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4月23－26日举行，国内代表50余名（来自北京、天津、湖南、江西、广东、河南、江苏、陕西、福建、海南、河北、山西、贵州、新疆和湖北），境外、海外代表10名（来自香港和日本），提交论文近60篇。本文撮要综述如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特征与传统 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特征的认识和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形成会议广泛交流和激烈争论的焦点话题。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区别于古典文学的历史存在，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在对其现代性或前现代性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将上世纪末中西碰撞引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变革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强力启动，这是多数代表大体一致的意见，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论证这一历程所体现的总体性质与形态特征，有的运用比较现代化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特性作了界定，认为是由古代向现代的彻底的全面的转变，在发展趋势、结构形态和基本内涵上具有不可逆转性、多元开放性和人学人本性特征，认同于王瑶先生晚年“文学现代化”的观点；有的认为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明确的总主题，背景现成既定，变换的只是回应方式，对解放区文学的评估应该从社会动员唤起民众方面纳入文学现代化范畴重新考量；有的从全球化趋势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现代化，认为西风频吹，中国无论大陆、台港现代作家已经体现了强烈的中西交汇风格，这正是现代化的标志。这次会议不少论文和发言就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作为无须悬疑的前提来著作立论的，比如有的通过对废名诗论“偏见”的精细分析，展示现代新诗理想如何烛照出晚唐诗作和比兴诗说的现代价值，而中国古典诗作诗论的璀灿光辉又怎样自然微妙地参与了现代新诗的经营与创造；有的认为茅盾的批评活动具备现代性品格，其探讨支持了以上观点；还有的认为当前开始的第二波文学现代化出路就在于向五四新文学现代化传统的回归与超越。多位代表谈及，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坚持批判封建主义，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初步建立起文体完备的现代文学形态，在文学的承载功能与审美本性失衡的矛盾中追求文学的本质特征，在封闭与开放的一再冲突中确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困境与生机 检视和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程，认清现状尤其深切体认中国文论的窘迫，强烈呼吁创建民族新文论，急切寻找现代文论的生长点，形成又一个热点议题。代表们首先肯定20世纪中国文论虽然远说不上完善自足，但在对古代文论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以审美的社会价值论和丰富的人学内涵更新了文论的价值内容和精神取向，与新文学创作实践基本保持同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思维方式到概念、范畴和语符系统均进行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根本变革，出现了繁复多样的理论思潮、形态各异的批评类型和花样翻新的批评流派，有力地催化和推动了中国文论的新生与进步发展，在对西方文论的引进消化和对古代文论的改造利用方面也卓有成效，多方面的历史成就不容抹杀。接着检讨历史的缺陷与现实的不足，有人指出文论现代化是本世纪中国文论的努力方向，从50年代起就被明确地反复提出，表明了理论的逐步自觉，中西文论本有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取得了各自独立的创造成就，但在当代世界包括文论领域，中国对欧美的开放大大超过西方对中国的开放，这一方面固然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文论内功外力的某些欠缺，这是应该老实承认的。有的认为近20年文论发展由单一化重新向多元化的转型，同样是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和大量借鉴西方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成绩是打破了僵化格局，激发了文论活力，但也由于词语大换班和多元无序带来了虚脱无力的问题。而有人则从90年代文论动向看出一些乐观因素，如以平常心梳理、追踪西方文论的历史与进展，边缘文论近年的崛起和良好的发展态势，显示了文论的沉稳更替和深化拓展。
