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亮华[1]2003年在《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述评》文中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指导方针等,作了系统、明确的规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理论工作者对此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陶悦[2]2001年在《试论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本文试从五个方面阐述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和理论。第二，邓小平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入手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第叁，邓小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第四，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目标是培育“四有”新人。第五，邓小平提供了切实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思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又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王强[3]2010年在《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由引进外智向本土化转变,注重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的奠基者,因此,研究邓小平行政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逻辑图式；以邓小平行政实践为现实基础；以近20多年学术界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的成果为学术支撑；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既立足全球化视野,又根植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国情,通过现代化对行政的外在压力和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两个视域来透视邓小平行政思想,力图勾勒出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发展脉络,冀望对邓小平行政思想有所感悟。根据系统科学“总分合”的原则,本文首先对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总体观照；然后分高效、规范、民主、廉洁四个向度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表征进行论析；最后对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再实践和发展进行论述,形成一个严密的结构体系。这样本文涵括导言、总体观照、理论主体、比较研究、尾论五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中国现代化进程、世情国情、邓小平行政实践、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四个方面总体观照邓小平行政思想形成的图景。第叁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通过高效化的目标向度、规范化的科学向度、民主化的价值向度、廉洁化的德性向度四个方面论证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主要表征；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使邓小平行政思想与西方行政改革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进行对话沟通,以突显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特质和中国特色；第五部分主要对邓小平以后中国行政发展的绵延和再实践进行论述。本文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并非妙想勃发,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产物,撮其概要,邓小平行政思想至少涵摄叁重理性意蕴：一是“高效规范”的工具理性意蕴。面对“文革”后的无序状态,邓小平首先强调效率问题、秩序问题,并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路径提高行政效率,从而赢得了效率专家的美名。二是“民主廉洁”的价值理性意蕴。在强调“高效规范”的同时,邓小平一贯坚持“人民政府人民管理”的原则,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基层生活民主化”进程,推动“廉洁行政”的发展。叁是“对话沟通”的交往理性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实现“返本开新”；从“世界公民”出发,邓小平注重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实现“洋为中用”；在行政实践中,邓小平还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铸”,实现“古为今用”。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西方行政学说、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对话沟通”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达到“视域交融”的境界,从而使邓小平行政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图景”的统一。
李政敏[4]2011年在《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如何进行教育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的总和。它是由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任务、主体与客体、内容和形式、原则与方法等方而的思想组成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指导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绪论,明确了本文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教育思想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相互关系,介绍了近年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论述了这一选题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的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脉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思想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条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萌芽、酝酿到形成叁个时期。本文第二章,论述了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共性与个性。邓小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教育思想,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突出的科学性、强烈的实践性、科学的批判性等共性特征。由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形成于新的时代条件下和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又具有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等个性特征。本文第叁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地位与任务的思想。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等关于理论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思想。而对新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努力造就“四有”新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第四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论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为达到教育的预期目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学校课堂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媒体宣传教育、开展理论研究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本文第五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思想。由准对准进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将党团组织、工会、社团、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门机构等作为组织形式的教育主体,将党的政工干部、教师、思想战线上的战士等作为群体形式的主体,并提出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思想。对于受教育者,邓小平认为党员干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青年、部队官兵等都应该接受思想理论教育,其中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是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本文第六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的思想。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是理论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老祖宗不能丢”、“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原则。将这些原则贯彻到理论教育实践之中,邓小平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采用理论教育法、说服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等教育方法。本文第七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贡献与意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第八章,论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任务、内容、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作出了新的贡献。
蒙倩[5]2010年在《试论邓小平的“平衡建设”思想》文中认为在“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下,全球总体和平的态势已是毋庸置疑的,“发展”就成为了各个国家、地区战略部署的导向,而“如何发展”就成为了世间各国的首要问题。现有的发展模式及结果,都迫使各国学者及领导人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更加有益的发展道路。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集大成的《邓小平文选》则成为了学界追本溯源的重要文本。因此,笔者也重回邓小平,重回《邓小平文选》,立足当今现实,挖掘邓小平在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及相关文本后,发现邓小平对发展模式的思考和运用凸显了一种讲求实效的辩证的平衡思想。他既不迷信原有的结论,又不偏执己见,总是实事求是、大胆谨慎地探索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且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创见,都充分展示了邓小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邃“平衡”思想。因此,挖掘和阐释邓小平“平衡建设”思想将为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理论保证和思想认同,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本文探讨了邓小平“平衡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分析了其思想的内涵及特征,阐释了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平衡建设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中,邓小平诠释了“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属性,拨正了人们极端的思想,为逐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还提出了“速度与效益”兼顾发展的原则以及“先富带共富”的最终目标。在政治建设领域中,邓小平重在民主政治的建设,并以“一国两制”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其建设的重要载体,提倡权力运用及分配的适度与协调,以及党内外的民主建设和民主法制化、制度化建设等。在文化建设领域中,邓小平强调了两个文明的共建以及在培养“四有”新人目标下的科学教育文化与思想道德之间的平衡建设。在社会建设领域中,邓小平强调了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强调双方的可持续性。本文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平衡建设”思想的重大意义,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独具创新的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空白,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理论和实践的新领域,也为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带来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共产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赵金亮[6]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永恒主题,也是各民族和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民族发展依托于一定的时代和空间环境,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的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发展决定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的稳定。综观世界各国,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边境线长,自然资源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期,始终如一地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发展问题的成功道路。在这90多年民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其发展内容、发展目标、发展的价值标准、发展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确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起点。