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6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年来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到我国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成就，除祖国大陆学界外则要推台湾省，而港澳两地在这方面只有论文数篇且乏绩可陈。由于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创始人，1943年又被国民政府尊崇为“中华民国国父”，所以国民党政权在1949年底败退台湾后，仍然重视并以官方的意识形态来主导孙中山研究。近60年来，台湾的孙中山研究可分为两时期4个阶段，期间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兴盛到退坡衰落的过程：蒋介石“治台”期间（1950-1975年）和蒋经国“主政”之时（1976-1988年），是此项研究工作的发展兴旺时期；在这38年里，台湾的研究机构与学界同人共出版了290多著作，年均7.7部多；他们在编出孙中山的研究资料，及全面对其革命思想与践行开展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在李登辉上台后推行“台湾本土化”期间（1988-2000年），及民进党人陈水扁一意孤行搞“台独”的几年间（2000-2008年），这20年台湾才出版了60几部著作，年均约3.3部，其孙中山研究由衰退而不断地走向式微，局面令人痛惜。这种情况目前尚未见有所改观。
所出的孙中山研究资料相当丰富
在蒋氏父子“治台”时期，台湾有好几个孙中山研究的机构。国民党党史会作为研究机构中的重镇，在征集、编出孙中山史料方面成绩突出。
第一，编辑出版了《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国民党党史会退居台湾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57年正式出版了由该会主任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全集》。此后，罗家伦及其继任者黄季陆等又对该“全集”一再进行增补，先后于1965年、1973年、1981年、1985年出版了4种《国父全集》；每次的增订本都比前一次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迨大陆中华书局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本于1986年出齐后，国民党党史会经搜罗又发现了466篇新史料，于是1989年再出版了秦孝仪主编的《国父全集》12大册。“全书逾八百余万言”，被秦氏誉为是“目前最完备的《国父全集》之定本”。《国父全集》展出新版本和内容日趋完备，体现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台湾在编辑出版孙中山年谱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就。罗家伦抵台后，即组织编辑班子对大陆带去的孙中山年谱稿进行修订补充，历时数载而成《国父年谱初稿》，于1958年出版发行。以后，罗家伦、黄季陆与秦孝仪等人，又先后于1965年、1969年、1985年和1994年对《国父年谱》作过4次增订，每次都增添有新的内容，并对某些史实进行重新订正，使其包罗之史料更为翔实与宏丰。
第二，编辑出版了大量与孙中山本人及其战友们革命活动有关的重要史料。国民党党史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革命文献》史料共113集，其中收入了不少与孙革命思想实践活动有关的原始资料。此外，党史会这期间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孙中山战友及追随者的文集，里面也有一些反映孙中山思想活动的史料。
第三，陆续编辑出版了大型成套的民国史资料和影印出不少旧报刊。在上世纪6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该文献分为两编，共计21大册，里面收录的史料不少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有直接联系。此外，党史会又编印《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及《中华民国大事纪要》两书；它还将库藏的40多种革命报刊，陆续影印出版。这些资料之内容多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实践息息相关。
第四，编印出版了成套的民国人物传记。国民党党史会于1965年编出了《革命先烈先进传》上下册，里面收有320多人的传记；它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还陆续出版了一套《革命人物志》，目前所见有23集，共收入了1600余人的传记。上述传主多为孙中山的战友与亲属，或是其革命事业的追随者。
此外，在上世纪之6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还与设有“中山先生专档库”的台湾“国史馆”一起，共同“成立了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以期推进孙中山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总之，台湾国民党党史会一直在编出孙中山著作及其年谱等研究孙先生的主体史料。此项工作嘉惠学林，几为举世学术界所公认。
在研究孙中山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据笔者粗略统计，台湾地区近60年来共出（再）版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著作约360部，公开发表以孙中山（含孙文、国父、总理）直接冠名的学术论文1650多篇。现仅就其著作按内容大致分类如下：
（一）论述孙中山生平活动的传记有60多部，约占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的代表作有吴相湘之巨著《孙逸仙先生传》上下册，及傅启学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传》等。这些传记分别记叙了传主各个时期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活动。
（二）研究孙中山思想的论著超出220部，约占台版“孙研”著作数的62%。其中研究三民主义思想的专著有50多部，如罗刚所著的《国父思想之研究》、陈鹏仁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初探》等等；研究孙中山思想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如林子勋的《国父与西方文化》和《国父学说与中国文化》等；研究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专著有十几部，如崔载阳的《国父哲学研究》等；研究孙中山围防军事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专著各有七八部，如刘詠尧主编的《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等，及任卓宣的《国父教育思想》等。此外，还有些著作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外交思想、人口思想、大同思想、医学思想等。于此可知，台湾学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孙中山思想的方方面面，且注意到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相结合。
（三）研究孙中山革命践行的专著有20多部。有些记叙了他开创民主革命的战斗历程，如许师慎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有些专门论述了他领导反清武装起义的革命实践，如周光斗的《国父十次革命战史》等；有些着重考察了他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洪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等；有些详细探讨了他组党的思想实践，如《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等；有些则概述了他一生的革命践行，如蒋永敬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等。
