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1-0070-08
一、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兴起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推崇经济自由主义和鼓吹国家干预主义这两个相互区别的体系。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自由放任曾是各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倾向。然而，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导致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经济开始尝到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乃至停滞膨胀的涩果，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6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经济思潮。包括在这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现代货币主义、弗莱堡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强调“竞争性秩序”，强调市场的完美性，更加激烈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使得市场机制不能顺畅自由地运行，所以要重新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渗入国际贸易领域，在贸易理论和政策如对保护成本、贸易扭曲、中性贸易体制、贸易与经济增长、开放以及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贸易政策理论。在这一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包括：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杰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Bhagwati)、安妮·克鲁尔格(Anne O.Krueger)、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艾恩·里特尔(Ian Little)、T.·斯律尼瓦杉(T.N.Srinivasan)等，[1](pp5～6)这些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是立足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他们不满于新古典的静态分析和对保护主义的容忍，从而开始了以开放经济研究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复兴”。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相比，他们的主张通常带有更加浓厚的经济自由主义色彩，故也被归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
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将市场的完美性推广到国际贸易，强调没有干预的自由贸易才能在世界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各国的福利。相反，贸易保护会减少财富。新自由主义从两个方面论证这一问题，一方面，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世界贸易迅速增长，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一系列对贸易保护效果的研究也表明，进口替代战略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如高关税和严格限额等常常并不能达到预期的保护作用，即使这种预期的保护被认为是需要的。进口替代战略的代价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价格紊乱、滋生寻租行为、以及在管理方面人力物力的浪费等等。因此，进口替代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2](pp1～31)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市场的力量可以产生最优的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导致全球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并使得各国受益。所以，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
从另一个角度，扭曲理论(theory of distortion)表明，许多的扭曲（即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是由于市场不完善造成，且多为国内因素所致。从扭曲理论提出的原则是，只有针对扭曲产生之源采取的措施才能有效纠正扭曲，故贸易政策并非纠正扭曲的最好选择。[3](p169)过份使用贸易政策进行干预还将产生新的“政策性扭曲”或贸易扭曲。因此，最好的选择是不干预贸易，实行自由的或较自由的贸易。
但是，市场存在着不完善性，国际贸易的非零和博弈特点将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对称性，从而政府的干预具有不可避免性。原则上，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两者之间，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论者毫不犹豫地选择市场，认为不完善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比不完善的政府（国家）要好得多。[4]在实践方面，则主张在贸易保护过甚的世界中推行贸易自由化，即降低贸易保护水平，特别是取消数量限制，建立中性的、透明的贸易体制，这个过程就是贸易政策改革。贸易政策改革的定义是：“贸易政策改革包括贸易体制向中立性刺激结构转变、趋向于更自由的贸易体制、或二者兼而有之。中立性制度给予出口和进口、国内销售和出口、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刺激不偏不倚。更自由的贸易体制是指贸易控制的减少和以价格机制代替直接干预”。[5](p220)对照各国现实的贸易政策和贸易体制，贸易政策改革的核心当然就是减少贸易障碍、减少政府干预。
战后，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实行贸易自由化。但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通过工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迫切任务，一大批发展中国走上了内向型的、保护政策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这种以发展为先的主张随着关贸总协定关于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的待遇而得到国际认同。所以，战后前期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自20世纪70～80年代起，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贸易政策改革，逐步转向经济开放，加入到贸易、资本自由化的大潮之中。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稳势日渐强劲，对贸易自由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在这个从贸易保护到贸易政策改革再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角色。
二、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在实践中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理论已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一）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实践
拉丁美洲堪称是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基地。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大体经历了试验、成型和推广三个阶段。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先后实行对外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逐步从国家干预主义过渡到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智利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进行贸易自由化的经历十分典型。
战后初期，智利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选择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反，智利在70年代初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生产下降、市场短缺、通货膨胀严重，资本和人才外流，财政预算赤字达到相当于占GDP20%的水平。于是，智利在“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的主导下从1974年开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改革。尽管在1982-83年出现了倒退，但从1986年又开始了力度更大、势头更猛全面自由化。
智利的改革措施包括：(1)大面积实行私有化，包括把企业和土地归还给私人，以及出售国营企业，使私人经济比重增大，加强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基础。(2)放开价格和市场管制，促进价格自由，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加强各种经济杠杆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3)强调对外开放，放松对外贸的控制，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同时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全面推行贸易自由化。(4)调整汇率并进行外汇制度的改革，扭转进口替代时期对本币币值的高估，促进出口。(5)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并调整外资政策，减少甚至取消对外资的限制。(6)在国内其他相关领域如财税、劳动市场、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适应自由化的改革。