关于如何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相对集中的是：一、当代文论的生长点在哪里？关于生成支点，有的主张以古代文论为母本寻求创造性转化，认为传统文论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但当即有学者指出过份强调东方特色可能会妨碍思维的开阔度，独特性不等于优越性，文论作为理论应注重普适性研究，还有的则认为古代文论只是当代文论建设的参照或构件，不可能起奠基作用；代表们对西化派观点也表示怀疑，因为西方文论的“文本中心”观念、方法与中国绵延至今的“价值论中心”颇多捍格，而且，西方文论是从总结自身经验解决自己问题中产生的，并不都是人类普遍真理，不具备无条件的通约性；较多的代表赞同以五四以来新文学实践和文论传统为基础，兼取古代与西方之长，因为这是当代文论的现成前提，但这一设想与目标涉及到一些难题，比如对中国社会存在不纯性的客观认识，对中西结合模式的有效实证（有代表就对中西交融的美妙预设，从外延包举不周和理论基础不稳两方面，表示疑虑），更重要的是艰苦卓绝的实际创造。二、批评方法的更新与整合态势的出现。进入90年代，人们开始表露出整合的倾向，而方法更新居于关键，有人提出为透彻阐释问题，应该容忍和允许批评家变换立场，在参差比照中洞悉对象本质，倡导个性化的批评声音，呼唤大师级批评巨人的出现；在批评流派、批评类型、批评方法日益繁多的今天，理论家批评家宜于遵守的立场是承认其他批评存在、发展的必要，意识到一己一派一型只是文论整体大圆圈中的一小段弧线，在分化日趋严重的同时致力更高一级的文论综合。还有的代表注意到文论具有宽容开放的前景而批评家呈现分化的趋势。
研究方法、批评尺度及其他 20世纪中国文学从时限与人员的比例推算，是个摩肩接踵的拥挤领域，所以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大量存在，又由于切近现实，空疏学风时有抬头。代表们有感于此，呼吁要端正风气，认准对象，把握特性，扎实掘进。有的代表提出“文学研究现象学”观点，有方法论启迪意义：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包罗广泛，现象繁富，比如现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半本书现象”，或为未竟之作，或是前后质量不平衡，它联系着时代政治、文学传统和创作主体生命状态多方面的变化因素；又如“报刊现象”，这是现代文学在生产、传布、阅读方式上与古代文学的重要区别，也是许多现代作家借以成名的途径。研究要从现象入手，选择合适的方法贴近对象，而现象总是无限丰富又无比生动的。有的代表尤其老一辈学者强调掌握史料尊重史实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史料是立论的基础和前提，目前文学史著作质量的停滞不前与资料雷同缺乏发现不无关系。史料本身可以说话，从史料中可能发现一些文学现象流变的脉络，比如40年代张毕来的《欧洲文学史简编》已开茅盾后来在《夜读偶记》中独尊现实主义的先河。
随着21世纪的临近，20世纪中国文学正在逐渐融入历史，有的代表认为应该扩大视野、缩小范围、集中力量、协同攻坚；要确立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不同意识与批评标准，不在一些已为历史淘洗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处停驻流连，而是紧紧抓住文学经典和历史之网的纽结以更深刻更有力地揭示文学的流变和贡献。从文学史观点看，百年文学曲折坎坷可歌可泣，以时间的短暂和文学的繁荣对比，丝毫不输于中国文学史任何时期，然而以文学经典言，可传之作有限，这是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需协调的困难，尤其面对如《尝试集》这样文学史地位与文学价值极不相称的作品现象。有的代表还探讨了异元批评和跨元批评问题，上举废名诗论为一适例，异元批评造成偏见，跨元批评导出卓识。
还有部分代表的论文、发言并不作整体性把握和长时段梳理，而是从某一点出发，着重某个单一问题的研究，从较微观的意义上丰富、补充或者矫正宏观研究的疏漏，使研讨线中有段，面上有点，丰满充实，具体细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多位日本学者，或以谨严的考证辩析“文脉”概念的意义，或以比较的眼光看日诗汉译和中诗日解现象，他们探讨了鲁迅、闻一多、徐志摩的创作特点，介绍了40年代毛泽东《讲话》精神在重庆的传播及与胡风文学思想的关系。在徐志摩研究中，突出其“生命观”非哲理化的感性化特征，顺着这一思路，可以清晰理解诗人的清浅与跳脱、单纯与混杂，尽管灵气飘逸却深受肉身化感性存在的沉重坠引，成就不了一座山峰的形象：鲁迅式静默的巍峨。对30、40年代国民党文化潮流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考察，充分发挥了域外学者史料运用和立论推断方便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在文体类别研究中，有的对鲁迅“杂感”定义重作疏正，一丝不苟；有的分析都市小说流变，把握准确；有的将地域文化引入乡土小说研究，境界阔大；有的指出散文理论的薄弱，片言居要；有的开展散文诗美学研究，知难而上；有的从大众文学中读出现代品格，只眼独具；有的对闻一多文化诗学的现代性质展开论析，立意高远。数名代表指出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或梳理历史概括特征，或分析其与大陆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相异的运行轨迹，使会议主题完整。还有的代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意识、语言变革作了探讨，弥补了文学史家往往因知识结构的缺憾而注意不及之处；有的回顾了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漫长历程与艰辛步履；有的检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关系；有的讨论五四文学与宗教的纠结；也有的或反思现代文学研究模式，或清理20世纪美学研究线索。甚至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批评标尺与民间文学研究回眸等也以打擦边球的形式进入议题，展现出会议宏阔的视野和宽广的包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