（四）研究孙中山与外国关系的专著有20多部。如罗香林的《国父与欧美之友好》、陈固亭的《国父与亚洲》和陈三井的《中山先生与法国》等等。它们分别论述了孙先生与亚欧美洲各国政要，尤其是其进步与革命人士的友好交往。
（五）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奋斗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及与洪门会党和海外华侨之关系的专著，共有十几部。其中主要的有李进轩的《孙中山革命与香港》、郭展礼的《孙中山先生与澳门之研究》、张瑞成的《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庄政的《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刘伟森的《孙中山与美加华侨》等。
（六）研究孙中山晚年与共产党合作问题的专著有几部，如崔书琴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周谷的《孙中山与第三国际》等。
（七）还有一些著作分别论述了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人格风范，及其言行对世界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影响。如刁德贤的《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华中兴的《中山先生政治人格解析》、庄政的《国父生活与风范》；郑竹园的《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林诗辉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现代化之研究》等。
台湾研究孙中山的上述成果，从多方面彰显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其革命践行的愈挫愈奋，并论述了他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所建树的宏伟勋业，及其思想实践对亚洲乃至世界人类的巨大影响。当然，其中也有部分论著存在不足与错误，如有些只注重史事的直叙罗列，而缺乏深入学术研究；有些不顾史实，过分谥美甚至神化或歪曲了孙中山；还有些带政治与历史偏见等。但总体而言，史料丰富、立论平实、水平较高而有一定学术影响的著作仍占多数。应该说，台湾的这些孙中山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我们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学殿堂的组成部分。
对孙中山研究评价的几个问题
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评价，涉及到他的方方面面。因限于篇幅，现仅述评其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以便通过几斑来窥见全豹。
首先，台湾政学界对孙中山的总体评价，对他前后曾有一个由神化到日渐人化的过程，这显示出其学术研究日趋客观而贴近史实。由于孙中山一直是国民党内权威至高、无可替代的领袖，所以他去世后很快就被神化起来。这种情况直延续到蒋氏父子“治台”时期，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话”，而对他“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这期间的很多著作都有对孙先生的吹捧夸誉之词。如有人说出生时的啼哭声“唤醒了全村村民，也唤醒了全国四万万同胞，一位伟人诞生了”；有人更强调：“我们可以说孙先生是天生的伟人，一点不算过分”。总之在他们的笔下，被神化了的“圣人”孙中山，是不可能有缺点有过失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孙中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学术界逐渐走下了神坛，变成了有缺点错误的革命领袖和国父。近20多年来，有些论著认为：国父成为伟人“不是简单偶然的：第一有他的先天秉赋、聪明睿智；第二有他的博学深思、格物致知的功夫；第三有他的努力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更有的进而指出：“孙先生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也犯了不少重大的行动上与思想上的错误”，我们对此“必须心热头冷地加以正视研讨”。
其次，台湾政学界充分肯定孙中山是“坚贞不二的爱国者”、“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和“一代革命导师”。有人指出：孙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帝王专制，其重要性远超过秦始皇的统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划时代的思想巨构”。更有人强调：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建立民国，进而手创三民主义，绘制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之蓝图，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树立宏规。其丰功伟业，震古烁今，乃为两岸人民共同崇敬的伟人”。不过，台湾对孙中山的评价多集中于他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实践，而少提其晚年的伟大贡献。
再次，台湾政学界在论及孙中山政治学说渊源的问题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孙中山承袭光大了儒家道统文化说。有些人认为“孙先生是继承了尧舜以至孔子的道统”，“三民主义是继承着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不过是加以发展，使其更完全、更伟大，而与时皆进”。这种看法与孙的学说主体乃为西学这一史实，大相径庭。二是孙中山融贯了中西文化说。不少学者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思想言论，实萃中外之精华，集古今之大成”，“他既继承了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而构成了伟大的新思想体系——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这种看法客观可取，因为孙中山本来就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人物，而不是儒家道统的传人。
复次，台湾政学界几乎都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是全民革命，而不承认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秦孝仪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辛亥革命，本质上是全民革命，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张玉法等则列出“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这种说法不合史实。其原因是他们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足，且反对用唯物史观来探究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
最后，台湾政学界的多数人不能正确评价孙中山晚年的转变进步与巨大贡献。不少论著不承认他晚年施行过三大革命政策。不过，近年来也有人承认孙中山晚年之巨大进步，指出中国国民党改组除受“外来因素直接影响”外，更有“中山先生……寻求党的改造方法与建设新中国方案”的内在革新动力，并肯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代表着革命事业的再起，已揭开了中国政治的新纪元”。以上的情况表明，台湾学界不少人对其晚年的研究仍不能实事求是，总不免有些偏见。事实上，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以实施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来掀起国民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伟大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