性内涵。这种纯精神的 主体性经常遭遇来自女性人生惨痛的现实生存经验的无限狙击、轰毁，而沦为感伤的“ 乌托邦”。
随着市场化深入，不仅主流话语中正统意识形态话语日益失去主导地位，新时期文化 语境中另一个强大的话语发出者知识分子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在文化多元选 择的趋势下，世俗文化蓬勃崛起，世俗价值悄然生成。一个更世俗化、更注重日常生活 本身、更平易化的生活状态已然成为中国人的理想与现实。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女性 主义写作从陈染们纯粹的精神关怀悄悄走向《长恨歌》对女性个体生命世俗形式及意义 的探寻和礼赞应该是一种必然。
《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是个旧时代过来的普通市民女子。尽管她有男人、有女儿、 有父母；她给人打针、到工厂揽零活；但她的家庭或社会角色都相当模糊。文本叙事刻 意彰显她秩序之外的独特的性别生存，刻意在新旧各种角色意识的层层剥离中显露其真 正的女性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女性自我(相比于第一阶段女性主义小说角色意识与 性别意识的混同，这种用心无疑是一个知性认识上的飞跃)。尤其文本颇有用心地安排 了一个参照物——蒋丽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相对于王琦瑶处于秩序之外边缘 性的生存，蒋丽莉总是居于社会秩序中心地带，王琦瑶几乎处于角色真空，而蒋丽莉则 在角色累赘中疲于奔命，王琦瑶从外表到内心的优雅、从容与蒋丽莉粗砺、浮躁，最后 蒋丽莉在为别人终日奔走的疲惫、焦灼中患绝症而亡，而王琦瑶却以女性“绵里藏针” 小有滋味经营着属于自己的日子。
这种对照不无深意，社会价值是否是估衡女性自我价值的唯一指标?在家庭日常生活中 还存不存在女人自我价值实现问题?女性的醒觉是由职业等外在价值来衡量还是以观念 意识认识程度来确定?这里我们显然看到写作女性深层自我体验对“妇女解放即妇女走 向社会”这一主流中心话语及西方女权主义性别对抗这一“他者话语”的消化与汇通， 从而超越这一阶段其他女性主义写作中经验的浮泛与焦灼。女性的性别生活经验内容真 正成为生成文本经验话语的基质。一种新的女性美学理念已然来临。在对凡俗人生、民 间本体的深深认同中，在对女性个体生命的现实关怀中女性主体性滋生出更具实践性、 世俗性崭新内涵。对陈染们高蹈的精神叙事的拒绝，并不意味着《长恨歌》对男权叙事 的回归，而是以对女人边缘、琐细的生存意义的展现和肯定来追问男权社会主流中心化 的生存意义。从而对后者发生潜移默化“绵里藏针”式的消解与改写。这种解构兴许没 有挑战文化禁忌的林白、陈染那样的激烈，却因具有了世俗化、物质化内涵而更能持久 。
主体性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封闭、稳定的概念。从张洁、张辛欣“女人是和男人站在 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到王安忆、铁凝对女人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存在的特性的探寻，到林 白、陈染文本从个我隐秘的生活、心理层面对性别个体女性自我的追问，再到王安忆《 长恨歌》在一种平易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及意义，营造一个世俗 、民间的女性自我。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体呈现出正在不断变化、生成中的内涵。这个 过程是这样的绚丽，又是这样的艰难，但毕竟女性主体的出场将是命运与历史重写的开 始。
当然，这个过程远没有结束。20世纪90年代后期，虽然女性主义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 潮已失去先前的猛健，但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却已经和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所接受 。在新世纪的历史场景中女性主体性还会滋生出更加丰富、崭新、而又与前20年女性主 体性成长脉络有着深刻联系的内涵。
收稿日期：2004-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