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应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适应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了比较活跃的发展时期。据公安部统计，1993年底全国总人口是116276.6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是24291.6万人，我国城市化水平是20.89%；又据中国城市经济年鉴统计，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2.8%。
在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指导下，我国设市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的发展。截至1994年底，全国设市城市的总数已经发展到622个（不包括台湾省），其中，直辖市3个，地级市206个，县级市413个。从1987年到1994年，我国地级市已经由99个发展到206个，增长了1.08倍；县级市由91个发展到413个，增长了3.53倍；建制镇由2176个发展到15000多个，增长了5.89倍。到1993年底，我国有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32个，50-100万人口大城市36个，20-50万人口中等城市159个，2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343个。大、中、小城市结构由1988年的1:1.5:2.4改变为1:2.34:5.04，这个比例反映出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相结合的比较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这些设市城市的合理设置基本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优化了投资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提高了全民生活水平。1993年底，全国城市市区工业总产值39023.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4.1%，工农业总产值42967.0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7.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445.7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9%。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还是相当低的。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发展不均衡。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市的供水系统相当紧张，交通拥挤，燃气不足，住房水平低下，文化设施和环境质量都存在不少问题，加之城市管理在相当大的面上仍然是传统型的管理方法，落后于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体制不顺，这些问题严重束缚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基本估计可用三句话概括：
第一是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发展时期，城市结构和布局日趋合理，总体上基本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是我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是相当低的，而且不均衡性差距正在拉大；
第三在宏观上对城市质量建设认识上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缺乏协调发展。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我国城市地域结构具有两个基本形态：一是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自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边远地区，呈现着高度集中——一般集中——比较稀疏——稀疏的基本形态；二是根据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聚集态势呈现多中心性和沿海、沿江、沿路分布的基本形态。
我国城市化未来进程表现出三个动态规律：
一是城市人口数量逐年增长，速度加快。城市人口文化质量也将相应提高；
二是都市群带沿交通线（包括水路）点轴集中化加强；
三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将由过去的自然增长为主转向机械增长——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为主。
从1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50年，全世界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4.5%，发达国家为28%，发展中国家为18.8%，中国仅为14%，到1980年，它们分别提高到36.1%、37.6%、34.9%和21%，中国的比重是最低的，增长也是最慢的（资料来源：《人口研究译文集》第1集以及《中国城市手册》）。到1988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5%，而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总体比例已分别高达40%以上（资料来源：《人口研究译文集》第1集以及《中国城市手册》）。
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为了主动、自觉地运用城市化机制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可概括为：多元化，非均衡，逐级递推，综合发展。所谓多元化，是就城市化的目前状况和模式而言的，它要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实现的目标和采取的模式是不同的。所谓非均衡，是就每个时期的主攻方向而言的。例如，在近期战略目标中，加强农业的发展是主攻方向；在中期战略目标中，加强工业化的发展是主攻方向；在远期战略目标中，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主攻方向，如此等等。所谓逐级递推，是就总体战略目标实现的阶段性步骤而言的，这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只能循着世界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一步一步地走，不可超越阶段。所谓综合发展，是就效益而言的。通常把城市化效益分为三大类，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三个效益需要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写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据联合国报告预计，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的半数将生活在城市里。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据推算预计，到2000年左右，我国城镇人口可能达到4.8亿左右，到下个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有可能将进入中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其发展速度将可能高于本世纪后半叶。
