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英缺失与社会控制弱化——论合理社会分层对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社会论文,社会稳定论文,缺失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前原有的“政治—身份型”分层结构的刚性特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封闭性，阻碍了社会流动的进行，强化了社会不平等的先赋因素，也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社会分层结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地看问题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告诉我们，对待旧事物要坚持辩证的否定观，既要看到旧事物中的否定因素，也要看到旧事物中对于我们发展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对改革开放前以“政治—身份型”为主的社会分层进行辩证分析，尽管由于其不合理的封闭性，阻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限制了社会流动的顺利进行，强化了社会先天的不平等，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仍不能不肯定原有“政治—身份型”分层在社会控制方面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有序，特别是对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因此，经济分层建立的过程中要把握一个度，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要能够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农村原来集中的计划经济及社会控制体系碰到了来自市场机制转型的挑战。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在农村内部向上向下流动和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背景下，农村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流动。一方面，向城市或城镇流动的农村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原来农村精英层。另一方面，农村内部在经济上也出现了新的流动和分层，一部分人成为农村的新富阶层。分析这两方面因素都对农村权力真空造成了重大影响。首先，大量农村精英的外流，使得农村缺少一个权威，造成农村秩序的缺乏、公共物品提供的困难，也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其次，在农村内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分化流动，产生了一部分新富阶层，但这些新富阶层多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受其自身文化素质等的影响，在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权力方面还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传统的农村权威被打破，新的权威还未树立起来的时候，警惕农村权力真空，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对策，从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重塑农村权威，对于农村秩序的维护、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对于促进农村稳定以及基层民主的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种不同社会分层体系及其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意义的探讨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因此他主张从收入、权力、声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问题。[1]所谓收入标准是指人们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拥有货币量的多少和市场购买力的大小；所谓权力标准是指人们拥有权力的大小，这里的权力是指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无视他人的意愿而支配他人的能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人们在社会声望地位方面所拥有的权力。权力分层反映了人们在政治领域里的不平等。所谓声望标准是指由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确定的，社会评价从肯定到否定构成了一个高低有序的阶梯，声望地位即指人们在这一阶梯中所处的位置。影响人们的声望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出身门第（身份）、知识修养、生活样式等。韦伯认为，这三种东西在任何社会都是有价值的和稀缺的，因此在各种社会中，人们总要追名、逐利、争权，社会分层结构就是用等级秩序将上述活动纳入制度化轨道。韦伯还认为这三者是相对独立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或者把某一方面推到突出地位，比如一些民间精英由于其较高的社会声望而在农村社会公共事物的处理、社会纠纷、矛盾的解决方面拥有较大的社会权力。
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改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防止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秩序，对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如何维护社会秩序、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引导社会合理分层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借鉴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我们把农村社会改革开放以前主要以政治性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政治—身份型”分层体系；把改革开放以后主要以经济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经济型”分层体系；把以经济、权力、声望三者合理协调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称为“综合型”社会分层体系。
“政治—身份型”分层体系主要是一种权力分层，这里的权力不仅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由社会声望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分层由于其刚性特征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渗透力而具有较为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能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控制力造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抑制了社会流动进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型”分层体系主要是一种收入分层，主要以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作为分层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前的政治身份对于社会流动的作用逐渐淡化，后天自致因素在社会流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收入代替政治因素在社会分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贫富分化，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隐忧。
“综合型”的分层体系是一种多元分层，是以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社会声望等作为社会分层的综合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型”社会分层体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等多元分层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过于偏重经济因素在分层体系中的作用，使得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在分层体系中的作用相对弱化，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因此，必须建立“综合型”的社会分层体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总之，从短期来看注重经济上的分层标准，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主要解决社会的效率问题，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过分的强调经济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作用则会诱发农村社会心理动荡，影响农村稳定。因此，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条件下，应该适度弱化经济标准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作用。另外，从短期看注重政治权力分层尽管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从长远看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不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注重文化知识、美德修养等社会声望因素在社会分层标准方面的作用，都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克服单纯“经济型”分层的不足，建立以权力、收入、声望为标准的“综合型”的社会分层体系。
二、改革开放前农村的“政治—身份型”社会分层体系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作用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政治—身份型”社会分层体系
