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斗争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最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汲纳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是它根植于中国土壤，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拥护的一个重要条件。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形态，要求并能够汲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种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但是，它为何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因为它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这里，首先是被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有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且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②。 马克思主义作为这样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也说明它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这种包容性和共通性，以及它作为“发展着的理论”的发展性，在来到中华大地之后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首先要“吸收和改造”那些更能使之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才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论识工具”。这既是它作为最先进的文化形态所需要的，也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能否包容共通呢？从中华文化来说，它也具有广袤的包容性。世界文明有七八千年历史，拥有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但在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变迁而没有中断过。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独领风骚千年以上，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自西汉始，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外国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先是陆上的丝绸之路，后来又有海上的丝绸之路，中西各种文化形态的往来在大多数时候都很频繁。中华民族的许多文化是融合外来文化丰富起来的，比如，包括近代中国的不少汉语词汇就是来自于日本。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谈到中西文化交往的历史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高；近300年来，西方的文化高，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不断向西方学习，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尽管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又由于是吸吮中华文明的乳汁成长的，不能不担当中华文明的传人。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1943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文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④。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于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二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从主导面来说，不仅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产生了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代表。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陈独秀还有鲁迅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既有启蒙的呐喊，也有复兴的呼号。不如是，就不可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打倒封建势力、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年代，维护旧制度的腐朽传统文化不能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尽管在当年批判时有某些片面性缺点(在后来的革命洪流中也有过头言词和极端行为)，但从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军人物来看，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全盘否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还在探寻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数十年历史，在党的领导层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最好，成就最为突出者，还非毛泽东莫属。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他也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了反传统倾向。他从小就博览群书，涉猎面极广。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16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郑观应等的近代时政著作。他在中学写的论商鞅变法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⑤。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的。这些书籍对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时尚说法即国学的底子，主要是在青年时代打造的。 无与伦比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这样那样的许多分类。若将其分为主流经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那么，毛泽东不仅熟悉经史子集等主流经典文化，而且对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满浓厚兴趣。被称为“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容斋随笔》等名著中的人物故事，他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他爱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的兴趣，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没有完全间断。他喜爱传统文化书籍，但在总体上没有沉迷其中，而是广收博览、获取营养。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去解读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为革命服务。他读过的上述两方面的书籍，或者说喜欢的两种文化，都对他探索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了重要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先是准备攻打长沙，随后不久即转移“上山”，落脚井冈，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固然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分析革命情势，审时度势的结果，但这样被“逼上梁山”——实际上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不言而喻是受了历史上草根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在革命初期，草根文化对他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影响十分明显，那么到陕北延安后有了比较稳定的根据地，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要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对他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突出。他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他要着手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以指导各根据地的抗战和建设。这样，过去攻读过古代经典文化，特别是历史上的军事、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思想，都在他的著作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延安时期，既是他的思想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他一生集中读书又一个比较多的时期，包括已读过的和没有涉猎过的历史文化书籍看了不少。人们熟悉的他对典籍“实事求是”的新解，使之成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就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古代经典文化的范例。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对封建文化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一是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二是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在封建主义发生和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三是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固然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不是全部可以不加区别地加以利用，那时流传在民间的作品多少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因此，他很强调对历史文化既要充分利用，又要取批判态度，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⑦他提出的上述分析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针。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这个民族形式应当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方面，为我们党开创新文风树立了榜样。这些著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体，成为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文风的范文。 事实上，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我们至今的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⑨，“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⑩。因而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1)。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20世纪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2)。基于这个观念，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思想集中地展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概念，反复讲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3)。二是进一步提升了对毛泽东赋予新意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作用，认为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之所以“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4)。这不仅将“实事求是”提升到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且使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更具民族形式，更加“中国化”。三是以具有草根文化特征的“猫论”和“摸论”，来探索改革开放的艰险路子。一个时期的舆论对这两论有很多曲解，实际上无论“猫论”还是“摸论”，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说法不过是让老百姓听得懂的形象通俗表达。邓小平、陈云都没有收回这两个说法，因为它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大众化特色。四是强调建设汲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认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在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的同时要吸收和发展民族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五是赋予传统文化精华的“小康”思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建立“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在上世纪末已经初步实现，目前正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而奋斗。这个古为今用的“新概念”，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邓小平以自己的质朴风格，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特色风格方面，同样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典范。 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在江泽民领导时期，这个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这既是对毛泽东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的延伸，又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新的要求和内容，进一步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二是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概括了其丰富的内涵。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不断地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千年之精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的灵魂。这个民族精神，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三是提出“以德治国”与坚持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封建社会有讲法治和德治的传统。江泽民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历史借鉴。他认为：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抓好，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对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特色，进一步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在胡锦涛领导时期，对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作了巨大努力。比如，人们所知道的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乃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脉根；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以新的内涵，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强调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要加强修养，即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等等。这个时期的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愈益浓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从2004年11月开始，与许多国家共建孔子学院，不仅推介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对外交往，增进了世界对中国文明的了解(15)。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6)。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还高度评价传统文化和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7)。党的重要决议作这样明确的定位，在党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与不同文明的冲突相伴随的。自西方文化在近代进入中国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一直在相互冲撞中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也异常庞杂，良莠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是不能继承和吸收任何封建性的毒素。