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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教育部副部长王明达——广开成才之路才能“减负” 本报记者 夏欣
记者：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总也减不下去，除了教育教学内部的原因外，请你分析一下其他社会原因。
王明达：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来自升学的压力——几乎每个孩子都要考大学，而且按家长的心思想考一流大学。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局面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不正确的社会观念，就是认为只有上普通高中、普通大学这一条路才算成功。所以出现总书记最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到的那些严重事例。
另一个原因是别的路走起来比较艰难。没有大学学历，就业难度大，工作后提职的难度也大。成才的渠道其实很多，像电大、自学考试、网络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教育形式。拿自学考试来说，有高度开放、灵活的特点，是非常好的人才培养渠道。这种特殊的学习环境也特别有利于发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锻炼意志品质，造就了许多敬业爱岗、有突出成就的人。但大家还是热衷于考普通大学，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性质的学校彼此之间、与普通高等学校之间，没有通路。比如一部分学生通过了某些自学考试科目，或者在某个职业学校或职业大学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更知道自己适合往什么方向发展了，需要调整方向，或者有继续深造的愿望，但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很难有进另一类学校学习的可能，特别是进综合大学继续学习的可能。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立体交叉的人才培养路径。
记者：目前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王明达：我看办法是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着眼于各种教育形式的相互沟通。其中也包括逐渐制定一些政策，把普通高校入口拓宽，让不同学历和需要的学生以往的学分和成绩通过一定的审核予以承认，接收进来。甚至学生的入学年龄也可以考虑拓宽，不必限制得那么死。这又涉及到我们的普通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普通高等学校存在着一种培养目标趋同化的倾向，大家都瞄准一个学术标准，办专科的想升本科，办本科的想办研究生院，都向清华、北大看齐，无意中也加剧了人才培养体系的某种不合理。
记者：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人才观方面的问题。
王明达：的确，人的认识方面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成才不一定非上普通高校，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些大企业的高级人才、学者、将军和一些高层管理干部自学成才的都很多。就是江总书记讲的：“人人上大学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许多做家长的不顾学生自身的条件和情况，一味让孩子考一流大学。由此看来，转变观念的任务更为重要和艰巨。
北京市第五中学校长吴昌顺委员——从改革课程方面实施“减负” 本报记者 张玉玲
“师资、课程、评价是当今世界教改三大课题。针对教育部提出的‘减负’问题和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我认为课程改革是我们基础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减负’减什么？是要减掉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是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减’后加什么，这也是课程改革要研究的内容。‘减负’不能一刀切，要科学‘减负’。”——采访一开始，吴昌顺委员就鲜明地把这些观点告诉了记者。
吴昌顺认为，我国的现行课程中，重知识理论课程的设置，轻文化精神课程的设置；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心理课程、网络课程、社会实践等课程都少有涉及，这极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如一些思想品德课程就过于陈旧，还陷于高大全、假大空的说教，缺乏符合中小学生心理认知发展水平的思想道德课程。超过学生实际心理接受能力的内容都成为学生的负担，都应在改革中“减掉”。
他说，课程的过分集中统一也是我国现行课程设置的问题之一。尽管这些年来略有松动，但到目前为止，课程仍是一个大纲相统的格局，课程设计方案依旧是一个模子。这种“统”和“死”，不仅与各省、各地、各学校和各个学生间千差万别的多样性不能适应，这也极大限制了教材编写本身的质量和驰骋空间。学校五天工作日中的30多个学时，基本被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所占满，地方、学校和学生几乎无任何选择权。偌大个中国基础教育，如此高度统一，不但使高考拼杀成重负，让知识水平的考试也违背初衷地成了负担。
吴昌顺委员预测，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将站在世纪之交的起点，建立起带有时代特征的课程体系。新课程应加大弹性和可选择性，在强调基础性的同时，重视学生发展的差异，实现课程内容多元化、内容多层次。课程教材要遵循现代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趋势，淡化传统的学科课程，逐步走向课程综合化，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双向融合。新的课程体系一定是开放性的，并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有了多样性和选择性，学生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习将不再是沉重的负担。
吴昌顺一再强调，中小学课程多样化，但仍不能脱离“统一”的基本要求，要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在课程的编写上，既要精通科学的体系和内容，又要能把握学科的科学和严密，还须遵循教育的自身规律，把握不同年龄段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以及课程目标、国外的前沿水平。课程要在一个基本的大纲上下有较大的弹性，也就是说既要使各地有一个知识、能力的基本教学标准，甚至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国家课程，同时也要为不同地区提供一个灵活的空间作编写课程的参照，为不同的学生打不同的基础。
上海市复兴中学常务副校长、特级教师马惠生——“减负”还需师德高尚 本报记者 倪迅