改革开放前农村的社会分层体系主要表现为以政治性分层为主，政治性分层也是一种身份制分层、权力化分层，这种身份制的、权力化的政治性分层有意识地弱化经济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如果采用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来衡量则主要突显了社会权力、社会声望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借鉴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社会进行不同分层。比如，从经济角度对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进行分层有富农、中农、贫农等，从政治—身份角度进行分层则有属于红五类、黑五类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军属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而从社会声望角度进行分层则有农村精英、普通村民和低层群体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尽管最初的标准是经济上的，但后来的阶级成分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分层，而完全是一种政治分层。在这一分层体系下，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决定于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而是由政治身份地位来决定。
（二）“政治—身份型”社会分层体系对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的控制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土地革命、互助合作、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等农村土地这种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经历了从获得土地的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直至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商品生产者的转变。[2]这种原有的政治性分层尽管是一种排斥公平竞争，束缚和压抑人的积极性的一种刚性社会结构，但也正是由于其刚性特征使得它对农村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主要包括：
1.行政权力和组织控制。政务院于1950年12月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在全国农村建立了乡（行政村）为单位的基层政权组织机构。于是把全国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组织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体系内。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国家对农村的宏观社会控制看，除了主要运用行政权力控制以外，还通过成立农民协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村社会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使得来自外部的国家权力控制与发自农村社会内部需要的自治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2]除此之外，还通过引导农民成立生产互助组这种形式，控制刚刚获得土地的贫雇农，以免在经济上出现两极分化。1958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工农业生产建设和文化事业建设普遍开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从此一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广大农民被严格地组织在人民公社组织内，他们作为公社社员其行为受到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
2.社会身份的控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农村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的分层标准，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划分阶级的经济、政治双重标准，于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3]这个决定以及后来的一些补充决定提出了当时主要阶级成分有十三种，即为：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当时作这些阶级阶层划分，目的是为了配合农村的土地改革，但它在划定以后的三十年里一直延续下来。最初的标准基本上是经济的，然而后来的阶级成分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分层，而完全是一种政治分层。这种政治分层对当时农村村民形成了一种社会身份上的控制。
3.思想文化的控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大的国家权力借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方面。并且借助人民公社自上而下的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的约束。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同时也强化了农民的村落意识及村庄舆论的力量。人民公社对农村社会成员的控制不仅表现在行为上，而且对其思想也实行严格的控制。农村社会成员别说出现有碍于社会秩序的行为，就是口头上流露出对现状不满的“活思想”，也要受到制裁。这种由行为到思想，从政治到经济直至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的强制性控制方式，尽管压制了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但同时对于统一农民的行动，在有限的财力、物力等条件下，开展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建设活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破除迷信和封建陋习，以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型”分层体系及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
我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两个重大的社会转变过程：其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其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时并行，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4]因此，现代化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构成了考察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宏观背景和理论视角。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也逐渐由原来的“政治—身份型”向“经济型”转变。
（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型”为主的社会分层现状
借鉴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当前农村进行分层。首先从经济角度对农村社会进行分层包括新富阶层、中等收入者和贫困阶层。其次从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社会地位方面对农村社会进行分层则包括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底层群体。之所以要对农村社会进行两个方面的分层是因为二者的划分具有不同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原因：（1）首先，农村的新富阶层往往不能够成为农村的精英层。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部分首先进入市场的农村个体成为“暴发户”，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然而他们受自身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等的影响，在社会声望、权力方面不能成为农村的精英层。其次，农村原来的管理层、权威人物则可能由于经济上的相对贫困化（相对于新富阶层而言），使得他们原有的声望、权威等的合法性受到削弱。（2）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农村中等收入者多是个体工商户，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是有区别的。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经济上的中等收入者，并不能构成农村的中间阶层。当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型”为主的社会分层现状主要表现为：
1.精英层的缺失。这里的精英并不是指单纯经济精英，而是指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协调、领导作用的群体，包括农村管理者（政治精英）和农村社会中有威望的民间精英。管理者精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主要通过其权力地位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政治精英对社会控制的弱化；同时市场经济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导致了民间精英作用的弱化。农村社会的精英层同时也指农村社会的控制者，造成当前我国农村精英层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精英层的向外流动；另一方面是由于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农村新富阶层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不能成为农村的精英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尽管一方面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同时又对那些新富群体有心理上的抵抗、不满、排斥和相对剥夺感，因而难于认同他们的权威。其次农村原有的管理层、精英层如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使自己“暴富”起来，则可能使村民产生不满、仇富、敌视心理，另一方面如果农村原有的管理层、精英层不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富裕起来，则会由于新富阶层的出现使得他们相对贫困化，导致他们原有权威的弱化。总之，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尽管农村出现了新的经济分层，然而新富阶层决不能等同于精英层，他们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从而使当前我国农村表现为精英层的缺失和权力的真空。