我们采用直线时间序列、S型曲线、灰色系统和经济相关分析等四种模型分别预测2000年及201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经初步推算预测：200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37.0%，按全国总人口12.86亿计，城镇人口为4.8亿；201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可能为50.0%，按全国总人口14.33亿计，城镇人口为7.2亿。上述预测结果与世界银行的预测基本一致。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切块”设市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内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乡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传统的“切块”设市模式已严重阻碍我国小城市的发展。1979年我国正式开始改变传统“切块”设市方式为整县设市模式。撤县设市，一是减少了市县之间的矛盾；二是使新设市有一块很大的腹地；三是余地较大，便于长期发展，为今后形成城市群创造条件。当然这种模式也有问题，除了县城和几个镇，广大地区都是农村，但是只要有潜力，10年以后，甚至几十年，就会形成像样的城市。有的市可能逐步形成若干个发达的镇，成为城镇群。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撤县设市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建设，有利于新的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有利于中小城市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象珠江三角洲中部的广东顺德，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已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97.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88亿元；1992年3月建市以来，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1993年工业总产值已达236.5亿元。其它如江苏省吴江市、张家港市、江阴市，辽宁省普兰店市，浙江省萧山市，山东省荣成市，广东省番禺市，1993年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230.3、341.1、363.6、64.9、190.2、130、157亿元，鉴于此，国务院适时地已分别在近几年批准顺德、吴江等撤县设市，大大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撤县设市为主要模式，对一些少数镇也可从特殊区位条件出发，根据有关设市标准撤镇设市。中国设市发展的模式，不能盲目发展大城市，无限制地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而必须有计划、分阶段、多层次地积极发展设立中小城市，把整县设市的模式作为促进小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城市化是一种空间再组合的过程。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带，城乡融合一体是一种必然的过程。珠江三角洲正按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资金、人力、技术在各产业间自由流动，在地域上重新组合，就是一例。
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城市的分布情况大致是：1993年底东部沿海地带，设市城市247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3.3%，城市市区人口21997.1万人，这一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占全国城市市区人口的51.12%；中部地带，设市城市215个，占全国城市总数37.72%，城市市区人口14186.2万，占全国的32.97%；西部地区，设市城市108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95%，城市市区人口6848.19万，占全国的15.91%。这一地区是全国人口最稀疏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兴城市不断涌现，新增加的上百个设市中小城市相互配合，与中心城市协作，我国初步形成了五大城市群。其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在现代化交通干线上，出现在京广、津浦、陇海等铁路线和港湾岸线，共8个主要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带，为交通干线纽带，沿江、沿海岸线分布，在人才、技术、产品、市场、信息等方面又相对集中，相互结合沟通，带动了我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四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空间表现形态，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中由若干个大、中、小城市组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密切联系的城市联合体。中国五大城市群所在区域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城市群又可称为城市聚集区。
五大城市群所处的东部沿海地带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该地带12个省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3.6%，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国56.3%，人均GDP为2841.4元，比全国人均2003元高42.0%；如按国土面积计，沿海地带每平方公里GDP为102.8万元；比全国平均值（25万元）高出4倍。但沿海地带生产力分布很不平衡，主要经济命脉集中在五大城市群。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7.8%，GDP则占全省62.2%，人均GDP8628.2元，比全国高4倍，比该省高3倍。其它各聚集区经济也很集中，如京津唐地区面积占京津冀三省市23.0%，GDP却占64.1%，人均GDP4575.5元；沪宁杭地区面积占苏浙沪三省市48.2%，GDP占72.1%，人均GDP4518.7元；辽中南地区面积占全省38.9%，GDP占60.1%，人均GDP3585.8元。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聚集。沿海地带土地面积占全国13.7%，总人口则占41.3%，人口密度361.8人／平方公里，比全国120人／平方公里高出3倍。各聚集区的人口更密集，尤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密度为最高，该地区总人口占全省25.6%，人口密度达1173.28人／平方公里；沪宁杭地区总人口占苏浙沪三省市55.2%，人口密度686.11人／平方公里；京津唐地区总人口占京津冀三省市39.0%，人口密度613.76人／平方公里；胶东半岛总人口占全省38.7%，人口密度568.71人／平方公里；辽中南地区总人口占全省53.9%，人口密度386.94人／平方公里。
我国五大城市群已呈现出以下的基本特征：
（一）非农产业比重高 工业结构各具特点
五大城市群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比重较高，其中以珠江三角洲为最高，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90.2%，第一产业产值只占9.79%。在非农产业中，商贸、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比较突出，占GDP的38.77%。京津唐地区非农产业比重也很高，占GDP的89.47%，第一产业只占10.73%。其它各聚集区非农产业比重，辽中南地区为87.61%，沪宁杭地区为78.12%，胶东半岛为77.40%。