马惠生委员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他对教育问题特别感兴趣。前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发表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非常贴近现实。特别是他关于“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论述，对于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和我们教育工作者，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实在太重要了。他说，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做老师，历来要讲“为人师表”，今天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发展素质教育，更要讲“为人师表”，重视老师的师德。
把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党政领导和社会方方面面都重视教育，教师怎么办？马惠生说，多年来，大家都反映，学生负担重，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和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这是长期来实行的应试教育造成的。搞应试教育，只要让学生多做题目就可以了，老师的功夫基本用在找题目、解题目、改题目上面。现在搞素质教育，单靠做题目是做不出来的，它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要有各方面的素质，包括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样，老师就有一个提高自己的任务，首先就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有一个体会，师德好的老师，才能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造就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
马委员说到，这几年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有的老师对教学工作不专心致志，炒股票的有，热心于搞家教的更多。这样的老师，学生有意见，家长不满意。尽管这样的老师在教师队伍里是少数，绝大多数都兢兢业业，但因为有了这些师德不佳的老师，社会上议论纷纷，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强师德教育，让老师这个崇高的职业闪烁出它应有的光辉。
怎样加强师德教育，改善教师队伍的形象呢？马惠生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在舆论宣传上下功夫。报纸、刊物、电视台、电台要多宣传师德好、工作敬业的老师。要在教师队伍里树立起“师德不是傻，敬业才崇高”的思想和风尚。第二，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功夫。政府要通过条例和法规，明确规定教师不能炒股票；规定搞家教要有资格认定，要登记注册，要经老师所在单位校长批准，要纳税，使之规范化。第三，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教育界也要建立起人才竞争和流动的机制，严格考核，竞争上岗。这样，学生和家长都满意的老师就会越来越多。马委员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这些建议。
马惠生委员说，培养师德，搞好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要假以时日、长期努力。我是教师，又是校长，更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把培养师德作为我们学校领导工作的重要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委员——从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入手“减负” 本报记者 危兆盖
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学生学习负担重的问题，就有考试评价制度方面的原因。怎样通过改革考试制度减轻学生负担，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近日来思考得较多的问题。
王宗光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教育界及社会有识之士早就在关注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有的还提出了很好的改革建议。近几年来政府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也与这一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江总书记的这一谈话非常及时，意义重大。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工作者必须从振兴中华、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并且要排除一切困难，制定过硬措施，坚决贯彻实施，从制度上确保“减负”成为现实，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王宗光说，要把减轻学生负担的工作落到实处，必须把握几个关键环节，而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她认为，改革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学生升学考试中，要尽快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考试虽然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标尺，但也不能否认它的某些弊端。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得力措施，譬如可以允许学生考两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招生时也可自己组织考试等办法。目前有些地区正在试行的考试改革就很好。这些办法有利于学生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有多次选择机会。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尽快研究这一问题，加快考试改革步伐，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
第二，在学生升学考试中，是否可考虑降低升学考试分数的份量，加重学校推荐的份量。只注重分数，势必增加学生学习的强度，如果采取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只需推荐而不再考试的办法，从某个角度也可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有利于引导学生朝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当然，这需要有严密可行的办法，譬如推荐工作由任课教师、班主任和校长三位一体组成“联合舰队”，以基本保证推荐的质量。
第三，应在适当的时候，制定和推行有关“宽进严出”的办法，改变现在高校事实上存在的某种严进宽出的现象。严进宽出既不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又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果采取宽进严出的办法，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又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当然，不同类型的学校在宽严度上可有较大的灵活性，教育主管部门不必作硬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