改革开始后的20多年来，尽管有1982年经济恶化导致的反复，智利的经济形势总体而言大为好转，特别是1985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较之其他拉美国家更高的增长，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坚持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出口总额大大增加，对外贸易额增长了10倍以上，出口系数明显提高，这对于增加国家的出口收入、平衡国际收支，起到了重大作用。失业率、贫富差距等社会指标也明显改善。智利通过改革实现的快速增长被称为“智利奇迹”，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形成了所谓“智利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随着“智利模式”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而成型，其他拉美国家也随后走上了与智利相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路，所采取的改革措施集中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思想。尤其是9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放弃了长期实行的高保护政策，建立了一套与国内市场开放相适应的外贸体制，实施了如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降低关税税率、减少关税等级和税种等贸易自由化措施。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在拉美应用的结果。
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并非完美无缺，突出的如失业增加、分配不均、公共投资下降、以及对外依赖严重等就仍是困扰着拉美国家的问题。但是，与过去进口替代条件下的缓慢发展相比，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改革更有效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通过改革，大多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体制，从过去的以国家干预为主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了自由竞争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率。而这些恰是新自由主义要强调的。
（二）东亚经验的新自由主义解释
东亚经济在战后的增长有目共睹，但是对东亚经验却存在许多不同的解释。对东亚经济成功快速增长的解析因素很多，包括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效的市场机制、高储蓄率和充裕的投资、良好的人力资源供给、出口导向战略等等，然而争议最大的是政府干预在东亚经济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中的作用。
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用正统的价格理论和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解释，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依赖于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6]从而能根据东亚的比较优势（如低成本劳动）形成强劲的出口部门，抓住世界市场的机遇，通过出口带动了经济增长。政府的作用主要限制于对“市场失灵”的弥补以及维护自由贸易的环境。而非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解释则强调政府干预在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甚至是这样一种情况，政府不顺从于市场，反而是借助于故意“将价格弄错”(get the prices wrong)，从而使政府能够导引整个经济。（注：参见Amsden,Alice (1989),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Wade,Robert (1990),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其实，支持市场机制或贸易自由化和支持政府干预的两个方面的证据都可以在东亚经济中找到。关键之处在于，这两种因素在东亚经济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199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奇迹》问世标志着一种“友好市场方式”(market-friendly approach)的解释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者们基本上持这种看法。这种解释认为，在东亚经验中反映出，政府的角色因采取了一种主动姿态而得到了有效的发挥，这种观点在后来进一步发挥为“有效国家”的论点。[7]政府政策分两类，一类是维护市场机制的“基础性政策”(fundamental policies)，这是新古典学派也承认的政府职能；另一类是扶持出口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这是干预主义的基本主张。东亚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两方面的结合。
新自由主义对东亚经济的这种看法似乎与其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相抵触，其实不然。新自由主义者不能无视东亚经济的成功，而且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绝对排除政府干预，巴拉萨曾指出，“在拉美，国家一直发挥着三种作用，即调解者、生产者和服务者。就第三种作用而言，许多方面的记录是积极的，而且在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作用”。[8]因此，需要对东亚经验做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解释。
传统的新古典派的特征还是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有所体现，即它们都不一概地肯定或反对政府干预。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始终强调私人经济是东亚发展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也承认强政府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巴格瓦蒂稍早一些时候的解说是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市场的信息可以指示出一种战略成败的程度及对贸易政策变化的要求，但却不能自动地实现所需的贸易战略转变。相比之下，政府行为就比市场机制更具主动性，政府干预不仅可以适时启动所需的贸易战略转变，而且还能够通过相机选择使这种战略转变成功。大多转向促进出口战略而成功的东亚经济都是这方面的例子。[9](p33)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有选择地肯定政府的角色，着重“强调政府在消除经济增长道路上的障碍时所做出的贡献”。[10](p32)换言之，在制定开放政策和市场导向政策以及改善发展环境方面需要一个“大政府”，而在市场运行和企业经营方面要的是一个“小政府”。
（三）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选择
1973年的“石油冲击”引发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都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开始了以低增长和高通胀为特征的滞胀过程。凯恩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能为力使得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1979年西方五国首脑东京峰会确定把反通货膨胀放在绝对优先地位，这意味着放弃以往那种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进行选择的凯恩斯主义政策。[11](p92)特别是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趋于保守的政府纷纷上台，大张旗鼓地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内容涉及三个方面：(1)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体的包括以货币主义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以减税刺激私人投资、削减政府开支、以及减少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干预等。(2)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3)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控制和削减又直接预算拨付的福利支出，实施劳动福利计划，促进福利开支承担主题多元化，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福利资源配置并提供福利产品等。
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自身的政策取向发生了变化，从重点刺激有效需求转向刺激供给，从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以达至低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并存。另一方面，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有一种示范效应，并且，发达国家事实上也在促成发展中国家实现这种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转变。
（四）国际经济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推广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为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扩散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7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银根放松，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过度借贷。但80年代初利率上升，这些国家本已过度的债务变得更加沉重。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承担其债务，不久，其它一些债务沉重的国家也相继被迫宣布它们再不能继续正常地偿还债务。沉重的债务迫使这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来设法增加出口，以克服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困难，这就导致这些国家转向经济开放的轨道，进行贸易政策改革，这是发展中国自身的贸易自由化要求。