如以三大产业劳动者的行业计，则非农产业比重高低与上述相反，以辽中南地区非农产业比重最高，占全社会劳动者74.53%，这与主要产业性质有关，因为该地区工矿业比重高，产值低，但所需要劳动力多。而珠江三角洲地区非农产业劳动者比重相对较低，只占全社会劳动者47.5%，这与外来人口未计入有关（外来人口基本上从事非农劳动），另一方面则说明第一产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仍居重要地位，创汇农业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多。
由于资源以及其它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各聚集区工业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别。辽中南地区沈阳、鞍山、本溪和抚顺以机械、钢铁、化学、石油化工、电力、煤炭等为主要部门，重工业比重很高，属工业城市。大连轻重工业比重相当，只有营口轻工业比重较高，因此全地区属重工业类型的地区。京津唐地区北京、天津两市自80年代以来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向轻型化发展，目前两市轻工业均超过重工业。唐山是在开发当地煤炭、石灰石等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煤炭、钢铁、电力、水泥是该市的主要工业部门，属典型的重工业城市。从总体看，京津唐地区属轻重工业平衡发展地区。沪宁杭地区原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地区，但自80年代以来南京、上海等城市建材、化学、石油、电力、机械等部门发展较快，重工业比重有所上升，全区轻重工业发展比较平衡。胶东半岛的济南、青岛、潍坊、烟台、威海以纺织、机械、食品等为主要部门，化学、电子也占有重要地位，轻工业比重较大。淄博则以石油、化工、建材、冶金、电力等为主要部门，属重工业城市。全地区工业属轻型类型。珠江三角洲的轻工业占有较大优势，属轻型类型。
（二）城市化已达到中等水平
五大城市群城市化已达到较高水平。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缺乏城镇区常住人口资料，另一方面各城市群城市化已向区域化发展，故我们采用全区非农业人口计算城市化水平。据此，城市化水平最高是辽中南地区，城镇人口比重为52.77%，其次为京津唐地区（43.74%），珠江三角洲地区（43.0%），沪宁杭地区（34.17%），胶东半岛相对较低（27.97%）。应该指出，上述非农业人口不包括外来人口，对于外来常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比上述要高。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据前几年的估计，该地区外来常住人口不少于300万人，约占全区城镇非农业人口45%，许多城镇外来人口占城镇非农业人口在50.0%以上。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人口的实际看，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应在50.0%以上。其它地区如北京、苏南和胶东地区等外来人口也较多，如北京据1995年4月的统计，外来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已达300万人。苏南地区许多乡镇企业发达的县，外来人口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县城为27.0%，建制镇为64.0%。根据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一般划分标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下为低级阶段。30-70%为中级阶段，70%以上为高级阶段。据估计，我国五大城市群实际的城市化已达到中等发展水平。
（三）城市密度大 城市规模结构各异
城市密度大小是城市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五大城市群城市密度都比较大，其中以珠江三角洲为最密，每万平方公里有城市8.51个，其次是胶东半岛（3.59个）、沪宁杭地区（2.32个）、辽中南地区（2.17个）、京津唐地区（1.15个）。五大聚集区城市密度与全国相比（0.52）要高得多，与东部沿海地带相比（1.58个），京津唐地区相对较低，这主要是该地区小城市偏少的缘故。
从城市合理布局要求出发，各地区应形成与其自然人文环境适应的城市规模结构。我国五大城市群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如京津唐地区形成了以特大城市占优势的结构，该地区有6个城市，其中特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个，小城市2个，特大城市人口占全地区城市人口95.1%，比重相当突出，中小城市比较薄弱。形成这种特点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历史上京津唐地区乡村经济不发达，小城市较少。80年代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京津两市有些县也达到设市条件，但直辖市下不再设市，这是小城市偏少的主要原因。辽中南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比重也很高，全地区有12个城市，其中特大城市4个，大城市2个，中等城市3个，小城市3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全区城市人口87.0%。该地区是中国老工矿基地，煤矿、铁矿分布集中，开采规模大，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多，这是形成城市规模大的主要原因。其它聚集区则中小城市比重较高，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该区有城市12个，除广州为特大城市外，其余均是中小城市。沪宁杭地区有23个城市，其中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5个，其余均是中小城市。上述这些地区历史上乡村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方便，小城镇较多。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新设城市较多，因而中小城市比较发达。
（四）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平较高
交通、电讯等区域性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是衡量城市聚集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交通运输方面，各聚集区均已形成水、陆、空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区内外联系十分方便。80年代以来各大聚集区十分重视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发展迅速，沈—大、京—津、济—青、沪—宁—杭、穗—深、穗—珠等高速或准高速公路已建或在建中。水运得到加强，新建和改造了一批港口，全国沿海货物吞吐量由1980年的2.17亿吨增加到1990年的4.83亿吨，净增1.23倍，其中五大聚集区占大部分。此外，航空、电讯等都有很大发展。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五大城市群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但也应看到，各地区的基础设施程度不同地存在薄弱环节，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需要。