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侧重于民族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把民族社会制度改造的完成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引导中华各民族推翻了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立与形成阶段,它主要回答和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赶上先进民族的社会发展步划,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题,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主旨在于进一步加快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指导发展角度的根本转变上,它在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步骤,坚持在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实践中,有重点、分步骤、有计划地先沿海后内陆的社会主义共富观,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民族发展进程。江泽民的民族发展理论蕴含在其“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当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阶段。时代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深刻把握前几任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全面总结我党几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大胆突破,勇于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成熟阶段。论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起点与基础一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分析为契入点,通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民族发展理论创新的内容做详尽叙述,探寻他们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创新的路径及其及重要特征。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历程、规律、特点、方向、内容,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从而更科学、更协调、更全面地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分为叁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即是第一章,也是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和重点内容,包括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民族发展理论,具体阐述以上相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重要内容、基本特征,说明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它们各自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作出贡献,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第叁部分为结论,也是最后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作出展望,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及其目标选择。
廖生智[7]2014年在《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时代观即对时代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奠基人,列宁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者,斯大林肯定和否定方面参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并存,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认为战争与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应全面、辩证、历史地评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时代观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唯物辩证地认识198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对世界战争趋势和世界和平前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对全人类的高度重要性为科学依据。邓小平以严谨的态度对美苏竞争态势进行跟踪观察,不断地调整、更新战争观：从战争不可避免,但五年内打不起来,到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可能争取延缓发生,再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由此,邓小平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战争阴霾,为我们指明了和平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达国家的再发展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发达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会谈中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思想理论战线陷入迷茫困惑之际,邓小平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邓小平这些观点,坚定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邓小平新的时代主题观的提出,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实践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及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推动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整转变,促进了传统国际竞争方式和国家安全观的更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转变；相应地,由追求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转变,形成了邓小平国家综合安全思想体系。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紧张敌对,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使邓小平努力推动中美建交。邓小平领导中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双方就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默契,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教训了苏联、越南两个大、小霸权主义国家,巩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了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中美合作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上。邓小平坚持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中国实行既拉又压的两面政策,邓小平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适度灵活处理中美两国分歧,使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白1950年代末期起开始恶化对抗的中苏关系,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中苏两国互相谋求改善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种变化是苏、中、美叁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处于被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和低速增长状态。内外交困的现实迫使苏联谋求缓解同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起伏动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保障,美苏之间爆发世界大战和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都较1970年代降低。国际上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促使中国对美拉开距离,对苏松动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倾力促使苏联消除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叁大障碍”,打消苏联回避国际责任的种种企图。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和中国南部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的状况,邓小平调整了渐进式、分步骤消除“叁大障碍”的思路,将坚持苏联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叁大障碍”中优先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突破。邓小平总结、吸取中苏关系结盟和意识形态争论留下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新型中苏关系准确定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叁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立足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科学、合理的再定位,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奠定了牢实基础。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相统一的产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亟待克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跌宕起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并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保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在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必要性凸显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80年代初美苏争霸开始呈现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的态势,世界战争的危险下降,长期紧张对抗的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经过了酝酿、提出和成熟叁个阶段。在十二大之前的酝酿阶段,邓小平勤于观察,深入思考,大胆预见,同时广聚战友和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有识之士的智慧,考虑对美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对苏松动关系。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十二大后到1990年代初,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概念不断明晰、具体化,而且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阐发,形成完整体系。由“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成效显着,意义深远。由于转型的成功,中国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了全方位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幅度得到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中国成功应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动荡,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
许青春[8]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叁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叁,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叁,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叁,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曹普[9]1996年在《试论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中提出试论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曹普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
李灿[10]2016年在《邓小平的制度自信及现实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以其坚定的制度自信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带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坚定制度自信,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研究邓小平的制度自信,对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制度建设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坚持与发展”两个层次阐释邓小平制度自信的科学内涵,并从他的一系列思想论断和建设实践中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制度自信。文章结构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针对邓小平制度自信这一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理由进行论述,在系统梳理总结分析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就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拟创新之处进行说明,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从邓小平制度自信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现实支撑等客观方面结合邓小平独特的主观条件阐释邓小平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第叁部分：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目标的坚定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发展的科学规划叁方面论述邓小平制度自信的主要表现。第四部分：从对邓小平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贡献的论述中揭示邓小平制度自信的深远影响,并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阐释邓小平制度自信的现实启示。新形势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进一步巩固提高制度实践成效,充分发挥制度价值的引领作用,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胜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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