2.中间层的缺失和不足。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5]尽管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现状，然而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当前我国农村却是不存在的。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现状，我们把农村中间阶层定义为温饱有余、拥有基本生活电器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住房条件较好、孩子上学有保障，能看得起病等。按照这个定义可以将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一些中等收入者看作农村的中间阶层，改革开放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正是这一群体的存在使得农村人心较为稳定。另一方面，就是按照这一农村中间阶层的定义，他们也只能称为相对中间阶层，这是相对于他们以前的生活状况而言。同时，就我国整体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而言，这一农村中间阶层仍是严重不足，农民上访事件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这一群体的。另外，改革以来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从经济收入水平看基本上属于农村的中等收入者，但他们在城市的底层群体地位，使得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往返于城乡之间，心灵的漂泊，使得他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中间阶层稳定的生活方式，不能构成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
3.底层群体的庞大。底层群体主要是指农村的贫困群体，指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突出表现为孩子上学难、有病无钱医等。李昌平的“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正反映了低层群体的生活状况。诱发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以及农村食品、药品市场假冒伪劣充斥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农村低层群体的经济贫困和购买力的低下，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低层农民生活的绝对贫困状态令人不敢相信，应引起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分层呈现一种模糊状的“金字塔”型，表现为精英层缺失、相对中间阶层模糊、欠缺和低层群体的庞大。之所以称模糊状是因为首先精英层不仅太小，而且缺失、模糊；其次，严格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不存在，农村中间阶层也存在模糊性，只能称为相对中间阶层。
（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型”分层体系及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社会虽不能说处在失控状态，然而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却是在不断地减弱，主要表现在：（1）行政权力和组织控制的弱化。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权力逐步回缩，这种政府管理体系的回缩和农村缺乏新的管理机制构成资源配置体系的“真空现象”，带来农村社会一系列“失范”问题，基层的政府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人员构成不健全，基层活力缺乏，内部管理混乱，缺少处理农村公共事物的能力，基层组织的职责模糊，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无人关心等。[6]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民主自治制度逐步兴起和发展，因此，当前农村社会在行政权力和组织控制主要通过村民自治委员会来实现对农村社区的控制。（2）身份控制的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性分层向“经济型”分层的转轨，社会身份对农民的控制作用也逐渐弱化。特别是农村原来的底层群体由于较早进入市场，经济地位上升，一部分甚至暴富，使得整个社会风气不再崇拜权威，许多农民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务工经商，赚了钱回村里风光。与此同时，农村传统的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失衡。总之，由社会流动导致的农村村民社会地位上升、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个社会的分化组合是诱发农村社会不稳的一个重大因素。（3）思想文化控制的弱化。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对广大农民思想控制的放开，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农村社会意义的失落和信仰危机，因此，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文化重建的课题。
尽管依据民主发展理论，以上三方面控制的弱化都能够促进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然而民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稳定为代价，在这方面俄罗斯的民主化所遭遇的重大挫折是前车之鉴。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必须在农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合理社会分层在促进农村社会整合和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引导构建农村社会合理分层结构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一）合理社会分层结构对于农村稳定的意义
社会学的分层理论认为，现代分层结构应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橄榄型的社会分层结构首先必须有强大的中间阶层，当前我国农村相对中间阶层的存在，一方面维持了当前我国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农村相对中间阶层的不足和模糊性，也存在着严重的隐忧。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国家政策能够促进农村中间阶层的清晰、壮大，则农村稳定的态势将得到良好的发展；然而，如果政策仍是坚持效率第一，进一步促进农村贫富分化，将导致农村原本不足的相对中间阶层的进一步衰弱，将是农村不稳定的长远隐忧。因此，现阶段的农村政策应能够支持农村公平、公正的实现，进而促进农村的稳定。其次，橄榄型的结构还要有两头的小，两头小不等于不要两头，两头的存在仍是有意义的。农村精英层的存在，对于维持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对于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社会秩序的维持，对于防止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从而促进农村的有序、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第三，底层群体的过于庞大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的人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毛泽东同志当年阶级分析时就把农民作为受压迫最深、因而革命性也最强的阶级。当前原子化的农村贫困群体，如果被一些反社会力量利用、组织起来，则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隐患。居安思危，不可等闲视之啊！
（二）引导构建农村合理分层结构必须建立“综合型”的多元分层体系
“综合型”的多元分层体系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以经济分层为中心的前提下，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协调经济、权力、声望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行政权力、教育、知识、先进文化、美德修养等在促进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改革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先富后富”思想指导下，应该承认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型”分层标准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获得了飞速提升，但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情况下，同时农村地区市场经济发育又尚不够健全，农民难以孕育出新的理性价值观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经济分层标准，可能导致农村社会意义的失落。因此，要引导建立以多元分层为标准的“综合型”社会分层体系，促进农村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社会结构的整合。引导建立农村“综合型”分层体系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充分、水平较低，单纯“经济型”分层标准不适应、不能、也难以建立起来。二是改革以来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三是辩证地分析问题告诉我们，在当前农村构建合理分层标准体系，既要继承改革前“政治—身份型”分层体系对于农村社会整合、有序稳定的作用，又要充分吸收“经济型”分层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因此，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经济分层为中心，统筹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适度平衡经济、权力、声望、教育、知识、先进文化、美德修养等在农村社会分层标准体系构建方面的作用，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的、合理的“综合型”分层体系，促进农村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农村地区的协调稳定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合理社会分层体系的建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型”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以“政治—身份型”为主的社会分层体系的一次否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前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安全警戒线的情况下，必须适度弱化经济在社会分层标准中的作用，因此，当前引导以多元分层为标准的“综合型”社会分层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型”社会分层体系的又一次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充分吸收“政治—身份型”和“经济型”社会分层体系二者的积极因素，构建当前我国农村“综合型”的多元社会分层体系，对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促进基层民主的稳步推行，对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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