80年代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城市聚集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在此指导思想下，建设条件好、投资效益高的东部地带便成为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在“六五”及“七五”的十年间，国家投于沿海地带的资金约占全国的52%，因而促进该地带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该地带经济基础、建设条件和人才等诸多优势，未来国家在扶持中西部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东部地带特别是五大聚集区依然是国家建设的重点。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城市化水平将继续提高，并将出现一批新城市。
目前，我国农村小城镇共有5.5万余个，其中，建制镇14539个（含城关镇2000个），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集镇37196个，以及上千个国营农林牧渔场场部所在地。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来自城市的聚集拉力和农村分散重新组合的推力，“民工潮”的出现，既是农村社会急剧转变的特有现象，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应流向哪里？怎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合理的、点轴重新组合的城镇群带，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就成为我国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区域经济格局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也成为深化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民政部正在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开始着手制定总体设镇发展规划，修订设镇标准，同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进行我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将有近2亿人离开农村，流向城镇，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这些人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则在未来七八年内需新增建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60-200个，或50-100万人口的城市300-400个。而1992年底，我国才有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31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41个，2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313个。若按新增一个大城市人口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基本投资匡算，国家要投资9600多亿元。这无论从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要使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跑，发展小城镇就解决了80%的就业问题。如果将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目的、有步骤地引导、消化在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中，实行“离土又离乡”或“离土不离乡”方针，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向工业生产部门，转向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这样既提高了农村总体收入，又会加快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使小城镇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搞好小城镇建设”。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我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解决农村发展中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加快农村经济区域的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性措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促进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9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从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来看，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必须从超越农村的微观组织机制，超越农村自身的体制范畴寻求解决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城市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新飞跃。因此，做好小城镇发展工作，是深化农村改革，解决农村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必然的发展道路。把小城镇建设好、发展好，是个战略性的大问题。
（一）制定总体设镇发展规划。回顾建国以来小城镇发展走过的道路，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我国设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宏观政策，没有认真制定发展总体规划。工作中还不能从宏观上、长远上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化发育规律来科学地促进小城镇发展。镇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有时使工作陷于被动。今后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分别不同区域，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继续抓好设镇预测规划的试点工作。在搞清城镇形成因素、发展特点和建设条件基础上，依据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生产力布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以及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从长远与发展的观点出发，合理确定镇的发展速度和布局，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切实可行的总体设镇发展规划。
（二）修订设镇标准。建国以来，国务院关于设镇标准的规定有三个，分别是1955年、1963年和1984年颁布的。前两个标准主要是针对“切块”设镇的。1984年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了撤乡设镇的条件，这一标准对于加快城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从近十年的实践看，这一标准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指标单一，覆盖面窄，只规定一个非农业人口比例，而且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口径与现在统计、公安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操作难度大，不便于审核。其次是原标准对设镇的外部环境、规划建设、服务设施等方面的因素考虑不够。根据以前设镇中出现的基础设施滞后和设镇盲目攀比等问题，需要增加硬环境指标，以便依法对设镇质量和数量进行调控。由于全国、甚至各省的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经济发展水平相差都十分悬殊，因此，还需要对不同地区规定不同标准，以达到镇的布局进一步科学、合理。