另一方面，包括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债权人（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方面亦竭尽全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本身就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的。[12](p9)它们在对债务沉重国家提供金融帮助时是有条件的，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通向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政策改革。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外部因素也已成为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政策改革的重要力量。例如，1985年美国提出的帮助拉美国家的“贝克计划”就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认为拉美国家为了克服债务危机就必须实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投资限制以及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改革劳动力市场；纠正价格扭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通过“结构调整贷款”等援助项目附带改革条件来迫使接受援助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结构，转向一种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条件通常都包括私有化、政府角色的弱化、价格市场化以及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异。
逐步地，这些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发展成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是针对80年代拉丁美洲危机提出来的，由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美国财政部所同意的一项政策建议，故名之。亦有人根据其理论源流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Neoliberal Model of Development)。“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十点：(1)财政从紧原则，但并非严格的平衡预算；(2)教育和健康支出优先；(3)税收应是宽税基和适度边际税率；(4)市场决定利率，同时避免负利率，即金融自由化；(5)统一汇率，实行竞争性实际汇率是外向型经济政策的首要基本要素；(6)贸易自由化，关税远优于许可证和限额，应通过限制关税分散来使扭曲最小化。(7)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对资金流入采取中性政策。(8)公共企业私有化；(9)减少国家干预，放松管制，并废除不正当竞争规则；(10)保护产权。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制度转换的过程具有渐进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迅速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第二，主张“有效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而不是片面摒弃政府干预，认为重要的不在于政府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有能力领导国家和制定正确的政策。这两点在俄罗斯改革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得到了经验支持。[13]
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长期不懈的贸易自由化努力也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关贸总协定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国际贸易的规则并推动各国减少贸易壁垒。自从关贸总协定建立以来，工业品的关税已大大降低。东京回合(1973～1979)谈判后，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减少非关税壁垒。乌拉圭回合(1986～1994)的成功缓解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各谈判参与方都承诺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此外，贸易政策评估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的建立大大地有助于提高各国贸易政策和贸易行为的透明度。所有这些都表明各国依然有信心于建立一个市场力量主导的、更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有信心于通过发展比较优势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三、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和方法特征
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趋向与相关的理论进展密不可分，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和方法上的特征十分值得注意，并将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作为一种关于政策的理论，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在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国际贸易的纯理论中包含许多假定前提，这导致了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性。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较少纠缠于这些假定上面，而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信念，认定比较优势理论在原则上的正确性，进而探讨这一原则在贸易实践中的应用。
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论者抓住“互利”这一概念来推行其政策主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即一个国家可以以比其它国家更低的机会成本生产某种特定的商品，自由贸易使得各国能够根据其比较优势从事某种（些）商品的专业化生产，以最小的实际成本来获得既定的收入或消费量，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其国内经济都可以通过从相互贸易中获取贸易利益来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不断强调，这种互利的好处来自自由的贸易，任何对自由贸易的阻碍都将使贸易的利益减少。通过对比分析进口替代国家和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政策效果，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论者将比较优势理论转化成了感觉得到的实际映像，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包括里特尔等人(1970)、克鲁尔格(1978,1997)、巴格瓦蒂(1978,1988)、米切利等人(1991)、以及托马斯与纳什(1991)等人的经典分析。（注：参见(1) Little,Ian:Tibor Scitovsky and Maurice Scott (1970).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 Krueger.Anne O.(1978),Foreign Trade Regi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Cambridge (Mass):Ballinger Press.(3) Krueger.Anne O.(1997)."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ow we lear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1.pp.1-22.(4) Bhagwati,Jagdish N. (1978),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atomy and Consequences of Exchange Control Regimes,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ress.(5) Bhagwati.Jagdish N.(1988a)." Export-promoting trade strategy:issues and evidence",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3,No.1 (January 1988),pp.27-57.(6) Michaely,M.; D.Papageorgiou and A.M.Chokso (1991),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Vol.7:Lessons of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London:Blackwell.(7)Thomas,Vinod; John Nash and Associates (1991),Best Practices in Trade Policy Reform.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些分析以实证和理论分析结合的方法，揭示并评价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的优劣，以实际经济政策效果为证据来支持其贸易自由化主张。克鲁尔格曾经指出，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两种战略都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在促进出口战略下这样的效果要大于进口替代战略的效果。[14](pp181～182)的确，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尽管进口替代战略可以导致快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至少在实行这种战略之初是如此，但这种战略的施行又会产生一系列的紊乱，从而降低效率和生产率增长。[15]而促进出口战略是以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因此也就需要进行减少贸易保护和贸易障碍的政策改革。