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人类文明最优秀的成果的继承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加以分析，要有所区别，只能吸取最优秀的部分来丰富和营养自己。提出这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分析态度的思想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8)。 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厚黑文化、邪恶文化和反动文化等；“其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教育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属于“民主性的精华”的许多好的东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也不能简单地“继承”，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19)这个“批判地利用”，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对孔子给予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使其“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毛泽东对孔子的认识尽管有过变化，但在“文革”以前总的来说是肯定的(20)。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家庭出身贫寒，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架车子，学会了“六艺”，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他办过多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特别是产生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他还写历史书，著有《春秋》。毛泽东还说：孔子参加造反，“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21)，“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22)，“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23)。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孔子有不少缺点，不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毛泽东也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在1939年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一是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哲学上说是唯心论。如果在“名不正”前面加一句“实不名则名不正”，承认实为根本就不是唯心论了。二是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讲的“知仁勇”，其“知”(理论)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唯心论的；则其见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其“勇”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唯心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害人不浅。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24)。三是认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又有若干辩证法因素。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做过详细分析。他说：依照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毛泽东认为，孔子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这个思想，是“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25)。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26)。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应该如何“批判地继承”，经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而言，或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比较多。像毛泽东这样深入地分析，丝丝入扣地讲道理进行剥离，实属罕见。即使对毛泽东关于孔子的个别观点在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运用得这样炉火纯青，就算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也不能不叹服。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就是学术领域的推陈出新。 (三)古为今用，百花百家。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采取这样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这里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因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毛泽东说：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27)。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当然，对这个原则要有一个科学理解，既不能搞实用主义的简单化，也不能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个时期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不良倾向是对它的误解和曲解，不符合毛泽东本人最初提出的原意。 应当说，“古为今用”是总原则、总要求，怎样体现这个原则、这个要求，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古为今用也是适用的。其实，“双百方针”的提出，本身就是古为今用的绝佳体现。“百花齐放”，指各种花同时开放，语出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在该书第三回讲“百花仙子只顾在此著棋，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毛泽东用此语比喻，提倡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本来是说在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等各家，著书讲学，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赞赏这个时代的学术为百家争鸣，毛泽东用此语也是以此比喻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他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和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当然，这个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个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 毛泽东具体运用历史文化来“古为今用”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他对枚乘《七发》的阐发就很典型。枚乘，苏北淮阴人，西汉文学家，擅辞赋，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七发》是写给吴国的贵族们看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骚体文，并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七发》的气氛颇有批判的色彩。文章开篇“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抨击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是生病之根由。“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毛泽东认为应当引以为鉴戒，古为今用地发挥道：“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28)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在学术方面作这样古为今用发挥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政治方面借古说今也是信手捻来，将其要说明的问题发挥得明白晓畅，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体上正是践行了这些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四 习近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杰出代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为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的发展历程。 两年多来，习近平在他的讲话和著述中，高度重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在讲话中就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他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他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在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国访问回答新闻媒体如何治国理政时，他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这些讲话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 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讲话，特别是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传统文化有深厚学养。他的许多讲话都引用古人的名诗、名句、名典，以及生动朴实的格言俚语，说事论理，有质有文。习近平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至少有三大重要贡献。 (一)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全面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继承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方针，同时又明确了与时代进步相协调、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新要求。 就继承而言，习近平仍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多次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因势利导，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他解释“古为今用”说，这就是以古鉴今，对于“古”，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在相互学习借鉴中，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审慎的鉴别和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科学坚持。 就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而言，习近平更加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汲纳人类先进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和汲纳中发展。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从来认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和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同时，他还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29)。 习近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原则，将会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二)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习近平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对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他还指出：在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据此，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90多年历史上，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作这样高度的评价之前还从未有过。特别是在“文革”批孔批儒40年后，习近平的这个评价就明显地带有为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平反正名的意义。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直面历史、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第一次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梳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关于治国理政、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中例举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15项思想。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思想。习近平特别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他在2014年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归结为“德”(包括个人之德和社会之德与国家之德)的这个思想，把多少年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一语破的，让人豁然开朗。据此，他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在我国古代就有核心价值观，即是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提出的价值要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0)。在这里，习近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 三是关于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和在一些出访国家的讲话中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自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习近平还特别将“亲、诚、惠、容”，作为睦邻、安邻、富邻的我国周边外交方针的“四字箴言”。他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习近平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但创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展现它的魅力，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丽愿景而不懈奋斗。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⑨《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⑩《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1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5)截至2014年9月，全球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65所孔子学院和7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1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20)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儒家为满口仁义道德等，对孔子大加鞭挞，主要出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政治考虑。他“批孔”、“批儒”，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整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将这两者区别开来。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22)《毛泽东专题著作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2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28)《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2页。 (2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30)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还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深刻影响的许多思想，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习近平认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同时，他还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标签：儒家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孔子论文; 封建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