（三）抓好小城镇发展的战略研究。当前，建制镇研究工作比较薄弱。如，小城市发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合理的布局、乡镇比例关系、建制镇的行政管理体制等等问题，还比较模糊，需要尽早拿出研究成果。只有理论上弄清了，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总体规划，制定出科学的设置标准，依法进行管理，做到积极稳妥地发展。
（四）进行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和完善小城镇的行政管理体制，可在试点小城镇率先实现政企分开，强化政府经济管理服务职能的改革，体现精简、高效、服务的原则。建立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多元化投资机制，通过适当的优惠政策吸引外来资金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是不彻底的从业转移形式和人口转移形式，农民在务工经商的城镇和乡下都有住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主要形式应积极提倡亦工不亦农，离土又离乡的形式。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按照居住地和就业原则确定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建立和完善小城镇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对小城镇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在试点的基础上，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解决小城镇发展和建设中的政策问题。同时，有选择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支持、鼓励发展一些“都市村庄”。
（五）积极引导和培育发展小城镇的市场体系。小城镇市场体系不要仅停留在集市贸易的水平上，还需要在一些交通干线、人口密度高的大建制镇，围绕农村经济结构、消费特点和水平，建立与其相适应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市场和一定规模的金融信贷机构，增强小城镇的内聚力和向广大农村的辐射力。
（六）小城镇发展与建设，要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最佳空间形式。要从实际出发，突出特点，可以根据各自的区位条件，选择不同的发展速度、发展重点和空间形式，搞好小城镇建设。
我认为，设市城市的质量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集约人口、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空间的一个大系统。城市既是人口数量聚集度的反映，也是人口质量聚集度的综合水平的反映。城市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之后，由于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全面提高城市质量，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这是由于许多城市没有同步形成与城市经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综合社会化服务能力，带来了不少城市病。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欠帐过多，环境质量、服务功能基本上是农村地域的小集镇发展而来的；同时，城市人口（有质量的人口）对都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县改市后，市民要求享受到更好的社会化综合服务，对都市的社会化服务和环境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一般指25%-30%），城市文明的普及随着城市化的提高而加快。城市文明普及率是指城市聚落所在域内，享受城市文明的人口数量及其程度。这里的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现代化文明，包括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方面。城市文明普及率由城市化水平决定，但并不与城市化水平同步增长，而是呈加速增长的趋势。经过各方面资料分析推算，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0%以前，城市的辐射力很弱，城市文明基本上只限于住在城里的人享受。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30%时，辐射力开始增强，城市文明普及率大约在25%-35%之间。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30%-4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大约在35%-50%。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到70%左右。当城市人口占总人口70%-8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有可能达到90%、甚至100%。不仅如此，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因为正是由于城市文明的传播、普及才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家到城里去投资、创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到城里去就业、谋生。我认为设市城市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历史进步过程，进入城市化的行列，就应该有都市的现代文明气息和环境质量。这个问题，主管部门在1993年8月份提出来后，已引起全国不少城市的高度重视，但从更深的层次上还认识得很不够。因此，对为什么要建市，建市的水准是什么，不少建了市的地方都市意识还相当落后。城市规划的意识，城市管理的意识，城市环境意识，城市行为的意识，都需要我们努力做工作。
在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需要适时地提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城市质量标准，建立规范的科学评价体系。设市城市的现代化质量水准大体包括五个方面内容：经济、科学的现代化程度；人口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尺度；城市生态环境的现代化质量；城市社会化综合服务水准。这五个方面对不同等级的城市应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在新的设市标准中增加的城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提出自来水普及率不低于65%，道路铺装率不低于60%，有较好的排水系统，强调了市的设置要符合城市体系布局的要求，有良好的地理地质环境条件，明确提出第三产业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以上，这些指标首次进入我国设市标准。我们应努力把设市呈薪ㄉ璩啥谰咛厣*
的优美、整洁、文明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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