其次，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着重研究贸易发展从而经济增长的内在障碍，因此研究的起点是国际贸易作为微观经济行为。
微观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帕累托最优——在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中有特别的位置。在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上，新自由主义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以此评判各种经济体制，认定基于私有制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是调整各种经济关系、达成最佳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机制，因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机制最少扭曲。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新自由主义展开了其贸易政策理论的研究，主要的进展包括：
(1)贸易保护政策成本分析。前面已提及，大量关于进口替代保护政策效果的分析揭示了贸易保护的消极结果。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既可能带来成功的收益也可能带来失败的损害，这要取决于一国的具体经济条件。但从各国实践看，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的消极作用很大，保护的成本过高，严重阻碍了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2)扭曲理论。扭曲理论区分了造成扭曲的不同原因，承认市场具有不完善的性质，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指出，不能以“次优”作为干预经济贸易的籍口。克鲁尔格猛烈抨击了学界误用优秀经济理论（如比较成本说）从而包容干预和保护的现象。[4]拉尔认为，不造成经济扭曲的政策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很少的。而且，一种扭曲会造成另一种扭曲，结果形成一个扭曲链条，造成整个经济关系的全面扭曲。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包容干预的“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将导致制度上和功能上的冲突，因为政府干预也要受到信息、交易成本的制约。拉尔指出，认为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会增进福利和配置效率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在为设计公共政策而获取、处理以及传递有关信息方面，还是在强迫执行政策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成本。于是就如同市场失灵一样，可以举出无数官僚失灵的例子，使政府也难以达到帕累托效果的结果。”[16](p16)因此，只有市场才能解决一切问题，需要一种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回归，要削弱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增强市场机制的力量。
(3)寻租理论。寻租(rent-seeking)或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DUP)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依靠特权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获取租金。包括谋求特权与优惠的游说活动、权钱交换的腐败行为、偷漏税金、走私放私等非生产性的并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本身是有效率的，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未必能解决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创造了租金，它诱发的寻租活动降低了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社会的福利水平，因为它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因此，限制政府，由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就可以减少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或寻租行为。对外贸易也不要政府干预。
(4)中性贸易体制论。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的扭曲和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尽管市场本身会有缺陷，政府经济政策在某些情形下也有纠正扭曲的作用，但是，政府经济政策在纠正一种扭曲的同时往往又会导致另一种扭曲，也就是说，政府干预能否使扭曲现象得以改善从效果上看是不确定的。反之，政府如果对进口和出口的刺激不偏不倚，或者对贸易不进行干预，市场上的扭曲将会最小。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建立中性的贸易体制，反对政府对贸易进行的任何干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中性贸易体制减少国际间贸易障碍，国际专业化生产、贸易和资本的自由运行产生最优的国际分工，促进全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尽管贸易利益可能分配不均，但各国均可从中获益。
(5)贸易自由化理论。贸易自由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贸易体制中性化和政府干预弱化，而贸易自由化首先要求一国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所谓开放经济是低贸易壁垒、放开的金融市场和私有化的市场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任何国家都必须实行开放，一国的资源禀赋只有实现共享，才能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平均利润率的增长，才可能实现国际间的贸易自由往来，使一国从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或得到经济互补，或得到先进技术，或刺激生产。
第三，新自由主义强调出新，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放任的原则，甚至要把这一原则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又能迅速反应于新的情况，力图对所有经济现象做出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解释，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对东亚经验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贴近现实，而不是躲进象牙塔里进行纯理论推演，是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发展的基础，也是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在近年来迅速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经济全球化为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趋向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势头而迅速推进，这是因为，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国际化、金融自由化一起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自由化更具一种作为全球化基础的特征，虽然生产国际化、金融自由化都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特点，但归根到底，它们的缘起则不得不回溯到国际贸易领域。一般而言，贸易是一切国际经济活动的基础，在谈及国际经济时，人们首先碰到的就是贸易问题，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主张有着更长的历史。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发展的自发结果，各国将从多边或全球的经济自由化中获得利益，就如同比较优势原则所阐述的那样。然而，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需要规则，通过规则使各国贸易政策趋同，达致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境界。世界贸易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实在背后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日益占据一种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者也提示道，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是各国发展的最佳选择。否则，就会被“边缘化”，游离于世界经济整体之外，不能获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
不容否认，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占了主导的地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贸易政策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自由化及全球化。形成中的全球体制可能与中国现行体制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这个全球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市场机制，这一点是与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是相应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完全排斥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及其主张。换言之，既不能无视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影响，又不能盲目地自由化。
标签：贸易自由化论文; 政府干预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